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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城的成“都”之路

时间:2022-04-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 历史名城的成“都”之路——历经沉浮,几许遗憾“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在有确切记载的成都2300余年的历史中,城址从未变更,在中国城市史中唯有苏州可与之相媲美。所谓历史名城的成“都”之路,即成都作为历史上的著名城市,始终在为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城市而努力。

第一节 历史名城的成“都”之路——历经沉浮,几许遗憾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在有确切记载的成都2300余年的历史中,城址从未变更,在中国城市史中唯有苏州可与之相媲美。而成都更是几乎没有改变城市的基本格局,连“成都”一名也基本没有变动过。“成都”的数千年一系,传承了成都的历史文化基因,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造就了今天成都的历史文化名城地位。

“都”之意义,可谓丰富,既可以指一国之首都,也可以指在一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城市。当然据史实来看,我们这里更多取的是后一种含义。所谓历史名城的成“都”之路,即成都作为历史上的著名城市,始终在为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城市而努力。虽也曾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如今看来,其梦想并未能完全实现。虽然成都的历史已经远去,但她留下来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深思,对于今天成都的成“都”之路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一、开国上古:经过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的发展,成都逐渐成为蜀文化中心

1.三星堆文化

根据考古发现,200多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早期,成都平原便开始有了人类活动。距今7000—8000年的时候,成都平原逐渐进入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广汉三星堆遗址,它是商代蜀王国都城的废墟,其第一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距今4000—5000年,发现有原始的木骨泥墙式房屋,居民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经济阶段。三星堆文化揭示出蜀文化的发展脉络,表明在商代古蜀业已进入文明时代。而比其稍晚的十二桥遗址则展示了成都早期城市起源的历史进程,并表明成都是除三星堆之外的又一个蜀文化中心。

2.金沙文化

与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金沙古城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文明形态,其出土的玉戈、玉钺等礼器与中原同时代文物一致,说明其与中原文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沙当时已成为长江上游地区古文明的起源中心,成都平原是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天府之国”:自修建都江堰之后“天下谓之天府也”,成都逐渐崛起为全国著名的商业大都会,迎来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1.先秦时期

商代成都已开始向早期工商业城市方向发展,到东周时,成都已经是商贾云集,拥有“国之诸市”,成为了地区工农业产品的集散地和西南地区内外贸易的枢纽。

公元前316年秦灭古蜀,设蜀郡。蜀郡守张仪仿咸阳建制兴筑成都、郫都、临邛三城,“仪筑成都,以像咸阳”。至此,成都城市正式建立,在规模、格局和建置等方面均与秦都咸阳相同。

由于成都平原河道密集,水患相当严重。蜀郡守李冰于公元前311年修建了都江堰,同时又“穿(指疏浚)二江(指郫江、检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侵,百姓享其利”[1],形成了集灌溉、运输、防洪为一体的多功能水利工程,不仅防止了水患,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成都的经济发展和交通便利。之后,成都繁华程度超过“天府陆海”关中,成为“天府之土”。《华阳国志》记载都江堰说:“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

此外,秦时大量移民入蜀,极大地推动了蜀地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3]的繁荣景象。

2.两汉时期

成都人口聚集出现高峰期,人口数一度仅次于长安,居全国第二。蜀汉时,中原连年战乱饥荒,四川虽有短暂破坏但多数时期仍保持安定,因此人口仍在增长,“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成都已有“都会”之称。[4]另一方面,随着商业贸易的日益繁荣,成都经济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为古代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心,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城并称为“五均”,为全国五大商业都市之一。成都的冶铁、制盐、丝织、漆器等都在全国享有盛名,纺织业也十分发达,为全国纺织中心之一。

在天府之国已然形成,城市工商业兴盛,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基础上,两汉时期成都的文化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一方面,成都在文学方面的人才优势开始显现,出现了名满天下的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和扬雄。司马相如才华横溢、妙笔生花,堪称当时天下第一文人。而与司马相如齐名的扬雄加上王褒、严遵,均“以文辞显于世”,四人并称汉文学的蜀中四大名家。另一方面,成都的学术研究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西汉时的蜀地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天文历法的专家,时人称道“天数在蜀”。在史学研究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扬雄写有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蜀王本纪》,陈寿则写下了著名的《三国志》,在二十四史中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被列为上品和史家楷模。可以说当时成都是汉大赋的故乡,古天文学的重要中心,是西南的文化中心,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3.魏晋南北朝

成都成为全国丝织业重要中心,与广都、新都并为三都,号称名城,此时的成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程度。

西晋左思写有著名的《三都赋》,风行一时,以致洛阳纸贵,其中《蜀都赋》可看做当时成都的写照。“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帀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5]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成都已然相当繁华,蜀锦更是驰名全国。

三、“扬一益二”:隋朝建立至两宋时期,成都的城市经济文化呈现持续繁荣局面,为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1.隋唐时期

自隋王朝建立,天下回归统一,成都经济臻于兴盛,与扬州一起成为“号为天下繁侈”的代表城市,“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6]。可见此时成都的经济繁华和文化昌盛程度已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扬州。而唐代卢求的《成都记》更是盛赞当时成都罗锦之丽,伎巧百工之富,大大超过了扬州,应该算“天下第一名镇”。事实上卢求的话并不算夸张,唐中期后成都的经济和江南同为唐王朝财赋的两大支柱,武元衡在其诗作《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序》中就说“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收入主要靠成都地区,当时成都的财赋收入已经占中央收入的大半,远远超过了江南地区,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

此外,唐时,成都和扬州是全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发明和使用雕版印刷术的地方,成都也成为著名的造纸中心和全国重要的雕版印刷中心。

与此同时,成都的文化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自初唐开始,许多诗人就或多或少地和成都扯上了关系,著名文人李调元就曾说“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开一代诗风的陈子昂出生于成都东部的今射洪县,杜甫曾称赞他说“有才继骚雅,哲臣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将他与屈原、司马相如和扬雄相提并论。而唐代最负盛名的两位诗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都跟成都有莫大的关系,李白出生于蜀地,在蜀中度过了其青少年时代,彼时的李白已经显露出“可与相如比肩”的才华。而杜甫则因避乱在成都生活了多年,他在成都和川东奉节创作了430余首诗歌,占到他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

成都佛教圣地大慈寺为唐玄宗幸蜀时所修建,拥有全国数量最多而且艺术价值最高的壁画,是一座价值连城的艺术宫殿。其壁画为天下之冠,“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慈寺之盛”[7]

2.两宋时期

北宋时成都户籍人数居全国首位,为除汴京外第二大都会;至南宋,仍“繁盛与京师同”。

两宋时期,成都的商品市场进一步扩大,据记载,当时成都每个月都有大型的集市,正月是灯市,二月是花市,三月是蚕市,四月是锦市,宋代成都的丝织业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如四川成都府路的官营织锦院,据费著《蜀锦谱》所记:“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而后足役。”[8]五月为扇市,六月为香市,七月为七宝市,八月为桂市,九月为药市,十月为酒市,十一月为梅市,十二月为桃符市。宋太祖平蜀后,曾将成都锦工数百人迁到京师,设机锦院,宋锦技术因此得以飞速发展,以至冠绝古今。

此外,北宋时成都各地商人云集,购买“蜀中宝货”,为适应商品交换需要,成都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而宋代成都文坛也兴盛非凡,“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其中以成都府南的眉山“三苏”(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最为著名,父子三人都名列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苏轼最为卓逸超群,他博学多才,在诗、词、赋、文、书、画诸领域,均是独树一帜的开派宗师,是我国古代最为杰出的文学艺术大师。

四、历经劫难:经历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两次大规模战乱,成都遭受空前洗劫和毁灭性破坏,城市地位逐渐衰落

1.元代

蒙古军入川,“郡城焚荡”,成都经济衰落,城市地位下降。

端平三年(1236年?)十月,蒙古军队攻陷成都。锦城遭灭顶之灾,“昔之通都大邑,今之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之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痍满目。”[9]

元代成都经济发展受到战乱影响,交通和商业都主要是为政府服务,民间的商品经济活动日渐衰微。连曾长期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纺织业也都呈现出衰落之势,和前代相比,规模相差甚远。元末,战火又起,处于萎缩状态的成都城市经济完全凋敝不堪。

2.明代

成都城市经济有所恢复,为全国30余个著名工商业都会之一。与省内外贸易往来频繁,“南则巴蜀,成都其会府也。绵、叙、重、夔唇齿相依,利在东南,以所多易所鲜”[10]。然而正当成都经济开始重新走向繁荣时,明王朝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最终在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的夹攻下土崩瓦解。在长达数年的战乱中,成都经济一落千丈,经济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3.清代

明末清初由于遭受史无前例的战乱破坏,成都城市“举城尽为瓦砾”。其中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大西政权崩溃时张献忠在成都进行的大屠杀对成都的破坏最为严重。他离开成都之时为了不让清军占领成都,又下令焚城,成都全城焚毁于战火之中,人民伤亡惨重,流离失所。曾经名噪一时的“喧然名都会”有五六年时间竟然绝了人烟,“惟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凡市廛闾巷、官居民址,不可复识。”[11]

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政府施行了休养生息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以大量优惠政策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大量各地的移民进入四川后,社会经济开始复苏,成都很快恢复了勃勃生机。

清朝后期,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向内地渗透。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外国人取得了在长江上游通商和在重庆侨居、投资工矿业的特权。川东门户重庆开埠后逐渐成为了四川近代商品经济中心,而成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步伐极为缓慢。重庆开埠后,成都的传统贸易中心商品经济优势丧失殆尽。

元明清时期,成都在全国的地位大大下降,远远不及汉唐时期。成都对全国的经济影响逐渐减弱,从全国性的经济中心下降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明清时期全国有北京、苏州、杭州等八大商业城市,而成都未能跻身其中,“扬一益二”的荣光已渐渐远去了。传统的蜀锦、蜀绣丝织业均趋向衰落,被苏、杭后来居上。在文学方面,无论是在著名文学家和作品的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能和之前文赋纷华的唐宋相提并论。成都的文化中心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而到了清末,地处封闭的内陆以及千百年来的自然经济传统,使得作为旧式消费城市典型的成都失去了活力,愈来愈显得暮气沉沉。

五、战乱、新生与改革:历经战乱风雨,饱受战乱之苦的成都终于获得新生,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1.市制建置

辛亥革命以后,成都交通、商业、建设、教育等事业逐日发展,人口增多,原市政所组织,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28年9月1日,成都市正式建制。由驻军二十八军报请四川省政府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将成都市政公所改建为成都市政府。根据成都市政府组织规程规定,成都市政府是成都市一级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于四川省政府和行政院。市政府的设置为成都的发展开拓了良好的局面。

2.“大后方”重要中心城市之一

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东部国土的大片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虽然与“战时首都”的殊荣失之交臂,但凭借“天府之国”的美誉,宜人的气候环境,与“陪都”毗邻的地理优势,成都还是获得了一次由西南区域中心城市走向全国的发展机遇。

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西移,大批工厂企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和大量的高素质人才纷纷迁移到重庆、成都,成都经济出现跳跃式的大发展。战前成都现代工业寥若晨星,仅只有几个小规模的近代性质的工厂,如造币厂、火柴厂、兵工厂、制革厂、发电厂等。抗战爆发后,成都的现代工业也较前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据1942年的调查,成都共有各类新式企业105家。据1945年3月统计,成都共计有工厂330家。成都的金融业和商业在抗战期间也出现空前的大发展,仅银行、钱庄就有70至80家。[12]成都成为抗战期间中国极为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

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大批学校、文化团体、文化人迁入西南,促进了西南城市文化教育的大发展。据当时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调查,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中,“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13]

大批高校以及高素质人才的内迁使成都成为战时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所高校迁至成都华西坝,与所在的华西协和大学一道成为有名的“五大学”。当时生活在成都的中外名人有朱自清、叶圣陶、冯友兰、吕叔湘、陈寅恪、钱穆、许寿裳、徐中舒、蒙文通、顾颉刚、马悦然、李约瑟、文幼章……他们都为成都这座古老的历史名城增添了新鲜的文化活力。

在军事方面,成都还是当时中国的航空中心,是中国空军的大后方。成都修建了广汉、新津、邛崃、彭山四个机场,以便运输物资弹药开展对日作战。1944年6月,美国飞机就是从成都多个机场出发的,出击了900多架次,为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3.西南地区中心城市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始为川西行政公署所在地,1952年撤销行署,恢复四川省建制,成都市一直为四川省省会。1950年1月5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新中国建立初期重庆是大区直辖市和中央直辖市,还是众多的西南大区一级的机关所在地。1954年西南局及西南行政委员会撤销,重庆市也于同年7月1日正式并入四川省,成为四川省辖市。作为四川省会的成都在城市行政级别上高于重庆。西南中心由重庆转向成都,成渝城市地位再一次发生转折。

1952年7月1日,成都铁路局成立。成都铁路局管辖四川、贵州和重庆两省一市及云南省境内(部分)国有铁路以及合资铁路干道。成都铁路局的设立确立了成都西南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交通的便利有利于人员物流的集散,使成都与省内省外方方面面合作更加频繁,扩大了成都的城市影响力。1955年成都军区设立。1968年12月,西藏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归成都军区建制。1969年10月,成立四川省军区,归成都军区建制。成都军区实质上已经成为统辖包括川、藏两地在内的西南地区的军事重心。1958年11月,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在成都成立。1978年3月重建分院并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成为中科院全国11大分院之一。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是西南地区具有较大规模和实力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基地、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大大加强了成都城市的科技后备实力。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机关机构的设置是衡量一座城市中心地位的重要指标。成都因为众多机构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性遂已完成西南中心城市地位的树立。

在经济建设方面,“一五”计划时期,成都被国家列为八个重点建设的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在成都投资重点建设电子工业和机械工业,全国156项重点工程有9项选址成都。成都成为全国重点建设的三个电子工业基地之一,并形成了以电子、机械、能源工业为中心的城市建设蓝图。这一时期成都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初步奠定了成都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的基础。根据“一五”精神,成都市于1953年开始编制城市总体发展规划(首次),于1954年形成方案,1956年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准。规划确定成都市的性质为:省会,以精密仪器、电子、机械及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三线建设”时期,成都基本上建设起了一个具有一定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生产能力有很大的增加。国务院所属各部有一大批重要工厂、科研单位从沿海、东北等地迁入四川,机械工业、电子工业、航空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等各项事业都有长足的进步。成都作为“三线建设”指挥部的所在地,在城市工业布局和科技实力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成都西南中心城市的地位已无可置疑。

4.中国西部特大中心城市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成都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西部特大中心城市。

在城市改革方面,成都以其西南中心的城市地位在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的1984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成为全国最早开始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试点、放权发展县域经济的城市之一。198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都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成为全国14个计划单列城市之一。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以后,改革开放开始向纵深延展。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1993年11月,成都市被国家体改委批复同意确定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成都市委市政府抓住机遇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成都市围绕深化国有企业,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这一中心环节,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推进各项配套改革,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同时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在对外开放方面,成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1981年起成都先后与法国的蒙彼利埃、日本甲府、美国菲尼克斯、加拿大温尼伯等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由此开始与友好城市进行经济技术合作、文化艺术交流等,以促进成都的对外开放事业。1985年美国总领事馆落户成都,这是成都的第一座领事馆。美国之所以把领事馆选在成都,正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美领馆开馆仪式上所说,“成都是一个有前途的开放城市。”从此随着众多国家领事馆在成都的设立,外国领事馆已成为成都很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和平台,也是对外交流合作的渠道和桥梁,成都这个大都市的国际化进程必将加快。1992年8月,国务院批准成都市为内陆开放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为成都市的改革开放创造了空前的机遇。成都市政府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许多外企都纷纷驻足成都,成都成为西南地区第一大开放城市。

在城市地位提升方面,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新时期许多国家中央级单位的重要分支机构纷纷在成都设立。1980年,民航成都管理局(后改名为民航西南管理局)在成都成立,与北京、上海、广州、兰州(后迁至西安)、沈阳一道成为中国民航6个地区管理局。成都作为西南地区航空枢纽地位即已确立。1985年6月,成都军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大军区之一,辖四川、云南、贵州省军区和西藏军区。成都因而成为中国在大西南地区的军事中心。1993年,国务院把成都定位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两枢纽”(交通枢纽、通信枢纽)和“三中心”(科技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同年,国家体改委批准同意将成都列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199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派出的九大区行之一,负责履行中央银行在西南四省区(川、黔、滇、藏)的职责,统辖西南四省区金融业的发展。成都西南金融中心的地位无可置疑。因此,从某个层面上来说,这些机构的设立既是对成都城市地位的一种肯定,又是对成都城市地位的进一步提升。1999年,国务院批复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认定成都市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纵观成都几千年的历史,可以看到虽僻处西南,但凭其人杰地灵、物产丰饶,几千年来,成都一直在由“区域”努力走向“全国”,曾有过成为全国性的经济文化中心的辉煌,也曾遭遇多次的战乱和动荡,甚至焚城,可谓历尽沉浮。20世纪末的成都已然是中国西部特大中心城市,跨进新世纪,迎着新世纪的朝阳,成都的成“都”之路必将会向世界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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