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电视观众收视时间比较

一、中外电视观众收视时间比较

以央视每五年一次的调查结果来看，中国人的电视节目收视时间曾一度大幅度持续上升。1992～1997年的调查显示，1997年比1992年增长了13分钟;1997～2002年的调查显示，2002年比1998年增长了43分钟。后五年的增长速度快于前五年的增长速度，见图6－1。但是从平均收视时间来分析，从1998年开始，我国电视观众的平均收视时间有少量下降，但基本稳定在3个小时左右，五年间的最大差值不超过10分钟。这五年时间里全国电视观众的收视时间波动不大，基本处于一个固定水平线上，见图6－2。

图6－1　观众日均收视时间的历年变化(单位:分钟)

资料来源:中央电视台总编室:《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分析报告》，2003年1月，第18页。

图6－2　1998～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平均收视时间变化曲线(单位:分钟)

资料来源: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

中国电视观众在收视时间上如果同日本相比较，日本电视观众的收视时间早在1965～1975年的10年时间中变化幅度较小，每五年的增幅分别为2.6%和7%，但日平均收视时间的绝对值却较高:1965年日本电视观众平时收视时间191分钟，周末收视时间220分，日平均收视时间高达195分钟(单休日)。而我国在2002年电视观众的日平均收视时间仅为174分钟，比日本1965年的日平均收视时间还少21分钟，见图6－3。

图6－3　日本电视观众日平均收视时间的变化(单位:分钟)

中国电视观众在收视时间上同美国电视观众相比较的情况:在美国，每个成人平均每天至少看4个多小时的电视节目，其中女子和55岁以上的男子坐在电视机前的时间更多。^[3]

同英国电视观众相比较，英国从1986～1990年间，“所有人的日平均收视时间”也一直保持在200分钟以上。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从纵向比较，我国电视观众收视时间的提高速度很快;如果从横向比较，我国电视观众收视时间的绝对值要少得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一是因为电视观众收视时间受社会生产力发达程度制约。二是因为从社会学角度考察，闲暇时间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一个国家国民生活质量的高低，闲暇时间的增多实际上意味着在人们的生活时间中，由工作直接支配的生活领域开始缩小了，而以娱乐、休闲为主的生活领域则相应地增大了。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不仅可以维持生存，而且将生活享受作为必然的议题提上了日程。

从电视观众结构角度相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类似，大致是经济状况较好、文化程度较高社会阶层的收视时间较少，反之则较多。观众的收视时间随着观众经济状况和文化程度的降低而增加。也就是说，收视时间最少的社会阶层为经济状况较好、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阶层;经济状况不好、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收视时间相对较长。在中国，却表现出了与发达国家相反的特点，即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观众收视时间就长一些，而“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家庭状况的观众的收视时间短一些。同时，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电视观众收视时间长;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电视观众收视时间反而短。

但到了2002年，中国出现了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趋势，即从电视观众的总体上随着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收视时间在减少;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经济状况较差的电视观众收视的时间在增长。据第四次电视节目收视时间调查结果来看，小学以下和初中文化程度的电视观众的收视时间分别为208分钟和201分钟，而研究生或以上文化程度的电视观众的收视时间仅有132分钟;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比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电视观众每天大约多看将近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

中国电视观众收视时间和观众结构同发达国家相比较而出现的这种相反现象和趋同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新媒介的出现。新媒介的出现必然会吸引一部分观众。比如互联网，它的人口覆盖率(2.8%)虽然不及电视(95.8%)、报纸(28.1%)、杂志(18.7%)和广播(13%)，但却吸引了一批文化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受众，而且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接触互联网的将会越来越多。如果以5000万受众作为大众媒介的一个评价标准，为了达到这一标准，无线广播用了38年，电视花了13年，而互联网仅用了4年。^[4]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介的崛起，不仅改变着社会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而且还改变着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媒介接触方式的改变。据美国著名的《家庭个人计算机》杂志不久前的一次调查显示，被调查57%的家庭表示，上网时间已经大大减少了看电视的时间。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第二，电视观众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选择其他娱乐方式成为可能。对于大部分以娱乐为动机的电视观众来说，通过看电视来达到娱乐的目的是一种相对经济、安全、省力的方式。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期，对于“后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经济条件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制约收视时间增长的一种基础性条件。随着经济条件和文化程度的提高，接触电视的时间也随之上升。但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经济和文化水平都较高的电视观众也就不再满足于把更多的闲暇时间交付给电视，而去寻找其他可能更昂贵的、更能满足独特需求的娱乐方式。例如旅游、健身等等。因此，他们的收视时间呈现出下降趋势。一般来说，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越好，其兴趣面就越宽，获得各种信息和娱乐的渠道就越不受限制。

第三，电视观众不同的欣赏水平导致不同的收视行为。相对来说，经济和文化条件较高的电视观众的自我意识更强，有较强的辨别力，欣赏水平也更高。电视节目的制作虽然也在不断进步，但因其“大众化”的特点，要兼顾大多数文化层次普遍不高的观众，而目前我国定位于高文化程度观众的电视节目极少，这就同一些欣赏水平较高的观众期望值之间形成了落差。但对于经济文化条件相对落后者，这种落差则不那么明显，甚至有些人还把电视中的人物、生活方式作为追捧的对象。

拉氏和默顿提出了大众传播中的“麻醉作用”，认为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就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的积累”，相对而言，文化程度比较低的观众更容易囿于其中，而文化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电视观众则更容易突破这种束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两种观众收视时间的多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