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新闻教育的不同理念与实践

中英新闻教育的不同理念与实践

中英两国新闻学院在运作模式上有所不同。在英国，新闻学和大众传播研究总的来说是各自独立的。在中国，两者的界限很模糊，传播学专业都设在新闻学院里。传统的新闻学院得以拓展，纷纷开设传播学专业，新闻学院的名称被更改或干脆保持不变。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8年改称新闻学院，如今，其中文名称未变，英文名称却已扩展为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些新成立的新闻学院也用新闻传播学院作为学院名称。总之，传播学教育是建立在新闻学教育基础上的。换句话说，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常常并存于同一学院。

这也正反映了美国新闻教育界最近的一场争论。在美国，大众传播理论正逐渐融入实用性极强的新闻学院。最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把为新闻研究生院物色新院长的事搁置起来，命令教工们想办法把大众传播理论结合到学院现有的工作中，这在美国引起了一阵骚动。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的报告称，如今的新闻学教师都要求有较高的学历，通常要获得博士学位，与此同时，新闻从业经验也在要求内。在美国，争论的两方以两位学者为代表，他们在最近一期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出版的《新闻教育者》(Journalism Educator)上发表文章。一位是霍华德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詹尼特·戴特，她认为：“通过衡量我们的所作所为与其他高等教育学科的出色表现和通过评估新闻与大众传播学老师在校内外赢得的尊重，我们就能很好地评价我们的教育理念和实践。”(Dates， 2001)另一位是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院长劳伦·吉布莱伦(Lloren Ghiglione)他说：“我很担心，很多大学在把新闻教育边缘化(还会有多少学院把新闻二字放在他们的学院名称里呢？)，没有对学生的需要和新闻业的需求给予足够的重视，却试图通过改造使之赢得学术声誉。”(Ghiglione， 2001)

在中国，这种争论也很激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吴廷俊教授就此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他把1998年以前的教育模式称为传统模式。他说，“1998年之前，中国新闻教育一直采取传统模式，‘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以新闻职业技能训练为教学重点’。这种模式的明显弊端在于学术含量不足，导致‘无学可教’，培养的学生‘后劲不足’。随着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建立使中国新闻教育的学术含量增加”。(吴廷俊)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21世纪新闻学教育思考》。他以一系列问题开头，“新闻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新闻传播院系最终目标是为公众和传媒服务还是为解决理论家们在传播学上的是是非非服务？”(李希光， 2001)接下来，他对新闻学和传播学做了区分：

“新闻学与传播学培养的是不同的人才。新闻学培养的人才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们是通过新闻报道，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为公众利益服务。他们通过为一个国家和公众提供一个精良可信的新闻媒体，使公众的知情权得到实现，从而培育一个公民社会。……作为一种定义，新闻学是一门采集和讲述故事的学问。但是，这个故事必须满足公众的利益、兴趣和需求，而不是仅仅代表某个特定的利益机构和商业集团。……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不再把传授传统新闻学的基本价值和能力作为核心的内容。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一线新闻工作者开始蔑视传播学教授，认为他们传授的理论与媒体实践严重脱节。……假如新闻学融入传播学，媒体将很难从新闻传播学院找到它们需要的人才……新闻学将与媒介专业人员越走越远。”(李希光， 2001)

和吴廷俊以及李希光教授不同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兼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则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传播学。他写道：

“传播学的发展对新闻学既产生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扩大了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新闻学的研究内容，完善了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给新闻学带来一些冲击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新闻学的学科界限，淡化了新闻学的传统理论，弱化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有些人提出，传统新闻学已经过时，主张用传播学来代替新闻学。表现在新闻教育中，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弱化和排斥新闻学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教育。其实，传播学与新闻学虽然有不少联系，但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以及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新闻教育中应当讲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切忌将它们混为一谈，更不应该用传播学来简单地取代新闻学。(郑保卫，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