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范式”

第四节　中国媒介教育的选择：“融合范式”

显而易见，媒介教育“范式”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基于特定国家和民族的人们对于媒介本体的认识，而媒介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入90年代，我国传播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媒介教育。我国的媒介教育应该怎样开展？曾有学者如夏商周、卜卫等人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设想或建议^[76]，但并未从理论的高度给予深层的关照，整体上处于滞后状态。根据国外多年的媒介教育发展历程分析，范式的出现与选择是必然的。我们认为，在媒介教育的起步阶段，中国更应该建构起自身的范式，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引进、消化、吸收西方理论的有益之处，并与本土实际恰当结合。为此，我们提出基于中国媒介制度与文化环境等背景的“融合范式”。

一、“融合范式”的内涵

所谓“融合范式”主要是指在媒介教育中“人—媒”处于平等的地位，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且体现出人的主体性。“融合范式”的提出不是凭空的设想，而是必然的选择。正如前述各种范式契合了其国家的社会发展背景一样，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背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显而易见的是，无论采取何种范式，各国均是通过媒介教育调适“人—媒”关系。“融合范式”强调的是“人—媒”共生，相互依存，从而达到和谐共处的理想境界。

“融合范式”与“保护主义范式”中的观点是有差异的，“保护主义范式”认为媒介处于强势地位，而人是处于“被动”的“易受伤害”的地位；又不同于“辨析”^[77]范式中的理念，即向媒介使用者传授判断媒介产品“好与坏”的技能；也与“再现范式”中的文本以及意识形态分析有所不同，“再现范式”过于拘泥于符号分析，而常常会忽略文本以及文本生产来源于复杂的社会背景。况且，在此种范式中，虽然人与媒介通过分析行为处于“对话”的状态，但是，基本上人之于媒介是予以解构而不是建构，而融合“范式”强调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人之于媒介的主动作用。具备较高媒介素养的媒介使用者能够更多地介入媒介生产过程，帮助媒介更好地生产符合社会主流文化要求的内容，从而实现良性互动，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中国媒介产业的发展。

根据系统论原理，客观世界、人和媒介构成了一个传播系统。三者都是系统中的要素，系统中的要素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首先，系统是由三者共同构成，缺一不可。没有媒介的发送，媒介使用者便收不到信息，传播行为就没有发生；反之，没有媒介使用者，媒介信息便不存在传播对象和目的，而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相对于个体人而言）则是人和媒介生存的基础。因此，媒介教育“范式”所历经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对“人—媒”关系存在片面性认识所造成的。因为，在传播系统中，人和媒介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媒介作用于人，人也作用于媒介。譬如，在以互联网和手机作为媒介的传播系统中，传者和受者合为一体，功能汇于一身。传者即是受者，受者即是使用者，更加体现了“融合范式”的本意。

二、“融合范式”的形成因素

“融合范式”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对以下因素的分析。

1.媒介制度：“融合范式”的决定因素

学者陈卫星指出，决定传播价值导向的是传播制度^[78]。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大众媒介产业研究的深入，我国开始逐步认识到大众媒介的双重性质，即媒介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喉舌”，这是中国媒介产业的根本性质；同时，它又是一个产业部门，两者之间并不矛盾^[79]。两者应当是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关系，只有将两者恰当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媒介应有的社会功能。这是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区别于许多国外媒介的根本之处，也是“融合范式”提出的基础或依据。中国媒介教育必须立足于媒介制度的现实情况，在媒介教育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发展遵从“融合”范式的相关要求。

2.传播系统中要素关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市场经济大潮导致社会既有的各种关系发生了且仍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传播系统中，基本上已从“传者中心向受众中心过渡”^[80]。不仅如此，对受众的重视也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陈崇山在《中国受众研究20年》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如果说，1980年代受众理论探讨的重点是需要，强调新闻媒介要服从于、服务于受众的需要。那么，1990年代受众调研的重点已转向受众作为传播活动中的权利主体来审视，提出要以受众为本位，尊重和维护受众的权益。”^[81]因此，突出媒介使用者的主体性是传播系统中不容忽视的一环，是“人—媒”关系调适的关键环节。

3.传统哲学思想的传承

文化学者汤一介曾提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他认为，“所谓‘天人合一’，它的意义在于要求解决‘人’与整个宇宙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探求世界的统一性问题。”这一问题近年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为什么呢？他论述道，“从一种宏观的观点看，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可以证明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的、存在着复杂矛盾的和谐体。人类的生活越来越要求我们注意研究生态的平衡问题、社会的协调问题”^[82]。“天人合一”的思想能给我们带来非常有益的启示。“天人合一”表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即是“知行合一”。也即要求解决关于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原则问题，或者说是人对社会的责任问题^[83]。席巧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是‘人为先’，把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放在第一位；西方文化价值取向是‘物为先’，把改造自然，获取物质享受放在第一位。……从哲学上看，西方主张二元论，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中国传统哲学主张一元论，认为天下事物都是相互融通、相互包容的。”^[84]中国人常赋物以“生命”，认为“天”、“地”、“人”之间是可以沟通和融合的。

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就“人—媒”关系而言，两者也是对立统一的。人既然成为传播活动中的权利主体，那么就要在传播中承担对传播的责任，通过提升媒介素养，增强对媒介信息的判断能力，关注、监督并参与媒介活动，影响媒介向着社会进步的总体目标发展。“天人合一”并不是简单的“统一化”，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与媒介保持完全一致的理念，而应当是“和而不同”。席巧娟认为，“人类和电视媒介之间建立在对话基础上的和谐关系，将永远是中国电视人为之自勉的话题。”^[85]“融合范式”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基础上的，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即“同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86]。

三、“融合范式”的特点

1.意识形态的公开性

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决定了其公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因此，在中国媒介教育实践中，向媒介使用者传授媒介分析的能力，主要分析对象为国外媒介产品，以帮助人们“挖掘”其背后潜藏的西方意识形态等。换言之，同样是分析，中国的媒介分析目的与外国存在差异性。譬如，中国的媒介分析可包括：媒介内容中的立场是否符合主流意识的要求？媒介是不是有代表小团体利益的倾向？是否存在民族或群体歧视？等等，诸如此类。

2.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统一性

早在19世纪末期，世界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文化的对垒阵营就已清晰地显露出来，以后两大阵营各自发展，逐渐渗透到人类认识活动的各个领域及社会实践领域，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方法与价值体系。科学主义的视点在物，追求外在效益，注重功利性；人文主义的视点却是抽象的人，注重理解及个体的主体意识、信念、动机、态度等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决定意义，反对工具理性^[87]。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在媒介文化中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所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冲突也可认为是两种观念的冲突，但党和政府强调的是要将两者统一起来。社会的发展也要求将两者统一起来，社会在前进，科学主义是“动力”，人文主义是“方向”，两者不但缺一不可，而且还要同步发展，只有前进的速度与方向协调一致，才能朝着正确的发展目标迈进。换言之，媒介在向人们提供媒介“产品”的同时，也必须要有人文主义的关照。

3.文化的交融性

人既是社会的动物，也是文化的动物。人们都要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空间中，没有人能够离开文化而存在，人本身就是文化的集合体，尤其是媒介文化更使人深陷其中。按层次来分，中国当代社会交织着三种文化：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党和国家提倡的主流文化，主要通过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文化机构及主流媒体传承。二是以媒介文化为主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而这种大众文化，又不是纯中国化的。正如扈海鹂著《解读大众文化》一书中在谈及中国人的“毛泽东情结”大众文化现象时认为：中国人“不拒绝好莱坞、可口可乐和美元，但他们需要一种信念来支持他们需要随时表达的大国立场和自强愿望——毛泽东以及他的继任者给他们的民众提供的正是这种信念”^[88]。三是个人所处的单位、小团体、民族、家庭等形成的亚文化。这三种文化在我国的文化版图中交织在一起，并在大众媒介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展现。因此，媒介教育课程研制中所体现的“文化”环境一定是结合了三者共同的要求而进行的。

4.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性

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等因素，决定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根本性质，也就决定了“媒介传播者”与“媒介”、“媒介使用者”与“媒介”的关系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主导性与使用者的主体性应当融为一体。两者的关系是具有互动性的，互动性也即人与媒介的相互依赖和影响，在这种互动作用下，通过媒介教育，“有助于建立健康的社会文化和文明环境；有助于培养适应数字信息时代的、理解媒介功能的、善于运用大众传播手段的各行各业的能与媒介沟通的人才；有助于扩大媒介的健康影响，形成科学、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生态；有助于公民正确、正当使用媒介进行表达和沟通，获得建设文明、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和能力。”^[89]媒介之于使用者既要满足需求，又要提升品位；反之，使用者之于媒介既要利用媒介，又要对其进行理性的批判，从而使“人—媒”关系形成良性的循环与和谐的发展。

我们已经认识到，媒介教育根本上是调适“人—媒”关系的，调适的最终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中国传统哲学中，追求和谐社会理想主义的倾向是以一种不同于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本主义为前提的。

因此，秉承“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媒介教育不应该也无需重复西方走过的矫枉过正的路子：也即从“保护主义”范式到“大众文化”范式，再到“媒介再现”这些范式，而应当秉承传统的和谐思想，应用于媒介教育的实践。这样，既有益于媒介文化的发展，又利用媒介发展了文化本身。

从“人—媒”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免疫范式”和“大众艺术范式”基本上属于“对立”关系，是从媒介的对立面来分析、研究媒介的；而在“再现范式”以及“融合范式”中，“人—媒”则属于“对话”或“互动”的关系。因为，只有“对话”才能达到和谐，只有“互动”才具有建设性，也才能对人类自身生存的媒介世界施以合理的影响，促使媒介更好地为个体发展提供健康的信息产品与服务。

【注释】

[1][英]Tony Lavender，et al./Editor，Global Trends in Media Education：Politics and Practices，Hampton Press，Inc.2003，P147.

[2][英]Len Masterman，Media Education：Eighteen Basic Principles，This lis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spring 1990 issue of Strategies Quarterly.http://interact.uoregon.edu2004-12-2。译文参考：《媒介研究》，2004（3）。

[3][加]Ministry of Education，Ontario，Resource Guide Media Literacy，Queen’s Printer for Ontario，1989，P8-P10.

[4][美]Renee Hobbs，（1998）The Seven Great Debates in the Media Literacy Movement，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8，48（1）：16-32，www.reneehobbs.org 2005-6-5.

[5][美]Renee Hobbs，5 Core Concepts，published in[美]CML，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Teacher’s/ Leader’s：Orientation Guide，www.medlit.org 2005-3-19.

[6][英]Len Masterman，The Media Education Revolution，selected from Andrew Hart，Teaching the Media：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8，Pvii-Px，Foreword。特别指出：原文中使用“Inoculative”一词，疑为错误，故改为“Inoculation”，以便与[英]Tony Lavender，et al./Editor，Global Trends in Media Education：Politics and Practices，Hampton Press，Inc.2003，P147之“Inoculation”用法保持一致。

[7][俄]Alexander Fedorov，Media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in Russia，published in[英]Andrew Hart，et al.，Media Education in 12 European Countries：A Comparative Study of Teaching Media in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E-Collection of the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urich，2002，P100，http//e-collection.ethbib.ethz.ch 2005-4-11.

[8]本表编译自：[英]Andrew Hart，Teaching the Media：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8，P182.

[9]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编：《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1997年版，第1063、948页、59页。

[10][美]汤姆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1][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12][美]汤姆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3]同上，第39页。

[14]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15]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

[16][英]David Buckingham，Media 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Polity Press，2003，P6-P7.

[17]臧海群：《传播学教育新方向：从媒介研究到媒介教育》，《现代传播》，2004（5）。

[18]程曼丽：《论百年新闻传播史上的两次飞跃》，www.cctv.com 2005-5-28。

[19][英]Andrew Hart，Teaching the Media：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8，P25.

[20][英]Len Masterman，Teaching the Media，Comedia Publishing Group，1985，P40.

[21][英]Len Masterman，Teaching the Media，Comedia Publishing Group，1985，P41.

[22][英]Len Masterman，Teaching the Media，Comedia Publishing Group，1985，P42.

[23][英]Len Masterman，Teaching the Media，Comedia Publishing Group，1985，P42.

[24][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2页。

[25][英]Len Masterman，Teaching the Media，Comedia Publishing Group，1985，P41.

[26]这里特别指出：在涉及英国的教育时，除特别注明外，主要是指英格兰和威尔士。英国是一个联邦国家，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组成，在教育体制方面，地方是分权的，差异也比较大，因此，理解“英国的教育”应比较谨慎。美国和加拿大也是地方分权制国家，也存在同类问题，这点不同于我国全国统一的教育体制。

[27][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0～121页。

[28][美]凯瑟琳·霍尔·贾米森、卡林·科洛斯·坎贝尔：《影响力的互动——新闻、广告、政治与大众媒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29][英]Andrew Hart，Teaching the Media：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8，PViii.

[30][英]Andrew Hart，Teaching the Media：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8，PViii.

[31][英]David Buckingham，Media 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Polity Press，2003，P7.

[32]金元浦主编，《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33]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47页。

[34][中国香港]Alice Lee，Legitimating Media Education：From Social Movement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ocial Curriculum，Doctoral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Canada，1997，P106.

[35][加]John J.Pungente.SJ，The Second Spring：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 Canada’s Schools，http://interact.uoregon.edu2005-4-11.

[36][加]Neil Anderson，The Canadian Experience：Leading the Way，http://interact.uoregon.edu2005-4-11.

[37][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7页。

[38][美]Why is the U.S.Lagging in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www1.medialiteracy.com 2004-12-16.

[39][美]Bill Walsh，A Brief History of Media Education，http//interact.uoregon.edu 2005-5-29.

[40][美]Bill Walsh，A Brief History of Media Education，http//interact.uoregon.edu 2005-5-29.

[41][美]Bill Walsh，A Brief History of Media Education，http//interact.uoregon.edu 2005-5-29.

[42][美]Marjorie Heins ＆ Christina Cho，Media Literacy：An Alternative to Censorship，2^nd Edition，2003，www.fepproject.org 2005-5-29.

[43]金元浦主编：《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第7页。

[44]同上，第9页。

[45]蒋原伦：《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46][英]Len Masterman，Teaching the Media，Comedia Publishing Group，1985，P49.

[47][英]Andrew Hart，Teaching the Media：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8，p25.

[48][英]David Buckingham，Media 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Polity Press，2003，P12.

[49][英]大卫·白金汉文，杨晓丽译：《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媒介研究》2004（3）。

[50][英]Andrew Hart，Teaching the Media：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8，Foreword，Pix.

[51][英]Andrew Hart，Teaching the Media：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8，Foreword，Pix.

[52][英]Andrew Hart，Teaching the Media：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8，Foreword，Pix.

[53][英]Andrew Hart，Teaching the Media：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8，Foreword，Pix.

[54]在英国，此一时期，平面媒体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冲击下，日渐萎缩。电子媒体则由公共广播一统天下向与商业广播并存过渡，媒体管制在逐步放松，逐渐形成公营和民营两大系统，广播与电视迅速在家庭普及。参见：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8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编，《世界各国广播电视概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700页。1993年一项调查显示：所有家庭至少拥有1台电视机，67％的家庭拥有至少2台，27％的家庭至少3台。电视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新闻来源。在前3种最重要新闻来源中，98％的人选择了电视，83％的人选择了报纸，64％的人选择了电台。显然，90年代出现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又会改写上述数据。参见：[英]Tony Lavender，et al./Editor，Global Trends in Media Education：Politics and Practices，Hampton Press，Inc.2003，P120-P121.

[55][英]Cary Bazalgette，An Open Letter to Len Masterman，May 2002，www.mediaed.org.uk 2005-4-11.

[56][英]David Buckingham，Media 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Polity Press，2003，P13.

[57][英]这是2005年5月2日凯莉·巴塞尔格特在回复作者有关媒介教育电子邮件访问时表达的观点。——作者注。

[58][加]Neil Anderson，Barry Duncan，John J.Pungente，SJ，Canadian Experiences：Leading the Way，http://interact.uoregon.edu2005-6-5.

[59][中国香港]Alice Lee，Legitimating Media Education：From Social Movement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ocial Curriculum，Doctoral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Canada，1997，P329.

[60][加]John J.Pungente.SJ，The Second Spring：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 Canada’s Schools，http://interact.uoregon.edu，2005-4-11.

[61][中国香港]Alice Lee，Legitimating Media Education：From Social Movement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ocial Curriculum，Doctoral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Canada，1997，P329.

[62]我们认为，这里原文使用的“model”本意为“范式”，与本书对“范式”的定义相吻合。参见：[中国香港]Alice Lee，Legitimating Media Education：From Social Movement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ocial Curriculum，Doctoral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Canada，1997，P329。

[63][中国香港]Alice Lee，Legitimating Media Education：From Social Movement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ocial Curriculum，Doctoral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Canada，1997，P329.

[64][英]Len Masterman，Teaching the Media，Comedia Publishing Group，1985，P198-P200.

[65][俄]Alexander Fedorov，Media Education and Media Literacy：Experts Opinions，2003，www.grrem.org 2005-4-17.

[66][中国香港]Alice Lee，Legitimating Media Education：From Social Movement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ocial Curriculum，Doctoral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Canada，1997，P331-P332.

[67][英]Andrew Hart，Teaching the Media：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8，P129.

[68][英]Andrew Hart，Teaching the Media：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8，P128.

[69][英]Andrew Hart，Teaching the Media：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1998，P129.

[70][美]W.James Potter，Media Literacy，2^nd Edition，Sage Publishers，2001，P127.

[71][美]Marjorie Heins ＆ Christina Cho，Media Literacy：An Alternative to Censorship，2^nd Edition，2003，www.fepproject.org 2005-4-19.

[72][美]Marjorie Heins ＆ Christina Cho，Media Literacy：An Alternative to Censorship，2^nd Edition，2003，www.fepproject.org 2005-4-19.

[73][英]David Buckingham，Media 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Polity Press，2003，P13.

[74]Watch carefully，think critically.参见：[美]Renee Hobbs，What Media Literacy is NOT，published in Teacher’s/ Leader’s：Orientation Guide，Centre for Media Literacy，www.medlit.org 2005-3-19.

[75][加]Neil Anderson，Barry Duncan，John J.Pungente，SJ，（2003）Canadian Experiences：Leading the Way，http://interact.uoregon.edu2005-6-5.

[76]夏商周提出：“1.各种大众传播媒介自身利用自己的特点，开展对成年人的媒介教育。报纸开辟定期专栏，广播电视设立专门的节目，提供知识，引导受众正确、规范地利用媒介，参与媒介活动。2.国家教委需要统筹考虑在小、中学的教育中增设或在语文、常识课中附设媒介教育的内容，并为增设这样的课程编写教材、培训教师。这方面对课程进行的调整量不会很大，但却是使人们理智地适应新的传播媒介环境所必需的。”等4条建议。参见：夏商周：《我国需要“媒介扫盲”》，《新闻记者》1994（1）。卜卫则更为具体地论述了媒介教育的相关方面，并提出了实施过程，“考察和研究我国公民以及青少年媒介接触的行为、对媒介的需要以及公民的媒介观念→进行可行性研究，提出媒介教育的政策→进行媒介教育实验，以发展媒介教育内容，确定媒介教育方法和途径，并取得一定经验→培训大量师资→制定相应的法规、规定或政策，开展大规模的媒介教育，媒介教育的实施还要考虑到因地制宜。”参见：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现代传播》1997（1）。

[77]尽管本书在中国媒介教育模式探讨中会提出“辨析—发展”模式，但与外国早期的“辨析范式”迥异。

[78]参见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导论第1页。

[79]彭晓华主编：《电视产业经营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绪论第2页。

[80]谢金文：《新闻·传媒·传媒素养》，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81]转引自谢金文：《新闻·传媒·传媒素养》，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82]《论中国传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5页。

[83]《论中国传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5页。

[84]席巧娟：《电视传媒与传播文化大趋势》，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85]席巧娟：《电视传媒与传播文化大趋势》，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86]赵洪恩、李宝席主编：《中国传统文化通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1页。

[87]郝德永：《课程研制方法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页。

[88]扈海鹂：《解读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89]谢金文：《新闻·传媒·传媒素养》，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传媒素养与教育》，代序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