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益世报

天津益世报

天津益世报的出版标记

在董荫狐著、天津益世报出版部1927年7月印行的《棣萼奇逢》的封底，印有一枚形似葫芦、相当别致的出版标记，葫芦状似由两个英文字母“WS”有规则地缠绕而成，猜想这是“益世”的英文缩写。“益世”两字镂空，印在“葫芦”的上下，整个设计对称而完整，感觉有一种宗教意味。

《益世报》，是民国四大报纸之一，其他三报是《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

《棣萼奇逢》封面和版权页

1915年10月10日，雷鸣远联合几位天主教教友，广泛募款，正式创办《益世报》。雷任董事长，刘浚卿和杨绍清、杜竹萱分任正副总经理。和天津其他报刊将报馆设在租界内不同，《益世报》设在南市荣业大街。1937年抗战爆发后，天津《益世报》被迫停刊，1938年在云南昆明复刊。1944年，雷鸣远病逝重庆，终年69岁。

《益世报》创办时，天主教徒刘浚卿出任《益世报》总经理。刘浚卿，蓟县人，办事干练，口才出色，博得雷的赏识，并引为知己。全权负责报馆的日常经营活动。《益世报》除了1925年至1928年被奉系强占外，刘一直担此重任，直至1934年逝世，时人称《益世报》为“刘家报”不是没有道理的。刘豁轩与刘浚卿是同村同族兄弟，1928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应刘浚卿之邀出任《益世报》总编辑，很快便显示出超群的办报才华。抗战胜利后，《益世报》第一任总经理刘浚卿之子刘益之，奉命从重庆返回天津重建《益世报》。原《益世报》总编辑兼总经理刘豁轩也被邀请出山，担任复刊后的《益世报》社长，刘益之兼任总经理。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益世报》被接管停刊。后刘益之辗转前往新加坡，并于1952年6月创办新加坡《益世报》，因经营条件困难，四个月后就停刊了。

笔者在接触《益世报》出版的图书之前，早已知晓周恩来与此报的“渊源”：1920年，周恩来到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接受了该报的邀请成为特约记者。周在欧洲为《益世报》写稿一年多，撰写了57篇通讯，近25万字。另外还知道，罗隆基曾被聘为天津《益世报》的主笔，月薪500元……另外，当时还在山东大学读一年级的徐中玉，曾被《益世报·语林》副刊主笔吴云心聘为“益世小品”的主编……

一家知名的报纸，在其生存的过程中，与其接触的人物众多，每与一人都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可惜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切了。

《益世报》虽是名报，但它出版的图书留存至今的却很少，除了《棣萼奇逢》外，笔者只见到过六种：《离婚法论》（徐恩达著，1932年8月版）、《报学论丛》（刘豁轩著，1946年12月版）、《宁夏到何处去》（秦晋著，1947年2月版）、《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与中国报业》（刘豁轩著，1948年版）、《益世报言论集》（1948年6月上海版）、《康情杂感》（哲斯著，不知出版年月，益世报边疆刊社昆明版）。在这些版本的封底，大多没有印“葫芦形”的出版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