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词配画面

第十章　5000单词配画面

这就是电视的用途。

——一位观众写给爱德华·默罗的信,1952年

一

1950年冬,当美国军队从中国与朝鲜的边界仓皇撤退时,默罗和CBS电台开始播出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的《现在请听》(Hear It Now)节目,内容是一周新闻事件,包括事件参与者事先录好的长篇叙述和评论,同时穿插默罗的现场解说。第二年夏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开通了第一条连接东海岸和西海岸的电缆,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播出电视画面便成为可能。到1951年11月,默罗和他的制片人弗雷德·弗兰德利开始转向电视。“晚上好”,默罗第一次在电视中亮相是这样开场的:“这是一支试图学会新行当的老队伍”。在两部监视器的屏幕上,除了他之外,还可以看到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画面。《现在请看》(See It Now)是一档时长半小时的节目,1955年春开始在黄金时段固定播出,到1959年春时,播出频次已大为减少,只是偶尔播出,而且大都不在黄金时段。

这个节目的运作主要靠默罗的个人魅力和高额的制片预算。除了近年来的晚间硬新闻节目之外,这个节目的经费预算比任何定期播出的节目都要高出许多。《现在请看》每播出1英尺长的胶片,通常要拍摄10英尺长的素材片,有时片比竟高达20∶1。节目开始时是默罗的镜头,他吸着烟,告诉观众他们将要看到的内容;节目结尾,他正面向观众,对刚刚播出的内容进行评论。默罗从未当过报社记者,早年任教于国际教育学院,他把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的禀赋带入了电视新闻界,优雅从容地为某些学习迟钝者解释那些浅显的内容。由于在本书第二章中曾经提到过的传播速度的缘故,纪录片观众的文化程度总是被误认为要比其他节目的观众更低。对于这个群体中那些比较聪明的成员,默罗也会传播一些发人深省的内容。不过,他的言谈举止总是透出一种美国乡村味——他出生于北卡罗莱纳州,在华盛顿州长大,做事看重实效,特别注重对人们的影响。他认为,电视新闻纪录片不必再走以往纪录片的老路——在20世纪50年代,诺曼·科温的广播纪录节目或罗伯特·弗莱厄蒂的电影纪录片的浪漫风格曾经风靡一时,几乎无人不受其影响。从爱德华·默罗和弗雷德·弗兰德利开始,纪录片一改浪漫风格,变成直击现实。

1971年12月,CBS在林肯中心举办过一次为期一周的纪录片展映,在参展的45个节目中,只有7个默罗的节目,这个比例较默罗在CBS播出的节目比例要小。自从默罗第一次涉足电视以来,20年间,他做了近1000期纪录片,其中大部分都非常粗糙。这些节目都是新闻节目,常常在播出前一两周才开始策划。纪录片最辉煌的日子,当然是在1953～1954年间,默罗为使这个国家摆脱麦卡锡主义的控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报道麦卡锡其人;报道一次听证会上他的丑闻(当时,五角大楼一位可怜的黑人女文员安妮·李·莫斯由于一些专业告密者的小报告而备受欺扰,说是某位也叫这个名字的人参加了一次共产党会议,当然那是另外一位女士);报道他企图以一位空军军官家庭成员与左翼有牵连为名,毁掉这位军官的前途;报道他拒绝把印第安那波利斯市的一个市民礼堂租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开会。这些节目对纠正上述不公正现象产生了某种作用:空军上尉最后官复原职,其他人态度也趋于松动,认清了某些事理。当麦卡锡行使他的答复权,在电视上对默罗的报道作出回应之后,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更多的人认为麦卡锡在交锋中露出了马脚。可是,麦卡锡不甘心,仍然愚蠢地试图用那个“反对反共”的罪名打击默罗,当然这一切,还不是他所经历的最大一次失败——就在当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他再也不能容忍麦卡锡这个人了。

最初一段时间,NBC将主要精力放在制作一系列关于“二战”中海军情况的节目上,这些节目通常以百老汇音乐为背景。NBC也制作一些科普和艺术方面的教育类特别节目,它的艺术片以反映梵高光彩而富于戏剧性一生的节目开头,尽管从总体上说,音乐比较粗俗,但是,该节目充分展现了摄像机在缓慢推移过程中展现油画细部的能力,往往异乎寻常地吸引人。不过,在罗伯特·金特纳20世纪50年代后期任总裁之前,NBC并未真正地试图与CBS在公共事务类节目上竞争。与所有广播电视从业者整洁光鲜的形象相反,金特纳是一位声音低沉的壮汉,头很大,留着平头,头发灰白,似乎压根就没有脖子。他干过报纸,“二战”之前有好几年时间,他与约瑟夫·艾尔索普一起合作撰写专栏评论,即使这样,在他担任NBC总裁后,除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约翰·多尔弗的联邦通讯委员会要为所有电视网培养英雄外,NBC并没有在每周的固定时间播放公共事务类节目。不过,NBC播出了更多的“特别节目”,有些节目是非虚构的。平心而论,几乎在任何时候,NBC的纪录片都要比CBS更偏重娱乐性——有一期节目甚至给NBC电视网惹了麻烦。那个节目采用抽丝剥茧的调查手法,一步一步展现了西柏林人在柏林墙下挖地道的过程,具有明显的电影刺激性元素。

深入刻画当代伟人,这也许是电视的最高价值所在。然而事实证明,只有当被刻画的人物本身具有基本的戏剧性禀赋时,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在屏幕上,J.罗伯特·奥本海默^[1]、埃里克·霍弗^[2]、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3],表现得比帕布罗·卡萨尔斯^[4]或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更令人信服。最令人始料不及的明星,是被请来发表评论的沃尔特·李普曼^[5],他那种镇定自若的风格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所有人。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纪录片是那些学习并弘扬了默罗传统的作品,它们详细地描述了那些是、或者应该是新闻的事件。就像杂志文章占据了日报版面一样,这些节目占据了晚间新闻时间,而且,当主题可以用5000个单词来淋漓尽致地表达时,纪录片的效果最好。那些天生就含糊暧昧的故事,如反映郊外十几岁孩子的困境,比如《韦伯斯特·格罗夫家16岁的孩子》(Sixteen in Webster Groves),可能是所有节目中最好的;而《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则记录了一段悲喜交加的经历,这样的节目比起小说来,更能引起观众的兴趣。主题越集中越好,最好的“调查性”纪录片可能是CBS的《一个赌马者的传记》(Biography of a Bookie Joint)。一旦发现和找准了主题,剩下的任务就是把故事讲出来。在“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一类纪录片中,最好的首推ABC播出的德鲁同仁公司的《重要事件》(Primary),这部纪录片运用特写镜头和话筒,忠实记录了肯尼迪和汉弗莱在某一个州的竞选历程;在公共电视上播出的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高中》(High School)和《医院》(Hospital)中,类似的技巧也增加了节目的分量。

当然,战争本身就是一大焦点。战地报道者在越南战场上的许多行为以及他们的勇气和组织素材的能力都是值得钦佩的。但是,那些从一开始就认定这场战争是个错误的人,以及那些后来才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此外没有第三种人)都会同意:电视新闻对反映战斗背景几乎无能为力。

当要求说明前因后果时,电视纪录片不可避免地会束手无策——它们是一些杂志文章,而不是书籍。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揭丑报道一样,这些纪录片可以驱动政治机器,也可能会在历史上留下它们所希望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是,纪录片所表达的总是不充分,也不完全。它们几乎全都持有(可能是愚蠢的美国人的)这样一种堂皇的观点:任何错误的东西,即使是老掉牙的和行将灭亡的,都是丑闻,必须对之采取措施;当情况变得比这更复杂时——事情往往如此——有人背叛和耍阴谋的指责声便会四处响起。

例如,有两次电视网新闻部门看到了美国流动性农业劳工的糟糕情形,一次是CBS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播出的《耻辱的收获》(Harvest of Shame);一次是NBC1970年播出的《迁徙者》(Migrant)。可是,没有人会从电视内容中去推想,城市贫民与流动的农业季节劳工之间存在无情的利益冲突(这些农业劳工的流动,意味着他们不可能真正引起自由派政客的关注,因为后者的选区在城市)。同样,也没有人能从CBS的保健报道中去推想,医生们之所以会从美国的乡村和城市贫民区消失,部分原因是由于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行(很显然,一旦医生们的经济状况有保障,只要为老年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就足够谋生,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不住在他们所能找到的最舒适、最惬意的地方)。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可能是一种报道和传播才能,不过,纪录片制片人和新闻人一样,既想把新闻做得更好,又想凸显它的重要性;而用5万英尺的胶片剪出一部2500英尺的完成片,则很容易让一位肩负某种使命的人犯下令人遗憾的错误。

二

在广播电视新闻纷繁复杂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节目能像1971年春天CBS播出的纪录片《出卖五角大楼》(The Selling of the Pentagon)那样,让如此众多的相关者如同大惊小怪的侍从一样颜面扫地。主题(国防部在公关项目上滥用经费和自主权)大胆而有分寸,加上尼克松政府对乔·麦金尼斯的《兜售总统》一书的反应,书名肯定激起了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6]的反弹。但是,大多数人,甚至一些军方人士也愿意承认,贩卖武器和战争与贩卖毒品一样,毫无道理可言。这部纪录片中的关键场面是介绍儿童和商人们把他们的小指头放在大扳机上的快感,这自然让人感到恐怖;在节目中,还不时出现一些对生僻知识的介绍。CBS新闻执行制片人佩里·沃尔夫的部门负责这个节目,沃尔夫说:“它不应该被视为我们这个播出季中的一记快速直球,它不过是一直在播出的《CBS新闻一小时》的一期节目而已。”

实际上,比起为新闻部资深主管们专门剪辑的第一版片子来,播出片可能在精彩程度上要大打折扣。问题在于,CBS本身已经部分地卷入了《出卖五角大楼》所批评的一些活动中暡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沃尔夫一直是CBS系列片《制空权》(Air Power)的制片人〕。在国防部那些十分愚蠢地鼓吹反共的宣传片中,沃尔特·克朗凯特也曾在其中几部中担当讲述者,直到1962年,克朗凯特的片子都是五角大楼节目单上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其中,有关基瓦尼斯俱乐部^[7]事务和1970年度财政问题的节目就播出了1000多期。为CBS工作的克朗凯特,个人年收入高达数百万美元,那时,即使他愿意接受批评,也极为有限。沃尔夫第一次拍摄并播出节目,是为他的顶头上司比尔·伦纳德,之后他又为萨伦特、执行制片人伯顿·本杰明和克朗凯特制作节目,也因此保存了大量的备忘录。萨伦特的一个节目曾经获得了22个“收视点”,有关方面认为,节目内容应该与相关政策保持一致,其中包括对克朗凯特节目的介绍,结果这个节目的改编过程拖得很长,错过了它的首播时间。

2月23日,当《出卖五角大楼》节目播出时,五角大楼动用录像机和大量的录像带把节目复制下来。CBS估计,国防部可能复制了30份,发给那些能够发现其中错误的军方人士。一周之内,五角大楼调动自己掌控的各大报纸和《空军杂志》(Force Journal),向这个节目发起了简短的攻击。五角大楼的攻击行为很容易遭到人们的蔑视,因为这个节目实际上并没有犯什么严重错误。不过,在调查CBS新闻部是如何制作这期节目的过程中,国防部的分析家们发现了几处令人尴尬的错误,对那些喜欢节目而讨厌五角大楼的人来说,其中有两个足以让他们心烦。

其一是摘选约翰·麦克尼尔上校于1970年5月在佩奥里亚市一个由地方商业集团赞助的军事“会议”上的演讲。该市从与国防部门的合同中获益匪浅。这期节目的开头是CBS记者罗杰·马德的一段讲话:“军队有一条纪律是这样说的:‘个人不得就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相关外交政策发表意见。’”接下来的画面中,麦克尼尔上校说了下面几句话,很明显,是连续说的:

现在我们要涉及问题的核心——越南。如果南越变成共产主义国家,老挝就很难生存,柬埔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也会有同样的结局。我认为,如果共产主义者要在南越获胜,北越的经历——曾在1968年新年发生的——很清楚地表明,南越人民将遭到大屠杀,美国仍将保持它在亚洲的军事力量。

这几句话中的第一句摘自麦克尼尔发言稿的第55页;接下来的两句分别引自第48页,也是援引老挝梭发那·富马^[8]亲王的话,尽管CBS在引述时并未提及;最后两句分别引自第73页和第88页。这几句话使用了标准的胶片剪辑技巧,讲话人的镜头与受众聆听的镜头穿叉在一起,显得这些话像是连续说出来的。

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在今天是不合法的;同样CBS应该可以从讲演中选用一个连续的段落,这不会影响其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调查该报道的众议院州际与对外商务委员会少数派的报告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很明显,从麦克尼尔上校演讲中摘选的内容并没有将其未禀持的立场不公正地强加于他。”从公众的角度看,制片人彼得·戴维斯和(或)节目编辑们只不过受到了一些非难,将一条好新闻改了一点点,为此承受一些温和的指责,不准再播出,不得再犯,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应该的。即使最严肃、最负责任的记者^[9]也时不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按照麦克尼尔的观点,情况可能就不同了。因为CBS的确是故意地、有意识地暴露了他违反国防部指令的行为,如果引用他的演讲全文的话,至少还能给他遵纪守法的形象保留一块遮羞布。麦克尼尔向法院起诉,向CBS索赔600万美元,至于CBS是否因剥夺他自我保护的愿望而侵犯了他的权利,法庭及陪审团会对此作出判决。

另一起更为严重的事件涉及实际报道中的问题,尽管就节目信息本身而言似乎无关紧要。罗杰·马德曾经对负责公共事务的国防部助理部长丹尼尔·亨金进行了详细采访,他们一起回顾新闻机构对国防部所作的一些报道,最后谈到“社区关系理事会”问题,亨金解释说,成立这个机构是为组织会议、安排发言人等事项提供服务。马德随后问道:“可是,除了发布信息的会议外,你们还在州博览会和购物中心公开展示军用装备,目的是什么呢?”

亨金回答说:“嗯,我认为它的目的是想要告诉公众武装部队的情况。我也希望,它能够对激发人们应征入伍的兴趣起一些辅助作用,我们倡导或者说试图倡导,将征兵动员工作减少为零,而更多地依靠人们的志愿参军。我认为让美国年轻人有机会了解武装部队是非常重要的。”

播出时,顺序变为:

马德:你们在州博览会上和购物中心公开展示军队装备的情况怎样?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什么?

亨金:嗯,我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告诉公众有关武装部队的情况。我相信美国公众有权要求得到有关武装部队的信息;有权让发言人站到他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提问;有权了解我们武装部队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我们要求得到这些资金?我们是如何开支的?我们对诸如毒品之类的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部队中的确存在毒品问题)?我们是如何解决种族问题的(我们的确存在种族问题)?我认为公众完全有正当权利问我们这些问题。

之前,亨金说在州博览会上展示军队装备的目的是为了征兵,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回答,但是被删掉了;取而代之,CBS插入了采访中的后面一段,即亨金回答马德有关“在基瓦尼斯俱乐部和扶轮社(Rotary)^[10]等处设立军方发言人的即时有效性”问题,由于节目中没有出现这一提问,结果亨金的回答看上去模棱两可,像一个傻瓜。

在节目中,马德的下一个问题是:“嗯,关于军队里的毒品问题、种族问题、预算问题,你有什么要说的吗?站在火箭旁的士兵们有什么信息可以在州博览会上向公众传达吗?”

亨金的实际回答是:“不,我没有,我也不会限制任何士兵在博览会上畅所欲言。我知道——我认为我们正在讨论演讲和相关内容。”而在播出的节目中,亨金的回答却是:“不,我不会限制任何士兵在博览会上畅所欲言。现在,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宣传,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亨金回答的第二句话是从他对前面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抽出来的,因为比尔·伦纳德抱怨在粗编的片子中,戴维斯没有给亨金一个适当的出镜机会才把这句话加进去的。亨金看上去一定是给弄糊涂了,他认为他正在回答有关会议发言人的问题,当然,迷惑的表情和犯罪的表情非常相像。

这一期节目很明显地表露了制片人的企图——五角大楼负责军备销售的人员在每个家庭荧屏上的形象看上去应该是不佳的。(顺便说一句,与这些制片人的愿望相反,有记载显示,亨金在这个报道中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以英雄面貌出现的人物之一。他告诉众议院委员会,他所遭遇的事情是他与CBS长期打交道经历中唯一的一次。当被问及是否认为CBS向委员会提供笔记、录音和未播出的剪辑片段会“违背或破坏第一修正案”时,他回答说:“先生们,我很想对委员会和任何可能看到这份记录的人坦言,我必须像一位面对此事的新闻记者一样行事——当然,我应该先征询一下我的法律顾问的意见——但是,我要说,我的看法是,我不大赞成提供有关我的笔记和其他原始资料。”这段话从得克萨斯州众议员J.J.皮克尔嘴里说出来,半是嘲弄半是同情,他似乎理解为什么亨金想要“对‘兄弟们’隐藏一点儿”了。)无论是圈内还是圈外的人士,对采访亨金的节目进行操作的行为,都不应当采取宽恕的态度。BBC新闻和时事编辑总助理约翰·蒂斯德尔说:“在我们这里,任何人一旦被发现张冠李戴,将此问题的回答用作彼问题,就会被取消制作节目的权利。”

类似情形在美国电视上还有多少,没有人确切知道。制片人和剪辑师对整个争论过程感到厌烦,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挥动剪刀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一些口齿不清的家伙能够把话说得听上去更清楚一些。但是,某些国会议员和一些经常接受电视采访的人确实认为,耍这种花招太稀松平常了。例如“反转”技巧问题,很显然,如果有可能,电视网新闻部通常只派出一台摄像机拍摄回答问题的人,采访结束后,再单独拍摄记者的提问画面,这样在荧屏上就能看到双方了。有许多事例表明,毫无疑问,记者有时会重新调整他们的提问措辞和顺序,这样看上去他们干得更好,相比之下,受访者的回答可能就并不令人满意。利用其他编辑手法,还可以将不同采访中的两位受访者编辑在一起进行对话,让他们表达各自的观点,甚至针锋相对。在这场人为制造的争论中,这一方或那一方都容易被表现为“胜利者”。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技巧,因为它给人们带来错觉,人们会误以为争论双方都有同样的时间和机会表达各自的观点。

也有其他一些事情发生。1968年,联邦通讯委员会接受了一项针对华盛顿WTTG-TV的投诉,该电视台播出了前总统肯尼迪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与约翰逊的顾问约翰·罗奇之间的电视讨论。塞林杰和罗奇之间的讨论是在演播室进行的,允许现场观众提问。罗奇在节目录制完之前就离开了,在他离开之后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被插入了前面的讨论部分,好像该问题是针对他提出来的,而他并未回答该问题,这使罗奇显得很愚蠢。联邦通讯委员会虽然没有对这家电视台施加任何处罚,但是,针对这个案例,联邦通讯委员会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委员会认为,你们的行为不符合联邦通讯委员会所期望的持有执照的电视台所应该履行的责任标准,此事将在下次审核更新WTTG-TV的执照时予以进一步考虑。”

在WTTG-TV的这起案例中,有许多第三方人士在场,他们都能证明顺序被调换了。而在亨金的案例中,亨金自己带了一台录音机,录下了采访的全过程,这是五角大楼的伎俩,没想到在这起事件中起了相当特殊的证明作用,他能够提供双方所说内容的完整记录。可想而知,那些没有这种录音的人,对编辑们的误导性手法完全没有抵御能力。正如《华盛顿邮报》的电视评论员劳伦斯·劳伦特所说:“他看上去正在说话——自己在说话——特写镜头表现他面对观众,以突出他在说话。不管他的观点被删除了多少,人们还是看到、听到他当时在说话,‘你说过的,我看见了。’”

三

1971年4月7日,国会议员、众议院州际与对外商务委员会及下属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哈利·斯塔格斯发出传票,要求CBS交出《出卖五角大楼》的制作记录;要求NBC交出一部名叫《道别》(Say Goodbye)的访谈式纪录片的制作记录。《道别》表现的是,几个人乘着一架直升飞机开枪射击,很明显杀死了一头北极熊母熊。解说员说:“北极熊和其他受人类威胁的动物相比有两大优点:它们身上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它们居住的地方我们无法生存。不过对它们来说,生活很美好。在严寒的气候下,几个世纪以来,北极熊一直把它们在北冰洋上的自由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如今好景不再……”画面上,失去母亲的幼崽在冰上伤心地徘徊着,解说员声情并茂地说:“为它们,也为我们悲哀吧……”实际上,直升机里的射手们只是用麻醉枪击中了母熊,为了做研究给它附上标签。在未播出的素材片中可以看到,后来,那头母熊又挣扎着站起来,蹒跚着走开了。

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斯塔格斯给NBC发传票只是一种掩饰,其真实目的还是追究《出卖五角大楼》的问题,也许他们说得对。在斯塔格斯的西弗吉尼亚州乡村选区中生活着许多猎人,有一次,这位国会议员因为迟到而推迟了与来访者的会面,当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驱车送来访者去机场时,工作人员只谈到了《道别》所犯的欺骗性错误,而未谈到《出卖五角大楼》节目的问题。不管怎样,NBC不会因为斯塔格斯的传票而遇到什么麻烦,因为这个有问题的节目是由戴维·沃尔珀独立制作的,而不是由该电视网制作,只不过是在奎克麦片公司买下的时段中播出而已。于是,所有的讯问都转给了沃尔珀,他制作的节目中有很简短的一小部分含有欺骗性,而他在向NBC提供节目时,并未说明节目有什么违法之处。

然而,在CBS,斯塔格斯的传票是一大麻烦。过去,五角大楼的几位工作人员出于信任曾经告诉过CBS一些信息,制片人有道德责任不公开他们的名字。当然,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名字被记录下来,同时记下的还有一些制作节目的内部备忘录;某些高级行政人员的高谈阔论可能会授人以柄,其他一些评论则可能让沃尔特·克朗凯特感到不安,因为书记员不可避免地会拿与“沃尔特”相关的人和事开玩笑。节目在播出前如何进行修改的详细情节(这些情况大概能保护电视网免受一些激进右翼者的疯狂起诉)外人不得而知,也无权知晓。在要求CBS交出什么样的资料方面,斯塔格斯的传票有一点含糊不清,最糟糕的是,这是一次钓鱼式的冒险,会钓到许多色彩斑斓的鱼,可是其中却没有什么与国会立法权之间有令人信服的关联性。4月20日,根据法律顾问的意见,CBS不再理会传票。

斯塔格斯似乎注意到了CBS的一些内部问题,5个星期后,他修改了他的传票,仅仅要求CBS交出编辑实际播出片时用到的那些胶片和磁带,这样一来,不仅CBS制作新闻节目的文件不用交了,那些根本没有用到过的素材片都得以保存在纽约,而免受议员们挑剔的审视。斯塔格斯满头白发,脸色粉红,胖乎乎的,是一个令世故的城里人常常迷惑不解的乡巴佬众议员。他说:“我们将找出真相,我们想要的全部东西就是他们从中进行挑选、删节的片子。我们认为人们应当知道真相。政府发给他们执照,保护他们,不允许其他任何人在他们的频率上播出节目。但这也给了我们权利,检查他们是否讲真话,人民选举我们去发现真相。”而他所在的委员会的一名顾问,小个子,黑发,更像城里人的丹尼尔·马纳利补充说:“真相并不总是那么复杂。”

《出卖五角大楼》并非CBS第一个被国会发传票的节目,其他节目也有被发传票的,CBS都服从了。比如,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曾经就针对《美国饥渴》(Hunger in America)的起诉进行过调查;斯塔格斯的委员会也曾经发传票,要求得到以下两个节目的完整记录:一个是CBS在芝加哥的直属台WBBM-TV制作的关于大麻的节目;另一个是已经制定出计划,但尚未制作的有关入侵海地一事流产的节目。这两部片子都让CBS煞费苦心:“大麻”这个节目,拍摄了吸毒人群在东北部的活动;而为了拍“海地”这个节目,CBS将有限的一点津贴几乎全花在了海地革命者身上(有好几百美元被滥用了)。此外,1968年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曾经发生暴乱,所有的电视网在未收到传票的情况下也交出了有关这次暴乱的剪余片。毋庸置疑,这种情况过去出现过许多次——电视网和电视台被国会、司法部和大陪审团非正式传唤,要求其交出那些未曾播出的剪余片。

不过,发传票的并不总是国会。弗雷德·弗兰德利曾经讲过一个关于CBS拒绝交出剪余片的有趣故事。早在《出卖五角大楼》事件发生之前,有一次,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裁定TFX试验性战斗轰炸机的合同上发生了矛盾,《CBS报道》(CBS Reports)刚刚对麦克纳马拉做了一个一小时的访问节目,节目是从三小时的素材片中剪辑而成的,麦克莱伦也想看看这个素材片或脚本。弗兰德利写道:“我对这个采访和对其他采访的态度是,我们播出的东西都是公开的,但是,‘剪下来的片子’和记者未公开的笔记一样,应当享有某种特权……参议员麦克莱伦和他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强烈抗议……对此,斯坦顿不仅说‘不’,而且还亲自去见了这位参议员,解释我们的政策。我们对传票是相当重视的,于是,我把那些未使用的素材都搬到我家里去了。”^[11]

为了回应斯塔格斯的第二张传票,斯坦顿本人来到听证会大厅,宣称CBS不会提供剪余片,他也不会“在所谓有义务的压力下”回答任何有关《出卖五角大楼》的问题。律师马纳利、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资深众议员J.J.皮克尔和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资深众议员威廉·斯普林格,一起向斯坦顿发难,但是斯坦顿争辩说,眼下的案件不同于吸食大麻烟者和海地事件,它们都涉及到犯罪或可能是犯罪的行为,而且关于海地事件,根本不存在要对编辑行为进行调查的问题,因为该节目压根就没有播出。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有维护《第一修正案》的权利。过去, CBS遵从了传票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电视网非得再次遵从不可,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行政部门极度依赖广播电视界和报界。这一次,由政府自己出来调查那个批评政府的电视是否正直诚实,很难想象,对于坚持新闻界享有必要的批评政府的自由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让人寒心”。

此时,CBS的周围已聚集了大批同盟军。CBS已经将有关文件向广播电视记者、报纸记者、新闻院校广为散发,获得了大量表示支持的声明,更不要说给众议员们的信件和电话了。几家大学和艾美奖委员会打破了节目必须在播出后才有资格获得某些奖项的规定,把奖项颁给了《出卖五角大楼》。CBS的法律顾问和一些著名的法学教授们公开宣称,他们相信斯塔格斯的传票既不符合宪法,也不能执行。

从CBS这边看,它最致命的弱点是在对亨金的采访中做了手脚。斯坦顿和萨伦特在他们的公开发言中,为节目的所有编辑行为进行了辩护,但是对亨金访谈内容的篡改,的确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当事态趋于明朗,斯塔格斯果真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持强硬态度,控告斯坦顿和CBS蔑视国会时,CBS才开始行动起来,力求通过颁布新的编辑规则来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失。可是,要防止亨金事件中的违规行为再次出现,就得承认CBS不肯承认的某些东西。因而,新规则并没有特别禁止在节目中将此问题与彼答案剪接在一起的做法,相反,新规则要求,“在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什么是开场白,什么是串联词,什么是恰当的声音提示,这些应该非常清楚。”当然,这实际上是一个禁令:即使最有想象力的受众也很难想象出,当一位电视解说员说:“您将看到的访谈内容是某某先生在回答我们记者的提问,实际上这是对其他问题的回答”时,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不幸的是,亨金困境向更深处蔓延。国会议员们深感不安,唯恐发生在亨金身上的事情会在他们身上重现,但他们又可能永远也无法证实这一点。过去CBS一直拒绝向任何人提供这部片子的全部采访底稿,其他受访者也不会有亨金的材料,因而CBS提出的新规定是:“节目播出后,全部采访底稿可以应受访者要求提供给他们。”

后来,在国会就发给斯坦顿传票等问题进行辩论期间,有几封来自CBS的新闻记者和新闻主管的信件被写进了记录。CBS新闻部华盛顿分社经理威廉·J.斯莫尔写道:“对剪下来的片子,即使是专业同行来检查,在缺乏大量信息的情况下,也经常会对编辑的实际情况作出糟糕的判断。”丹尼尔·肖尔写道:“不了解当时电视人面临的压力和需要,就试图将原始素材与编好的成品片加以比较,这会导致过于简单化的错误判断。忍受这种不时出现的判断,意味着我们要忍受一种微妙但又实际存在的压制。”伯顿·本杰明又加上一句:“这将使决策变得荒谬——在电视中,作决策必须是快速而确定的。这也将损害最后的成品片,对于一个制片人来说,如果他知道每一项决策都要顺从官方的观点,则多半会选择走捷径……在我看来,这也许会降低人们对调查性报道的兴趣。从传统来看,很多调查性报道都涉及到政府,而目前建议采用的这种机制,可能就含有恰恰是你正在调查的那些人的观点。”

但是,直到这些信件送出去时,CBS已经在这场交锋中输掉了大半。当然,将采访反政府人士的剪余片主动交给政府,与只把那些涉及政府自己人的片子交给政府,两者是有相当大区别的。斯莫尔、肖尔和本杰明表示,要反对政府检查编辑过程,可是这在CBS内部就被否定了。如果新规定不只是应付这场风暴的权宜之计,而是真要施行的话,那些认为自己在胶片或磁带录制的采访节目中受到伤害的人将有权得到采访底稿,并拥有足够的自由空间对编辑们评头品足。

眼下,CBS已准备好要在论坛上挑战斯塔格斯,那是他最有可能被击败的地方——国会。CBS已经向公众说出了豪言壮语,但是CBS的律师认为,如果国会投票认定CBS蔑视国会,那么要让法庭拒绝执行斯塔格斯的传票,希望将非常渺茫。斯塔格斯有两个很明显的弱点,第一点,对公众而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如何,《出卖五角大楼》毕竟是一个公共服务类节目,它是在劝说政府部门放弃一些陋习。在那些投票反对斯坦顿、认为CBS蔑视国会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想惩罚CBS,不是因为它蔑视国会,而是因为它播出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节目。甚至那些因CBS对亨金做了手脚而感到愤怒的人们也非常清楚,他们中那些强烈指责CBS的人,也不会对有可能遭遇类似事件而感到太大不安,博比·西尔就是其中之一。

对国会而言,更重要的是,被斯坦顿拒绝的最终传票内容很勉强,重要性微不足道。考虑到已有亨金自己录制的磁带和国防部的调查,下属委员会已经拥有了几乎所有要求CBS提供的东西,对其上级委员会——贸易委员会的13个成员(他们是就这一问题投票的38人中的成员)来说,为了行使国会的惩罚权力而强行索取已经知晓其内容的文件资料,看来是不明智的。

然而,除了发表相反意见的报告外,这13名委员并没有团结起来支持CBS。“这些天来,在所有对电视新闻报道的批评当中,有一些是很有根据的”,他们在报告中说,“我们提出不同意见,并不是支持电视新闻界过去的行为,实际上,我们认为,传媒在物质和技术上的一些局限,以及过去一些引起争议的行为,可能促使国会在未来某个时机就这一领域制定更加有效的全国性政策,以保证公众的利益。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此时举措不当,就可能会失去某种权威性,而影响今后的正确行动。”有了这样的朋友,CBS永远也不会缺少敌人。

最后,由于这份中肯的报告,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广播电视界和报界同行们的压力,国会终于放弃了采纳贸易委员会要求追究CBS蔑视国会罪的请求。7月13日,关于此事件的一项决议以151∶147获得通过;当斯塔格斯要求点名时,票数变成了226∶181。这个插曲到此结束。

四

然而,这样的事件永远没有结束,余音仍在不断回响。例如,在商业电视界以外,CBS对于演讲和访谈内容进行编辑的新规定,以及向受访者提供全部底稿的新规定,引发了一场管理危机。不管CBS拥有《第一修正案》规定的什么权利,由税收支持的公共广播公司(CPB)并没有这些权利——国会的相关章程要求它“公正、客观和平衡”。很明显,CPB为地方非商业电视台制作纪录片,其获取拨款的条件是,它们必须中规中矩,至少要进行CBS目前所宣布的那些自我检查。而许多非商业电视台的纪录片制片人把自己看做是十字军战士,在他们看来,施行CBS的新规定,似乎是“老大哥”^[12]的手勒住了他们的脖子。

实际上,“老大哥”松散无力,摇摆不定。众议院正在讨论的《广播电视新闻真实性议案》(Truth in News Broadcasting Bill)恰好是由一位投票要求再议蔑视国会一案的国会议员提交的。这项真实性议案可能会把比CBS的新规定更严厉一些的内容写进法律,促使广播电视执照持有人为自己的违规行为负责。这样每一家电视网在其附属台能够腾出时间播出纪录片之前,也许必须为它们传送大量的歌舞节目。按照公正原则,联邦通讯委员会可以对全部播出活动进行调查,目的是迫使电视网和电视台自负其责,就其播出内容作出回答。联邦通讯委员会这样做的权力,源于1969年最高法院对“红狮案”的判决。在成为首席法官之前,作为巡回法院法官,沃伦·E.伯格的最后意见是:“作为受委托人,广播电视从业者被暂时允许使用大量的公共资源,他们必须符合‘公众利益’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最高标准。”而“公众利益”这一概念是由国会、行政部门和法庭而不是由广播电视业定义的。

围绕《出卖五角大楼》的纷争不断,对它的处理也使得公信度降低到令人绝望的程度,引发一意孤行的机会因此而大增。公众中有一部分人认为节目完全是关于国防建设的谎言;另一部分人则相信节目压根就没错,是军方那些家伙们以及他们在尼克松政府中的同盟军想要封杀CBS。除了《华盛顿邮报》也许还有《时代》之外,没有一家大的新闻媒体曾经试图探究一下,给国会山的要员们带来麻烦的究竟是些什么。《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曾刊登过一篇由一位“观点鲜明”的记者罗伯特·谢里尔撰写的文章,文中冒失而无知地严厉谴责了斯塔格尔,并从总体上对政府进行了抨击。国会议员们检查着录音——这个可以证明存在明显操作错误的证据,可是全国广播电视从业者和新闻从业者却告诉他们:对亨金的访谈(根据斯坦顿的证词)是“公正地进行编辑的”,而且,(按照萨伦特信中的说法)是“与传统的新闻实践相一致的”。不过,在国会议员们的头脑中,一个观点已经根深蒂固,这些家伙们全都不可信,随着争论的继续,这种观点的权威性已大大增加。在众议院发言时,至少有1/3的国会议员们反对以蔑视国会罪传讯斯坦顿,但是现在,他们也开始用一种愤怒和厌恶的口吻谈论新闻媒体。

非商业电视网总裁哈特福德·冈恩说:“这里有一个问题被掩盖了,那就是编辑的责任。”说到底,没有什么比专业性的、力求客观公正的新闻采访、编辑和纪录片摄制更重要了。尤其是在按惯例定期播出的一小时公共事务类节目中,当发生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情况时,所谓给予受害人“同等时间”作回应,用吉尔伯特·塞尔迪斯的话来说,“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塞尔迪斯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一位出现在节目中,对节目主持人的攻击予以反驳的陌生人,将拥有该节目的观众,取得威望并赢得观众的爱戴;而事实恰恰相反,对观众来说,这个陌生人打断了节目,让人从心理上反感,他在攻击深受观众喜爱的某个主持人,而且他还剥夺了观众们已经习惯收看的节目。

在《出卖五角大楼》事件余波未了之时,NBC新闻总裁鲁文·弗兰克曾经在一篇备忘录中对其工作人员说:“我和你们一样,已经厌倦了当一个不容怀疑的人。”他不厌其烦地提醒每一个人了解NBC的规定,反对“欺骗性操作”。但是,广播电视新闻与公共事务类节目必须是“不容怀疑”的,哪怕是以损失节目的活力为代价。在有关该片的争论中,某些人关注或支持其中的某一方,不可避免地会有个人的看法,对于一位已经建立起公正和服务公众形象的电视新闻从业者来说,这些看法永远也无法对应其理念。

希望舆论能够监督欺骗性新闻行为,很显然,这个愿望在《出卖五角大楼》事件中破灭了。电视网在对亨金的访谈节目中扭曲事实,对这一行为,一些大学和学术团体毫不关心,却热衷于给节目授予奖项。一个人信奉的观点如果与他在电视中发现的观点完全一致,他是不大会去调查节目的制作背景的,就像一个坠入情网的人不大可能去调查他的爱人所使用的化妆品一样。戴维·布林克利曾经发现,没有人去指责与自己立场相近的新闻存有偏见,而且当这种评论不是很真实时(塞尔迪斯曾经指出,在麦卡锡与默罗之争中,“同等时间”的适用条件并不充分)它会掩盖大多数人对公共事务类节目的看法。

由于对物质利益的兴趣比对方法技巧的兴趣要大得多,因此至今没有人成功地对“编辑责任”下定义,或者想出一种方法来确保编辑责任的实现。正当《出卖五角大楼》一事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之际,英国的BBC陷入了一场令美国电视网无法想象的麻烦中。事情的起因是一档名为《大全景》(Panorama)的每周公共事务类栏目,为庆祝1970年大选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制作了一期节目,表现前工党大臣们现在降为站在对立面的“影子内阁”。工党政要们接受了邀请,同意在电视上露面。他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要参加一个关于执政与在野之间有何区别的严肃讨论,然而,《大全景》的制片人兼主持人戴维·丁布尔比却一再强调他们的工资和办公津贴问题——竞选失败后,失去公房、公车及各项便利的情况:画面中有不少家庭搬家、熄灯之类的镜头;背景音乐配的也是一个摇滚乐队弹奏的伤感歌曲;节目名称一直到访谈内容全部剪辑成片之后才公布,名为《昨天的人》(Yesterday’s Men)。

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问题上,英国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曾因党内意见分歧而饱受困扰;节目表现他在执政的几年中却为反对党做了一件好事,即及时写出了他在唐宁街10号任职期间的回忆录。对于威尔逊来说,这不啻是在侮辱之外又添加了一层伤疤。人们看到,丁布尔比在镜头前采访威尔逊时,坚持要了解《泰晤士报》为取得他的回忆录连载权支付了多少钱,当对方称“这不关你的事”时,丁布尔比仍然穷追不舍,拒绝接受这一回答。后来,在威尔逊对BBC监事会的强烈抗议下,这一段提问和回答在节目播出之前被剪切掉了。实际上,有关人员在制作室里一直等了两个小时,直到看到节目预告后才对片子进行了二次剪辑,以便能够及时播出全部报道。开了几天务虚会之后,BBC监事会采取了一种明智的坚定立场,支持BBC制片人所表现出的道德正义感,尽管人们知道,其中有几个人当被私下问及对节目的看法时,他们的反应近乎愤怒。几个月后,BBC指定成立了一个由资深人士组成的“广播电视评议会”(Broadcasting Council),类似于英国早已建立的“新闻评议会”(Press Council),专门处理有关新闻报道的投诉。

CBS在同斯塔格斯的斗争中显示出了极大的勇气。如果蔑视国会罪的起诉在国会获得通过的话,联邦通讯委员会就会感到有压力,就会拒绝向CBS所属电视台签发为期3年的续期执照,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那些被指控蔑视国会的广播电视从业者和机构似乎是不太可靠的执照持有者。但是,如果再多几分勇气并加以适当运用的话,也可能会避免这次龌龊的大辩论。当国防部提出要求时,CBS新闻部本来应当做的,是给亨金、也许还有麦克尼尔上校寄去一封致歉信。信中要强调的是:因时间仓促,剪好片子比较困难;CBS的不当剪辑很明显对该节目的影响无足轻重,等等。最让国会议员们感到愤怒的,同时对CBS新闻部来说也是最丢脸的,不是对亨金访谈进行的剪辑——即使是“不容怀疑的人”也被允许使用铅笔头上的橡皮擦——而是后来对无可争辩的事实进行的争辩。一年后,以不断增加的名誉损失(不仅是在国会上的)为代价,CBS新闻部还在为自己对亨金访谈节目的剪辑行为进行辩护。

五

1893年,当霍姆斯法官还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工作时,他写道:出版就好比“在大街上开枪”。他的观点是,出版物对任何因其内容而造成的伤害负有完全责任,任何受到出版物虚假内容伤害的人有权收集这些内容,不管错误是因为恶意或是真诚,还是因为意外引起的(比如,这使得另一位品行优良的、同名同姓的人受到了嘲讽)。在被公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霍姆斯看来,个人名誉权比新闻自由更加重要。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最高法院破坏了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名誉权,并一再坚持说,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恶意或者存在对实情的“完全漠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有这种证据),那么任何公职人员都不能收集那些甚至是最虚假、最有破坏性的诽谤性文字。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地下新闻业的全盛时期,它沾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小册子的那种恶意诽谤的陋习;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开始奇怪,为什么年轻人没有了英雄可崇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真正的权利冲突。有一则案例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便是“公众知情权”优于一切。作为一个“因删节造成对他人的诽谤”(因未能指出某一广告词的确出自她的手笔)而遭到起诉的作家,我个人毫无疑问认为法院判决大有好处,可以保护我免受因自己可能的失误所带来的困扰。可是,《诽谤法》实际上消失了,留下来约束记者的,除了良心之外别无他物,而记者是不会喜欢某人、某种态度或某项政策的。一般来说,多数人的良心总是脆弱的,经受不住压力,尤其是当你只是因为没有证据而不能说出内心真正想说的话时,这种情形被批评为是在做“自我检查”。

公正原则也会惩罚那些根本没有制造受害者的电视台。由于这一原则是行政运作的补救措施,因此,它很容易被滥用——要么被有敌意的行政机构故意滥用,要么被喜好利用手中权力的官僚们愚蠢地滥用。而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项原则对受到合法抨击的人和受到诽谤的人都一视同仁——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可能是“真理的仲裁者”,它对攻击背后的证据如何不加理会,却给予每个人同样的答复权。实际上,也许真正需要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惯例,即诽谤者进行诽谤后在同一时段、同一地点公开道歉的传统做法。这样,记者自然也应该受到惩罚,而受害人所得到的,不仅仅是赔偿,而且是报仇雪恨的机会。

几年前,伦敦泰晤士电视台晚上6∶00的《今日》节目曾经报道过一起发生在某所中学的骚乱。在离该校不远的街头,记者和摄制组抓拍到一群穿着相近的男孩子并对他们进行了采访。访谈中,这群男孩详细描述了那场骚乱的情形及其原因,而实际上,这些男孩中没有一个是那所学校的学生或是那场骚乱的参与者,他们不过是一些到处胡闹的孩子。第二天晚上,很明显,由于主管商业电视台的独立电视公司的坚持,记者走上荧屏,为他工作的草率向这所学校、也向他的观众道歉。

最近在美国也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NBC记者卡尔·斯特恩在一次《晚间新闻》(Nightly News)节目中谈到,参议员罗伯特·伯德有可能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并谈及伯德在美国大学法学院的学习情况。他说:“几年前有许多人公开指控(尽管从未被证实过)一些国会工作人员为他撰写学期论文。”实际上,从来没有这种指控(无论如何,没有公开指控)。伯德参议员对此提出了抗议,之后他收到一封来自NBC官员,而并非斯特恩的信件,信中对播出内容表示了歉意,伯德随即在《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上全文刊登了这封来信,可是,《晚间新闻》的观众并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很显然,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斯特恩亲自上电视,告诉观众,并没有什么针对伯德的“许多公开指控”,他们被误导了。

美国新闻界(报刊界和广播电视界)一直都宁愿用私人信件而不是采取其他方式来收回自己的传播内容。但是,在最高法院架空《诽谤法》之前,收回传播内容在过去是经常发生的。很明显,也许除了经法庭审判外,没有任何外部组织有权强迫报刊界或广播电视界收回自己的节目;同样,没有任何行政或立法机构应该对此类事件发表意见。在英国早已成立的新闻评议会,在美国也于1971年在明尼苏达州成立,它可以针对有关严重失实或处置不当的投诉进行调查,如果评议会成员感到有必要的话,还会公开建议当事者作出道歉。这里的关键是,新闻评议会应该主要由在职记者组成(而不是像英国和明尼苏达州的评议会那样,由大老板和公众人物组成),因为在职记者们的标准会更高一些。对记者而言,受到同行公开指责后的道歉,要比一般性道歉所带来的羞耻感更甚,为了避免陷入这种被人指指戳戳的处境,许多记者会尽快向当事人道歉。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大多数情况下,不少投诉遇到巨大的灰色地带^[13]时都会不了了之。但是,应该有一个灰色地带存在,尽管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偏见的记者终究会越过这个灰色地带,做出应受到指责的行为。

现在的情况——报刊界和广播电视界揭露别人的错误,却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在缺乏行之有效的《诽谤法》的前提下是难以为继的。如果法院或者立法机构给予“新闻记者以特权”,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记者本身就有权隐藏他们攻击他人的证据(如果有的话),这将是灾难性的。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对于20世纪后25年不断专业化的社会来说,如何规范专业行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断有力量推动着教育界、法律界和医学界去制定更值得信赖的标准,新闻界(报刊界或广播电视界)也不可能置身其外。

纪录片是电视的专长——其他节目多多少少是由于事件本身或出于效果考虑而出现在电视上的。可是纪录片常常赔钱,这一点不为管理层所礼遇。弗雷德·弗兰德利曾经在他的书中回忆起第一次参加CBS股东会议时的情景,他感到震惊:当时的主席威廉·佩利指出,在刚刚过去的25年间,未曾料想到,公共事务类节目(内容包括太空探索、纪念温斯顿·丘吉尔之死,等等)使CBS的股票每股跌了6美分,而且纪录片还在华盛顿惹出了麻烦。不管执政当局的政治色彩如何,每一名广播电视从业者都有理由为此感到忧虑。

弗兰德利曾经在报刊上为《出卖五角大楼》的编辑工作进行辩护,但是,他也非常沮丧地告诉他的一些朋友,节目播出后惹来这么多麻烦,一家电视网(或者一本书,他说)必须对一切有争议的题材三思而后行。可是,没有人能够那么小心。所有电视网目前开始对其制片人所实施的那种控制(除了电视网管理层根本不情愿播出的有争议性的纪录片之外),都会扼杀电视传媒最有价值的生机和活力。

民间性新闻评议会(一个有责任接受投诉并作出常识性评判的团体)能够保护纪录片的未来。换句话说,“事后批评”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合法的。问题是,由谁来做“事后批评”?电视网新闻部门(和报刊编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建立有效的后期审核程序,按照这些程序,他们自己可以公开处理这些问题。

【注释】

[1]J.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美国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

[2]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1902～1983),美国作家。

[3]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1971),俄裔美籍作曲家。

[4]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1876～1973),西班牙大提琴演奏家、作曲家。

[5]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著名报刊专栏作家、政论家。

[6]指白宫。

[7]美国工商业人士的一个俱乐部,参加者多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每周举行午餐会。

[8]梭发那·富马(Souvanna Phouma,1909～1984),老挝前首相(1964～1975)。

[9]mea culpa! O,mea maxima culpa!法语:认罪吧!噢,最大限度地认罪吧!

[10]一种由从事工商业和自由职业的人组成的群众性公司团体。

[11]人们一定注意到,仅仅在少数几个美国司法权限内,特权的行使范围就被延伸到了记者的笔记——别的国家根本没有这回事。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件好事。在加拿大,大众传媒特别参议员委员会(在大多数问题上是尼古拉斯·约翰逊和威廉·道格拉斯两个人意见的综合)对该问题表示关注,并极力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自16世纪以来,律师和其客户之间的交流是享有特许保密权的,其他关系之间(医生和病人、神父和忏悔者、丈夫和妻子)也是享有这种特权的。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这种关系类似于新闻记者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的关系。在民法中,通常承认在四种基本情况下应该享有合理的特许保密权:第一,交流应该基于不会被公开的信任;第二,保密应该是完全而彻底的,并且能令人满意地维护这种关系;第三,以公众的观点来看,这种关系应当受到精心保护;第四,公开这种交流内容对这种关系所造成的损害,比正确地采用诉讼所获得的益处要大。”
“这些标准似乎没有一条适用于新闻记者和信息提供者之间的关系。在通常的保密权范围内,双方是已知的,只是交流本身受到保护,而不是制造信息的个体受到保护。通常的保密权推及于信息提供者,但是,‘新闻记者的保密权’似乎首要的是保护记者本身。最后,新闻记者可以在相关的任何信息上使用这一权利,不管是不是保密的,而传统的做法是,保密权仅仅在秘密交流领域可以使用。”
“此外,新闻是一个不存在清晰标准的职业,当你不知道你在保护谁的时候,你很难发现,怎样才能通过实施这种保护来服务公众利益。我们的意见(相信这也是大多数新闻工作者的意见)是,我们应当顺其自然。”——作者注

[12]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的独裁者。

[13]指介于两个对立面之间的范畴,诸如不可被划为全对或全错的原则性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