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报群众工作要廓清的几组基本关系
无论是要搞好党报群众工作,还是对党报群众工作进行研究,都非常有必要对党报群众工作这一概念的边界做一些划分。什么是党报,什么是群众工作,这似乎没什么好说的。可是,当非党报也要享受党报优惠政策进而对党报不利时,当有人用受众工作思路来搞群众工作并将二者混为一谈时,当党报群众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出现分歧时,如何界定党报群众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里,我们从党报与非党报、群众与受众、群众工作与受众工作、党报群众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等几组基本关系的分析中,来认识党报群众工作。
(一)党报与非党报
要对党报的群众工作进行研究,就必须对党报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尽管党报这一概念在许多场合被广泛使用,但是人们所表达的意义是不完全一致的,而且学术界对这个概念也缺乏准确的界定。
1.党报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党报”的解释是“政党的机关报,是政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的宣传工具。”[1]而《新华汉语词典》则解释为“党报:执政党的报纸,是政党的舆论宣传工具。”[2]这两个解释看起来差不多,都是所代表党派的“宣传工具”,但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其一是“政党”和“执政党”的差别,在像中国这样一党执政的国家,执政党报纸和政党报纸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多党执政的国家来说,二者差别就大了,没执政的政党,它们的报纸算不算党报呢?其二是“机关报”和一般报纸的差别,并非政党创办的每一份报纸都是机关报,而且机关报与普通报纸在人事任免、运作机制等很多方面都是有差别的。
除了词典解释中的差异外,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很难找到对于党报概念明确的界定,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党报指党的各级组织的机关报”。可以说,理论研究中概念界定不明确副作用还不明显。可在每年的报纸发行大战中,不少报纸攀附党报的优惠政策“搭便车”而加重群众负担的事实说明,界定这一概念也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而对党报进行概念界定,又必然涉及到政党报纸、无产阶级政党报纸、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各有关部门创办的报纸、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的机关报纸等几个相关概念,因此,我们这里从对几个概念的分析比较中来确认党报的具体内含。
2.政党报纸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党报和政党报纸的指涉对象是有很大差别的。不过,党报跟政党报在字面意义上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可以从汉语中党报对应的英语单词见其一斑:《英汉人文社会科学词典》中把“Partynewspaper”翻译成“党报”；[3]《文汇汉英大众传播词库》中“党报”对应的英语单词是“Partyorgan”；[4]《汉字英释大辞典》中“党报”对应的英语单词有“Partynewspaper”和“Organoftheparty”。[5]可见,党报和政党报,在字面意义上是一致的。
尽管中国语境中的党报就是指中国共产党报纸,但是我们一般不用政党报纸这个词而代之以党报这个说法,国内许多学者在言及政党报纸时,大多指涉资产阶级政党报纸,而非共产党报纸。
本课题研究中之所以要提及政党报纸,在于中国共产党报纸本身就是新闻传播史上政党报纸的一种,和其他的政党报纸有某些相似性,它们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吸取。
政党报纸的产生依赖于政党的产生,政党不是从来就有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第一类政党报纸是资产阶级政党报纸。
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产生在17世纪70年代的英国,辉格党代表当时的革新派,后来改为自由党；托利党代表当时的保守派,后来改为保守党。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资本主义各国都经历了一个政党报纸为主的时期,资产阶级政党报纸的主要特点有:政治上有党派性,经济上依赖政党,内容重时政言论,读者为上层社会。
可以说,除了“读者为上层社会”这一点之外,其他三点跟我国新闻史中的党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政治上的党派性”和“内容重时政言论”自不待言,就是“经济上依赖于政党”这点,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党报对财政拨款的依赖才慢慢减少的。就是今天,我们的很多党报都还不能靠自身求生存,小报养大报、发行靠发文等现象依然十分严重。
与资产阶级政党报纸“读者为上层社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党报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中国共产党报纸在群众办报、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资产阶级政党报纸之所以影响越来越小并逐步被商业性的大众化报纸取代,除了大众化报纸兴起并由此带来报业环境改变等方面的原因之外,其自身特点特别是读者定位也是重要原因。纵览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业,影响巨大的英国《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都不是政党报纸。
梳理资产阶级政党报纸的兴衰史,我们不禁发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报业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也面临当初资产阶级政党报纸类似的生存考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我国实行封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报业结构比较单一,党报一家独大的优势非常明显。以1953年为例,当时完成了对私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专区以上的报纸258家,其中共产党的机关报就有151家,占58.5%。[6]“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报纸停刊,保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党报。改革开放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我国实行“计划体制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量行业报的涌现,使报纸结构得到了改变,党报的比重有所下降。以1985年为例,当年全国有共产党机关报367种,占全国报纸的比重为20.7%。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为普通市民服务的市场类报纸大量出现,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都市类报纸的兴起,不仅直接改变了报业结构,而且对党报的发行和创收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发行量下滑、经济收入下跌、影响力下降,已成为当前我国不少党报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党报如果继续以老面孔示人,就必然是死路一条,因此党报必须转型,克服资产阶级政党报纸“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致命毛病,继承和发扬无产阶级党报的光荣传统,面向读者,面向市场。
3.无产阶级政党报纸
继资产阶级政党报纸之后的第二类政党报纸是无产阶级政党报纸,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即属无产阶级政党报纸的范畴。这里之所以用无产阶级政党报纸的说法而不用共产党报纸,在于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叫共产党,而叫其他名字。
在研究今天我国党报群众工作的时候之所以要谈及无产阶级政党报纸,那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在过去的报纸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创造性地继承。特别是苏联时期党报的运作模式,不仅直接为建国后我国的党报所套用,而且不少成功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世界上最早的无产阶级政党是1847年6月在英国伦敦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恩格斯是该同盟的重要发起人,并起草了同盟纲领《共产党宣言》,同盟是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为了贯彻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政治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在德国创办大型日报。1848年6月1日《新莱茵报》在德国科伦创刊,这是世界上第一份马克思主义的日报,也是第一份无产阶级政治报纸。世界上第一个一国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是1869年德国无产阶级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其机关报是《人民国家报》。
一般来讲,无产阶级报纸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工人报纸阶段、无产阶级政治报纸阶段、无产阶级政党报纸阶段。以无产阶级报纸发展形态最完整的俄国为例,随着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兴起,早期工人报纸开始诞生,1880年的《工人曙光报》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秘密刊物。1900年12月24日,第一期《火星报》在德国莱比锡出版,列宁是《火星报》实际上的主编和领导者,这是全俄无产阶级的第一份政治报。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现分裂,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于1905年在日内瓦创办了《前进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份机关报。
无产阶级政党报纸,作为无产阶级报纸的高级形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剧变纷纷倒向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否定无产阶级政党报纸的历史功劳和成功经验,而且更应该好好总结这些经验,并将其合理运用到我们的党报工作中去。
4.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纸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报纸工作,无论是党创立过程中,还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都创办了大量的报纸。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先行者们就积累了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代表性刊物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创刊)、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创刊)、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7月21日创刊)等。
1920年8月,中共最早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同年9月从第8卷1号起改组成中共上海组织的理论机关刊物。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刊物。在改组《新青年》的同时,中共上海党组织还创办了另一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1920年11月7日创刊)。
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报刊的发展一样,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也经历了一个工人报刊阶段。1920年下半年,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后,随即领导并创办了《劳动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8月15日创办)、《劳动者》(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0月3日创办)、《劳动音》(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1月7日创办)等刊物,这是中国第一批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报刊。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创办了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和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1925年6月4日在上海创刊)。与此同时,中共各地区委机关报也相继创刊,代表性的有《政治生活》(1924年4月27日在北京创刊)、《战士》(1925年12月在长沙创刊)、《人民周刊》(1926年2月7日在广州创刊)、《群众周刊》(1926年10月在武汉创刊)等。
除了党的机关报刊之外,中国共产党还组织领导创办了大批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报刊和群众性报刊,前者如《先驱》(1922年1月在北京创刊)、《中国青年》(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创刊),后者如《中国工人》(1924年10月在上海创刊)、《中国学生》(1924年在上海创刊)、《妇女声》(1921年12月13日创刊)。
党的机关报刊、青年团报刊和群众性报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报刊的基本格局。无论是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三类报刊都是我国无产阶级报刊的核心构成。因此,我们在研究党报的历史经验时,特别是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的时候,应当把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5.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刊,按级别来分,有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和地方党委机关报刊两类；按刊物形态来分,可以分为机关报和机关刊两类。经过建党以来80多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刊的体系已经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没有中央机关报刊的说法,只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报刊。继1920年9月改组《新青年》之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两个刊物是上海党组织的最早理论机关刊物,也是中共党组织最早的机关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刊物,这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机关刊。1922年9月13日创办的《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机关报,1925年6月4日创刊的《热血日报》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机关日报。与此同时,中共各地区委机关报相继创办,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党委机关报刊的两级格局。
大革命失败后,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报刊开始重建。1927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出版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并要求它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机关和战斗机关。该报于当月24日在上海创办。192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又创办了一个机关报《红旗》。193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旗》与《上海报》(1929年创办的通俗报纸)合并,出版《红旗日报》,该报当月15日创刊,报上署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字样。除中央机关报外,国统区的湖北、广东等地的党组织还秘密创办机关报。在革命根据地,1931年12月11日创办的《红色中华》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根据地办的机关报,其他根据地党委也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刊。分为国统区和根据地两大板块,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构成的基本格局,这种二元格局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和《群众》周刊(1937年12月11日),是中国共产党办的全国性党报党刊。《新华日报》归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领导,是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张大型日报。一报一刊在艰苦环境中的办报经验,是中共新闻史上一笔难得的财富。在抗日根据地,鉴于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加之抗日的政治中心延安又没有中共中央机关报,1939年2月7日,中共中央将《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41年5月15日,《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新华社办)合并为《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大型中央机关报。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各分局和各地党委也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代表性的有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收复区开展办报活动,在出版《新华日报》南京版和上海版受到国民党当局阻挠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将《群众》杂志迁上海出版,由它担负起中央机关报的任务。抗战胜利后,解放区中共机关报刊基本形成了中央有《解放日报》,各大区和省、区有对开或四开日报,各分区(地委)有铅印四开报,各县有铅印(或油印、或石印)小报的四级办报网络。194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主席批准的《新华社、解放日报暂时管理原则》中规定,《解放日报》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最高党委(当时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在重大问题上受中共中央书记处指挥。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各地方党委恢复了抗日战争时期停办的一些机关报刊,并创办了《东北日报》等机关报。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报刊收缩,延安《解放日报》于1947年3月27日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办。自从《解放日报》停办以后,有两年多的时间,中共中央没有办机关报,却加强了新华社的工作；它担负新闻报道任务的同时,兼任党报的评论工作；这个时期的新华社,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即合通讯社、广播电台、报纸工作于一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7]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对旧中国新闻事业的清理整顿和对私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形成了以《人民日报》为首并以共产党机关报为核心的,多种报纸并存的报业结构,这时候的共产党机关报共计151家,约占全国报纸总数的59%,这些党报分为中央级、大行政区级、省(市)级和省辖市及专区级报纸。[8]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北平改组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建国初期,全国六大行政区除华北区已有《人民日报》外,其余五大区均有区党委机关报。不过,随着1954年中央对全国六大行政区的撤销,除华北区的《人民日报》外,其余五大区的区委机关报都纷纷停刊: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1954年8月31日停办,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1954年10月16日改名《陕西日报》(陕西省委机关报),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1952年12月31日停办),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1954年12月1日改为上海市委机关报),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4年8月31日停办)。[9]实际上,到1954年底,党报队伍里面,已经没有了大区党委机关报这一说法。而新中国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到1952年,中共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机关报有30家(含《解放日报》)。[10]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年间,党委机关报刊发展主要有四大变化:一是1961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对报刊工作作出规定,许多省城的市委机关报或同省报合并,或改出晚报。如《广州日报》2月停办,并入《羊城晚报》；《长沙日报》改为《长沙晚报》；《南宁日报》改为《南宁晚报》；《长江日报》改为《武汉晚报》；《郑州日报》改为《郑州晚报》；《西安日报》改为《西安晚报》；《沈阳日报》改为《沈阳晚报》；《成都日报》改为《成都晚报》；《合肥日报》改为《合肥晚报》；《南昌日报》改为《南昌晚报》等。[11]由于没有同一级的日报,这些晚报仍然兼负市委机关报的功能。二是创办了大量时事政治期刊。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出版的中央政治理论刊物。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相继创办了各自的理论刊物,如中共北京市委的《前线》等。三是许多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党委机关报创办,如《黑龙江日报》(朝鲜文版)、《西藏日报》(藏文版)等。四是一些省、自治区委在1958年办起了自己的机关报,不过1960年后纷纷停办。可以说,这一阶段党委机关刊与党委机关报相对应的格局基本形成,汉文机关报刊与少数民族文字机关报刊向对应的格局基本形成,中央级、省级、地级、县级等四级办党报党刊的格局基本形成。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报党刊被迫沦为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工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极左思潮、鼓吹个人崇拜、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一统中国舆论,谈不上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其反面教训倒是十分深刻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报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80年到1985年3月,新创办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有103家,占当时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总数367家的28%。这时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包括中共中央、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地(市、州)、县(市)等各级党委机关报。[12]虽然党报的数量在增多,但是随着整个报刊业的迅猛发展,党报的比重有所下降。到1990年底,由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刊号的报纸共1442家,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报406家,占28.2%。[13]可以说,四级办党报的格局已完全形成。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的90年代中后期,我国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以都市报为标志的大量市场类报刊的创办,给党报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不少党报党刊出现了发行量下滑、广告收入下降的情况。
针对报刊发展散滥现象,为确保党报党刊的发行,自1996年以来,中央先后三次对报刊结构进行调整。199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中办厅字〔1996〕37号),明确指出:“整顿报刊发行,严禁摊派等不正之风。做好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这次整顿报刊的重点是转化内部报刊,压缩行业报刊。到1997年底,全国大部分省(区、市)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转化内部报纸、压缩行业报纸的任务,共计压缩公开发行报纸227种,占全国报纸总量的10.4%；转化内部报纸4356种,占原有内部报纸总数的67.5%。[14]
由于1996年这次整顿效果并不理想,199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关于调整中央国家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报刊结构的通知》(中办发〔1999〕30号),《通知》指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原则上不办机关报。对现有的报纸,要本着精简、划转的原则,将一些内容重复或发行量少的,予以合并或撤销；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将一些报纸划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党报报社或报业集团；各司、局所办报纸一律撤销或划转。”“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可保留一种指导工作的期刊,各司局不办刊。其余期刊可由出版部门接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及地(市)以下的局、部、委、办不办报。原有的报纸可划归当地党报主管、主办。党报吸纳不了的要撤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保留一份指导工作的期刊,其余的划归当地出版社或党报来办。党报、出版社吸纳不了的要撤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部门保留一份指导工作的期刊,其余的划归当地出版社或党报来办。党报、出版社吸纳不了的要撤销。”2000年6月底基本完成了各省的厅局级报刊结构调整,10月中央单位的报纸划转工作结束。这次调整共压缩报纸24种,期刊14种,划转厅局级报纸550种,厅局级期刊299种,中央单位的报纸有32家划转,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15]
200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19号),《通知》要求“中央党政部门与所办报刊实行管办分离。”“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统一办好一份党报和一份党刊,政府办好一份免费赠阅的政府公报。个别省、自治区党委没有办党刊的,可将党委有关部门所办刊物合并为一份党刊。”“市(地、州、盟)除保留一份党报外,其他党政部门所办报刊一律停办。确因指导工作需要保留的,可转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免费赠阅。县(市、旗)和城市区不再办报刊,已办的要停办。对个别影响大、有一定规模的县市报,可由省级党报或地市级党报进行有偿兼并,或改办为地市级党报的县市版。”从2004年8月18日中央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呈交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显示,纳入2003年这次治理范围的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报刊共1452种,其中,已停办709种,划转(即由党政部门主办划转到非党政部门主办)325种,实行管办分离310种,改为免费赠阅62种,保留了46种涉及老年、民族、农林工作的报刊。通过停办和划转,省及省以下的党政部门不再办报刊。
经过2003年的报刊整顿,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格局已经十分明朗:中央级党报党刊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之外,人们通常把《经济日报》和《光明日报》也纳入中央党报的范畴；不过,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仅限党的机关报,不包括后面这两种报纸；省级党报党刊仅限中共各级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和机关刊物,每个(省、市、区)1报1刊,共计62家；地(市、州、盟)级只有党委机关报1家,没有党刊,共计376家。由于县(市、旗)和城市区办的党委机关报大部分已经停办,就是保留下来的少数影响大、有一定规模的县市报,由省级党报或地市级党报有偿兼并,或改办为地市级党报县市版之后,实际上,单纯的县级党报已经很少了。三级办党报、两级办党刊,是我国当前党报党刊的基本格局。
本课题研究中指涉的党报,如果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党报,仅限于各级党委机关报。除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等个别报纸外,各级党委机关报通常以“日报”命名,也有以“晚报”命名的,如《长沙晚报》、《银川晚报》、《合肥晚报》、《海口晚报》、《泉州晚报》等,当地没有同级“日报”,晚报承担了党委机关报的职能。本课题研究党报群众工作,在谈及党报群众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及解决办法时,指当前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机关报；在谈及党报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时,既包括中国共产党过去创办的报刊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报刊,也包括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特别是苏联共产党报刊。
之所以要进行党报与非党报的区分,是为了凸现党报群众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不是说其他报纸就不需要搞群众工作。在社会主义中国,所有报纸都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都应从自身定位出发,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努力搞好群众工作。鉴于其他报纸的群众工作不是本课题研究对象,在此不作过多论述。
(二)认清群众与研究群众
要搞好党报的群众工作,首先必须明确对象是谁,即哪些人是我们指涉的群众。只有明白了群众的内含,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群众,党报群众工作才能有的放矢并产生良好效果。
1.群众的含义
与对党报的概念界定不同的是,汉语词典里面对群众的解释比较倾向一致。《新华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群众:①指人民大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②没有入党、团的人。③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16]《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群众:1.泛指人民大众:～大会/深入～/听取～意见。2.指没有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人。3.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17]
显然,党报群众工作所指的群众应该是第一层含义,即人民大众。而英语词典对群众解释却各有不同,《英汉人文社会科学词典》把“multitude”解释为“群众,大众；多数。”[18]《汉字英释大辞典》则把“群众”解释为“themasses；generalpublic；thecommonpeople”。[19]与汉语意义相对照,我们认为“thecommonpeople”一词比较能反映“群众”作为“人民大众”的意义。
而人民在《新华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人民: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在不同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含。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20]这一解释,较好地说明了“人民”这个概念的政治性和历史性。
在很多场合,我们不是说“人民大众”而是说“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百科要览》对“人民群众”的解释是——人民群众相对于个别人物而言,是指顺应社会历史潮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历史的进步的一切社会力量。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内容是变化发展的。在阶级社会里,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阶级结构、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以及具体的历史任务不同,人民群众所包括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亦各不相同。在历史上,处于革命时期的新兴的剥削阶级,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剥削阶级中站在抗击外敌、保卫祖国行列中的某些阶层、社会集团和个人,也属于人民群众的范围。不能把人民群众和劳动群众完全等同起来,但不论何时何地,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总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群众包括奋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条战线的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其他阶层以及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一般地说,人民群众的范围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而日益扩大。到了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群众这一概念将与社会全体成员的概念趋于重合。[21]
可见,这里的人民群众的概念跟人民之间没什么差别。其实,在很多时候“人民”和“群众”在语义上是趋同的。只不过,通常情况下“人民”的说法显得比较刚性,因为“人民”一般是与“敌人”相对的,政治色彩很浓,而“群众”的说法则显得柔性一些。
而且,人民通常是一个集合概念,即语法上说的复数,而群众在很多时候都可用于单数。譬如我们说“张三的工作是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人民群众合用,也可以分开只用人民或只用群众,意义不会发生改变。如果问张三现在在干什么,回答是“张三正在办公室接待一位来自革命老区的上访群众”,这里的群众是不能用人民来代替的。
都作为集合概念的时候,人民和群众在日常生活语境中有细微的区别。一般来说,我们说的群众,是指人民中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分子,人民群众的说法中,人民通常是作为群众的限制词来使用的。不过,我们这里不做这种区分,而是把人民当作群众的同义词看待。
因此,本课题研究中所涉及的人民、人民群众、人民大众都是群众的同义词,我们都可以用群众这个词语来替换。
2.群众范畴的历史演进
那么,群众范畴在当代中国是如何演进的呢?
《哲学大辞典》在对人民这一概念做解释时说,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属于人民范畴的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凡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以及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包括在人民范围之内。将来阶级彻底消灭,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制度中,人民就是社会的全体成员。[22]
尽管我们可以用这样简洁的语言来描述人民群众范畴历史演进的这一过程,但实际的过程则要复杂得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十分复杂,既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六大阶级并存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虽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大阶级在经济上都整体性地消失了,但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们及其后代的这种历史出身,往往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斗争、批判的依据。这些人,按当时的政策是不能划入人民群众范畴的。新华社记者郭超人1979年作过一个调查:四川省双流县新兴公社党委所在地的一条街道,名叫新店子。在1979年的时候,这条街有130户,18岁以上成年人117人。其中,“专政对象”17人,“审查对象”70人,二者加起来占总人数的74%。[23]像这样的“专政对象”和“审查对象”,按当时的政策是不能划入人民群众范畴的。
不过,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历史遗留的许多人为化的政治因素得到了简化、淡化甚至是消解,人民群众的范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一是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和全国各地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数以千万计的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解脱。[24]二是从1983年11月开始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的整党过程中,通过全党党员登记和组织处理,对一批有严重问题和不合格党员进行处理。[25]三是197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给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帽子”,他们本人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其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定为社员,不应再作地主、富农出身。[26]四是在城市,从1979年11月起,开始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分出来。到1981年,原86万工商业者中的70万人恢复了劳动者身份。接着又明文规定,原工商业者已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其成分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27]这样一来,原本已简单化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被人为复杂化的阶级阶层结构又变得简单明了,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具备的农民—工人的二元单一阶层结构完全形成。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以后我国改变了过去对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定性,把知识分子正式归入工人阶级的行列。
单一阶层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又开始出现原有阶层的分化和新阶层的形成,如农民阶层分化出了农民、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等阶层,工人阶层分化出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等城市困难群体,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大量形成。
特别是对于非公有制从业人员阶层属性的认定,经历了一个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重要性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之前是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而存在的,在十五大报告中被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肯定,并于1999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中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这种变化,也是对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地位的一种肯定。在2001年7月1日中共建党80周年讲话中,江泽民就明确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从业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主张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在2002年11月8日的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明确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并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实际上,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十六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把原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改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28]从“一个先锋队”、“一个代表”、“一个核心”到“一个核心”、“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包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相关研究人员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认为它由十个社会阶层构成。这十个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29]
可见,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的阶层结构已向多样化、多元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原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划分方法,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应该从跳出以前的思维窠臼,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认识群众,研究群众,做好群众工作。
3.当前我国群众的基本构成及特点
党报要做好群众工作,就必须研究群众。尽管我们可以把当前我国各族人民群众分成十个阶层,甚至更多的阶层,但是这些阶层的变化都有两大特点,一是原有阶层内部结构的衍生与分化,二是新阶层的产生。因此,我们从原有阶层的分化和新阶层的产生两个角度来看看当前我国群众的基本构成及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看工人阶级队伍的变化。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出现了三次大的变化: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工人阶级队伍结构出现了第一次变化,开始分为全民所有制工人和集体所有制工人。1979年到1989年,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随着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界定”,工人阶级队伍结构中出现了第二次变化,宏观上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国有企业工人、集体企业工人和知识分子。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我国工人阶级队伍又出现了第三次变化,而且是最大的一次变化。[30]
当前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变化主要呈现三大特点:一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一大批国有企业工人下岗,他们或自主创业成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或在其他行业重新就业,或长期失业成为城市困难群体。据新华网报道,到2005年末,我国国有企业的下岗人员实有61万,比2004年末减少92万。[31]
二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大批在个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就业的新型工人队伍形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显示, 2007年末城镇就业人员中在私营企业就业的4581万人、港澳台商投资单位680万人、外商投资单位903万人、个体3310万人,乡村就业人员中在私营企业就业的2672万人、个体2187万人。[32]2007年底,全国城乡合计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人员为14333万人。
三是随着1998年以来全国大中专院校招生规模的逐步扩大,一个数量庞大的城镇知识分子群正在形成。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显示,2000-2008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累计毕业生达2403.2万人,其中2008年512.0万人,当年在校生为2021.0万人。[33]可以说,国有企业工人、城镇知识分子群体、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新型工人群体,是当前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基本构成。
相对于工人阶级队伍的剧烈变化而言,当代中国农民阶级队伍的分化要早一些。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阶层开始循着“离土不离乡”和“离土离乡”的路子向多阶层分化。有学者把农村人口(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分为八个阶层: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劳动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口仍然在农村的农民工阶层,受雇于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的雇工阶层,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医药、文化、艺术等智力型职业的农民知识分子阶层,在农村拥有某项专长和从事工、商、服务行业的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担任基层干部的农村管理者阶层。[34]
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农业产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出现了新一轮的农民阶层分化,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各行业的农民工。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全国有1.2亿农民在农村和城镇之间“流动性就业”,每年从城市拿到工资6000多亿元人民币,回到农村的工资款大约在2300～2800亿元之间。[35]二是不少农民在城镇购买商品房,搬到城里居住,靠从事其他行业为生,成为市民。
随着阶层分化节奏的加快,当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困难群体大量存在。城镇困难企业部分职工特别是“4050”(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人员下岗后,要再就业非常困难。这些家庭往往“上有老下有小”,在子女上学、老人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出现了困难。这些家庭,是城镇困难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表明,这类困难群体全国大约在2000～2500万人左右。[36]
二是城乡就业矛盾异常突出。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化和下岗职工再就业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1995～1999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一直稳定在80万到85万之间,依次为80.5万、83.9万、82.9万、83万、84.8万、512.0万,下一年较上一年的增长额度为3.4万、-1万、0.1万、1.8万。可是从2000年开始这一数额逐年增加,且增长幅度越来越大。2000～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依次为95万、103.6万、133.7万、187.7万、239.1万、306.8万、377.5万、447.8万、512.0万,下一年较上一年的增长额度为8.6万、30.1万、54万、51.4万、67.7万、70.7万、70.3万、64.2万。[37]应届毕业生人数在增加,往届毕业生中未就业积累的人数也不少,这样大学毕业生就业矛盾就越来越突出。
三是农民工社会问题。每年1.2亿的农民工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流动性就业,其社会问题也非常多,除了他们自身工作难找的就业问题外,其他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就业中遇到的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权益保障问题,随带子女和留守儿童的入学和家庭教育问题,留守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青壮年劳力进城后农村的土地荒芜问题等等。
四是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矛盾尖锐。目前热点、焦点问题比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是城市旧城改造中的房屋拆迁安置问题和农村土地征用中的补偿问题。一些地方房屋拆迁安置问题表现为评估机构随意压价、拆迁补偿标准偏低、拆迁安置房和周转房落实情况不理想等,农村土地征用中的补偿问题表现为补偿标准偏低、集体经济组织与个人之间补偿费分配不合理、失地农民生活无保障等。这些问题涉及面宽,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
五是社会无业人员所滋生的社会问题多。虽然近年来我国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左右,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登记失业人口的总量也不小,2002～2007年的登记失业人口依次为770万、800万、827万、839万、847万、830万。[38]加上尚未登记的失业人口,可以说我国社会无业人员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一社会群体大多数人成天无事可做,滋生了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是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三)党报群众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群众工作是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党报作为各级党委的机关报,是党的耳目喉舌,那么党报群众工作和党的群众工作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要搞好党报群众工作,就必须弄清楚这层关系,如果把二者混同起来,就容易使党报的角色发生移位,党报群众工作部门代行党政机关信访部门的职责,既不利于党报群众工作的开展,也会给党政机关的群众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1.党报群众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的共性
在通常语境中,群众工作都是指党政机关的群众工作,以及在这个范畴内其他组织的群众工作。
群众工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党和政府所进行的一切工作,说到底,都是在做群众工作。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党正是坚持了群众路线,开展了群众工作,发动和领导群众,帮助和教育群众,使群众认识真理,并为真理而奋斗,从而使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使中国人民从苦难走向幸福。从狭义上讲,群众工作主要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为了解群众的意愿、集中群众的智慧、接受群众的监督、解决群众的疾苦所进行的具体工作,并相应设立为进行这一工作的部门或机构。[39]这里对群众工作的界定,实际上是对党政机关群众工作的界定。本课题研究中所指的群众工作主要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讲的。
我国现行的所有党报都是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的机关报,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党报的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媒介表达,两者在服务宗旨上是一致的,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隶属关系来看,党报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群众工作通过党报来完成的那部分,党报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这个全集下面的一个子集。因此,党报群众工作具有党的群众工作的共性。
具体而言,党报群众工作与党的群众工作的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群众工作的目的。了解群众的意愿、集中群众的智慧、接受群众的监督、解决群众的疾苦,是党政机关群众工作的直接目的。其根本目的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早就说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40]江泽民也指出,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41]当然,党报的群众工作也毫无疑问要贯彻执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
二是群众工作的内容。群众工作究竟要干些什么,有学者概括为培训群众、教育群众、帮助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引导和支持群众当家做主等六个方面。[42]我们认为,这六个方面较好地说明了党政机关群众工作的基本内容,每个部门都应该把这些内容细化到自己的工作中,党报也不例外。只不过,党报作为新闻媒体,主要在于充分发挥自身的信息传播优势。
三是群众工作的机构。群众工作应该有专门的机构,党政部门都有专门接受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来电等工作的部门,有的叫信访办,有的叫群众工作部,也有叫其他名称的。无论名称如何,这些部门的工作职责都非常明确。党报也大多有专门接受和处理群众来信、来电、来访的部门,有的叫通信联络部,有的叫群众工作部,有的叫读者工作部,有的叫热线工作室。不过,随着近年来报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党报开始对这个部门进行了撤销或合并。譬如有的党报用社会新闻部来取代群众工作部,部门工作职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检法等部门的动态新闻、法制新闻、一般社会新闻和突发事件报道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版面,而涉及群众来信、来电、来访方面内容的比重则大幅下降。这种情况,亟待引起负责党报群众工作的领导和编辑记者的重视。
四是群众工作的渠道。来信、来访、来电,是党政机关群众工作的常规渠道,也是党报群众工作的常规渠道。不过,这一状况在近年来有所改观,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掌握群众工作的主动权,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43]毫无疑问,党报群众工作者也要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改变被动等待群众来信、来电、来访的局面,从新闻策划的角度主动介入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群众工作的质量。
正是因为党报群众工作跟党的群众工作具备这几个方面的共性,就为相互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基础。党报和党政部门应该在此基础上加强合作,实现良性互动,凸现群众工作的整体优势,形成群众工作的合力。
2.党报群众工作的个性
当然,党报作为一种新闻媒体,其群众工作除了有党的群众工作的共性外,还有其自身的个性。有学者在分析新闻群众工作与党政机关群众工作的区别时,认为新闻群众工作的自身特点有:新闻性、广泛性、时效性、复杂性等四大特点,新闻群众工作除了有为群众服务的任务、为密切党和政府同广大群众联系的任务之外,还有为版面服务的任务。[44]
党报作为新闻媒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群众工作同样具有这四大特点和三大任务。不过,党报的群众工作应该比其他报刊的群众工作力度更大、效果更强,特别应当在权威性、政策性、指导性方面做足文章。
与党的群众工作相比,党报群众工作的个性集中体现在其具体内容上。一般来讲,党报群众工作包括信访工作、通联工作、内参工作、报道工作等几大板块。
就信访工作而言,虽然党的群众工作也包括信访接待,但党政部门的信访工作一般是就事论事,协助解决来访群众的实际问题即可。而党报信访工作则不一样,来访群众的实际问题固然要解决,更要从信访情况中发现有新闻价值的、典型意义的线索,以便于做新闻报道,为党报群工部所负责的版面服务。党政部门信访工作机构既有单设的信访办,也有职能部门下设的信访接待室等,由于直接同职能部门联系,因此党政部门信访工作通常采用督促、协商等方式来解决问题。虽说党报是党委机关报,但它毕竟不是党政职能部门,一般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不过可以通过新闻报道来促成问题的解决；对于不能做新闻报道的,只能转有关职能部门处理。
就通联工作而言,党的群众工作机构也经常跟相关部门有通讯联络,一般是就群众所反映问题的处理进行沟通,这和党报的通联工作不是一回事。党报通联工作是为了贯彻党报的“群众办报”传统而开展的,通常由党报群工部定点联系若干通讯员,并对通讯员进行培训和指导；通讯员身在基层,深入基层,为党报撰写新闻稿,并获得一定报酬；通讯员拓展了党报记者的接触面,延伸了党报记者的基层触角,成为除记者之外党报新闻报道的生力军。
就内参工作而言,党的群众工作没有内参之说,群众工作中的重要情况需要向主要领导汇报,得遵循层层上报的组织原则,而党报内参一般能够直接送达同级党委主要领导。党报新闻报道中不宜公开报道的内容,才会转发内参,而这些内容往往又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因此,党报内参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耳目。虽然内参不及公开报道的影响面广,但由于是直送主要领导,促进问题解决的力度往往比公开报道大。
就报道工作而言,这是党报作为新闻媒体在群众工作领域的版面体现。党报一般都有群众工作方面的相关版面,其内容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舆论监督,二是信息服务。虽然党报舆论监督和党委纪检监督的主要对象是一致的,都是对权力的监督,但是党报舆论监督离不开党政部门的支持:一方面,只有当地党政主要领导重视舆论监督,为舆论监督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党报才能搞好舆论监督；另一方面,党报舆论监督所披露的问题,需要有关职能部门积极配合才能得以解决。党报舆论监督如何赢得党政部门的支持,既是舆论监督的需要,又是党政部门改进工作的需要。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那么,党报舆论监督就要善于跟党委的纪检监督联动,凸现联合监督优势,形成监督合力。如果说舆论监督一般是刚性的话,那么党报群众工作中的信息服务则是柔性的,通过政策法规咨询、实用信息发布等方式来为群众提供信息服务。舆论监督和信息服务刚柔相济,党报群众工作报道才能有声有色。
(四)群众工作与受众工作
当我们谈及党报群众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词很容易被我们联想到,那就是受众工作,对于报纸来说就是读者工作。那么,群众工作跟受众工作是什么关系呢?可不可以认为受众工作就是群众工作?能不能用受众工作的方法来搞群众工作?显然,要搞好党报群众工作,就非常有必要弄清这些问题。
1.受众与群众
在弄清群众工作与受众工作之间的关系前,我们先来看看受众与群众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一般认为,我们所谓的受众是从英语Audience翻译过来的。在《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中,对Audience有4个解释,其中前3个都与我们今天所谓的受众相关。[45]其注释1:gathering of persons for the purpose of hearing a speaker,singer,etc:(集合在一起的)听众；观众。注释2:persons within hearing,whether they are together or not:在听得见的范围内的人(无论是否结合在一起)。注释3:(of a book)readers:(书的)读者。从注释1和注释3来看,电视的观众、广播的听众、报纸的读者都可以称之为受众,并对应英语中的Audience这个词。鉴于目前互联网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大众传媒,我们把互联网的用户(Users)或称网民也归入受众范畴。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定义,网民(互联网用户)是指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居民。[46]可见,受众是指能够接受传媒信息的人,对于党报来说,就是指读者。
与群众概念的含义相比,受众这个概念通常没有阶级性和政治性,是一个中性词语,而群众则是一个政治性和阶级性十分强烈的概念。在很多时候,属于受众范畴的人,但不一定属于群众范畴。譬如革命战争年代,国民党反动派也要看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新华日报》,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共的活动状况、掌控舆论导向,他们属于《新华日报》的受众(读者),但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群众。
当然,属于群众概念范畴的人,很多时候也不一定属于受众。譬如那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是我们所说的群众,但由于他们常年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也没法上互联网,因此,他们不属于受众,自然也就不是党报的读者。
实际上,受众和群众之间有一个交集,我国媒体受众中的绝大部分都属于群众,群众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受众。对象的基本一致性,是受众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联系所在。
2.受众工作与群众工作
正是由于受众和群众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受众工作来取代群众工作。那么,受众工作与群众工作有什么区别呢?
一是目的不一样。正如前文提到的,党报群众工作最直接的目的是了解群众的意愿、集中群众的智慧、接受群众的监督、解决群众的疾苦,最根本的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党报群众工作的终极关怀。而受众工作则不一样,尽管我们通常也提倡受众本位,但是对受众的考虑是要服从传媒自身利益这个大前提的。也就是说,传媒自身利益才是受众工作的终极关怀,而受众不是。
根据约翰·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任何传媒商品或者文化商品在流通过程中都被两次出售,第一次出售是在文化经济流程中,传媒信息被出售给受众,受众消费传媒信息之后生产出意义/快感,换言之就是受众对媒体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是在金融经济的流程中,广告商通过给媒体支付广告费的形式在媒体刊播广告,实际上购买的是受众的注意力。[47]实质上,在赚取受众注意力之后,又将其出售给广告商,才是传媒运作的真谛所在。如果某一方面的受众注意不能给传媒带来客观的广告回报,即使这方面的受众注意非常强烈,传媒也不会理会。近年来,我国报业兴起的有效发行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按理说,报纸的发行量越大越好,因为受众面越广,影响力也就越大。但是在经济效益的考量中,增加部分发行量是不能给报社带来相应广告增量的,因此很多报社采取了压缩发行量的举措。可以说,有效发行理论与党报的群众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
二是手段不一样。为确保报纸的有效发行量,负责受众工作的部门往往要对受众进行这样那样的调查,而且还要协同发行部门搞各种各样的促销,如提前订报享受优惠,订报送保险,订报中大奖,订报送厚礼等等。而群众工作不需要这种促销,它需要的是人民群众能够方便快捷地看到报纸,报纸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群众的呼声,帮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疑难问题、热点问题、冰点问题。党报的群众工作也要采取一些方便群众的措施,如报纸的就近订阅,版面栏目设置,内容题材的拟订,朴实文风的追求等等。虽然受众工作也讲究在报纸内容方面做文章,但往往采取的是一种追求轰动效果的“爆猛料”、“吊胃口”笔法,不像群众工作那样实在。
三是性质不一样。受众工作一般都是商业性,且不说央视索福瑞、AC尼尔森等调查公司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企业,也不说它们把调查数据卖给媒体,媒体又依靠这些数据去吸引广告商并换取广告回报,就是媒体在受众注意捕捉中的一个基本原则——购买力原则,足可说明一切。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传媒总是把目光锁定那些高购买力的人群,这些人往往身居中心城市,有稳定可观的经济收入,也是广告商青睐的目标消费者。一旦报纸的受众集中在高购买力人群,广告商又在这样的报纸上投放广告,就意味着这些高购买力的受众有可能转化成广告商品的现实消费者。因此,许多报纸对高购买力人群关爱有加,以至于当前我国传媒的都市化、富人化倾向十分严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都市报繁荣兴盛为标志的传媒都市化浪潮,在当前可谓愈演愈烈,具体表现在:目标受众定位上,报纸在主城区猛打价格战而全然不顾农村读者的需求；版面内容上,围绕都市人的生活做文章,而较少关注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富人化表现在:过多关注名人、明星、老板、领导,而对困难企业职工、农民、城市低保人群等普通群众关注不够；宣传报道内容的富人化,推介别墅豪宅、打造富人区、追捧流行时尚、喧嚣美女经济等内容充斥版面,而关注普通群众喜怒哀乐的却少之又少；目标定位的富人化,标榜主流似乎成为传媒的流行病,许多媒体都把自己的目标受众定位为白领丽人、商界精英、地产大鳄之类的上层人士,而很少有把农民工、失业人员当成自己目标受众的。归结起来,都市化和富人化的根子在于传媒一味“向钱看”,只看重经济利益,而忽视广大农村群众和城市困难群众的信息需求。
可以说,都市化和富人化与党报的群众工作是相悖的。与受众工作的商业性不同的是,党报的群众工作则强调公益性。不管你购买力强不强,也不管这项工作能不能赚钱,只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报都责无旁贷要搞好,即使是赔钱,也不应该有怨言。与都市化和富人化不同的是,党报的群众工作更应该关注广大困难群众,为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
四是评价标准不一样。群众工作的首要评价指标是社会效益,这个指标由群众的满意度来决定,党报的群众工作质量如何,不是从事群众工作的编辑记者说了算,也不是分管群众工作的报社领导说了算,更不是上级有关部门领导说了算,而是要看群众的口碑。群众一般不会为了讨好报社而做出有违真心的评价,更看重党报群众工作对他们生产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而这种效果也正是党报群众工作所追求的,也是客观公正的,因此,群众的满意度是党报群众工作评价体系中的首要指标。而受众工作则不然,发行量、收(听)视率是媒体追求的目标,只要这个数字上去了就行,至于受众满意度如何,通常是不予考虑的。难怪很多读者对报纸上虚假新闻、明星绯闻、暴力新闻充斥版面很有意见,很多观众对电视里低俗娱乐节目、凶杀血腥镜头拥塞荧屏叫骂不迭,而报社和电视台又置若罔闻。就是广大观众对黄金时段大量播放警匪片怨声载道,也不是靠电视台听取观众意见之后自律所能解决的,还得凭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一纸禁令方能完事。
正是由于受众工作和群众工作有这几个方面的区别,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受众工作的思路来搞群众工作,党报更要克服传媒受众工作中的一些弊端,尽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报群众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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