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图书对外合作出版模式

浅析中国图书对外合作出版模式

唐　立

一、中国图书对外合作出版的产生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图书出版业发展迅速，但在绝大程度上属于粗放型、外延式增长。进入21世纪，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所掩盖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信息技术革命和入世后外国资本的进入又对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形成了外部冲击。内在矛盾和外部冲击使得中国图书出版产业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变得难以为继，转变增长方式势在必行。1992年10月，中国成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从此，中国具备了开展版权贸易的良好法律环境，图书版权贸易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对外版权贸易尤其是引进版权数量逐渐增多。

我国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虽然呈上升趋势，处于政府扶持、大力发展的阶段，但输出明显少于引进。根据统计数据，1995～2004年，中国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比例保持在10∶1至12∶1左右。⁽¹⁾随着国家加大力度推进自身文化产业发展，以及图书产品“走出去”等政策的出台，根据我国入世承诺，中国将不断扩大出版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在2006年10月召开的第58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图书贸易首次实现顺差，中国展团成为书展亮点，输出版权1936项，引进1254项，其中合同输出的是820项，引进的是159项。⁽²⁾一方面，数字上比2005年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另外一方面，结构也更加优化。虽然此次书展成果颇丰，但从中国整体图书版权输出情况来看，逆差的大趋势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改观。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书展上，国内各大出版公司与国际知名出版公司开展合作成为一大活动亮点和新趋势。

目前，中国图书对外贸易的模式主要有四种：1．图书成品出口；2．版权输出；3．合作出版；4．资本输出，在国外发展出版机构。虽然我国目前只是开放图书的分销市场和印刷市场，并没有开放内容出版，但各种层次的合作已经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发展起来。中国图书在合作出版过程中，打开了一定的国际市场，取得了可资借鉴的成果。

二、中国图书对外合作出版的本质属性

与国际大型图书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中国题材的图书，是中国图书“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模式之一。图书对外合作出版，是指国内图书出版机构与国外图书出版机构在合作完成单个或多个出版项目时，为了达到预期目标而在图书出版流程中协同工作的活动，并以双方在出版流程中因合同规定承担的各自职责而分为多种具体模式。中国图书对外合作出版，主要是指针对中国的题材和内容，中方与外方出版机构就单一项目或系列项目签署合作战略协议或合同，共同策划、合作开发选题，共同发行、共同受益的一种出版模式。

中国图书对外合作出版，其存在必须建立在一定条件之上。首先，以合作双方在图书出版流程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分别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为基本条件；其次，出版机构作为主体，在出版流程中以开发市场和获得利润为目标，在合作出版中以合同形式对成本、利润等加以规定，获得收益、承担责任；再次，对外出版贸易障碍的存在是图书对外合作出版的条件之一。地理、人文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造成图书输出困难，图书商品自身所具有的特定文化属性造成其进入不同文化背景的市场时遭遇“文化折扣”，同时资源差异性的存在导致出版机构在信息加载、加工、发布等方面面临困境。

图书对外合作出版与版权贸易不同。所谓版权贸易，是指某本图书的版权拥有者或版权使用者授权外方出版者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区域内，出版发行该书的其他文种、字体及形式的版本。版权许可或转让行为过程中的当事人无论是否在同一地域或为同一国籍，都可以称作版权贸易。在实践中，中国业界所称的“版权贸易”习惯上指的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指国家间或不同地区间的涉外版权贸易行为，通常指著作权人与使用者不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情况。当两个出版机构为了某本书的出版项目进行合作，且其中一方主要负责项目中信息创造、收集的工作，另一方主要负责发行、销售工作时，会与版权贸易相混淆。其实两者存在着诸多区别：首先，因为在贸易过程中，买卖双方都可以获得收益，因此可将版权贸易算作国际合作的一种，但在本质上，版权贸易是一种贸易形式，合作双方本质上属于买方和卖方。其次，在版权贸易过程中，连接贸易双方的一般是购买版权的货币或其他交换物；在对外合作出版中，合作双方的联系更为紧密，不仅仅有货币上的往来，更有在信息创造和收集、信息加工、信息加载和信息发布等环节中的协同或互补工作。再次，版权贸易中虽然也存在着有长期版权合作关系的机构双方，但是，就某一项版权贸易来说，在谈判完毕，买方将款项付清后（当然也存在着分期、中长期付款或者长期以提成的形式获得收益等情况），版权贸易的过程也就随之结束；在对外合作出版中，合作期限较之版权贸易要长许多，而且成本支出和利润分配的形式也因个案不同而变得更为复杂。

由于中国目前单纯的图书版权输出在内容、语言翻译、代理机构和体制等诸多方面存在困境，相比较而言，与海外目标市场的大型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来运作中国题材的出版项目，具有能更好地应对国外市场和受众需求，选择有利于世界接受中国文化的题材，对国外图书市场营销更为熟练和便利，国内外双方利润共赢的优势，可以说是一种“折中”的对外出版模式。

三、中国图书对外合作出版模式类型划分

对外合作出版的形式一般以项目合作的形式存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相关机构根据我国入世时的承诺和规定，逐步开放了国内出版业的分销、印刷市场；同时，外商出版企业可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但没有出版权；可以进行出版交流、分销、零售、印刷、制作活动，不能涉及内容出版和编辑；可以就单个项目与中方进行各类合作出版。

出版流程，在理论上由信息创造、信息收集、信息加载、信息发布等环节组成，与之相对应的实际工业生产流程即为：选题撰写、编辑、印刷、发行。从广义上说，中国图书的对外合作出版属于国际合作出版中出版机构之间的不对等合作形式。所谓国际合作出版，在理论上指的是出版机构与国外机构在单个或多个出版项目中，为了一定目的而在出版流程中协同工作的活动。国际合作出版可以分为出版机构之间的对外合作出版和出版机构与其他产业机构的对外合作出版这两种类型。

出版机构之间的对外合作出版，主要涉及信息创造及收集和信息加工环节，即出版产业链的前端——内容产业，可以分为对等合作和不对等合作两种。其中，对等合作下的出版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出版主要建立在不同国家出版机构在语言、文化、信息收集和信息加工水平和技术上的互补优势上。由于内容产业的特殊性，所以对等合作在整个国际合作出版中所占的比重也较小，主要集中在一些跨文化题材的出版物的合作上；与对等合作相比，不对等合作是国际合作出版的主要形式。不对等合作主要建立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语言、文化等的先天差异上。不对等合作的主要形式是专业化和本土化的结合。专业化指的是合作出版中的一个出版机构在合作项目的专业领域有非常强的优势，但是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使得其在进入他国市场时遇到了很大的阻碍，于是寻找在本土化方面有优势的他国出版机构合作成为其最佳选择。在不对等合作中，共同出版和国际期刊合作出版是两种最典型的模式。

出版机构与其他产业机构的国际合作出版主要涉及信息加载和信息发布两个环节。在出版产业尚未进入数字化时代时，信息的加载与发行流程与属于内容创意产业的前两个流程相去甚远。信息加载，即印刷过程，更类似于一个工业生产环节，而信息发布则属于销售流通环节，它们与前面的内容创意环节的关系是十分松散的。所以，出版机构在这两个领域与其他产业机构的合作一直很难被称为合作出版。然而，当全球化来临之际，传播媒介的变革使得出版产业的四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凑得多。

对于信息的加载过程，在网络时代的出版中，载体的选择十分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受众的接受效果。从事信息加载的出版机构已经不单单是以前的简单的工业化大生产机构，而是需要依靠在信息加载的过程中添加具有创造性的附加价值而获取利润的机构。因此，在信息加载环节，出版机构主要是与一些在加载技术上有优势的机构进行合作。再说信息的发行过程。在信息发布环节，出版机构主要是与一些在发行渠道上有优势的机构进行合作。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版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当一些中小出版社将精力都集中在内容的生产上时，一些专门为他们提供发行渠道的机构纷纷涌现。这些发行代理机构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中小出版机构在与销售机构谈判时的议价能力。⁽³⁾

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对中国图书的对外合作出版按不同标准进行具体模式分类：

首先，按照出资与风险责任承担为标准进行划分，主要有双方共同出资、中方出资和外方出资三种主要模式。2007年4月11日发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中将中外合作出版物列为新闻出版类“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之一，并规定，中外合作出版物是指：1．中方与境外出版机构共同投资、共同策划、共同分享收益并承担风险的出版物；2．由中方出资策划、与境外出版机构联合出版，并由外方负责在海外开拓市场的出版物；3．外方出资策划、中方提供内容，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并面向国际市场的重大出版项目；4．包括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互联网出版物等。

其次，以中国题材内容为出版核心，在工作流程与职能上，对外合作出版可以分为：

1．与境外出版公司商定选题，共同制定编辑计划，合作出版中国题材图书的外文版。如中法图书合作项目《一游记》，该书主角是名叫“一”的中国儿童，讲他在世界各地探险旅游的故事，西方儿童从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里了解了悠久的汉语。该项目早期构想由巴黎第八大学多媒体研究所法碧安（Fabienne）博士提出，旨在与中方共同开发帮助欧美儿童学习汉字的中文图书和光盘。江苏电子音像出版社快速完成设计初稿并中标，与法方进行了近三年的沟通合作，相互协商解决了图书制作过程中由于双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在欧美市场出版英、法、德文版图书，销量可观，在国际书展上受到关注。

2．双方共同商定选题，由中方提供书稿和图片，外方负责出版发行。如科学出版社与荷兰Brill学术出版公司（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合作开发的项目《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一卷于1996年10月在国内出版，2005年10月该全集15卷全部出版完毕。科学出版社在这套图书出版前后，通过信息渠道向美、英等国大型出版机构进行大量宣传，最终在2006年9月的北京国际书展上，和Brill学术出版公司签署了《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合作出版协议，由Brill学术出版公司负责《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的海外发行工作。该合作项目在保证科学出版社自身享有知识产权的同时，借助外方合作伙伴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开发海外市场，扩大宣传和销售，与外方共享版权。外方在市场策划、营销，乃至产品定价和宣传品的制作方面，都要征求我方意见，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我方利益。

3．双方共同编撰，分别出版和发行，书稿内容由双方审定，各负盈亏。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中国外文局）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即属于此种模式。《中国文化与文明》属于中美双方出版机构的系列丛书合作项目，该合作项目开始于1990年，丛书英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发行，中文版由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发行。项目计划分成画册、中国文学名著、中国哲学思想三个系列，用多种文字出版70种图书。该丛书采取了由中外双方共同策划、共同编辑、共同出版的方式。中外作者共同讨论写作提纲，进行实地观摩，分头撰写，交换阅读，提出修改建议，最后由双方出版社分别定稿出版。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共邀请了200多名中外著名专家学者参与丛书的撰写、翻译和编辑工作。此书英文版获得了美国出版商协会最高荣誉“霍金斯图书大奖”（Hawkins Award），至今已由双方出版了汉文简、繁体字以及英、法、韩文5个版本，发行量达10万余册，是迄今为止中美之间规模最大的合作出版活动。这种合作方式，使得图书的内容更准确、全面、丰富，具有社会意义和学术鉴赏的双重价值，同时，便于介绍中国文化的图书进入国外发行主渠道。同时，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与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在此次合作中，增进了相互了解，双方将在教材、教辅类和工具辞书类图书上进行更广泛的合作。

再次，按照图书题材进行划分，可分为针对中国题材的历史文化类图书对外合作出版、学术著作类图书对外合作出版、自然科学类图书对外合作出版、教材工具类图书对外合作出版等许多种类型。出版机构可根据题材类型划分来共同商定市场战略和预期出版目标。

除以上提到的不同模式类型之外，在图书单项合作的过程中，中方与境外出版机构还进行技术方面的沟通与合作，在图书设计、装帧、制造等领域进行高新技术交流。

这些对外合作出版模式的类型在实际操作中相互渗透，合作双方以完成或超预期完成既定的共同目标、获得收益为原则，同时因地制宜，按照项目需要来对工作进行分配，在某一图书项目的信息创造、收集、加载、发布等各个环节根据自身和对方优势、市场受众等影响因素，合理分配工作，协调资源，互通信息。

四、在对外合作出版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中国图书的对外合作出版在近些年取得了一些成绩，2006～2007年中外合作出版势头继续加大，并已经成为中国图书向海外输出的重要模式。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出版业的海外输出贸易还处在初级阶段，而对外合作出版作为图书输出的新模式——“借船出海”⁽⁴⁾——是中国图书出版业“走出去”战略在发展初期的必经之路。在对外合作出版的实际操作中，总结经验，还有以下一些方面要予以重视。

首先，合作出版图书应以国家利益为上，符合我国外交政策和对外方针，以宣传中国文化特色和扩展海外市场为原则，前期对合作对象要进行充分的调查了解，选择对我国友好并有可靠信誉和充足资金的境外出版机构。

其次，了解国际和目标图书市场情况，充分考虑自身和对方在特定图书出版上的优势与不足，优化资源配置，合作互补，确定对外合作项目。同时要结合自身出版机构与地域特色，在选题方面，不盲目跟风，注重树立品牌形象。在合同中还应尽可能详细地规定版权所有和其他权利，并尽可能保证中方享有自主知识产权。

再次，合作双方在确立项目前应该充分商定编辑计划，确定合同内容，在履行合同时，要对合作对象所属国的国家法律和相关规定做充分了解和研究，并且应认识到不同国家在出版工作方式与具体工作程序上的差异性，合作中及时互通信息，还应对国外文化进行必要的了解，为合作方充分提供相关解释说明。

最后，应该注意的是，项目中设计编辑、内容增删以及最后定稿均须经中方同意，介绍我国情况的摄影画册和其他选用照片，一般由中方提供。

【注释】

(1)王丽琼：《版权输出从数据看格局》，《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8月28日。

(2)《我国各地图书版权输出频频出彩》，《中国知识产权报》，2007年10月15日。

(3)宋飞：《全球化背景下出版机构的国际合作策略研究》，《中国知网》，2007年。

(4)姜泓冰：《“文化中国”借船出海》，《人民日报》，2005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