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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出版社

时间:2022-04-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力行出版社力行出版社的出版标记此篇的题目“力行出版社”,实际是笔者武断而拟,是想以此为“突破口”,去弄清楚出版社和出版标记之间的关系。由此线索推断,力行出版社大概在河南,但不知详细地址。其二,这是“力行出版社”的出版标记,只不过在这两种版本上并没有印,可能印在其他版本上。

力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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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出版社的出版标记

此篇的题目“力行出版社”,实际是笔者武断而拟,是想以此为“突破口”,去弄清楚出版社和出版标记之间的关系。

然而,印有“力行”字样标记的版本,却是在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8月版、胡嘉编著的《滇越游记》封底见到的,这让人好生奇怪:“商务”版与“力行”版之间到底有何关联?因如用一般逻辑推理,“商务”不是“力行”,这个等式是不能成立的。因此,笔者立即想到,是否把一种图书的封底,贴在了另一种图书之上,属贴错之误?贴错的原因,只可能是修补者所为:手头的“商务”版无封底,就顺手贴上“力行”版的封底——虽只是猜测,但估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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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越游记》封面和版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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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河北之面面观》封面和版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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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共产党论〈中国之命运〉》封面和版权页

在民国时期,“商务”版的图书“多如牛毛”,而姓“力行”的出版机构,实在难找,找遍所有姓“力行”的,只查到一家“力行出版社”,而且见到这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仅两种,一种是陈一新著《中共在河北之面面观》,属“求是丛书”之一;另一种是戚光山著《与中国共产党论〈中国之命运〉》,属“力行丛书”之一。两书初版时间,前者在1941年,后者在1944年。在这两书的版权页上,均未留下“力行出版社”的地址,仅在一书上,留下了印刷者是河南民国日报社。由此线索推断,力行出版社大概在河南,但不知详细地址。

对这枚不能自圆其说的出版标记,笔者原想放弃,然一看到设计得很有特色的标记后,也便想尽一切办法要“复原”它的面目——虽不太可能,但毕竟能留下一点线索,以供后人检索。

这枚出版标记印得相当清晰,图案为圆形,主体图案用黑白两色组成,虽有点抽象,但一眼便能看出是一辆急驰而来的火车,烟雾由火车头顶上冒出,在白色的烟雾中,印有“力行”两字。“力行”与火车匹配,相当吻合。从一般规律讲,这两字便是出版机构名称的缩写。

可惜,非常遗憾的是,在所见力行出版社仅有的两种版本上,却并没有发现印有这枚出版标记,这便出现了两种可能性,其一,力行出版社并没有出版标记,这枚出版标记可能是另外一种姓“力行”的机构,或出版机构,或学术机构,或团体机构,反正到如今连一点线索也没有,只好作罢。其二,这是“力行出版社”的出版标记,只不过在这两种版本上并没有印,可能印在其他版本上。是否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不知。

各种假设,就这样一直延续了将近两年,在这两年中,笔者一直未放弃寻找“力行”的出版机构,最后终于又发现了在名称中有“力行”字样的出版机构:力行季刊社、力行学会、东北力行图书社、净业力行社和力行社五种。根据这线索,笔者又费了不少劲,才在一种力行社编辑的版本中,查到了这枚出版标记的“亲生母亲”——依附的版本是顾执中著《西行记》。由此可以作出结论:力行社编辑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图书,虽然印上了“力行”字样的出版标记,但却被发行者把其姓名隐去了,这才出现了只有“商务”的大名,除了大名,还有点霸气。

因此,这篇题目应改为“力行社”才对,但为了叙述前后事情发展的行文逻辑,还是保留了原题,而非误写,这是需向读者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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