群工部门纷纷变脸

一、群工部门纷纷变脸

(一)党报群工部门的变化情况

搞新闻群众工作应该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毛泽东1950年在谈到处理群众来信时就指出:“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1]1950年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要求改变现有的妨碍联系实际的编辑采访通讯联络等项工作各自为政的状态,建立编辑部门统一集中的领导,并应按照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实行适当的分组。^[2]按照这一要求,人民日报社和省、市委党报编辑部设立了以下各部(组):国内政治、工商(或财经、工业)、农村、文教、文艺、国际新闻、理论、群众工作等。^[3]从这个时候开始,群众工作部正式成为各级党报的一个部门,党报群众工作得到了空前发展。可是,近年来,一些党报的群众工作部纷纷撤销或者合并。

2003年11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省级党报第12届群工年会上,参会的35家党报(含《人民日报》和副省级党报)中,部门名称叫群工部(含《新华日报》群工处)的只有16家,占45.7%。其余党报中部门名称有“监督”字眼的3家——《山西日报》和《辽宁日报》叫舆论监督部,《黑龙江日报》叫群众监督工作部；部门名称中出现“社会”字眼的5家——《甘肃日报》、《天津日报》和《重庆日报》叫社会新闻部,《大连日报》叫社会生活部,《厦门日报》叫社会部；部门名称中有“联络”字眼的有3家——《大众日报》和《深圳商报》叫社会联络部,《河北日报》叫信息联络部；部门名称中出现“通联”字眼的有3家,《广西日报》叫通联采访部,《新疆日报》叫采访通联部,《西藏日报》叫通联室；另外,《四川日报》叫新闻专刊部,《陕西日报》叫新闻调查部,《南方日报》叫南方热线工作室,《浙江日报》叫记者读者部。

2007年10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省级党报第16届群工年会上,参会的党报有33家(含人民日报和副省级党报),部门名称叫群工部的11家,占36.4%。其余党报参会部门名称变化比较大的有:《内蒙古日报》和《四川日报》分别由群工部和新闻专刊部变成记者部,《黑龙江日报》由群众监督工作部变成新闻评论中心下设的舆论监督工作室,《甘肃日报》由社会新闻部变成社会部,《宁夏日报》由群工部变成社会新闻部,《海南日报》由群工部变成了编委办。

2007年11月在温州举行的全国城市党报第23届群工年会上,参会的党报有30家,部门名称叫群工部的只有13家,占43.3%。除中央级党报《人民日报》、省级党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贵州日报》外,只有《长江日报》、《太原日报》、《南通日报》、《南阳日报》、《包头日报》、《湛江日报》、《沈阳日报》、《西安晚报》、《武汉晚报》等9家还叫群工部。其余城市党报的相关部门名称大致分为三类:一类叫社会新闻部或者社会部,如《宁波日报》、《南京日报》、《大连日报》等；一类叫热线部,如《无锡日报》叫社会热线部、《温州日报》叫党报热线部；一类叫总编办或质量管理中心,如《台州日报》是总编办、《银川晚报》是质量管理中心。另外有名称比较特别的,如《呼和浩特日报》是专刊中心、《广州日报》是政文部、《杭州日报》是城市新闻中心。

(二)党报群工部门的变化原因

无论是省级党报、城市党报,还是地市党报,许多报社的群工部纷纷变脸已成事实。群工部为什么要撤销?为什么要合并?为什么要改名?一些党报回答是报社改革中部门调整的结果,但让我们隐隐感觉到,某些报社领导认为群工部这个名称似乎不适应新形势下报业的发展,党报群众工作也似乎不再那么重要。

更让笔者觉得意外的是,在某家党报调研时,以前负责群众工作职能的部门主任以“该报群众工作做得不好,担心研究时作为反面案例不利报社”为由不介绍任何情况；他把笔者介绍到总编室,总编室的人说不方便谈；又联系分管群众工作的某位副总编,该副总编说没什么好说的,让笔者去找党群工作部。党群工作部是报社内部负责党务、群团组织的领导机构,和负责新闻群众工作的业务部门是两码事,难道这位副总编真不知道?

对于不少党报群工部名称的变化,《解放日报》群工部原主任蒋梦丹不无感慨地说,群众工作部这么响亮的名称,干吗要丢弃呢?而《新民晚报》的做法则给蒋梦丹的话加了最好的注脚,该报自1982年复刊以来就建立群工部,前几年改为读者联络部,现在又恢复了群工部的名称。对此,有26年新闻群众工作经历的《新民晚报》群工部原主任王明国认为,新闻群众工作的内含是读者联络部没法概括的。

群众工作部门名称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些党报对群众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群众工作重视不够。而深层原因是党报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党报偏重了经济效益,而对社会效益的关注有失偏颇。党报群众工作任务繁重,投入的人力物力比较多,往往费力不讨好,不能给报社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相当一部分读者来信来访向都市类报纸分流之后,党报群众工作任务没以前重了,一些党报就借机腾出版面搞其他报道。关注领导干部活动多,关注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少,注意了让“上头”(领导干部)满意,忽视了让“下头”(群众)满意,报道天平失衡,是制约一些党报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党报的高层领导缺乏群众工作大局观,只从报纸自身角度来考虑群众工作,没有从党报群众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之间特殊关系的角度来考虑群众工作。党报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媒介表达,党报群众工作搞得不好,势必影响党的群众工作的整体质量和水平。

近年来,河南等省市的党政机关争相把党委信访工作办公室改名为党委群众工作部,并积极创新机制开拓了党委群众工作的新局面。而不少党报则纷纷把群众工作部改名,并淡化了党报的群众工作职能。两相对比,不能不让人深思,群众工作应该在党报发展中居何等地位,党报负责人当好好掂量。

(三)部门变化对群众工作的影响

部门的变化对党报群众工作有没有影响?从调研情况来看,很多党报群工部门名称的变化对群众工作有较大的不良影响。有的报社群众工作职能被分解了,如《重庆日报》群工部变为社会新闻部之后,接待来访在社会新闻部,通联工作在区县新闻部；《苏州日报》群工部撤销之后,先把群工职能归到总编室,后又成立了社会生活部负责群众接待和热线工作,通联工作则由集团新闻研究室负责；《内蒙古日报》群工部撤销之后,通联工作和内参工作归到记者部,信访工作归到总编室。有的报社群众工作的部分职能消解了,如《四川日报》群工部撤销之后曾经把相关职能归并到理论评论部,2002年5月又把相关职能划到新成立的新闻专刊部下辖的热线工作室,2003年11月新闻专刊部撤销后热线工作室并入新成立的社会新闻部,2005年改版时社会新闻部与体育部合并成立社会·体育部后热线职能消失,目前报社没有专职的部门负责舆论监督,通联工作在记者部,内参工作在总编室；《杭州日报》群工部撤销之后,相关职能几经变化,现在由城市新闻中心下辖的“热线新闻”负责；《贵阳日报》群工部撤销之后成立了记者二部,负责B叠都市新闻,接待来信来访这块归到了总编室,“读者天地”版面则由专刊部负责。有的报社群众工作的职能被稀释了,特别是那些部门名称变化职能范围扩大了的党报,如《甘肃日报》群工部经历了从社会新闻部到社会部的变化,目前的社会部虽然含盖了群众工作,但主要职责是要闻；《重庆日报》社会新闻部除接待来访外,主要工作是对口联系公检法、民政、妇联、社区等,所发稿件也以动态新闻为主。在其他一些党报,大量信件长期积压而没人处理,有的报社已经没有了通讯员队伍；有的报社群众工作版面被压缩了,通讯员稿件很难见报等等。

说到部门调整对群众工作的影响,相关负责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譬如《新华日报》群工部跟记者部合并成立了记者通联部,负责群众工作的人员和刊登群工新闻的版面都没有变化,群众工作水平也没有出现下降,甚至新部门还在如何搞好群众工作方面下了些工夫。不过,有关人士对此还是表示忧虑:过去一个部门主任专门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现在要负责两个方面的工作,从精力和能力上肯定有所不济；再说,记者部主要采编各地的正面报道,群工部主要采编各地的批评报道,把两者融合在一起,既唱红脸又唱黑脸,对于搞好舆论监督工作恐怕不利。又如《自贡日报》2001年7月群工部合并到了总编室,之前群工部有6-7人,最少的时候也有4-5人,每周采编“读者来信”1个版,还包括内参、信访摘编等工作；而现在只有2人在负责群众工作这块,只有专职记者1人,版面编辑工作由1名副主任兼任；总编室一共有6个人,含专职编委1名和正、副主任各1名,除1名专职记者外,其他人的工作都有兼职,总编室的工作实际上包括了原总编室、原群工部、资料室、热线、审读打稿费等工作。这样繁重的工作任务在一个部门里面,对群众工作影响多大?原群工部主任、现总编室主任郑远兵不无忧虑地说,尽管各项工作都做完了,但质量上群众工作这块肯定没有原群工部做得到位。对此,《自贡日报》总编辑傅仕彬表示,报社正准备恢复群工部。

当然,党报群工部门名称变化与群众工作职能弱化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关键在于部门变化过程中党报群众工作的职能是否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发挥。如果部门名称变化过程中群工职能被边缘化了,被分解了,被弱化了,对党报群众工作肯定有不良影响。如果群工职能并没有因为部门名称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反而得到了加强,那么这样的变化何尝不是一件好事。譬如《温州日报》负责群众工作的部门从群工部到社会新闻部再到党报热线部,群众工作职能一步步被强化,不仅党报热线部被评为浙江省新闻工作先进集体,而且“党报热线”栏目还被评为浙江省新闻名专栏,并有多篇稿件获得全国和省级新闻奖。《温州日报》党报热线新闻部原主任沈智毅在总结该报群众工作服务功能经验时,他概括为“把握社会脉动,主动服务”,推出了“星星点灯——大型慈善助学活动”、“护航中高考”、“新闻服务送上门”等系列活动；“采编读三互动,创新服务”,如对读者反映不文明行为的来信进行互动,推出“搜寻城市文明缺憾”系列报道,又如从两位小学生在斑马线上被车撞死引发斑马线上车让人的大讨论,同时开展“我看斑马线上车让人”线索征集、“自行车环城礼让斑马线公益宣传”、“斑马线礼让手势征集”等系列互动活动；“贴近中心工作,沟通服务”,对于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群众想知道什么,记者以敏锐的观察力走在前面。如2006年8月台风“桑美”将正面袭击温州,他们就组织策划了相关专版,台风未登陆时的《“桑美”要来,你准备好了吗?》,台风登陆后的《台风过后方方面面要警惕》等；“直面热点难点,舆论服务”,敢于运用舆论监督的武器来为群众服务,如《地下室学堂还要办多久》、《火车票哪里去了?》等系列报道较好地解决了老大难问题；“靠近生活细节,贴心服务”,联合32家政府部门成立了“党报公众服务网”,通过《你的声音我在听》、《帮你问了》、《热线反馈》、《城市表情》、《天天侃天》、《有话就说》等栏目细化了对群众的服务。^[4]可以说,《温州日报》是党报群众工作在继承传统与创新方面都做得比较成功的代表。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评判一家党报群众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准也不仅仅看其是否保留了群工部。相反,一些保留了群工部的党报,群众工作职能依然被弱化了,有的党报故步自封,虽然传统党报群众职能样样俱全,但服务群众的力度和广度大不如前；有的党报创新乏力,面对新媒体的影响,面对都市报的冲击,对新形势下如何搞党报群众工作认识不足,以致群众工作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尽管事实表明党报群众工作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了,但无论是在省级党报群工年会还是城市党报群工年会,也无论是保留了群工部的党报还是改成其他名称的党报,代表们大多不愿承认自家的群众工作搞得不好这一点。其实这可以理解,褒贬一家党报的群众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家党报从事群众工作编采人员工作的褒贬。不过,从党报群众工作发展的大局来看,无论是部门名称有无变化,各家党报都应该好好评估一下自身的群众工作是落后了还是进步了,多动动脑筋创新群众工作的思路。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一些党报不仅没有群工部,而且连群众工作的职责也放弃了。2008年7月21日,笔者参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的全国城市党报第24届群工年会之后借道赤峰回程,在赤峰碰到一起消费纠纷,便跟与会一家城市党报的群工部主任一起到《赤峰日报》反映情况。经打听,《赤峰日报》汉文采编部没有群工部,我们就找新闻部。尽管我们事先也表明身份,但新闻部工作人员还是不问什么情况,就直接让我们去找楼下的《红山晚报》。虽然在《红山晚报》记者的协助下,我们所要反映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但是对于《赤峰日报》的做法还是让人不解。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报业竞争愈演愈烈,但这种竞争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和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心城市,而一般的市级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地市级城市,“一城一社、一社两报”^[5]的情况比较多见,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诚然,同属于一家报社的党报和都市类报纸在职能上应该有所分工,但是如果把党报群众工作这项职能完全让给都市类报纸,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