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澄明之境”

第三节　“进入澄明之境”——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在主体间共建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确立和发展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且还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即是在“交往”中实现和完善的。处于从猿到人转化阶段的人类祖先逐渐意识到,单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与强大的自然相抗衡而求得生存的,这就促使他们联合起来,以群体的力量向大自然抗争,这也就是人与人社会交往的开始。在共同劳动中,人类祖先需要互相协作与帮助的场合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这种交往与协作给每个人所带来的好处,也就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人类祖先的发音器官开始适应这种需要而发生变化,逐渐能发出“杭唷、杭唷”的劳动号子声,语言就产生了。这也就是最初的语言传播。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为最主要的动力,使猿脑向人脑转化,人猿揖别,人开始从动物界中走出。这也是人文精神的发端。劳动和语言是在人与人(这里就应该是原始人了)的交往中实现的。而人文精神尤其是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的实现与完善特别需要在人与人(至少是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交往、互相影响中实现。因此,本节将论述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也就是“主体间”的共建。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不能脱离开主体,不是如其字面所示,是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在人之外的某种性质,而是主体的,即人的属性,因此,称其为“交互主体性”更为合适,即含有主体与主体互相承认、互相沟通、互相影响的意思。我们在这里为了简便,从俗而称其为“主体间性”。我们在讨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间共建的时候是以客体即创作依据的存在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背景的,即是在前一节所述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性建构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以主客关系为基础的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体性建构,也就谈不上其在主体间的共建。

一、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在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间共建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本主体”指的是创作依据,包括有文字依据的稿件和没有文字依据的提纲或腹稿。主体间性思维的特点是在扬弃了主客体关系的基础上,把世间万物都当做平等的主体来看待。所以,创作主体对创作依据(为了使语言表述对称,以下均称“文本主体”)的理解、感受以及调动思想感情使之处于运动状态,都可以看做是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我们认为语言传播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根据我们在前面的论述可知,人文精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有高下之别、精粗之判、主次之序、文野之分,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是处于时代主流的、位于主导地位的、先进的人文精神通过优美的有声语言的显现,并且,这种人文精神是指向受众的,是期待着受众对其有所反应、产生共鸣并化之为己的人文精神。我们是从“文化论”的角度去考虑语言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同意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是存在之家,在它的住处住着人”。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全部理解都是以语言的形式实现的。因此,语言传播就是人的存在之家,是人文精神之家。哲学解释学也为我们解决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哲学解释学认为,人的“理解”这种存在方式,也就是关于存在的普遍真理,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因为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维。不仅理解的对象是语言的,而且理解本身也是语言的,对存在的解释是理解的实现,而一切形式的解释都是语言的解释,理解和解释都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说明存在的意义。伽达默尔使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并上升到本体论的位置,的确夸大了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地位,但是它却为我们研究语言传播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不能再仅仅从“工具论”的视角去看待语言,语言是对人的存在的全面的反映。语言传播作为一种集中了党和政府对人们的引导的传播,作为一种语言传播者自身不断对人文精神的主流和精华进行内省、内化和外化的传播,其本质就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

创作主体对文本主体条理化、内化、强化、目的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广义的“理解”过程(我们说是广义上的,就是因为,在语言传播过程中,创作主体对文本主体的改造不仅是理解,还有感受、形成态度、调动情感等。下文将要说到的“理解”也是这种广义上的理解)。这一理解的过程就是创作主体对“此在”即人自身的领悟的实现,这一理解的过程就是意义展开的过程,就是人文精神在语言中展开的过程。因为语言在本质上属于人的生活世界,“它并不是一种工具,或者是人类天赋所有的一种特殊的能力；宁可说它是中介。我们一开始就作为社会的人生活在这种中介之中,这种中介展示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那种全体性”。^[61]对语言传播中,这种“全体性”就是人之为人的人文精神的全部。因为语言传播是通过语言创造价值对象和意义的(即要实现“信息共享”、“认知共识”和“愉悦共鸣”的功能),在语言中蕴含了人的文化建构。从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意义上讲,有声语言的创造是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是创作主体作为人的主体间的生存方式。

文本主体是关于意义的世界,是人的世界,那里面有着无数的生灵需要我们去关心、关注,那个世界是与我们的现实相连接的世界,即人文精神的世界。在创作主体对文本主体的理解过程中,按照传统的认识论观点,样式是创作主体向客体(即这里所说的文本主体)的单向运动,在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建构过程中的理解,应该是扬弃了认识论概念上的理解的基础上的主体间的对话与相互理解。创作主体所面对的创作依据也是主体,要不断地向它提问:你要传播的是什么信息？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情感？你要传递的是什么认识？创作主体要与文本主体中的人物对话: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想的？面对这样的情况你的心情如何？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的这种主体间的交流,不仅要有问,还要回答文本主体所提出的问题:身处这样的良辰美景之中,你的心情如何？面对生产战线上如此鼓舞人心的成就,面对各行各业劳动者所创造的巨大成绩,你打算怎么办？你对文本主体所讲的道理是如何认识的？理解之后你打算怎么做？面对其中人物所遇到的困难或困境,你是怎么想的？如果你碰到其中所说的英雄人物所面对的情况时,也会挺身而出吗？……创作主体对文本主体要尊重、同情、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通过互相倾诉和倾听对话,进入文本主体的内心世界,充分理解文本主体。同时也意味着向文本主体敞开了自己心灵的世界,文本主体也理解了创作主体。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惺惺相惜、相见恨晚,自我与对象融合,自我消失了,都进入了传播的内容当中去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创作主体对创作依据进行内化和改造时的忘我—有我—无我的过程:创作主体进入到创作依据所提供的人文精神的意义世界,被里面“真、善、美、新、雅、精”的绚丽风景所陶醉,创作主体与其中的人物甚至花草鱼虫对话,目的是为了把它们的美传达给对这迷人风景同样满怀期待的受众。

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的对话不仅是与他人的对话,而且是与文本主体中一切对象性东西的对话,在这个对话过程中,作为意义的人文精神就展现、生成了。所以,在语言传播中,人文精神不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有待于我们去认识的对象,它更是一种需要我们在与文本主体的对话与互相理解过程中不断生产、生发出来的东西。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取得需要创作主体用心去体悟,去领会,变成一种心灵上的交流,这样,文本主体中的世界就不再是自在的世界,而是与创作主体密切相关的世界,它同我们一样享有人性、主体性:“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温飞卿)文本主体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但创作主体赋予它生命；创作依据本来是没有人的性情的,创作主体赋予它人的性情,于是创作主体就可以与文本主体所包含的万事万物对话、交往,同喜同悲,心心相印。“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在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之间的交往中,文本主体中的一切都化为“你”与创作主体——“我”进行交往、交流、对话,即“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到花里去；花看人,花到人里来”。^[62]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的交往是自由的交往,创作主体参与创造了对象——即有声语言,但却不据有它,而是要与受众分享它。文本主体也不再作为“对象”而存在,由于创作主体的态度,它转而也成为自由的主体。这也就是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你”关系:“他不是‘他’或‘她’,不是与其他的‘他’或‘她’相待的有限物,不是世界网络中的一点一瞬,不是可被经验、被描述的本质,不是一束有定名的属性,而是无待无限、纯全无方之‘你’,充溢穹苍之‘你’。这并非意指:除他而外无物存在。这毋宁是说万有栖居于他的灿烂的光华中。”^[63]在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这种“我—你”的理解、对话与交流中,“我”凝神观照,醉心体验,尽最大努力去发现,全身心去感受“你”的真善美,而“我”也被“你”观照,与“你”共同栖居在真善美灿烂的光华中。

在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过程中,必然要带有创作主体的人生经历、生命感念、审美追求、文化积淀、当代的心态、思想感情,即所谓“前理解”、“前感受”。当创作主体带着这样的“前理解”和“前感受”与文本对话、交流的时候,就必然有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融合的过程”。^[64]在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至少有这样几个视域进行了融合:创作主体的视域,如上所述；时代精神的视域,即时代发展的特征、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审美、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党性的视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等；媒体的视域,即电台、电视台的要求、新闻工作者的纪律与自律、栏目与节目的宗旨、这次节目的主题与目的；文本主体的视域,即其中所展现的时空、场景、人物的心理等。当然如果再继续划分的话,还可能有其他的视域。

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就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先进。因为这些视域的融合不是把一个移入到另一个中去,也不是使另一个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是意味着它们共同向一种更高的普遍性提升。这种普遍性就是作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普遍性、先进性、主导性、主流性。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身人文精神的个别性、不完善性,也克服了其他视域中人文精神的个别性、不完美性。“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但这不是为了避而不见这种东西,而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65]上述不同领域的人文精神互相补充、交融,这也就使我们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高的程度上获得新的人文精神的提升。

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的主体间的视域融合是一个筹划与分享相统一的过程,即以创作主体已有的人文精神去融会各个视域中的人文精神。这就要求创作主体要尽可能地、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视域”,要具有宽广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人生历练,要有更扎实的理论和政策功底,要更紧密地与现实、与世界相联系,要砥砺更敏锐的新闻敏感,要涵养更深厚的语言功力,要有更高远旷达的人文精神境界。只有这样,创作主体才能确保能够全面领会、切近感悟、深刻把握各视域中的人文精神,也才能在各视域的融合过程中以高起点去“筹划”人文精神,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去分享、整合人文精神,正所谓“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见之愈奇”。

创作主体对文本主体的理解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而且文本主体也是在一定的历史中存在的,有些文本主体本身就是历史性的,与现在有一定的时间距离的。因此,创作主体对文本与文本主体间的理解、对话都要在历史中进行,所以创作主体还需要有一种历史的视域。这在语言传播中就体现为,我们要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在与历史留传下来的文化典籍、经史子集的倾心对话中,去亲近历史,了解传统文化。这其实就使创作主体获得了一个融合古与今、过去与现在为一体的、连续性的统一体,这是由现在的视域与过去的视域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大视域”,“一种唯一的视域”。“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66]

“效果历史”原则对于语言传播的借鉴意义以及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启发我们:任何语言传播都不是在虚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时间历史和民族传统中进行的,语言传播也是历史地演进着的,我们是在文化传统中进行语言传播的,当代是植于传统的,这当然也包括人文精神中好的传统因素。要使语言传播更为有效,语言传播者就必须亲近文化传统,切近之,仰慕之,倾心之,温习之,撷取之,暖之于胸,化之于心,融之于血,诵之于口,托之于言。这样,语言传播者就会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根柢之所在,力量源泉之所在,当我们对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化之于心,形之于声的时候,那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中华民族的恢弘大气、落落大方、胸襟开阔、庄重质朴、融通畅达、豪迈进取、意气风发……无不发于己心,出于己口,那“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又怎能不为中国的受众所喜爱。创作主体,多么畅快,多么骄傲,多么自豪!

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传统的精粹也就被语言传播带入了当代,也就通过受众而成为当代人心中的文化根柢。而语言传播者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了历史,我们的视域就与历史的视域相融合,在这种融合中,我们的视域和历史的视域都不会被消解,而是形成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贯通历史和现代、融通中国与世界的“整体视域”。人文精神、传播的意义在这整体的视域中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意义,也被提升到了更高的层面。我们创作主体自身内部的一些不真、不善、不美的特殊性也在这种大的“视域融合”中被消解、修正,从而获得了更高的普遍性,创作主体的人生境界、人文精神境界在与文化传统、与历史大的“视域融合”中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在传统的支配下,这样一种融合过程是经常出现的,因为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在这里总是不断地结合成某种更富有生气的有效的东西”。^[67]语言传播创作主体在与文本主体的理解、对话中,在诸视界的“视域融合”中,在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效果历史”的生成中,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升华了,丰富了,可感了,并内化为语言传播者的生命感念、心理依据、创作冲动,只等创作主体一声令下,千帆竞发,奋勇争先,开赴对之热切盼望的接受主体的港湾。

二、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间共建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完全生成是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完成的。创作主体在集中、萃取了各个视域中的人文精神的精华后,是要与接受主体共同分享的。从传播过程的完整性来讲,接受主体是目的地和归宿。如果创作主体精心奉上的人文精神没能被接受主体所接纳,所分享,所心领神会,默然于胸,那么就可以说,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虽然倾力音声化了,但却没有最终实现。

因此,创作主体首先要了解受众的人文精神状况和人文精神期待。受众当中的人文精神状况是良莠不齐的,有“真、善、美、新、雅、精”,也夹杂着假恶丑与陈腐、庸俗和粗滥。但那主流应该是“真、善、美、新、雅、精”,绝大多数受众都对先进的、符合个人与社会发展方向的、高层次的人文精神充满向往和期待。这也是创作主体张扬人文精神主流与精华的精神支柱与心理动力。那绵延群峰、流泉飞瀑、红花绿草、飞鸟牧牛、雾霭流岚、亭台楼榭……良辰美景,怎能虚度？一定要邀人同赏,畅游其间,流连忘返,身心俱悦,涤荡心胸,陶冶性情……受此美景美情的吸引,原来对此并不感兴趣的那少数人也欣然前往,最后竟至乐而忘返,徜徉其中。如果真能达到如此效果,那语言传播的贡献就是历史性的。而这也应该是每一位语言传播者的责任、追求、人生乐趣、生命境界。创作主体一定要相信大多数,相信主流,相信五千年的人文精神的精华肯定会积淀在人们的心中,融入骨髓中,流淌在血液中,即使中间经历了千年礼教的异化、百年列强的压制、十年“文革”的戕害,但那历史的悠远以及它通过当下而奔向未来的滔滔洪流,是不会因为小小的决堤而彻底改道易向的。但是另一方面,创作主体也要对那决堤所造成的后果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因为洪水过后往往会暴发大规模的瘟疫,那堤坝上不显眼的蚁穴极可能会导致决堤。这样一来,创作主体所面临的现状与责任就非常明确了:明察秋毫、细心灌堵那危害大堤的蚁穴；小心自己不被瘟疫所染；更要导引主流人文精神的甘霖,消灭洪水泛滥后滋生的病菌……

创作主体要对每个“这一次”传播过程中的受众进行具体的设想:对于这样的内容,哪些人最感兴趣？哪些人最有可能对这一次传播中所焕发出来的真善美达成共识,产生共鸣,进而心驰神往,共同“栖居于其灿烂的光芒中”？要紧紧抓住这些人,排除那些对这一次传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不感兴趣的人。创作主体要更具体地设想他们的人数、年龄、性别、职业、文化水平、欣赏心理,甚至设想收听收看的环境、场景、氛围,等等。这样,接受主体,呼之欲出,如在眼前,音容笑貌,清晰可感,高山流水,钟期既遇,相见恨晚,一见倾心,“非说不可”。创作主体,乐莫大焉。创作主体对接受主体的设想决不能笼而统之,“谁听(看)就播给谁”或者“播给最亲近的人”。如此则模棱两可,含含糊糊,飘忽不定,最后将会彻底失去知音,传播就成了对宝贵信息资源的浪费。

创作主体要与接受主体对话、交流,才能共享,进入共识,达到共鸣。“完整的主体间性是相互自由承认的对称关系的表现”。^[68]在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对话的时候就隐含了创作主体对接受主体的观照(并且,那文本主体中的“你”与作为接受主体的“你”在有些情况下还是重叠的)。因为创作主体对文本主体的关注是不同于普通读者或观众、听众对文本(节目、文章等)的欣赏的,他与文本主体对话的最终目的是他自己与文本主体一起同接受主体“对话”。因此,到了话筒前和镜头前的时候,创作主体就是偕同文本主体一起与接受主体之“你”进行对话。创作主体融会文本主体一起完全向接受主体敞开心扉,他在语言传播的创作过程中完全投入了自己的性灵、自己的“童心”,而期待着接受主体的回应。这时候,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完全是“我—你”的对话关系。创作主体涵化了丰富人文精神的有声语言表达对接受主体具有巨大的感染力、感召力,接受主体乐于同创作主体进行对话与交流。接受主体通过与创作主体富有魅力的有声语言的对话,感受到他所要传达的人文精神,从而与创作主体会心会意,产生共鸣,共同分享那人文精神的精华。

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能够就人文精神进行对话、交流、沟通乃至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共同提高,其基础是有声语言中人文精神的生命韵律和节奏的可感性。这种生命的可感性对于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是同一的,他们只不过是生命之树上不同的树枝上彼此形状相同的叶子,同气连枝,故能相通。“夫声律所始,本于人声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69]人声中的音韵特征本于人的血气,人的自然特征也体现了自然的生命节律。有声语言所体现出来的韵律与节奏暗合了生命的内在节奏(人的生命本身不也是有节奏和韵律的吗？如心跳、呼吸、生物钟等),而有声语言的这种浸透了人文精神与生命意识的形式之美又与人的情感相通,“故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70]音乐如此,有声语言也一样。按黑格尔的看法,语言比音乐更能表达精神性的东西。^[71]我们认为,至少对于人文精神而言,这样说是很有道理的。在有声语言中,情感的节律与语言的形式节律内外合一,就构成了有声语言的节奏与韵律。而有声语言的这种内在的人文精神与外在的韵律(这里只是相对而言,有声语言的韵律本身又何尝不是蕴含了内在情感的形式呢)的合一,也会使接受主体感到其中的宛若天成之妙,“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72]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这种“悠然心会”中,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就融入了双方的血液里,化入了双方的性灵中。

上文所说的“视域融合”同样也发生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创作主体有自己的人文精神视域:对真善美的理解、对新雅精的追求等。接受主体也会有自己的人文精神视域:不同的文化积淀、不同的人生际遇、对生命不同的理解和感受、不同的人生追求等。一方面,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自己与接受主体之间人文精神视域上的差别,尽量整合、提升接受主体的人文精神境界；另一方面,对于接受主体而言,他与创作主体的人文精神的视域融合也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提升,而且这种普遍性是克服了接受主体在人文精神上的个别性与片面性之后的一种提升。在这种人文精神的普遍性之中,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都在真善美灿烂光芒的沐浴中找到了栖居之所。“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73]创作主体的创作成果,即有声语言成果,所富有的人文精神在其丰富性和可感性上要超越创作依据本身所提供的,这是语言传播的创造性的体现；接受主体由于他的特殊人文精神背景,在他与创作主体对话之后,他的人文精神视域肯定也更加开阔,从而超越了语言传播本身所展现的人文精神。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人与人之间,只有知识、智慧、情趣、爱好、才能、志向、历练都相近的人之间才能形成和保持交往。在交往之初,人们也是在寻找共同点,这既是在寻找相互联系的中介,也是寻求平衡的条件。主体间交往的稳定与发展,需要主体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均衡或平等,并且主体间性的发展程度也与主体间的交往程度成正比,充分发展的主体间性需要充分的主体间的交往。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在分享人文精神方面的对话与交往也是如此。因此,创作主体要真正地深入生活,深入到接受主体中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倾听他们的心声,与他们交往。这种交往不是让自己超然于物外、事外、人外的所谓“纯客观”、“极冷静”的冷漠的“我—他”式的交往,这种交往是发自内心的、同呼吸、共命运、同甘共苦、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热情的“我—你”式的交往。创作主体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不仅要“身入”生活,“身入”群众,更要“心入”生活,“心入”群众。要理解人,就必须深入到其内心世界,就只有通过推心置腹的对话,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只有这样,创作主体才能获得同样的体验。这不比所谓的“平民化”的“大众情人”更贴心？这不比所谓“邻家大妈的儿子”更知己？

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主体交流与对话不是一种现实意义上的交流,而是虚拟的“交流”,所以,我们在语言传播的基础理论中谈到传受关系的时候,是说创作主体要获得“对象感”,而不是说“对象交流”。即使有些节目有现场的听众或观众,从而有利于从实际上调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面对面交流的感觉,但是,对于语言传播来说,那占主导地位的接受主体是广大“不在场”的受众,创作主体与“在场”受众的对话、交流、相互理解与沟通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不在场”的绝大多数。因此,本书中所说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交流是带引号的“交流”。

当下的交流与在场的交流更要注意普及性、普泛性,因此创作主体不要满足于或耽溺于人际传播的零散性、随意性、个别性、特殊性；当下的交流与在场的交流更要注意可感性和互动性,这种互动不仅是发生在创作主体与在场的接受主体之间的互动,更指与更广大的“不在场”的接受主体之间的“互动”。如此,才会产生引导、提升的“不在场效应”。

因此,在创作实际中,创作主体的主要任务还是要把人文精神送达于接受主体,要“及于耳”,“达于心”。这种“送达”要具体地体现在语气中,而把握送达的语气,关键是要把握住最能体现创作意图的重点句子,以及一个意群结尾句子的句首、句中、句尾的走向。^[74]

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交往是一种精神交往,尤其是二者关于人文精神的交往更是如此,但这种交往同样也是实践性的。从语言传播所依靠的制作与传输过程来看,整个过程都是实践性的活动。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生成的唯一基础是语言传播实践。更重要的是,接受主体会对创作主体的人文精神召唤做出反应,化为行动,形成改造社会的实践力量。

具有交互主体性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共同面对特定的客体或客体世界,他们就形成了一种共同主体,他们所面对的是共同的客体,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最终要在共同主体中完成。共同主体性的基础就是人们共有的实践生活和人文精神世界。海德格尔说:“由于这种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是我和他人共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的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75]这里所说的“共同性”是指我们都生活于其中、交往于其中的生活集体或共同体,对于语言传播来说就是国家与社会。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我们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共同努力,即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这是一切人们所说的“意义”——人文精神的基础,由此也才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而意义——人文精神也只有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交往与交流中才能达到共享。通过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在主体间传递,并以此将众多的主体连接起来,整合、形成社会共同的、主流的、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人文精神。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要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通过语言传播活动而形成。

在这里必须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交互主体性”对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巨大作用不应该被不适当地夸大,它只有在创作主体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因此,在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重建的过程中,接受主体的作用更不应该被夸大为“传播的中心”。在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的建构过程中,创作主体必须占据主导位置。

三、天人相分与主客浑一——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及主体间生成的哲学基础与深层动力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体性建构与主体间生成的深层动力要到其所依赖的哲学基础中去寻找。我们认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及主体间生成的哲学基础和深层动力应该是扬弃了主客二分之后的主体浑一、物我一体的认识论、实践论和宇宙观。但是这种主客合一必须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之上的主客合一。在主客二分阶段,创作主体运用知性和理性对对象世界进行认识,获得了信息,达成了认识。这些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生成的基础。没有科学而清醒的认识指导的人文精神是盲目的“人文精神”,其实践也将是有害的。

人与自然、世界、世间万物的关系本来就是浑一的,不分彼此的,人即是自然。这是语言产生以前的状况。后来,由于劳动和语言,人猿揖别,人与自然分离,人走上征服自然的道路。几千年来,尤其是工业革命的这三百多年来,人类利用大自然所赐予的智慧,把自然作为与自己异在的,甚至是对立的存在物,不断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并利用认识的成果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人类的文明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在人对自然的深入认识与改造过程中,人自身的存在状况,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人对真善美的理解与追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就是人文精神的发展轨迹。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经历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人们开始意识到科技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以及人类本身的贪婪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及至后来,随着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进行征服所带来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全球性的环境恶化、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高科技对人类伦理所带来的一个又一个冲击……在人与人的关系领域也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人不是客体”。由于主客二分思维的影响,人们自然而然地以自我为中心,把除自己以外的一切都作为与自己相对立的客体,也就把他人也当做了客体。“我”把他人当客体,他人也会把“我”当客体,如此一来,全世界都是他人眼中的客体,则无“主体”存在。而人,本来应该是主体啊!以至于西方的学者不断惊呼人面临着危机,尼采说“上帝死了”指的是西方社会的信仰危机,福柯说“人死了”指的是人的主体性所面临的危机。人文精神再一次面临危机。人类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些本以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人到底是什么？(这在“克隆人”问题上就显得更加迫切)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于是就有了主体间性问题的提出。而主体间性的背后则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相和谐的主客合一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哲学基础和深层动力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与西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客二分哲学思维的融合。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讲究天人合一的,这也给广大炎黄子孙带来了人与物、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高远境界,但缺乏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也相应地带来了中国科学欠发达的弊病,主客二分思想如上所述也带来了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既需要创作主体在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体性、知性和理性,执著追求,豪迈进取,也需要创作主体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的基础上,与世界万物融为一体,涵养悟性,提高境界,努力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

对于主客二分思想对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深层推动,前面已有论述,在这里就不再多费笔墨,本书要着力论述的是物我交融思想对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根本性的影响。

从新的主客浑一的视角去看人与世界、人与他人的关系是这样的:整个宇宙,包括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领域都是一个普遍联系之网,宇宙间的任何一个事物,任何一个现象,包括人在内,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交叉点,每一个交叉点都与宇宙间的其他交叉点有着或远或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联系既有空间上的,又有时间上的。世间的山川河流、幽谷流岚、一草一木也都是这个普遍联系大网上的一个交叉点,只不过它们没有自我意识,而人有自我意识,并能超越自我。对于人来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交叉点上,这个点就是每个人的世界或境界(此境界不专指高尚的境界,而是指视域、思路、心态)。人作为这个网络上的一点,他的境界也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整体,这个整体又是全部宇宙的整体,它汇集着宇宙整体的每一个角落并且与它们息息相通。因而它既是无所不包的世界整体,又有各自的独特性,因为每个人与之发生联系的事物是不一样的,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长环境、文化积淀。^[76]

我们古人从培育生命的农事活动中体会到,宇宙并不是杂乱的物质对象,而是有机的生命整体。人只是宇宙生命中的一部分。在宇宙的生命整体中,山川、草木、动物与人在生命的角度上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宇宙的本质就是生命的大化流行。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学、美学理论中,“道”与“气”处于核心与源头的地位。“道”与“气”既不是某种具体的、一成不变的物质,也不是某种抽象的、一成不变的道理,而是宇宙间活泼的生命力及其生生不息的生命节奏。老子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77]老子在这里所说的“道”就是万物生命的源泉和动力。在中国古人的眼中,宇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宇宙,气化流行,衍生万物,气聚而为实体,气散而形失。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走兽飞禽、悠悠万物、芸芸众生,皆由气生,人更是禀气而生。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人、万物同为宇宙生命大化流行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与万物没有区别。人与他人,乃至人与动物、与树木,甚至与无生命的山石都因鼓荡于宇宙间的勃勃生气而联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有机的整体中,部分与部分之间就如同有血脉相贯通一样,能互相通达、对话、交流甚至转化。气化运行既然是生命之常,所以艺术作品的本源、内核就是“气”。我们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师造化”,其实就是“师生命”本身,因为万物一体相通,生气相连,造化与人同气连枝。“师造化”就如同天地化生万物,就能使作品有生气。因此,作品不仅要描写物象,更要传达宇宙万物本体的生命之气,即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的“写气图貌”,王微在《叙画》中说的“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艺术作品之气与创作主体之气,在生命力上是一致的,如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所说的“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必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以上所言对于语言传播者人文精神的生成都是适用的。而其关键正在于,那生命活力的充盈与生命节奏的律动贯穿了整个宇宙。这也是最彻底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本来就是对人的存在状况,也即“此在”的反映,语言传播对它的传达就应该是生意盎然、生机勃勃、气脉贯通的,这样才能与接受主体的承宇宙生气于自身的生命活力相激荡,才能产生共鸣,才能使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都被那勃勃的生气所感染,共同提升生命的境界、人文精神的境界。语言传播中的“气”就是创作主体的生理、心理之气,也就是气息,就是创作主体的生命活力,就是创作中具体的语气,就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息息相通的生气,就是创作主体与宇宙万物气脉贯通的宇宙生气。因此,创作主体要“养气”,也就是时时刻刻都要为创作做好生理、心理上的准备、储备。

创作主体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刻苦、精心、坚持不懈地锻炼气息,使之稳劲持久、调控精细、收放自如。

创作主体要涵养浩然正气、与宇宙天地相贯通的勃勃生气。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指的就是道德之正气。

创作主体还要涵养山川大河和社会生活对心灵的感动、感发,即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所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创作主体还要“内游”,这就是对“气”的“内养”,通过神思而超越时空。元代的郝经在《内游》中说司马迁“身不离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能够内游、内省,创作主体就能在创作中充分调动时空,以今日之心统摄宇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心游万仞,精骛八极,再现情景,升发意境,自由畅快,由创造而生自由。

语言传播创作主体能“养气”,能“虚静其心”,就为涵养语感、“感物动情”打下了基础。创作主体作为宇宙生气的体现,是一种气积。气积静而成体,静是生命的本性。这种本性受外物自然之气、社会之气的感发,就产生了情感,情感则通过有声语言加以外化。

所以创作主体要善于“感于物”,并把感受、感动、感发深纳于心,酝酿之,升发之。自然景物会对我们的心灵有所感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78]外物与内心之气契合,如他乡遇故知,一见倾心,心物交融,创作主体的心灵便得以提升,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79]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也会对创作主体的内心有所感发,其效果更是直接而激烈的。钟嵘有感于此:“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杨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80]社会生活,喜怒哀乐,激荡内心,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以上所论为主客浑一、万物一体的气化宇宙观对引发、触发创作主体的感受、情感所起到的奇妙作用。这种生命宇宙观更是创作主体悟性渐修顿至的深层动力。语言传播的悟性是在一种语言样式、样态所积累的语感能折射、辐射、升发到其他样式、样态中的一种能力,也表现为以滴水映射太阳光辉的以微显著的能力。我们认为,创作主体悟性渐修顿至的关键在一个“通”字,而“通”的状态只有在大化同一的前提下才能达到。前文已述,自己、他人、万物都是禀宇宙之生气于自身的生命体,在生命本体层面上,人与万物是一样的,那么人其实就是与万物相连的一个生机勃勃、生气盎然、元气淋漓的连通点。因此,人在宇宙中的理想状态就是“通”,通古今、通中外、通理论、通政策、通社情、通民意、通人心、通经典、通物我、通感受、通样态、通样式……创作主体把以上所述各项都看做是有生命的,所以就能全身心投入,与之一气相通,同气连枝,他就会把自己的小生命融入社会、宇宙的大生命中去,安适快乐。那渐悟便是渐通,那历程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那成果便如击燧取火,星星点点,“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即逝矣”。^[81]而积小通、积渐悟便可成全通、顿悟,那情形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效果如星火燎原,势不可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尽在神思。

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也必须以主客浑一、物我交融为前提。按照主客二分的思维取向,创作依据就是客体,是不能“言说”的,它只能等待创作主体对它进行认识、改造。在主客浑一、物我一体的存在论关怀中,创作依据中展现的花草树木、山川河流、道路房屋都是与宇宙的元气、生气相联通的,都是有生命的,它们也仿佛都能“言说”,在那里等待着创作主体去过问,去关心,去与之“交流”。创作依据中的人物就更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性情饱满的另一个“我”,这个“我”在等待着创作主体去深入他的内心世界,分享他的酸甜苦辣,领略别样的、更高尚的人文情怀。创作依据中的道理也仿佛是由一个沧桑老者或谆谆智者在讲述之,在等待创作主体去与他交流、辩论……这样,文本主体就不再是枯燥的文字或抽象的提纲了,就完全“活”起来了,那人事理、情景物便都变得活生生,跃入眼前,可亲、可近甚至于可触、可感,那感觉就如同雕塑家深情抚摸着冰冷的大理石的维纳斯雕像,口中喃喃道:“这是多么温暖而富有弹性的肌肤啊!”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一气贯通,倾心“交流”,圆融无碍。创作主体,幸甚至哉!

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交流”就更需要强化这种人我合一的思维取向和存在状态。我们在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他人不是客体”。如果创作主体冷漠孤傲、自命高明,或高高在上,或远远在外,那么他从接受主体那里所得到的反馈就一定是别人也会无一例外地把他当做客体。正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创作主体一定要卑己尊人,倾心相交,全心全意,但又不能走到另一极端,即谄媚庸俗,招欢买笑。实质上,这也是把接受主体当做客体,谄媚的目的是吸引目光,吸引目光的目的是收视率,收视率后面是广告,广告后面是钱,即接受主体只不过是钱(即物)的诱饵,还是物,即客体。其结果是,稍清醒的接受主体,都会对他避之如瘟疫,弃之如敝屣——创作主体被客体化。创作主体所要做的就是想接受主体之所想、急之所急、恨其所恨、爱其所爱,把最精美的精神食粮、最高尚的人文精神送到接受主体的耳边,传到他的心里,既做挚友,更做诤友,言之凿凿,一字千钧,关之切切,期之殷殷,爱之拳拳。这样,创作主体也一定会得到一致的回应,二者互相激励,互相爱护,惺惺相惜。

在万有一体相通的境界,语言传播要能把握万物相通整体,做到“大人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82]而那途径就是——精妙的有声语言创作!

四、精妙的有声语言创作——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间生成的唯一途径

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在创作主体的主体性的确立和发展中孕育、成长,在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接受主体的主体间“交流”、“交往”中实现、完成。

运用语言进行交流、交往几乎是人类的本能,因为这是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语言产生阶段,人类的祖先也是由于共同的劳动所需,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时,这种内在的心理需要才使原始人的生理结构发生了变化,逐渐能发出清晰的音节,语言产生。此时的语言是为了通过交流,协调动作,汇聚更多人的力量以形成合力,这样人类就能与比自己强大得太多的大自然相抗衡,获取食物,取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可见,语言以及语言的交流与传播(不过这只是最广义的“语言传播”)初始动力是为求生存、求温饱。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意义”的主体间生成,即不同人能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明白意图之后才能采取相对协调一致的行动。意义共存的前提就是“契约”的逐渐形成与共同遵守,以至于契约所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遵从共同的规则。这样人与人之间对话与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就向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扩展。在这一过程中,人离动物界越来越远,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丰富、充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协调也越来越多,氏族、部落乃至国家逐一出现,法规律令、伦理规范都需要通过语言这一“契约”而生效。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程度互相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交往提供了越来越先进的手段,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交往的深度不断加深,人们对于共同“契约”的完善和对其更严格遵守的内在需求就越来越迫切,其内在动力是求富足、求发展。因为主体与主体之间信息的准确传递、认识的互相交流,以每个主体对语言的意义和规则的共同掌握为前提。在共同规则映照下的广阔空间内,人与人的交流与交往日趋自由,主体也就能在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内分享国家的、民族的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共有资源。由于规范的日趋稳定和影响力的扩大,主体的存在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主体可以通过便捷、迅速的语言传播了解古代的、当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人文精神的精华。在规范光辉的照耀下,主体的人文精神应该通过语言传播得以最大程度的提升和弘扬。问题的关键就集中到了语言传播本身:你要传播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你要怎样传播人文精神的精华？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能够对此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了。但语言传播中的创作主体怎样才能从根柢上做到用生机盎然、生气勃勃的有声语言(即富有人文精神的有声语言)去传播传统的、时代的人文精神的精华呢？

我们的回答是:用精妙的有声语言。什么是精妙的有声语言？曰:剔除了日常语言芜杂、散乱与模糊的,涵化了规范于自身之内的诗性有声语言!

精妙的有声语言是剔除了日常语言的随意、零散、芜杂、单调、刻板、生硬、冷漠的有声语言；精妙的有声语言是生动、准确、规范、精心、集中、丰富、亲切的有声语言。日常语言所渗透的人文精神也必然是主观随意的、浅表的、繁杂的、良莠不齐的。现在语言传播中“拉家常”式的“说”,不仅蔓延于谈话类节目中,更渗透到了新闻性节目中,一句话说不清楚,就多几句解释,加零碎、兑水,鼓吹“语言创新”,实则语言功力太差,貌似“尊重受众”,实则矮化大众传播。

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在主体间的交往中生成,它是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接受主体之间生气勃勃、元气淋漓、生机盎然、生动活泼的交流与交往,所以它不能仅仅满足于符合规范。一般化的、概念化语言(即仅仅满足于规范的有声语言)通过普遍性的概念和推论展开,它作为主体间交流的中介是不透明的,它把主体间的关系降为主客关系,它具有抽象性、工具性,不能充分实现主体间性,^[83]而进入规范空间和审美空间以后的诗性有声语言是真正主体间交流的透明的语言。这种诗性的有声语言是充分发挥了汉民族共同语特点的,真正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精妙的有声语言。它以具象铺排克服了语言的抽象性,以内涵的充分释放超越了语言的工具性,把抽象的文字化成个性化的、有生命的意象,从而消除了主体间交流的障碍。使用诗性有声语言进行交流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文本主体之间的沟通是一种心灵的默契,是充分的、自由的交流,从而获得了直接的生存体验。

只有把人放到抛弃了主客二分的主客浑一的、元气贯通的、万有相通的、整体的、主体间的世界中的时候,按照我们今天人类精神所达到的高度,我们的人文精神才会是充分的、先进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投射的一个聚焦点,这个点,包括人也包括物。万有相通、万物一体、气脉贯通的关键在于语言。旧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把人看做主体,把万物作为客体,语言就被看做是反映天地万物的工具和镜子,万物不能言,只有人能言,但现在,不仅是人能言说,而且万物也都能“言说”(当然,万物不是真的会张口说话,还是要通过人的语言来“言说”)。世界因人而有意义,无人的世界是谈不上意义的,也不能称其为世界(这是在世界物质统一的本体论基础上的价值论,而不是唯心主义本体论)。使意义和世界得以表现的就是语言,所以伽达默尔说“世界本身在语言中得到表现”,“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84]但这种语言不是概念化的语言,即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只能表述“在场”的东西。但是,如上所述,每一个事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整体,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集合”,它横联万物,纵接古今与未来。每一个“这一个”都是一气贯通、普遍联系的宇宙中的一个点,它又都能以滴水显太阳,都是能于个体见宇宙整体的“通透”的点,所以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结合体。这种语言就是诗性的语言。对于语言传播来说,就是恢复了汉民族共同语之本来面貌,充分发挥了汉民族共同语魅力的有声语言!这样的有声语言是能够充分调动接受主体能动性的语言,它需要接受主体充分发挥想象、知识储备、文化积淀进行补充,以领会“言有尽而意无穷”之佳妙。这样,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主体间性、互动性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精妙的有声语言是能够从看到的东西中体会和抓住未看到的东西,从说到的东西中体会和抓住未说到的东西,从而能使创作主体个人独特的人文情怀、人生感念被接受主体所理解,也更能激发接受主体独特的人文情怀。^[85]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说:“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这里所说的词外之情就是言外之意,即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即能够以在场的东西显现隐蔽的东西,以有限言说无限的东西,以“有尽”表现“无穷”,而这“无限”和“无穷”的东西又不是抽象的本质或概念,而是现实中的人事情理、人生的感念等,能够以“这一个”折射出宇宙万有的整体。

精妙的、充分发挥了汉民族共同语魅力的有声语言,正好能够使在场与不在场的主体连成一体,一气贯通,元气生动。但是,创作主体要涵养如此深厚的充满民族美的语言功力,是“非下苦功不可”的,这与某些人急功近利的想法是极不相容的,因此,就被“锐意创新”的“改革家”们当做“节目就办不下去了”的绊脚石,一脚踢开,转向“像说话”的“语言自来水”和“语言快餐”,甚至不惜制造“语言垃圾”。这正是语言传播缺乏先进的人文精神的根本原因,这也是笔者在语言传播的实践中难以找到合适语言实例的原因,因此,在进行论述的时候,只能到传统的语言经典中去寻找力量的源泉。但是我们认为,语言传播的现实“不应如此”。我们坚信,语言传播的未来“不会如此”。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发展方向。因为,“我们不能把语言看做是一种僵死的生产品,而应视之为一种生产过程,不能只注意语言作为对象之描述和理解之中介的语言的作用,而更应当谨慎地回到语言的与内在精神活动紧密交织的本源和语言与这一本源的相互影响上去”。^[86]

作为体现这种先进人文精神的精妙有声语言应该是这样的:

它是充分体现汉民族共同语韵律美的有声语言。有声语言韵律美的内部是深蕴着生命活力的,而不仅仅是形式美,这种形式美本身是体现生命律动的形式。生命是一种气的积聚,而韵是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接受主体所共有的生命的灵性,是主体生命的情调、风神、风韵。有气韵才能生动,所以杨维桢才说:“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87]它是充分体现汉民族共同语节奏美的有声语言。在有声语言中,相同或相似的语气、语势、转换所形成的回环往复即为节奏。有声语言的节奏体现了万物相通的生命节奏,没有节奏就没有生命。时光昼夜交替,春秋往返；人的呼吸、心跳莫不循环往复而成节奏。宇宙大化就是一个气脉贯通、阴阳相生的生命整体,创作主体内在的生命节奏与宇宙中对象主体的生命节奏相合,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则有声语言便会体现出生命整体勃勃的内在生命力。创作主体以生命去体悟生命,然后把它变成可听可感的、鲜活生动的有声语言。接受主体也是有着内在生命节奏的主体,他一定会与创作主体所发出的生命节奏产生共鸣,从而一气贯通,共同提升人文精神的境界。这才是有声语言人文精神重建的灵魂。

它是充分体现汉民族共同语辞约意丰、言近旨远之含蓄美的有声语言,也就是能通过“在场”的使人联想到“不在场”的事物和情怀。创作主体充分运用有声语言的特点,通过说出的东西折射出没有说出的东西,在空间上纵横宇内,在时间上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引述了《漫斋语录》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诗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处……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风雅；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易,此诗人之难也。”这也是有声语言之难,却是汉民族共同语之魅力所在。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仅20个字,一幅“寒江垂钓图”豁然“秀”于目前,但创作主体如果只看到这些,那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表达一定是索然无味的。关键是创作主体要“看”到那画面背后柳宗元虽谪居异地,但却不畏雪寒风冷、人寂物静、与世相隔而泰然自若的神情；要看到那种遗世独立的孤高人生气节；要联想到更多的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的崇高风骨；要联想到做人要有气节,有理想,要信念坚定……如此,胸中若有块垒,夺他人之酒杯而浇之,“非说不可”。对于接受主体来说,由于我们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相近的生命体验,胸中浩然正气则陡然升起,高远的人生境界、高尚的人文情怀在主体间生成。创作主体通古人,通今人,通境界,通人格,崇高的人文精神氤氲于胸,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它是充分体现汉民族共同语言此及彼、象征暗喻之蕴藉美的有声语言。这样的语言能以表示具体事物或实景的语言暗示深远的意境。对有声语言的这种特点给语言表达所带来的奇妙效果,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在谈到“巧妙的话和受欢迎的话是怎样造成”的时候说:“我们的基本原则是这一条:不费劲就能有所领悟,对于每个人说来自然是件愉快的事情；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所有能使我们有所领悟的字都能给我们以极大的愉快。奇字不好懂,普通字的意思又不太明白,所以只有隐喻字最能产生这种效果。……只有那些一说出来就能被领悟的修辞式推论,或是那些先前还不明白,过一会儿就明白的修辞式推论才能受欢迎。”^[88]如张九龄的《感遇》:“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佳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丹橘经冬不谢,其状溢于目前,但通篇所说,都是诗人以丹橘自喻,叹命运弄人,怀才不遇,但又胸怀高洁,不屈于俗,伟岸人格,显于橘后。由于创作主体与诗人、与接受主体有共同的传统文化背景,生活于古今一体的宇宙生命体之中,所以今人也能理解丹橘的品质,从而理解诗人的气节,也会受其感染,共同提升。

五、机制与制度保障——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在群体主体与创作主体间建构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间的建构不仅包括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间、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间,还包括社会群体主体与语言传播创作主体间的建构。我们认为,社会群体主体,即国家的相关管理部门、电台、电视台。群体主体要为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建构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制度保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89]

(一)全国人大应尽快为传媒立法,以法律保障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流性和主导性,这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代文明大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这应表现为,传媒法要从原则上积极倡导健康格调、高尚人格、高层次的人文精神,同时,为人文精神的传播制定下限,即不准在语言传播中传播、散布假恶丑、低俗、粗滥的东西,给接受主体以一定的监督权,一经发现立即举报,国家也要建立相应的节目监控体系,为法院提供证据库,以便查证,一经查实,应给予处罚,如罚款、停播乃至吊销执照等。台湾《广播电视法》的一些条款可资借鉴。比如,它在第一章《总则》中说:“为管理与辅导广播及电视事业,……推广社会教育、发扬中华文化、提供高尚娱乐、增进公共福利,特制定本法。”^[90]在第三章“节目管理”的第21条中说:“广播、电视节目内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1.损害国家利益或民族尊严。

……

4.伤害儿童身心健康。

5.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91]

……”

应该说还是很粗略的,但毕竟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可循,解决起来,有法可依。

(二)严格执行已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相关规定,在节目中使用规范的普通话。语言传播创作主体要善待每一个字、每一个音,坚决杜绝方音俚语、港台腔,从小处入手,先做到“准”,以导向雅和美。

(三)健全知识产权和著作权法律法规中对节目的知识产权和著作权的保护,使具有首创性的、精品节目的创意、形式、策划方案等知识产权得到应有的保护。这样就能从根本上杜绝节目无限制的克隆与简单复制,为制作精品保驾护航,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崇尚精品、尊重精品、倡导精品的氛围。

(四)各电台、电视台制订自己的“精品节目制作计划”,精选人马,精挑选题,弘扬文化精粹,精心撰稿,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及至话筒前、镜头前的创作,更要精心准备,尽量涵化,力争字字珠玑。关键是要从制度上给予适当的倾斜,不能延用“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体制,也不能完全跟着广告收益走。

(五)各电台、电视台在对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定期培训、考核的过程中,要多从涵养人文情怀、强化人文关怀方面下工夫,认真考察其是否真正能全身心为受众服务,是否能做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否真能倡导主流的、主导的、先进的人文精神。

如果群体主体能从以上几方面提供有力的保障,再加上创作主体的自身努力,内外兼修,那我们就已经走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人文精神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文精神的阳光大道上了!

六、人的全面发展与彻底解放——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与主体间建构的最终目的与结果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彻底解放和人自由自在的创造性的发挥。这与人类最远大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92]在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中,人的感受越来越丰富、细腻,人的知性越来越全面、缜密,人的理性越来越自由,人的悟性越来越通透、明澈。在创作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中,“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此,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93]

创作主体的感性、知性、理性、悟性的涵养和磨砺过程是艰辛而愉快的。创作主体对语感的渴望、对“善于传播”的追求、对高尚人文精神的神往都必须是发自肺腑的,要上升到“存在论”和世界观的角度上来认识。如今,由于语言传播事业的繁荣和其社会影响力的不断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准备投身于语言传播事业,对此我们当然感到由衷的欣喜,但是我们在这里想要提醒有志者的是,除了先天条件以外,更应认真考虑“我是否真的愿意倾全部身心于这一事业”,否则就会在主体以语感为中心的人文精神的丰富性的涵养上叶公好龙,最后竟致缘木求鱼、南辕北辙。语言传播创作主体人文精神的丰富性是拒斥追名逐利的机会主义者的,是远离表面的喧嚣与浮华的,需要的是真心的、全情的、全身的投入。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动口,更要动心、动情,甚至要动信念、动信仰,那细密的感受,那敏锐的思维,那细腻的感情,那鲜明的态度,那澄明的悟性,竟与坚定的信念、崇高的信仰、高昂的生活热情、高尚的人格、高雅的品位、高远的境界,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这正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生成的独特性,是身心合一、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言行合一、德识合一、性命合一、个体与社会合一、信仰与行动合一。因此,创作主体要从存在论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与深度去认识、去体悟、去检验自己的选择与自己的行为,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项事业,更是一种人生选择、生存方式、生命理想。对于站在门槛前的有志者如此,对于那些正在众声赞扬中的从业者不是更应加强自我调检吗？在历史长河的奔流中,浮在上面的绚丽泡沫转瞬即会被激流击碎,而推动历史滚滚向前的是沉在下面的中流与主流。但是如果有人不愿讲“沉重的历史”,不愿发展“属人的感觉”,只求货币,定会遭到社会和历史的唾弃。

创作主体所有经过艰苦训练与求索而日益丰富的感性、知性、理性、悟性,即所有属人的本质,与人文精神的先进性都必须集中到话筒前和镜头前,化为精妙的有声语言,化为韵律优美的声音,化为丰富感人的语气,化为体现着生命律动的节奏,甚至要具体化为一个声、一个韵、一个调的处理,当然还有眼神等副语言的处理。整体把握,胸有全局,运筹帷幄,胸中自有百万兵；细微处入手,见微而知著,尘粒中见宇宙,滴水显太阳,一字之失,全句为之蹉跎,一句之误,通篇为之梗塞；而细微处与整体又是一气贯通的,“亚马逊森林里一只蝴蝶抖一下翅膀,就会引起西印度群岛一场狂风暴雨”。^[94]创作主体人文精神的先进性与丰富性、人文关怀的广阔性与细腻性与有声语言创作的音韵优美、声情并茂完全融合为一体。

创作主体及其人文精神的全面发展还表现为,在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的“对话”中,他始终是作为一个自由自主的主体与文本主体进行交往。文本主体的每一次生命的经历都会化为创作主体的切身体验；文本主体的每一个细微的情感波动都会掀起创作主体内心的狂澜；文本主体讲述的每一个道理都会化为创作主体深沉的思索。创作主体的内心感受、价值信仰全都向文本主体开放,完全实现了对文本主体的认同,最后都化为主体的自我意识,是创作主体的自我觉醒。创作主体不仅与文本主体达成了理解,而且也获得了对于自我的认识。通过与文本主体的“对话”,创作主体的视域与文本主体的视域相融合。通过这种交流与对话,创作主体的生命视野、感悟视野、经验视野、精神视野、文化视野得到了拓展,创作主体的感受精度、经验厚度、文化向度、精神纯度、境界高度都被提升到了一个新层面。这二者视域的融合不是以一个代替另一个,一个支配另一个,而是二者通过“对话”与“交流”,向着共同的意义提升:生命的意义、劳动的意义、创造的意义、关怀的意义、奉献的意义、人生价值、创造价值都得到了完全的体现。

对于接受主体来说,在与创作主体的“对话”中,其属人的本质也得到了发展。因为“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95]“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96]在与创作主体“有艺术修养”的、“能制造音乐的嘴巴”的“对话”过程中,一方面,创作主体所创造的韵律优美的有声语言对接受主体是一种“耳濡”的熏陶,长此以往,接受主体的耳朵也会变得“能分辨音律”,“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另一方面,既然是“对话”,就要有来有往,来而无往,就失去了“对话”的资格,与亲人、朋友谈论起来也不免会缺少底气,因此,接受主体也会主动地去学习音乐,培养“有乐感的耳朵”,虽不能人人都成为音乐家,但对于欣赏音乐,进行“对话”,还是绰绰有余的。如此,接受主体属人的感觉、属人的本质的丰富性也就充分地展开了。必须指出的是,创作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创作主体不能制造音乐,不能发挥有声语言音韵优美的魅力,也就怪不得接受主体中没有钟子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创作主体就没有尽到塑造人文精神、实施人文关怀的责任。

在语言传播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创作主体是完全敞开胸怀的、真诚关切的、充满期待的、通透明澈的,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自由、坦诚的“语言场”或“对话场”,创作主体充满期待的交流语气会彻底疏通双方“交流”的渠道。在这种真诚的“语言场”中,接受主体也会不由自主地敞开胸怀,沿着创作主体所架起的语气桥梁,向创作主体敞开心扉,就“真、善、美、新、雅、精”进行交流。随着交流的深入与心路的畅通,接受主体也更深入地认识和检验了自己的内心世界,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如三月丝雨,随风而至,渗入心田,接受主体也就在不断深化、开拓着自己属人的、类的本性。在语言传播接受主体与创作主体的视域融合中,双方(实际上,这其中也包含其视域已被融合了的文本主体)共同向一个更高的人文精神的普遍性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自我的局限性,而且也克服了他人的局限性。这种普遍性又是保持个性的普遍性,是在日益丰富的个性中折射出的普遍性。

总之,语言传播活动,不是孤立的个体的活动,而是主体间的活动,创作主体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共在的自我。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生成与建构也不是语言传播创作主体个人孤立的活动,而是与文本主体、接受主体就“真、善、美、新、雅、精”进行交流、沟通、达成共识,向更高的普遍性提升的过程。创作主体的语言创作实践与其他主体的实践紧密相关,创作主体的人文关怀也会催化全社会所有个体主体共同的人文精神追求。

如果真能这样,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建构就幸福地融入到了全社会的人文精神建构中去了。

如果真能这样,语言传播创作主体就真的能做到“大人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97]了。

如果真能这样,那就是语言传播之幸,社会之幸。

【注释】

[1]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2]敏泽:《“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及文论的发展》,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6期,转载于《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之“文艺理论”2002年第4期。

[3]详细论述请见张颂:《语言存在的三重空间》,见《语言传播文论》(续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185页。

[4]黄会林:《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5]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6]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7]杨义:《价值重建与文学批评》,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本书以下关于美国重建其人文价值的例证也出自这篇文章。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9]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10]以上有关资料参照苏旭:《警惕西方的文化渗透》,见《光明日报》2001年6月14日,A4版。

[11]参见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第三章“个人主体性的演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法〕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0页。转引自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13]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14]对于“主持人演艺化”的表现、危害、原因,张颂教授在《电视主持人不该演艺化》一文中已详做剖析,此处不再重复。见《北京日报》2003年1月12日,第8版。

[15]〔法〕《罗曼·罗兰文钞》,孙梁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转引自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16]书中对“固定腔调”现象的列举、特点的描述,完全来自于张颂:《演化播音内涵,加强语言魅力》,见《语言传播文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119页。

[17]本书关于节目品位的论述引自张颂著:《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156页。

[18]鲁迅:《文艺的大众化》。

[19]〔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转引自蒋孔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20]《孟子·公孙丑上》。

[21]鲁迅:《门外文谈》。

[22]鲁迅:《门外文谈》。

[23]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0页。

[2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25]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2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2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8页。

[28]〔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久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30]当然,语言传播中的感受与人们常说的“感性”的含义是不完全一致的。其不同之处在于:一、语言传播中的感受是创作主体的“感之于外,受之于心”,是含有一定程度主动意义的；二、语言传播中所说的感受不仅包含人们常说的眼、耳、鼻、舌、身等器官所接受的形象感受,也包括对关系的逻辑感受,还包括对创作依据的形式、体裁、风格等的感受；三、现实生活中所说的感性大都实指,而语言传播中所说的感受是创作主体透过“言”而得“象”,再透过“象”去感受人、事、理、景、物、情的,这一过程都是通过想象完成的,为虚指。

[31]张颂:《朗读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33]本书对于主体能动性表现的提法参考了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一书中的相关提法。《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4]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见《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候选注,安平秋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7～278页。

[35]〔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9页。

[36]〔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8页。

[37]〔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8～209页。

[38]〔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6页。

[39]〔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页。

[40]这一提法参考了张颂教授在《朗读美学·前言》中的论述。《朗读美学·前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1]关于语感问题的论述,本书参照了张颂教授的相关论述,分别见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6页；张颂:《朗读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119页。

[42]有关语感“丰富与精密”的论述,详见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第六章第五节“语感通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语感“具体与独特”的论述,详见张颂:《朗读美学》第八章第四节“语感的个性特点”,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43]《孟子·公孙丑上》。

[44]《论语·颜渊第十二》。

[45]《孟子·告子上》。

[46]此处关于“整体和谐”的论述,援引了张颂教授在《朗读美学·绪论》中的一些提法。详见《朗读美学·绪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47]张颂:《朗读美学·前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8]张颂:《朗读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49]由张颂教授提出的这一概念对于有声语言来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正像张颂教授在《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中所说的那样:“其意义与作用,必将成为语言心理学中的重要支柱,成为播音美学的一条重要规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145页)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关乎表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把有声语言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使创作主体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境界。因此,“语感通悟”理念的提出对于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来说,甚至对中国播音学来说,具有存在论、本体论意义。

[50]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51]张颂:《朗读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52]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53]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转引自朱志荣《中国艺术哲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5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55]张颂教授的《语言启蒙行动宣言》,洋洋几千言,言之凿凿,情之切切,期之殷殷。语言传播的现实不容乐观,有志于斯者,当以此自醒、自励、自行!详见张颂:《语言传播文论》(续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56]〔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57]参见彭峰:《生与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58]《论语·颜渊第十二》。

[59]《论语·雍也第六》。

[60]〔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7页。

[6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论科学中的哲学要素和哲学的科学性特征》,见《哲学译丛》1986年第3期。转引自潘德荣:《从主客体间性到主体间性》,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62]金圣叹:《鱼庭闻贯》。

[63]〔美〕马丁·布伯:《我与你》,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3页。

[64]〔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页。

[65]〔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392页。

[66]〔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385页。

[67]〔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385页。

[68]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

[69]刘勰:《文心雕龙·声律》。

[70]司马迁:《史记·乐书》。

[71]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72]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73]〔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74]详述请参看张颂:《朗读美学》第十一章第三节“朗读的语气联通”。虽然其中讲的是朗读的语气送达,但那道理是相通的。《朗读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7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6页。

[76]关于“主客浑一”的思想,本书参考了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7]《老子》第三十四章。

[78]陆机:《文赋》。

[79]程颢:《秋日偶成》。

[80]钟嵘:《诗品序》。

[81]苏轼:《文与可画筼簹谷偃竹记》。

[82]王阳明:《大学问》。

[83]列宁的著名论断“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列宁全集》第20卷,第396页)就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思维向度基础上的。因为在这种思维取向中,人之外的一切都是与人对立的对象性的存在,这其中也包括语言。相应地,这种语言观下的语言所传递的人文精神也是以主客二分、无限征服客体为代表的精神。提倡这种精神对于缺乏科学精神传统的中国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今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重构应该建立在扬弃“工具论”语言观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要从“存在论”的角度去认识语言的根本属性,认为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其人文性。其哲学基础是主客浑一的宇宙观。汉语所具有的意象铺排、辞约义丰等特点,本身就有主客浑一的特点,也更具人文精神的先进性。这是本书所要着重论述的。

[84]〔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570、577～578页。

[85]关于语言联系“在场”和“不在场”事物的论述,本书参照了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6]〔德〕威廉姆·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转引自〔德〕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0页。

[87]杨维桢:《图绘宝鉴序》。

[8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76～177页。

[89]关于人文精神建设的制度保障,本书主要参考了张颂教授的研究成果:《关于人文关怀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三十》,见张颂《语言传播文论》(续集),第110～111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90]《台视三十年》,中国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366页。

[91]《台视三十年》,中国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367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9页。

[9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94]彼得·柯文尼、罗杰·海菲尔:《时间之箭》,江涛、向守平译。转引自彭峰等:《生与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80页。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126页。

[97]王阳明:《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