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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校的意见和建议

时间:2022-04-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界限模糊——访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会会长乔·福特访问者:钟新编者按:乔·福特系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学院院长,是一位在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界颇有影响的学者。您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的会长,同时又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的委员。

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界限模糊——访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会会长乔·福特

访问者:钟新

编者按:乔·福特(Joe Foote)系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会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学院院长(Walter Cronki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是一位在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界颇有影响的学者。我们注意到,在福特教授谈到的许多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内容中,有不少竟然与中国当前传媒教育的状况极其相似,这也是我们一定要将此篇对国内同行极具借鉴意义的访谈收录于此的原因。本文访问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钟新,选入时编者做了部分改动。

新生接触高级教授和学院领导

问:您的头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您从2000年8月起担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您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的会长,同时又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ACEJMC)的委员。除了这些行政职务外,您还是教授并且从事广播电视新闻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我的问题是:您如何在行政工作、教学和科研三方面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自从您担任院长和会长以后,您是否不得不放慢科研的速度?您在做院长后是不是减少了授课时间?

答:在美国,院长几乎是全职的工作。里里外外有很多事需要做,比如联系支持学院建设的校友和媒体、组织学院日常工作。有个别人能在做好行政工作的同时保持杰出的科研成果,但这样的人不多。通常能坚持做一个项目,但做科研和教学的时间将大大减少。

8年前,在我刚开始做行政工作的时候,我在科研方面还能保持相当活跃。最近5年,我放弃了绝大部分项目,只保留了一个项目。这是我想在不远的将来回到教师系列的原因之一。我担心,如果我离开科研太远太久的话,我恐怕再也回不去了。

我给新生上讨论课。我认为,让新生有机会接触高级教授和学院领导是很重要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教过海外学习班。在某种程度上,行政领导最好不要试图上太多的课,因为你很难给予这些课程应有的重视。有几次,我发现自己没有充分准备就在上课前最后一分钟冲进了教室。当你90%的精力都花在别的事情上时,你就很难用剩余10%的精力做优先顺序中很重要的事情。与此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新闻学院的领导应当与学生接触并且表现出对学生学习的兴趣。所以,每当有教授邀请我讲座或出席特别的课时,我总是很积极地参加。

问:在您看来,学院院长更像是一个负责把握学院发展方向而不必具体操持上学管理事务的领导人还是一个负责具体日常管理的经理人,或者说院长应当既是领导人又是经理人?

答:院长的角色因学院规模而异。小型学院或系的领导基本上是事必躬亲,助手很少。大型学院的领导可以规划大方向而依靠系主任和副院长做大部分的日常管理工作。但领导们必须意识到,协商决策是美国学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大量的时间需要用于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并努力使大家达成共识。

问:请描述一下您典型的一天。

答:像所有行政领导一样,我的大量时间花在回复电子邮件上。因为我工作时间已经很长了并且所处位置比较显著,我收到的很多邮件都与我们学院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你的采访要求就是一个例子。作为行政领导,我需要做很多有益于本领域或有助于同事们的事。我需要花时间规划和实施学院的总体管理。由于我们学院所在地区是美国最大的20个传媒市场之一,我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建立与本社区的关系并培养潜在的赞助者。然后,就是各种人事报告、公关决策、年度报告、特别报告等等任何行政岗位都需要处理的工作。从去年担任AE—JMC的会长之后,我的肩上又多了一种对该学会的责任。另外,我还活跃于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

问:在做大学教师之前,您做过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卡尔·阿尔伯特(Carl Albert)的新闻秘书和美国众议员大卫·麦柯迪(Dave Mccudy)的行政助理。您还做过“美国之音”和俄克拉荷马新闻网的记者。这使您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新闻官和职业记者来实践新闻。这两个角色对您后来的教学和科研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

答:我很幸运能在进入学术圈之前就有了新闻和公共关系工作经验。为发言人阿尔伯特工作期间,我经历了“水门”丑闻的高潮和尼克松总统对中国与前苏联政策的巨变,这些都是一个人一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难得经历。与美国政府的高层决策者以及报道政府的高级记者接触使我受益匪浅。在“美国之音”的经历同样让我受益。它使来自美国小地方的我大大开阔了眼界,它向我展示了这个大千世界、展示了国际传播的重要性。“美国之音”严格的编辑制度大大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问:您从得克萨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俄克拉荷马大学获得硕士和学士学位。您这几个学位分别学的什么专业?哪个专业对您的教学和科研生涯最有帮助?

答:我获得的几个学位分别是:广播专业学士;演讲传播专业硕士;大众传播专业博士。硕士是特别重要的经历,因为它使我第一次接触到理论资料。当时,我一边等待为发言人阿尔伯特工作的机会,一边攻读硕士学位。正是这一年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鼓励我进行更多的抽象和理论的思考。虽然我是几年后才读博士学位,但我已经对学术生活的刺激性有了清晰的概念。我相信,新闻调查与学术调查之间有某种天然联系,但必须有一种催化剂把你推到另一个层次。我很庆幸攻读传播专业硕士为我准备了这种催化剂。

名气并不直接等于质量

问:在加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之前,您还是南伊利诺伊大学大众传播与传媒艺术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和教授。您还曾经在康奈尔大学及俄克拉荷马大学做过教授。在您看来,这四所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有什么异同?您怎么评价这些异同?

答:我很幸运能在新闻学享有很高地位的大学任教。新闻学在南伊利诺伊大学和亚利桑那州大学克朗凯特学院享有很高的地位。俄克拉荷马大学在成立Gaylord新闻学院之后,新闻学的地位也提高了。在康奈尔大学这个典型的常春藤名牌大学,新闻学的地位要低得多,但是新闻学院因为身在其中而受益颇多。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名气并不直接等于质量。我见过一些很有实力、具有一流教学质量的新闻专业但他们没有得到全国的承认、没有获得应有的知名度。一旦学院获得最高荣誉,这种荣誉就会永远伴随着学院,除非学校发生非常有负面影响的事件。这造成一种相当静态的环境,其他处于上升状态的学院很难突破进入名校圈子。另一方面,除非身居知名大学,否则很难被承认为优秀的新闻学院。我知道的四、五个非常出色的新闻院系因为所处的学术大环境而永远得不到应有的承认。

我很幸运能领导以美国最受尊敬的新闻人之一的名字命名的学院。我相信人们都认识到,沃尔特·克朗凯特不会将他自己与一个没有继承和发扬他的新闻价值观和新闻标准的学院联系在一起。克朗凯特学院前任领导的杰出工作造就了优秀的学生和教师队伍。毫无疑问,克朗凯特学院的质量与其名是相符的。

问:您活跃于多个国家的国际项目。在过去的15年中,您曾经在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项目,以加强南亚的新闻教育。基于您自己的经验,南亚的新闻教育给您什么样的印象?与美国新闻教育相比,主要差别是什么?

答:南亚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闻之地。20世纪90年代,私营电子媒介迅猛发展,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印度尤其如此。大学层次的新闻教育明显不足。几所大学和培训机构开始教授新闻和大众传播或者更新他们的课程。不过,他们面临资金短缺的障碍,不能创建用于学生实践的实验室。他们面临的另一种障碍是媒体的不信任态度。特别是印刷媒体中的很多编辑和发行人不相信新闻部门需要大学毕业生。在今后的10年,我相信整个南亚的新闻教育将有巨大的进步。

问:您访问过中国吗?在中国做过类似的项目吗?如果没有,您打算做吗?您对中国内地的新闻教育了解多少?

答:我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从来没有访问过中国。我访问过韩国、回归前的香港,但没有去过中国内地。今年,我本来被邀请带团去中国内地,但由于这边的行政事务而没有成行。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获得一个去中国内地的机会,因为我经常听说中国新闻教育正在发生很多令人振奋的变化。我的同事玛丽卢·加利森博士在今年夏天访问中国内地,回来后对那里的一切大加赞赏。美国与中国的教育机构显然有极大的合作机会。我期待着与中国建立更多的联系。我在南伊利诺伊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接触过不少中国学生。我可以想象,这些特别优秀的学生回国后将对新闻与新闻教育产生的影响。

问:您在英国办了14年“海外学习班”。这种班是什么性质?基于您的经验和观察,您对英国的新闻教育印象如何?

答:我的教学生涯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就是在南伊利诺伊大学组织的“海外学习班”。看到学生们离开本土文化去探索另一种文化的奥秘真是件非常愉快、非常刺激的事。你可以看到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我真的喜欢与他们一道体验那种精神之旅、一道探索英国传媒与美国传媒之间的不同之处。由于英国非常强调公共广播,与美国更加突出市场导向的广播制度形成很大反差。由于经常有国际学生参加这个班,我们又获得了额外的比较机会。英国是美国人应该访问的好地方,文化的相似性与无障碍语言交流使学生能更精确地理解专业讲座。

以克朗凯特命名学院使我们受益

问:你们在陈述学院的历史时写道:“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以《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持CBS晚间新闻》栏目的前任执行总编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名字命名,他被誉为美国最值得信赖的人。这位从写电讯稿开始光辉生涯的广播先驱是新闻价值观的长期维护者。克朗凯特学院以能以他的名义继承新闻传统而骄傲。”

沃尔特·克朗凯特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中国的很多新闻教授、学生和记者都知道他。我认为,把一个著名记者的名字镶嵌在新闻学院的名字里,这种做法很罕见但很聪明。自从你们学院在1984年被命名为沃尔特·克朗凯特学院之后,学院在哪些方面受益于这个新的名字?我在他们教师的名单中看到了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名字,他仍然是你们学院的兼职教授吗?

答:我们极其自豪能与沃尔特·克朗凯特这位“美国最值得信赖的人”和美国最优秀的记者联系在一起。我们从这种联系中获得了巨大的益处。他每年都来亚利桑那向优秀记者颁发克朗凯特优秀奖并与我们的学生见面。学生们为能听到他的演讲欢呼雀跃。克朗凯特总是能与学生进行非常棒的沟通。

强调人文科学教育是我们的重要信念

问:你们学院的总体目标是什么?

答:我们的主要兴趣在本科。我们相信,我们的本科是全美国最好的本科之一。我们的硕士项目也很强。由于我们学院所在的亚利桑那大学非常注重研究,我们对科研也很重视。我们也积极为本社区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

问:你们有近1400个本科和预科学生。他们毕业后的主要去向是什么样的?

答:除了做新闻记者外,很多学生毕业后从事公共关系、媒介管理以及与新闻传播相关的领域。我们的本科注重宽基础,这使学生在大众传播领域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问:你们学院要求本科学生选修本新闻专业以外课程最低达到80学分,其中人文学科不得少于65学分。新闻与大众传播专业的本科生需要在本学院修不少于30个学分的课程。那么,学生在本学院所上的课程不到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美国的新闻学院都以这种比例分配学分吗?这个比例被证明是成功的吗?这是不是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论证委员会的要求?

答:强调人文科学教育是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论证委员会的重要信念。我们希望学生不要忽视本大学的其他学科以及在他们追求新闻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本大学所能提供的其他条件。

问:你们学院本科新闻与传播专业共有五个方向:新闻学;媒介管理;媒介分析与批评;媒介制作;传媒战略与公共关系。据我观察,本科生在本学院不低于30个学分的课程主要分为三个学群:本专业核心课程(12学分);本方向必修课程(15学分);从其他方向选修3-9个学分的课程。这个比例被证明是成功的吗?这是委员会的要求吗?

答:大部分学生和新闻教育工作者都会说为了让学生准备更充分,应该多给他们一些新闻专业课程时间。我们相信应该强调人文科学教育,因此要限制学生所能选的新闻课程的数量。

问:所有本科生必选的四门专业核心课程是:新闻写作;大众传播学概论;传媒研究方法;大众传播法律。要求本科生修传媒研究方法在美国新闻院校中普遍吗?

答:美国大部分新闻院校都要求学生修大众传媒法律、大众传播伦理以及大众传媒与社会等课程。我们要求学生学传媒研究方法可能是和其他学校有点不同,但我们认为新闻发展速度很快并且日益复杂,而下一代新闻人应该懂得日益复杂的新闻业。

问:你们学院要求所有的学生在英语之上学一门外语并达到规定的水平。国际学生既然已经有母语如汉语以及英语,他们还需要再学别的语言吗?

答:你也知道,美国人的外语水平不高,因此高质量的新闻专业提出外语水平要求是很自然的。我不认为国际学生还需要证明第三种语言的水平。

通过三种途径实现培养目标

问:你们学院通过三种途径实现培养目标:课堂课程教学、校内传媒工作机会、校外传媒工作机会。学生怎么利用实践机会?

答:我们大部分的顶尖学生非常充分地利用校内学生媒体,然后到校外媒体做实习比如凤凰城或美国其他地方。丰富的实践经验大大增强了他们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

问:你们学院的实验室比较多,如编辑实验室、报道实验室、新闻写作实验室、多功能实验室、视觉新闻实验室、音频实验室、视频编辑实验室、电视制作实验室、电视新闻实验室等。您要求所有的实验室都配备最新的设备吗?

答:为最新技术设备找资金是一种经常性的挑战,但为学生提供高品质的实验设备在我们的优先考虑范围内。庆幸的是,数码时代降低了有些设备的价格,但这些设备也需要每隔3-5年更换一次。

问:你们学院的本科生获得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学士学位,是否表明是你们把新闻学与传播学并在一个学位里?

答:我们的学生在修完四门核心课程之后就从五个方向中选择一个方向。他们所获得的学位都一样,但他们所修的课程因所选方向而异。

问:在有关研究生教育的部分,我在你们的网站上读到:“我们感觉将研究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是正确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我们既满足了职业记者想提高新闻实践能力的愿望又满足了学生追求学术之路的愿望。”请问你们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研究与实践经验各占多少比例?

答:我们的硕士生教育致力于提供高级职业训练,主要面向有志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不过,希望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数量正在日益增加,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们正在考虑增加毕业论文选项,这将有助于从事研究的学生。

问:你们让实践与理论结合,新闻学与广播电视结合,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结合。“结合”似乎是你们的战略,是这样吗?

答:我们想让所有学生都能接触到高质量的授课、业务实践机会和理论研究。这几方面如何结合取决于学生的兴趣。美国的新闻专业绝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

问:你们的硕士学位名称叫“大众传播学硕士”,而不是“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硕士”。为什么?

答:给硕士学位定名的人可能喜欢“大众传播”这个涵盖面更宽的词。

新闻学与传播学界限模糊

问:我注意到,你们的课程分为两大系列:一个是新闻学系列;另一个是大众传播学系列。所有的课程都是由同一个教师团队讲授的吗?有的教授既讲新闻学又讲传播学?

答:两大系列的课程由同一教师团队完成。

问:您如何评价这样的观点: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应当设在不同的学院。如果它们在同一个学院,就应当设在不同的系。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学科的目标不同,大众传播研究需要与媒体保持距离才能保证观察的客观性。因此,大众传播学的教师不需要太多实践经验而新闻教师最重要的背景是从业经验。

答:这种观点在英国比较流行。在英国,新闻专业与大众传播专业有严格的界限。在美国,两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两者常常共存于一个学院。在很多时候,很难说清楚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不过,近年来,人们表现出对大众传播批判研究的更大兴趣,并有更大兴趣从“局外人”的视角看新闻传播领域。

问:你们的主页上有这样的话:“大部分教师具有多年新闻实践经验,曾供职于《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迈阿密先驱报》、《圣彼得斯堡时报》、《国家地理》杂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之音、ESPN体育频道等等”。对于新闻教师而言,您认为实践经验和博士学位哪个更重要?你们的教师队伍中有博士学位的占多少?

答: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我们是个很特殊的领域,因为我们要求教师既有数年高质量的新闻实践经验又有高学历。就是说,我们聘请的教师都已年近中年。不过,他们的工资仍然始于起步水平。我们和美国大多数新闻学院一样能很幸运地吸引到既有丰富从业经验又有过硬学术资格的高素质教师。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3/4有博士学位。

问:有观点认为,新闻学教师很难在坚持新闻实践的同时保持高产量的科研。因此,新闻教师应当减少科研任务而坚持经常性的新闻实践。

答:有些学院采取双轨制,同时聘请博士和没有最高学历的职业记者。他们并肩工作,只不过博士更倾向于科研而职业记者更倾向于新闻教学。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双轨制运转得很好。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教师能很好地相互补充。

问:有观点认为,新闻学因为理论薄弱而不能赢得很高的学术尊敬。大众传播学因为理论性更强而获得更高的学术尊敬。这是有些新闻学者转向大众传播研究的原因之一。

答:在美国,这也不是一个大问题。大众传播学与新闻学者的苦恼是,在与校内其他学科比较时显得力量不足。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都有义务证明我们有理论基础、我们在做高质量的研究。

问:有观点认为,每当新技术来临的时候,新闻只改变了20%,80%保持不变。虽然新技术挑战教育模式,但我们应当坚持教授学生那80%不变的内容。掌握20%的操作技术比掌握80%的基本知识技能更容易。您怎么评价?

答:内容永远主宰高质量的新闻和新闻教育。传输系统永远是第二性的。不过,作为教育者,我们必须适应技术并且拥抱技术。

问:对于互联网对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的影响,您三年前的观点和现在的观点有什么变化吗?

答:现在的感觉是,与互联网相关的所有内容都应当整合到主流新闻教育中。三年前,我曾有让互联网独立的想法。

问:AE—JMC近年主要关注哪些问题?

答:AE—JMC必须学会平衡教学与科研,以便会员相信两个方面都应该是高质量的。AE—JMC还不得不研究新出现的领域并确定这些新领域在本组织中的位置。

问:请您从AE—JMC会长的视角列举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答: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驾驭各种传媒的融合问题。有些新闻院系已经把技能课融合在一门课里,学生可以在同一门课里接触到印刷媒体、广播电视和互联网。

一直围绕新闻教育的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提高科研质量、通过引领而不是跟随新闻传播业提高我们的领域在学术圈中的地位。

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将新闻教育融合到本校的大教育体系中。我们经常是视野狭隘、封闭孤立。

对我自己而言,如何使新闻教育国际化是个大问题。美国的教育者优越感太强、视野太狭隘。我已经布置了任务,希望借此将AE—JMC变为真正的国际组织。

问: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您认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最终使命是什么?

答:我认为,新闻传播教育的使命是“社会责任”。人们希望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做记者的技能而且要让他们明白他们的工作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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