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媒是否属于大众传媒

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访日本著名传播学者山中正刚教授

访问者：袁　军

编者按：山中正刚教授任职于日本成城大学，主要学术领域为大众传媒、传播思想及广告学，他也是日本该领域内最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之一。本次访谈由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袁军博士通过e－mail完成，编入本书时编者做了较大改动。本篇访谈以相当的高度和广度对日本传媒研究的全貌作出了精彩的描述和评价，相信会对国内的传媒研究学者提供有益的帮助。

传播学的基本理念

问：请问您如何界定传播学研究？

答：首先，我们要先明确一下传播学研究在日本被界定的前提。

小山荣三（1899－1931）在1931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新闻研究室编辑的第一期研究报告中，发表了题为《原始的公告形式与通信方法》的论文，他指出“新闻学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统计地理解实现人与人之间社会的、精神的交流。”（德语的报刊为Zeitung，新闻学是Zeitungskunde的日文译法。）在此论文中，小山荣三将报刊（zeitung communication）诠释为交流，并且将此概念分为三部分：（1）人类的交流（2）物资的交流（3）通讯＝精神上的交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一书中，将传媒（communication）作为交流（verkehr）的问题提出，而且有意无意地成为一种学术上的背景。现在日本原封不动地使用传媒的音译，这种用法并非地道的日语，所以容易造成意义的不完整。这还不如最初的“精神上的交流”的提法效果更好。

德国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对新闻学的研究比较出色，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的研究成果较为贫乏，而美国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被美国占领这一外因以外，日本的传媒研究，学术方面受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影响也比较大。

传媒研究始于大众传媒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但是随着近来社会的急剧变动、信息通讯手段的急剧发展，其研究领域迅速地扩展，研究对象、方法、目的等也出现多样化和扩散的结果。

由于传媒研究的扩散，使其在较多领域得以进行，并且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所以很难从根本意义上规定其概念。一般来说，它是信息传达，或通信交流的意思。它除了在以人为中心的动物等生物界得到广泛认可，也存在于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这样就可以将其定为人、生物、机器，以信息、记号为媒介，与其环境构成体相互作用。

问：就您的专业背景而言，如何来阐释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答：如上所述，由于传媒研究在诸多领域进行，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所以被称为诸科学的交叉路口。而各个领域不同，其定义也不同，很难确定一个概括性的定义。下面我将复杂的传媒研究领域（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加以区分和整理，并列举其代表人物。阐明传媒研究梗概的代表性论文，可举出伯纳德·贝雷尔森的《传播研究的状况》（《舆论季刊》春，1959，PP.1—17）。该文列举了在美国从事传媒研究的四个主要流派：以拉斯韦尔为中心的学者们以政治学的观点进行的研究；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中心的学者们进行的样本调查研究（Sample Survey Approach）；以列文为中心的学者们进行的小集团研究；以霍夫兰为中心的学者们以实验为中心的研究。另外，还列举了与之并驾齐驱，引人注目的六个流派；即以哈费等报刊自由委员会成员为首的改革派；瑞森和伊尼斯等人为主的史学研究派；盖塞、尼克森、施拉姆等组成的宣传报道事业演技学说；香农和韦弗等人的数学研究派，奥斯古德和米勒等为代表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派，拉奇和贝特森等的精神病理学研究派。这篇论文成为战后日本传媒研究的基本参考。

日本战后的传媒研究受美国的影响而展开，就难以给传媒的内涵下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这一点而言，日本与美国是一样的。但日本与美国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较强，对传媒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3年发表的《报刊现象的分析》（大畑书店出版）一文中，哲学家户坂润（1900－1945）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规范了新闻报道事业，认为“我们的宣传报道事业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形态以及一契机有必要加以规范”。另外，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的鹤见俊价（1922－　）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论》（刊于岩波书店《思想杂志》1957年7月刊）一文中指出，“从整体上看，实用主义将记号与记号的（个人或集团的）使用者相结合，开拓了实用主义的语用学领域。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将记号与记号实用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物质性的状况相结合开拓了实用主义的语用论领域。因而要想创立完整的实用主义语用论体系，就必须将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方面的遗产相结合”。这一论述为笔者所借鉴。

山中教授的传播学研究状况

问：您的研究主要涉及传播学教育的哪些领域？

答：本科（undergraduate course）阶段的主要内容有：

·传媒论：对传媒的论证和考查

·传媒的研究方法：实证性的调查研究的理论和事例研究

·传媒讨论课：论文指导

研究生（postgraduate course）阶段的主要内容有：

·传媒讨论课：论文指导

我最感兴趣的是：

·适应于日本现实的大众传媒研究

·适应于日本现实的广告的国际比较研究

·适应于日本现实的不同文传媒研究

·展望老龄社会的传媒研究

我经常以传媒思想史及传媒理论为背景，依据分科调查等实证性研究方法谋求相关课题的解决。

日本的传播学研究状况

问：日本的传播学研究起源于何时？它又是在何种社会及学科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答：1933年哲学家户坂润在《新闻现象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在我国，近年来，新闻迅速成为人们共同的问题，似乎逐渐变成了客观的问题。1931年夏天以来，各评论杂志均以新闻为主题，而且据最近的新闻广告说：新的新闻学校开始运营了。这就可以证明，学校经营者认识到新闻的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化、客观化了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学报和新闻研究会，学生们对此关心，看来至少正逐渐超出一般课程。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我国。1930年底在柏林举行的第7次德国社会学会上，以人们经常议论的“新闻舆论”为题进行了演讲与讨论。所谓新闻学——这种科学有无必要，存在与否都无所谓——不仅是持这一观点的新闻方面的专家学者，连一般所谓社会学者也将新闻学选为学会的议题，这件事本身就是很有意思。

1930年，内外出版社在我国首次出版了有关该领域的综合讲座“综合宣传报道事业讲座”共12集。第一卷首为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的论文《资产阶级宣传报道事业》。长谷川如是闲文中说：“报刊是依据各个对立群体对立的社会动机而刊行的”。他写道：“我国新闻的起源，是德川幕府被迫与外国交流时出现的介绍外国情况的《和兰风说书》。后来到文久时代（1861－1864）翻译了在BATABIA发行的报刊，开始公开发行《政府出版新闻BATABIAB报》。这是针对攘夷主义者反对开港的呼声，一般性地介绍国外的情况，以推进向开港方针的转变，其动机体现在对立群体的关系中。”

该讲座发行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的中间阶层产业与发展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政治发言权的增大，以及以工人、农民运动为核心的群众斗争的发展。

20年代的大正民主运动的特征，在政治方面是政党内阁和普通选举法的建立（1925年）、文化方面是大众传媒的发展所带来的大众文化的出现。初期的大众传媒的主力是以报刊杂志为中心的印刷媒体。

19世纪末的电影、20年代的广播、30年代的电视（真正普及是在二战以后）等信息的复制和传递能力高度发展，信息的性质也多样化了。初期的信息传递者是个人或为数不多的群体，但不久媒体的生产技术高度发展，在与大量资本、机器、设备结合的过程中系统化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它表现为大众媒体产业的形式，产生了被称为信息商品化、商业主义化的问题。进入20世纪，报刊乃至电影、广播等新的媒体产业取得了更大的发展，导致垄断信息和操纵舆论等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产业化的发展，生活、教育文化水准的提高，信息接受者从初期的有产知识阶层扩大到劳动者阶层。1924年朝日和每日两家报社就宣布其发行量分别超过了数百万。另外，日本的学术当时受到德国的影响，新闻学（zeitungskunde）也不例外。正如户坂顺所述，1930年德国社会学学会将“新闻与舆论”作为议题。与传播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也在这一时期与社会及学术的整体变化互动而起步。1929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设置了新闻研究室，在小野秀雄（1885－1977）的主持下，开始进行英文所说的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的典型机构——新闻学的历史性研究，掀开新闻理论研究的序幕。到1942年为止，该研究室共召开了6次研究讨论会。该研究室是我国大众传媒研究的先驱。但是，随着战争的升级，研究室的研究活动被迫中断，直至二战结束也没有恢复。

问：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什么特点？

答：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如前所述，是指战前时期的研究。可以称之为日本的交流（communication）研究的前期。1929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创办了新闻研究室，在小野秀雄的指导下，开始了对英语的大众传媒这一词所表述的典型机构——新闻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并探讨了新闻研究的理论。到1942年，一共发表了6次研究成果。这一时期因为战争的升级不得不中止了这种研究活动。小野秀雄是创立和发展日本新闻学的鼻祖。从1944年末开始半年期间在《日本新闻报》连续刊登的新闻原理被编成《新闻原论》（东京堂，1947年）一书，它成为日本新闻学研究的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它以创建于德国，并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得以消化的新闻学理论为基础，又要不断地适应日本的实际情况，因而成为自成一体的研究。脱离官方研究的民间代表人物是户坂润。1933年他写了《新闻的问题》（《面向现代的哲学》，大畑书店），他是为数不多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宣传报道事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写了《新闻现象分析——取决于意识形态论的规划图》、《学术主义与报道宣传事业》、《评价的问题》、《舆论的考察》等一系列论述宣传报道事业的文章。户坂思考了隐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新闻功能，探索了捕捉新闻引起的意识形态的虚伪性的方法。他指出，新闻一方面标榜中立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却具有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他分析了代表这种意识形态的条件。户坂制作了新闻的唯物史观分析图，却缺乏实证性的研究。

长谷川如是闲写了《资产阶级的宣传报道事业》一文，刊登在1930年出版的《宣传报道事业综合讲座》第一卷卷首。他在1936年发表了《广播文化的根本问题》（中央公论9月号）。这一时期广播迅速地普及，青少年从广播中学习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生活感情毫不相干的表现形式，他的文章就是因为担心这种盲目模仿的现象而写的，这种角度在今天也很有意义。广播的普及剥夺了扎根于自己生活的思想及其表现形式。他的研究就是重视自己所具备的原型艺术，以此作为广播弊端的解毒剂，针对复制艺术，强调原型艺术的重要性。宣传报道的一个表现形态就是试图捕捉与社会中其他传媒的关联性。它并不是说报刊就局限于报刊，广播就局限于广播，电影就局限于电影，大众传媒就局限于大众传媒，而是进一步从捕捉日常的寒暄或交往的习惯出发，与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的观点接轨。柳田国男（1875－1962）和南方熊楠（1867—1941）等日本民俗学始祖的工作，大众娱乐研究的创始人权田保之助（1887—1951）和源于在考现文学方面至今还颇有影响的今和次郎（1888—1973）和芦田惠之介（1873—1951）的生活方式运动等之所以成为传媒研究的源泉，都是因为着眼于此。长谷川如是闲的研究则由于聚焦于广播这一新媒体而受到很高的评价。

清水几太郎（1907－1988）的《流言蜚语的社会》发表在1936年第4期的《中央公论》杂志上，它和1936年4月发表在《文艺春秋》上的《谣言的社会性》一起被重新改写成单行本《流言蜚语》（日本评论社，1937年）出版。这本书在战后由岩波书店加了新的序言后再版。这些论文对有关18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的普加乔夫的死刑的一系列传说进行了分析，在1936年2月26日陆军青年将校袭击重臣之后不久写成，文章批判了日本的新闻。当时没有对“2·26事件”进行有说服力的报道，都是采取暧昧的形式对责任者进行裁判和处刑。当然，围绕这件事有各种流言蜚语。清水的这篇论文认为报道的限制引发出“流言”这种群众的另一种形式的新闻。这种从新闻批判的观点出发的传媒研究在今天也有影响力。它是日本的谣言、谎言、流言研究的开端。

第二阶段开始始于20世纪50年代引进美国的大众传媒研究，是验证、吸收、充实的阶段。

日本战后各项制度的民主改革，逐渐提高了社会对大众传媒的关心程度，进而要求设立研究机关。1949年东京大学成立了新闻研究所，加上二战时的空白期，经过两年的时间出版了《新闻研究所纪要》。1951年成立了大众传媒协会——日本新闻学会，1952年开始发行学会杂志《新闻学评论》（1993年改为《大众传播研究》），并一直发行到今天。战后日本的大众传媒研究不断追随欧美，并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其主流是效果研究及使用满足研究等功能主义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试图使用各种模式测定输出方对接受方的影响，或是接受方的主体性，将接受方的心性与历史性派系的思路分离，将媒体看作中立性的回路，因为没有在接受一方的日常意识中分析出媒体所起的构成涵义的作用，所以事隔不久，到了80年代，在美国流传已久的传媒效果论受阻，日本的研究也受阻，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英国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传媒研究与信息通讯手段的发展相关联，开始向第三阶段转换。

在日本的第二阶段，媒体学术性研究一边吸收相关外国理论的影响，一边开始日本独自的媒体研究。清水几太郎在二战中著有《流言蜚语》一书，对新闻进行了批判。1951年他写的《社会心理学》中指出：由于环境的拓展，民众没有确认事实的方法，只能设法适应复制的世界，也就是虚拟环境，信息被操纵也无能为力。他阐述了媒体的这一负面影响。这是基于日本的现实，对偏于明快地肯定方面的美国媒体观的批判。这也是此后发展起来的群众社会论研究方法的开端。1955年日高六郎（1917－　）在河出书房出版的《大众传媒讲座》第一卷的《大众传媒概论》一文中，提供了后来成为传媒研究坐标轴的传媒总过程论。大众传媒是具有不同历史性内容和形式的传媒的一部分，所以其研究也必须将心理侧面、社会性及历史性侧面统一起来。如果这种心理侧面是指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角度，那么将传媒过程与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思考方法，可以说是与二战以后对日本社会科学整体产生强烈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相近似，是谋求两者的折中和统一。传媒研究打破官办传统，也开始在民间展开。

明治时期以来，日本的学问很多是舶来品。特别是在学术领域这种倾向很显著。民间的学问有了解日本民众的生活和智慧，适应民众需要的动机。日本战败以后，新组织起来的谋求战后改革的民间思想文化运动集团达数百个，自发地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其中有的组织提倡改革日本的传媒，一直沿袭至今日。“思想科学研究会”就是这样的团体。该研究会最初的工作是1947年在每日新闻社讲堂召开传媒讲座，该讲座是首次将传媒作为概念来理解，并综合性地考察其在日本现实社会中的动态。该研究会刊行的杂志《思想的科学》在传媒论这个大框架中，进行大众小说和电影以及漫画的分析，不仅停留在理论认识的水平上，而且开展在大众中培养作者的传媒实践工作。其间，日本传媒研究的学术特点是：重点以美国为中心的外国理论传入的现代化即进口化，所以它缺乏学者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在学会和报刊、广播、出版等媒体之间也缺乏实质性的交流，这是日本报道宣传事业和传媒教育的大问题。与此相反，该杂志从其起步阶段即从民众的外部开始，然后从民众的内部发掘其心性和经验，是以发展水准较低的日本传媒为宗旨而创办的。但它在战后发挥了50年作用之后，于1996年停刊。另外，鹤见俊辅在研究会里担任重要角色研究记号论。他1988年编辑了《传媒事典》，由平凡社出版。这本事典首先界定了“人类传媒的事典”，将传媒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1.前大众传媒，2.大众传媒，3.后大众传媒，然后确定了综合地理解包括日本文化在内的世界地域文化的差异和共同性的方针。另一方面，学会还在1996年召开的研讨会上，提出全球化过程中大众传媒研究的理论目标和现实课题，同时探讨了全球化和地域化的问题。日本传媒研究的第三阶段的课题是探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和地域化的统一化和地域化问题。同时，因特网等高级信息通讯手段的普及促进了以电脑为媒体的有关传媒各方面的研究。与此同时，从英国引进的文化研究，修改了以传媒为对象的被动的大众模式，通过提出“以拥有相同的家族、阶级、辈分、性差别、民族等局部文化的共同体为背景的、主动地解释涵义的传媒接受体”这一吸收过程，从理论方面开拓了传媒研究的新领域，进行了着眼于共同拥有这些局部文化的传媒接受体的研究。

问：传播学研究在日本整个社会科学构架中处于什么位置？

答：日本传媒研究的起源——大众传媒研究，最初是从德国新闻学（zeitungskunde）吸取了很多东西。德国的新闻学研究，自本世纪初由Bu″cher从经济学角度开其先河，继而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等原有学术领域着手进行的研究变得兴盛起来。但是，Bu″cher声称他的研究是从经济学角度对新闻进行的观察，而不是Zeitungswi ssennshaft。如果ssennshaft是范围明确的学问，那么Kunde就未必可以成为范围明确的学问。20世纪30年代开始活跃的美国大众传媒研究，涵盖了报刊、杂志、出版、广播、电影等广阔的领域，可以视为各学科的交叉点。美国的大众传媒研究因急于为战争服务，所以在实证性社会心理学研究方面成绩出色。日本的大众传媒研究战后受美国的影响，也被视为各学科的交叉点。尤其是实证性社会心理学研究，一直占有很大的力量。在一直被视为各学科交叉点的大众传媒研究的大框架中，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哲学交叉并存，以这种新现象为课题的研究不断变化。可以认为，这一方面也对各自的定位研究给予新的刺激。因特网等新媒体的崛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方面，都促进了媒体的全球一体化和个人化，结果传媒现象在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显露出来。传媒研究从而成为我国所有社会科学（不仅指社会科学，而且是指整个科学技术领域）的热门话题。传媒研究远远超出大众传媒的范畴，扩展到所有的学术领域。例如在将因特网等新媒体纳入研究领域、被认定为单科大学的电气通信大学，开设了“人与传媒”专业。在此，电气通信新媒体研究与包括传媒在内的人类传媒研究相结合。这样，传媒研究与其说被归结为定位，不如说它被各学术领域所消化，逐渐成为各个领域中解决新课题的方法。

问：在日本，传播学研究与其它学科的互动情况如何？

答：一方面研究领域和研究焦点在不断地相互渗透，呈现多样化趋势并得以普及；另一方面，研究焦点的扩展，并逐步专业化、详细化。与此相呼应，传媒研究正在构筑新的框架。电气通信大学是以研究因特网等电气通信领域著名的单科大学，这所大学设立的“人与传媒”专业，研究与上古以来的人类传媒研究相结合，就是其中的一例。1949年创办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年被改组为社会信息研究所，研究对象从一般的传媒、新传媒、因特网进而扩大到与信息相关的一般社会和文化现象，也是同一类的例子。我国传媒研究目前所处的位置和课题，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其特点是在继承新闻记者研究、大众传媒研究及新媒体研究的前提下，综合探讨由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地域文化的异同，具有横向和纵向的时空辐射性，展示了能够充分应用各学科相互交流和变动的新课题、具有创造性的构想。普遍性和独特性互为表里，研究方法也不仅依赖于欧美。例如柳田国男和南方熊楠开创的日本民俗学方法的新认识，以及试图重新估价近代化以前日本的传媒形态的诸学者（如鹤见俊介和粉川哲夫编辑，平凡社1988年出版的《传媒事典》），都是采用以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为基础的研究方法，顺应现实课题而产生的。为了解决由于公园和地上电车等城市公共事业的信息公开，及居民参与增加，老龄人口的传媒，福利设施上访制度的创设，医疗过程中医疗人员与患者的交流，发生在混乱的教育第一线的关于孩子在地域、家庭、学校中各种问题的咨询，关于自我封闭、厌食或暴食症的咨询等等，为了解决由此引发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课题，需要各个专业领域的研究和传媒研究的相互交流。

问：日本的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如何？

答：1949年成立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在创办之初由新闻理论、报道、评论三个部门组成。但是从美国引进了大众传媒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反映了日本国民对大众传媒关心程度的提高，在此之后，1957年以前发展成由大众传媒理论、大众传媒史、大众传媒、传媒的过程、舆论以及宣传五个部门组成的以大众传媒整体为对象的研究机构，并在1963年增加了广播部门，于1974年增设了信息社会部门，在日本起到了大众传媒研究机构的核心作用。从1992年开始改组为社会信息研究所，从新的角度着手研究现代社会的新社会信息现象，一直延续至今。最初是研究宣传报道事业和媒体的历史，随后扩展到新闻和电视等大众媒体，进而扩展到社会传媒的诸过程和灾害信息以及地域信息等政策课题，或者是围绕高度信息化之中全球性发展的各种新信息网等问题。

该研究所将宣传报道事业定义为“传达时事性的事实报道和评论的社会性活动”，将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归纳为1.报道、评论，2.教育，3.娱乐，4.广告和宣传。该研究所的历程，清楚地表明传媒研究对宣传报道事业所产生的影响。宣传报道事业的研究成为大众传媒研究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高度信息化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围绕录像和因特网，市民传媒表现开始崭露头角，所以必须重新构筑宣传报道事业的理论。除专业化的企业体的宣传报道之外，现在市民的宣传报道事业也逐渐蓬勃兴起，在随高度信息化而发展的传媒研究的整体框架重组的同时，重新审视宣传报道事业的研究情况正成为当今的课题。

问：日本的传播学教育状况如何？哪些学校或专业较为知名？

答：日本宣传报道事业教育的最大特征在于媒体现场与学校教育不接轨，这与美国的宣传报道事业的教育机构形成鲜明的对照。日本的宣传报道事业的问题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公司职员的终身雇用制（从而排除移动性）。这种传统的、封闭性的企业雇用体系，以及基于这种制度的职业教育观，妨碍了专业性的宣传报道教育。不问专业的综合考试，以传授企业文化为目的的公司内教育，轻视学位等，剥夺了职业宣传报道事业的成立基础。

第二，支撑企业的记者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观中，存在着很强的企业内职员意识，缺乏专业职业人员的主体意识。结果，缺乏职业伦理的收视率至上主义（商业主义）和煽情主义横行，不断地发生传媒丑闻，招致社会的不信任。与信息通讯手段的急剧普及相伴的，是专业职业人员缺乏主体意识，刊载质量低劣的内容和节目，脱离读者。

第三，大学和大学教员从事研究工作满足于自我充实，缺乏在社会体系中给自己定位的使命感和努力。在日本的大学里，传媒教育大体上是基于与实用科学相分离的引进理论的教育，远离大部分不想从事研究的学生。

但是在当今信息技术急剧革新的过程中，给媒体也会带来剧烈的震动。今年日本开始数字广播，这不仅仅停留在广播方面，也被看成是从根本上改变媒体模式。这是自古登堡（Gutenberg）发明铅字印刷术以来的又一次媒体革命，被称作是媒体第二时代，迎来了多媒体，在多媒体中包含着中心和周边关系的经常交替的可能性。与计算机直接相关的报道宣传事业中就孕育着这种可能性，宣传报道事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也要求记者的职业意识要发生很大的变革。这种变动带来劳动市场的流动和雇用体系的变动，企业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求有商品价值的专业人才。日本在战后成立的传媒学科有：现在的法律系（日本大学）、政治经济系（早稻田大学）、文学系（上智大学、成城大学、早稻田大学、同志社大学）、艺术系（日本大学）、社会学系（东洋大学、立教大学、关西大学）、信息系（图书馆信息大学、札幌学院大学）、人类科学系（常盘大学）、理工系（中央大学）等多种定位，各具特色，而且有些把重点放在诸如社会信息研究所（东京大学）、媒体传媒研究所（庆应义塾大学湘南校园）一类的研究生院上。概括起来讲，在继承传统的报道宣传事业研究的派系之中，既含有出于包括艺术论和比较论等文化观点学派之下的内容，也有在行动主义观点学派之下组成的内容，同时也出现了针对与新闻、广播、出版等既存的大众传媒不同的、多样的周边存在（例如灾害、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性别差别、辈份、电子日记等个人和电子网络以及国际关系等），并将其纳入视野的新动向。现在改革的大潮涌向传媒教育，它正出于在摸索中重新构筑框架的阶段。日本的宣传报道事业与现代化的国民国家同步走过来。日本的宣传报道事业具有求新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其特征从根本上受到审视，这是从民族性的封闭角度向改革开放路线的转换。对于南北朝鲜首脑会谈和在此之前的金总书记访华等历史性事件，日本的报道落后，这是暴露位于东亚的日本的报道宣传事业和记者的弱点的典型事例。国际政治的多极化使重新认识日本的记者教育成为必需的课题。

1998年秋天，大学审议会上研究生院答复关于培养高水准的就业人员的咨询，于是文部省在1999年开始允许成立以培养高水准的就业人员为目的的专业研究生院，并可以成立一年制的硕士课程。这种动向波及到报道宣传事业教育。现在的课题是修复被隔开的大学和大众传媒界的裂痕和结成他们之间的信赖关系。

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和庆应义塾大学媒体和传媒研究所的讲座代表传媒研究和教育动向的事例：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社会信息学：

传媒与信息行动

媒体与文化研究

言论与社会思想

媒体论的学派

数字革命与社会变动

新闻的地政学

表现自由的原理论

信息法学涉及的范围

信息化与国际政治

灾害与环境的社会信息学

媒体与工程学

媒体与国民的形成

庆应义塾大学媒体和传媒研究所：

大众传媒论

大众传媒发展史

国际传媒论

大众传媒法制

报道宣传事业论

舆论

信息行动论

不同文化之间的传媒

媒体文化论

媒体产业与政策

信息网络与社会

信息产业论

社会心理学

问：当前日本传播学的热点问题是什么？取得了哪些成果？

答：日本的传媒学会杂志大多涉及当时的热门话题。

在1996年度前期的专集《变化的时代与宣传报道事业意识》里刊登的《媒体活动的展开与新闻概念的变化》、《新媒体表现者的出现与日本的宣传报道事业》、《移动电话的“实用与满足”》、《因特网的媒体特性与法律和制度的诸问题》等研究论文和特别报道《阪神大地震与大众传媒》。后期专集包括《地域媒体与政治》和《女性与大众传播研究的新潮流》两集，刊登了《地域政治与地方报刊的作用》、《传媒与性别差别》、《从国际对立向市民网络转换——显示了历史性转变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传媒研究中的性别差别的意义》等论文。1997年的学会杂志刊登了前一年召开的研讨会做的报告——《全球化中的大众传媒研究》，探讨了理论研究的现状和现实课题，同时也论述了文化共生以及相克的问题。后期专集《“冷战”后期的国际传媒论》中刊登了《东西“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传媒研究中的方法论的展开》、《国际传媒过程的理论和实证》、《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与外交》、《军事纠纷与传媒——越南冷战后的经验》等论文。

1997年度的学会杂志专集《数字时代的媒体环境》中刊登了《数字时代的媒体环境——在全球化与地域化之间》、《年青一代与媒体环境》、《计算机传媒——新思考个人发送信息的涵义》等数篇论文，并介绍了前一年召开的研讨会“多媒体社会与宣传报道事业”的情况。1999年的学会杂志除刊登了《大众传媒的国际环境监督机能与报道框架——报道宣传事业的发展方向》、《数字广播时代的电视》、《数字时代的出版》等转换期的大众媒体的专集以外，还刊登了《计算机为媒介的传媒研究的涉及范围》、《市民接触频道的展望》、《媒体融合与宣传报道事业》等上一年度研究情况报告。这些论文都是了解性别差别、多媒体社会、国际传媒、数字化、全球化和地域化、市民阶层的接触等所有当今日本的传媒研究面临问题的核心所需要的宝贵资料。

问：您认为像因特网这样的新媒介会对贵国的传播学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近年来信息通讯技术的显著进步正在逐步地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日常生活都施加较大的影响。仅限于媒体的变化来看，广播和通信相融合的现象以及多媒体的发展，不仅带来了媒体自身的变化，而且被卷进媒体的社会和个人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新闻和广播等大众传媒具有以下特征：

1）专门的组织成为言论的输送一方（生产者）

2）生产大量统一的言论

3）向不特定的多数接受者传达

4）言论的输送已制度化

5）输送方和接受方的关系已经固定

6）言论的内容一般公开化

7）接受方传递给输送方的反响小

另一方面，个体传媒被定义为已知的少数人之间的双向传媒，但是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传媒不但兼有大众传媒和个体传媒的两者的特征，还将它们所抵补不了的变为可行的。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任何人均可以成为信息的输送者

2）输送方和接受方的双向性

3）接受方的积极性

4）依靠计算机传媒的自我提示

5）松缓的广泛的对人关系的形成

6）依靠团体传媒的舆论的形成

这些都带来以往的传媒研究，例如因特网使用者的实际情况分析，所抵补不了的新的微观领域的特定研究的需要，如果将其从理论方面推进下去，就会随着发明铅字印刷术以来的传送者与接受者的关系的转换，引起传媒研究的基本立足点的瓦解和重组。

数字网络的发展，不仅在每个人拥有的信息空间这一微观水准提高了个人的发言能力，它也是地域信息化政策的有利手段。今天的地域信息化政策，在全面活用网络这一点上迎来了全新的阶段。网络被广泛地活用于以教育和医疗为首的整个日常生活的综合水平的提高上，这就促使人们谋求实现瞄准这一点的地域信息化政策。关于以计算机制造的模拟大学（Virtual University）构想为轴的函授教育和研究交流等对地域信息化政策所做贡献的研究也将成为今后的课题。传媒研究将恢复以往被忽略了的一面，即从事地域政策研究课题的实现性和有效性。

问：全球化进程将对日本的传播学研究产生怎样的冲击？

答：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在全球化和地域化这两个相反的过程和水准进行。这两个相反的社会趋势也使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性的主体，作为正当的政治传媒过程的过程要素得以被包容，瓦解了以往的国家一元性的研究立足点。论及两个用语时容易超越国家框架，但是在如今国际性的传媒公司不断扩大、信息传递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情况下，以国家为主体的传媒政策现在依然存在。单纯的全球化和地域化的两极模式不符合亚洲的现实，例如在新加坡，与全球化的对外政策相反，国内的传媒禁止直接接受卫星广播，限制得很严格。多民族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秩序的稳定必须限制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流入。

设想在全球化和地域化的两极模式上再加上“国家”，形成三极模式，就可以比较现实地领会目前亚洲的紧张和其缓和的相互关系。直接面对急速变化的、多极化的政治现实，构筑以这种现实为前提的新框架，看清在信息技术的全球化中越来越活跃的亚洲地区的媒体传媒的动向，探求以地域共有的固有范例，将是今后传媒研究的基本课题。这并非是借用欧美的范例，而是寻求直接面对亚洲的现实构筑新的范例，并分析依此而进行的传媒的现实过程。

而且预计近期内亚洲和大洋洲的人口上网数会超过美国和加拿大。大概在10年内亚洲会成为最大的因特网地域共同体。一方面，香港和新加坡在世界上信息技术最发达，另一方面，在亚洲也有未受因特网恩惠的发展中国家。消除这种信息格差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严峻课题，日本的传媒研究必须相应解释这种信息格差。

换一个角度，由信息网络的活用引起的既有产业的合成和融合，新经济秩序正逐渐形成世界规模。今后大概各个行业的企业群体都会以电脑空间为舞台进行战略提携，引发企业的兴衰，这也要求我们研究新兴起的全球化数字经济对日本以及亚洲的经济施加的影响。在探求经济体系的同时，在现在急速进行的全球化网络工作和因特网以及电脑空间等方面，我们需要在与亚洲各国拥有共同范例的情况下，扩大开发活用科技的社会体系的可能性。

问：日本的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研究有哪些主要理论和实践？

答：社会科学工作者把国际传媒作为研究对象是最近的事情，拥有理论根据的独到见解还很少。由于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通信传媒的迅速发展，现在有关国际传媒的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论的重要课题。《东西“冷战”后的国际传媒研究的方法论的展开》（鹤木真《大众传媒研究》第51号，1997年）就是一篇看准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随之而来的“冷战”结束的国际形势，进而探讨国际传媒研究方法论的论文。

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电视中的外国文化》（川竹和夫，日本出版协会，1983年）、《电视是如何传播外国印象的——从日美法3国的共同研究谈起》（川竹和夫，《新广播文化》第二期，1986年）、《电视中的外国和外国人——日本的电视中出现的外国因素的内容分析》（荻原滋、御堂冈洁、中村雅子，《新闻学评论》第36期，1987年）、《世界如何看日本——对日本印象的研究》（村明，《日本评论》，1987年）、《电视导致的外国影响的形成——日美法3国的比较研究》（衫山明子、木村有美子，《广播研究与调查》，1987年）、等研究开展起来。这些研究取材于国际传播的主题，但是却着眼于国内。进入90年代产生了从全球角度探讨国际传媒的研究直至今日。《广播及其相关领域的国际化诸相与其背景》（小林宏，《广播学研究》第40期，1990年）、《信息化社会诸相——超越国境的传媒冲击》（铃木弘黄、田中弘编著，《何谓现代思想——近现代350年检验》龙星出版，1996年）、《海湾战争与大众传媒》（佐藤毅，《大东法学》第5卷第2期；第6卷第1期，1996年）、《亚洲地域的卫星广播实况与展望》（油川洋，《尚女学院短期大学研究报告》第43集，1996年）、《关于韩国大众传媒广告中的日本印象研究》（黄盛彬，《财团法人吉田秀雄纪念事业财团女性研究》，1996年）、《亚太国家间的信息传播》，亚洲传播手册（伊藤阳一，亚洲信息传媒中心与传播研究学院，南洋大学，1998）、《大众传媒的对韩认识与国际传媒》（楠根重和，《金泽法学》第40卷1期，1999年）等就是这一类的论文。来自国外的从业人员和留学生居留日本从80年代开始逐渐增加。《来日留学生的日本印象》（岩男寿美子，《庆应义塾大学新闻研究所报》，1984年）、《地域国际化与旅日外国人传媒的实情——关于群马县大泉町旅居日裔巴西人的调查报告》（山中正刚，成城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传媒纪要》第7集，1993年）、《旅居国外的日本母亲的传媒行动——在美国圣地亚哥的情况》（南保辅，成城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传媒纪要》第11集，1997年）、《异文化的人与人的关系》（西田司，多贺出版社，1999年）等就是这一类的例子。

问：日本的传播学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准备如何去解决？

答：如前所述，日本的传媒教育存在的问题在于传媒的现场和传媒界与学校教育不衔接，传媒研究也是如此。信息产业与信息教育背离，无论信息技术革命如何呼吁，都缺乏现实性。日本的大学是研究至上主义，这个领域亦如此，也疏远了学生。经济状况不好、儿童数量减少、教学荒废，大学改革逐渐变成了当务之急。大学审议会已经向文部省提交了答复关于要求研究生院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员的咨询，文部省也设置了以培养高水准的专业人员为目的的专业研究生院，并且设置了1年制的硕士课程。这种动向也影响了传媒教育，有像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那样，适应信息技术的剧变而试图改变前进方向的地方，也有其他大学前赴后继的趋势。破除被割断的大学和传媒界、研究和教育的隔阂是日本传媒研究的课题。日本曾经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产品的国家，但是信息技术领域却起步很晚，传媒研究也是一样。现在政府和大学终于要全力实施振兴方案。但是不仅是教育和医疗，整个日常生活都广泛需要活用数字网络系统。鉴于此，对信息化政策有用的研究便成为现实的课题，传媒研究也正逐渐产生了与以往一直分离的现场相结合的必然性。

但是在不景气的情况下，企业的研究经费被削减，现在研究资助范围的狭窄正打击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公共资助有集中在特定大学的倾向，还不具备培养新人和推动新的研究的环境。特定的大学在策划各种新的项目，儿童人数的减少影响到很多普通的私立大学的存亡，忙于事务性的工作也是阻碍年青研究人员的研究愿望的原因。当然，有句谚语说“新酒装新瓶”，乘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潮流，以信息见长的大学也正在改变面貌，打着信息通信幌子的教育研究体制也应该有所进步，因此可以说日本的传媒教育和研究体制将来很有希望。日本的现代化有追随欧美的特点，但是传媒研究战前受德国新闻学的影响，战后受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影响，直至今日。但是如今美国的机能主要效果论受阻，年青的研究人员很关心英国的“文化研究”。至今为止，并没有很大程度地超出介绍的阶段，还很需要在充实其理论和方法以后，以其为手段创造日本独自的研究。届时，日本的研究人员能将深藏于英国“文化研究”底蕴的“各自散去的犹太人”和“殖民政策”以及“民族性”等基本概念体会到什么程度将是一个问题。但是事实上，日本的传媒研究一方面也开始着眼于亚洲，研究旅日朝鲜和韩国人，以及阿伊努和冲绳，并深入到研究外国人的殖民主义和民族性的问题也正在增加。需要移植国外的理论，但是同时从日本民众的内部发掘其心性和经验，发展日本式传媒研究，将外国的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积极向世界传递其成果将必须成为后现代学术研究的姿态。综合地理解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地域文化的不同和相通点是全球化时代所要求的，但是年青的研究人员如何回应这种期待是目前的课题。

问：请您展望一下未来一个时期内日本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政治的多元化和对亚洲的关心程度的提高将使以韩国、朝鲜、俄罗斯、中国、中亚等为对象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研究更加活跃。

2.因特网等数字网络技术的普及所象征的，以新现实为对象的、有关信息的法学学问的体系化将成为今后的新研究领域。

3.在国内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背景下，福利、医疗、城市环境、自然环境保护、NPO等，与信息的高水平和高密度的发展同时在现实中突出表现出来的共同体所包含的新领域将成为今后的课题。

4.新出现的电子经济贸易有很多问题成为国内和全球性需要讨论的课题。综观国内外的电子经济的发展动向，需要关于其条件整备方面的研究。

5.阪神大地震的经验是今后的沉重教训。但是大地震时的瘫痪状态和流言问题、水和食品不足、人口滞留问题等紧急时的对策和紧随其后的居住环境和健康管理问题等危机对策的研究也是今后的课题。

6.因特网和手机的普及正逐渐引起信息环境的剧烈变化。人们的传媒行动的实际状态还不明朗，需要进行明确其利用情况和确定生活情况变化动向的工作。

7.在九州冲绳举行的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即所谓的degital denite成为议题之一。这不仅是全球问题，也是地域问题。将信息导入发展中国家需要进行支援消除贫困的踏踏实实的活动。的确，导入IT就有可能找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的方法。但是不论多么方便的东西，如果与每天的生活无缘，游离于日常生活之外，就会成为无用之物，需要努力使学院派内部潜藏的智慧从内部迸发出来。今天的课题是：最初是从民众的外部，然后是从民众的内部发掘其心性和经验，使停留在较低发展水准的发展中国家的传媒得到发展。在日本以IT为武器的市民运动的高涨和始于英国的“文化研究”的导入，正逐渐在学院派内部产生这种新的思考方法。

问：未来日本传媒学研究的发展如何？我们如何去应对？

答：现在信息技术的急剧革新将给媒体带来剧烈的震动。这是继古登堡发明了铅字印刷之后的媒体载体革命，可以说是迎来了媒体的第二个时代。传媒的概念如果意味着人、生物、机械以信息和记号为媒介与其周围的物体相互作用，那么随铅字印刷术而发生的传媒载体的变化就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所有方面的变化。随之也要求解决堆积如山的近距离的现实性的研究课题。但是同时今后也会需要解决重新审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远距离的诸问题。在此可以立足于纵向和横向时空理解包括日本文化在内的世界各地文化的相通和相异点的角度综合地研究传媒课题。今后的传媒研究需要从日本民众的内心深处发掘他们的心性和经验，促进日本式传媒研究的发展，结合外国的理论和经验，主动向世界推广其研究成果。

附：

山中正刚教授的主要研究成果：著作：

1.《广告·宣传论》（笠间书店，1969年，合著）

2.《传播论》（学文社，1970年，合著）

3.《信息化社会与传播》（协同出版，1970年，合著）

4.《现代的PR杂志》（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1972年）

5.《广告业》（教育社，1975年）

6.《都市直下型地震》（日本经济出版社，1976年，合著）

7.《现代公共关系论》（日刊工业新闻社，1979年，合著）

8.《我国PR活动的轨迹》（日本经济团体联盟宣传部，1980年，合著）

9.新版《广告业》（教育社，1985年，合著）

10.新版《广告业》（教育社，1991年）

译著：

11.《传媒社会学—理论和现状》（川岛书店，1979年，监译，原著/丹尼斯、麦奎尔，传播，朗文出版公司Denis McQuail，Communication，Longman Group Limited，1975年）

12.《关于传媒模式—大众传媒的研究》（松赖社，1986年，合著，原著/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传播模式》，朗文出版公司，Denis McQuail＆Ven Windahl，‘Communication Models’，Longman Group Limited，1981）

13.《大众传媒的空间－批判性研究的出发点》（松赖社，1994年，监译，原著/D·K·丹维斯、S·J·巴勒，《大众传播与日常生活——理论与实践的视角》，D.K.Davis＆S.J.Baran，Mass‘Communication and Everyday Life－A Perspective on Theory and Effects’，Wadsworth，1981）

主要论文：

14.《广告传媒研究的课题与方法》（成城大学文艺系《成城文艺》1968年第52期）

15.《大众传媒的理论》（成城大学文艺系《成城文艺》1968年第53期）

16.《大众传媒论的概念》（成城大学文艺系《成城文艺》1969年第54期）

17.《大众传媒的通讯员》（成城大学文艺系《成城文艺》1969年第55期）

18.《报道的自由与大众传媒机构》（成城大学文艺系《成城文艺》1970年，第57期）

19.《社会调查的现状与课题——舆论与大众传媒》（学文社《社会调查》，1971年）

20.《自治体宣传与地域传媒》《现代大众传媒论》（川岛书店《现代大众传媒论》，1974年）

21.《地域生活信息体系的改组》（学阳书房《小规模交流的理论》，1976年）

22.《有关东京都知事选举的报刊版面的分析——以朝日、每日、读卖、产经4报刊为中心》（日本报刊学会《报刊学评论》1975年25期，共同研究者：武市英雄、松木修二郎、山田实）

23.《媒体的批判功能与行政信息》（综合宣传报道事业研究所《综合宣传报道事业研究》，1976年第78期）

24.《关于妇女市场战略与广告表现的研究——以日美比较为中心》（吉田纪念事业财团共同研究1981年《第14期吉田纪念事业财团助成研究集》）

25.《消费者行为的日美比较——对化妆品市场与化妆行动进行的调查》（吉田纪念事业财团共同研究1982年《第15期吉田纪念事业财团助成研究集》）共同研究者：南博、石川弘义、库里布兰多大学的Dennis Davis）

26.《教科书的研究——教科书研究的课题和方法》（成城学园教育研究所《成城学园教育研究所年报》1984年第8期所收《日本在朝鲜教了些什么？》1987年，由AYUMI出版社出版，第19页～第26页）

27.《关于媒体环境的改观与广告媒体的改组的实证性研究》（吉田纪念事业财团共同研究1985年《第18期吉田纪念事业财团助成研究集》，共同研究者：法政大学的须藤春夫、东海大学的竹下俊郎、东海大学的小池保夫、上智大学的小田原敏）

28.《历史人口学与民族学的对话》（成城大学文艺系《成城文艺》1987年第118期，合译/原演讲者丹尼斯·麦奎尔）

29.《广告的国际比较——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美国的妇女杂志的广告内容的比较研究》（日本广告学会《广告科学》，1990年第21集）

30.《欧洲的变化与媒体的变化》（成城大学文艺系《成城文艺》1991年第137辑，原演讲者丹尼斯·麦奎尔）

31.《地域国际化与在住外国人传媒的实际状态——群马县大泉町在住日籍巴西人的调查报告》（成城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传媒纪要》1993年第7辑）

32.《地域的国际化与行政的传媒》（成城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传媒纪要》1994年第8辑）

33.《媒体的外国人表现——关于外国人语言读解的预备研究》（成城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传媒纪要》1995年第9辑）

34.《阪神大地震与传媒——民族媒体的活动与机能》（成城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传媒纪要》1995年第10辑）

35.《成城大学大学生的老人观（其一）——关于成城大学大学生孝敬父母情况的调查》（发表于成城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所《传媒纪要》1997年第11辑，共同研究者奥田秀宇）

36.《衰老与孤独——从阪神大地震临时住宅谈起》（成城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传媒纪要》1998年第12辑）

37.《媒体中的老人像（其一）》（成城大学文艺学部《成城文艺》1999年第167期）

38.《日本电视广告中的老人像》（日本广告学会《广告科学》2000年第40集）

学会报告：

39.1978年在第20届美国广告学术年会口头发表了《如何提高日本市政公共关系的成本效率》（Improving Cost Effectiveness of Municical Public Relations Expenditure in Japan）

40.1978年在乔治亚大学东南公共关系学院（Southeast Public Relations Institute，University of Georgia）口头发表了《关于日本公共关系的几个方面》一文

41.1979年，在京都立命馆大学的日本新闻学会春季大会上，山中正刚和山中速人口头发表了《二十世纪一○年代日本报刊报道宣传事业中的朝鲜（人）观——＜日韩合并＞＜三·一独立运动＞时的朝鲜报道的分析》。

42.1985年，在日本广告学会，由山中正刚等做了研究项目报告《CATV广告——以非正式的为中心》。

43.在研讨会“生活与住宅”做了特别演讲，1989年在东京成城大学召开的比较生活文化学会第7次大会上，做了口头演讲。

报告书等：

44.《研讨会：虚幻的教科书的行踪——原殖民地时代朝鲜的教科书表明的内涵》（1984年11月24日由教科书研究和成城大学教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研讨会，来宾：都立大学的旗田魏、国立教育研究所的佐藤秀夫、教科书收藏家竹村进、山中正刚、朝日新闻社的西村秀俊，会议主持人：已故的原法政二高的野村章）

45.《朝鲜总督府编撰的教科书1922～1928》（AYUMI出版1985年，复制本）

46.研究交流：中国东北研究访问1985年8月16日～30日，访问地点/北京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吉林大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长春电影制片厂、黑龙江大学同行者/野村章（法政二高）

47.《日本的社会》（柳田国南著，小学社会科教科书）（第一书房1985年复制本）

48.《市町村的广告广听活动的实情调查报告书》（日本宣传协会1977年）

49.《关于对在住外国人提供信息的方法的调查研究报告书》（日本宣传协会1993年）

50.《电视CM的内容分析——关于广告中的老年人像的调查研究报告书》（吉田纪念事业财团1999年）

51.《广告图像的变迁所放映的情况——关于广告中的老年人像的调查研究报告书》（吉田纪念事业财团所收《性别差异与性别——从广告看男人和女人》，2000年由雄山阁出版社出版，第159页—第190页）

其他：

52.《地域传媒的实际情况》（日本宣传协会《宣传》1977—1997署名论文，20年里刊登14篇）

53.《消极的、缺少自立的、倚赖性的～CM中所描述的老年人的形象》（电通《电通报》第4250号，1999年7月5日相关/50书面论文，所收栏目/文化栏）

54.《原满洲殖民地统治下的教育与文化的研究》（朝日新闻《朝日新闻》1985年12月27日，相关/44.46署名论文）

55.《广告中没有老人吗？》（朝日新闻报社《朝日新闻》1999年8月6日，相关/50采访报道，所收栏目/家庭栏）

56.《拍摄反映老人心灵深处的电视节目——在国际老人年向电视进一言》（日本民间广播联盟《民间广播》1999年9月13日，相关/50所收栏目/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