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广播节目

第三节　曲艺广播节目

目前曲艺广播主要以曲艺专题和曲艺板块节目为主,另有一些综艺性节目中也有部分曲艺内容。从创作题材上来看:曲种选择不平衡,主要集中于相声、快板等几类,而曲种数量最多、说唱结合的鼓曲类节目则较少。从节目形式上来看:偏重于专题,而专题类节目选题又偏重人物。从全国性评奖来说,存在北重南轻、南北失衡的现象。

(一)选题策划

曲艺专题中人物专题数量较多,所以选题首先要考虑所写的人物是否符合一定标准。

人物选择标准里第一应该关注艺术成就,也就是所反映人物在艺术上是否有一定的成就或者有一定的突破,例如某个曲种、某个流派的代表性演员、代表性演奏家;取得一定成就的曲艺作家等。第二是影响力,指所反映人物是否在该曲种领域里有一定的影响,或者说这个人物是否受到业内外的关注。因为虽然我们所写的人物是曲艺工作者,但节目最终要落实到曲艺作品的创作或是演出上,如果缺乏上述两点,这个专题就缺乏曲艺专题的基本素质。例如,有的专题人物介绍得非常好,但是听众一听节目觉得表演一般,就容易让听众的期待落空。第三就是故事性,专题人物是否有性格的发展变化,是否有一个被接受被认可的过程,是否有影响其人生的重大事件等,这些关系到专题节目的故事性。

人物选定后,编导要注意考虑对所写人物是否占有了全部或大部分资料,包括人物艺术发展历程中各个时期代表作品的录音。对所写人物,没有占有全部或大部分资料,或者受到方方面面的局限,只能占有很少的材料就急于制作专题,效果肯定不好。例如有一档戏曲节目介绍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袁世海,节目中用了中国戏曲学院的一位老师的讲话。这位老师追忆了袁老是怎样给他说《斩马谡》这出戏的:“袁老师就是从人物出发,要求我们演出马谡他必然失败的内在因素。他的一个眼神,一个语气,可以看出来他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位老师讲完后,放唱段,理所当然要放《斩马谡》,但放的却是《野猪林》。显然是因为节目资料不全,无法用节目来印证的原因。

再次要对所写的人物做比较深入的研究。对所写人物的艺术成就、艺术特点、长处短处、强项弱项要做到心中有数,要把对于这个人物的主要评介文章找来读读,多听一听业内人士对他的评价,以避免片面性。很多曲艺专题节目,之所以特色不鲜明,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对所写人物综合、全面、有深度的了解,所以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缺乏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出现知识或是观点方面的一些硬伤。

(二)创作技巧

1.声音素材要丰富

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大同有个“宝”》向听众介绍大同数来宝,同时也是介绍大同数来宝这个新兴曲种的代表性人物柴京云、柴京海的。在这个节目当中,记者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录音话筒,录制了丰富的声音素材。这个节目是从记者进入大同市开始的,在出租车上,司机听的是大同数来宝,谈的是大同数来宝;记者走在大街上,听到的是大同数来宝;记者看到市民围在一起,听的是大同数来宝;市民们不仅爱听,还能模仿柴氏兄弟说大同数来宝,甚至小姑娘也能张口就来一段。编导通过这几组录音,说明大同数来宝在当地受欢迎的程度以及柴氏兄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营造了“满街争听数来宝,处处都闻‘二柴’声”的氛围。经过这样“先声夺人”的铺垫,“柴氏兄弟”出现在节目中就非常自然了。《我的父亲叶景林》之所以取得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主创人员在对叶景林的深入采访中掌握了大量声音素材,特别是叶景林临终前在病床上的几段讲话录音,忠实记录了一名优秀的曲艺工作者的心声,对于节目的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细节的开掘与表现

很多人物专题不能吸引听众的原因在于缺少细节,单靠成长经历加演出片段的方式已经不能够打动听众,所以编导需要注意细节的开掘与表现。如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我的父亲叶景林》中谈到叶景林于弥留之际在纸上歪歪扭扭写下“演出”两个字,《话说洋教头》中写丁广泉在家里请洋学生“撮”一顿他亲手做的馅饼,《大同有个“宝”》中街头群众围着破旧的音箱听“二柴”的录音等。这些细节往往可以盘活一段节目,引起听众的兴趣。

3.情节的组织

情节的组织方式,也就是我们选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连接节目的环节、情节,或是声音场景。这对于写好、做好人物专题也相当重要。写叶景林,是运用他的女儿叶子——“我”的追忆贯穿的,这样做,更便于情节场景的组织和人物情感的直接表达。《大同有个“宝”》则是以记者所见所闻贯穿节目,使听众身临其境。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宋波的故事》是以宋波的同学的口气落笔的,也非常符合节目的叙事要求。

(三)知识性专题创作

知识性专题节目在曲艺节目的播出中也占有一定比例,不同于人物性专题故事性强、注重大情节叙述与小细节的配合。知识性专题的制作更需要曲艺编导深厚的曲艺知识作为依托,否则很难深入下去。

目前的一些知识性曲艺专题节目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平淡。要考虑到我们的对象是普通听众,而不是专业人员或学校的学生。应少用或不用学院式的讲授知识的办法。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增加一些趣味,让听众爱听,乐于接受。例如开封人民广播电台的《漫话相声在开封》采用漫话(闲聊、聊天)的方式,向听众介绍相声在开封流传、发展的情况。所请嘉宾余文光是相声界“文”字辈的演员,有比较丰富的积累和阅历。他慢慢道来,把相声在开封传播的来龙去脉讲得津津有味。其中不乏掌故、逸闻趣事,涉及相声发展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一些经典作品的演变,再加上余文光的说表,听来妙趣横生。整个节目描绘了一幅七朝古都民俗市井文化的画卷,使人们在轻松的笑声和聊天当中获得了知识。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知识性专题并非都是一板一眼,也可以搞得轻松活泼,引人入胜。

此外知识性专题还应注意知识信息和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例如在一个介绍台湾汉霖说唱艺术团的专题节目中,被采访者不无骄傲地评介:“台湾汉霖说唱艺术团刘可耀先生不但擅长表演双簧,还发展了双簧,创出了曲艺新品种四簧。”刘可耀先生的艺术创新精神可嘉,但“四簧”是否刘先生首创,是否“曲艺新品种”,却值得商榷。早在民国初年,著名相声演员万人迷、张德泉和著名拆唱八角鼓演员韩亨斌、皮恩荣,就曾经演出过对口双黄。1958年9月,天津市南开区相声队还别出心裁,演出了“六六化装双黄”(指六人在前表演形体动作、六人在后表演语言的部分)。无论“四簧”或对口双黄,还是“六六化装双黄”,都还只是对双簧的发展和丰富,它们谁也没有使双簧发生质的变化。因此,自然也谈不上“曲艺新品种”的诞生。有一个介绍天津曲艺的专题,主持人这样告诉听众:“评书、相声在天津发祥。”发祥是兴起、发生的意思。因而,所谓“评书、相声在天津发祥”,就是说评书和相声是在天津兴起、发生的,它们的发源地是天津。这种说法明显错误。众所周知,评书和相声的发源地是北京,而不是天津。这里编导或是主持人要么不了解评书、相声的起源;要么不了解“发祥”的准确含义,这都是不应该的。

(四)板块性节目

板块性曲艺节目因其容量大,节目信息丰富,受到听众的欢迎。这类节目重在编排。板块性节目要求编导对曲种的类型特点、历史沿革、流派特色、代表人物、代表作品都有相当的了解,而且要在平时积累大量的节目信息,要善于从中寻找组合的线索。板块性曲艺节目最常见组合方式是内容上相似相近主题的组合,例如新春佳节时组织相关内容的曲艺节目等。实际上曲艺板块的组合还可以考虑根据曲种的类型特点、历史沿革、流派特色、代表人物、代表作品等因素展开纵横的对比与组合。

例如,同样的红楼题材在诸多曲种中都有表现,大鼓、弹词、评书中的红楼各有各的特点,体现出不同曲种的审美追求,甚至同样是弹词系统的苏州弹词、扬州弹词、木鱼歌等也会有各自特点。又例如,同样由元明词话发展而来的鼓曲和弹词在南北分流时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由此也可以展开南北曲种的特点的比较等。

曲艺节目实例简析

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0年9月20日首播,获第八届(2000年度)中国广播文艺奖曲艺节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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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合生,也称为“合笙”。合生有源于唐代之说。但现代学者多认为唐代的合生源于外来胡伎,属于歌舞戏性质;宋代的合生属于说唱伎艺性质,以谈说为主,间或夹唱。宋代的合生,一是上流社会宴席间,女艺人应命而“指物题咏”;二是瓦舍中艺人表演的合生,也称为“勾栏合生”。源起自文人在酒席间的雅而近谑的文字游戏,后演变为民间伎艺,包含有后来相声中诗词类的即兴表演成分,近代的相声里有诗词、作对联或行酒令一类节目,形式比较接近。如传统相声《四字联音》:“四字联音就是一人说四句,最后一句要四个同音字,联在一起像一句话。”起令者说:“檐前一燕,檐下生炭,炭着生烟,烟淹燕眼。”随令者说:“一领细席,席上有泥,溪边去洗,溪洗细席。”另一人说:“二董同铺,横搭一褥,西董翻身,东董冻肚。”

(2)商谜是宋代瓦舍中以猜谜语形式为特征的滑稽风趣的说唱艺术。猜谜语古已有之,有“庾辞”、“隐语”、“射覆”等名称。宋代文人猜谜风气很盛,每逢元宵节更成为群众性的娱乐活动。瓦舍中的艺人就以猜谜语为内容,创造了一种名为“商谜”的表演伎艺。商谜是由“商者”、“来客”两方表演的,至少要有两人。商者是出谜语的人,他百般刁难猜谜者,而来客也假装难猜而愚弄商者,双方有问有答、反复斗智,其中有不少滑稽风趣的笑料,与现代的对口相声中猜谜语一类的节目应有类似之处。

(3)宋代瓦舍说唱伎艺,又名谈诨话。类似今天的说笑话,在宋代记载瓦舍伎艺的笔记中,有说诨话艺人的名字,如《东京梦华录》的《京瓦伎艺》条,只记载“张山人,说诨话”。

(4)音“毕力”。古代一种管乐器,形似喇叭,以芦苇作嘴,以竹作管,吹出的声音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