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性利益表达渠道的拓展

新闻报料人:群众性利益表达渠道的拓展

孙瑞祥

一、反思通讯员制度

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史上,有一条基本的经验,那就是建立通讯员制度。如果从1882年《申报》登载《招延访事人》算起,我国通讯员制度化建设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通讯员制度建设也有70余年的历史。早在192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制定了《关于中央党报通信员的条例》。《条例》指出,过去中央党报(主要指《向导》周报、《热血日报》等)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反映全国的政治局势和群众斗争的情形,与各地党组织的实际生活相隔太远,根本原因在于中央党报没有建立各省及重要区域之确实的通信员制度。边远地区的重要产业区域或武装斗争区域,都必须建立中央党报的通信员。

1930年5月,中央党报委员会在《中共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中明确规定,党报通讯员的任务是向党报每隔若干时间将本省整个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情况作一系列的通讯,同时,对各地个别的重要政治事变及群众斗争作经常的临时通讯。《条例》还对建立通讯员档案、通讯员稿件的审查作了具体规定。该《条例》与半年前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央党报通信员的条例》,成为中共党报历史上通讯员制度最初建立的标志。^[1]1987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记者暂行条例》,《条例》第二章“记者资格”第十一条规定:“新闻机构因工作需要,可以聘约一定的通讯员。通讯员是由具有一定的新闻工作能力的人员担任。通讯员不是新闻机构的正式工作人员。他们的任务是辅助新闻机构采集、撰写本单位和本地区的新闻。”这一条例把通讯员的身份和任务作了很明确的界定。

应该看到,从历史到现实,通讯员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作出了贡献,功不可没。但也应该看到,时至今日由于体制与机制的原因,大多数通讯员实际上充当的是本单位或本地区的新闻发言人角色,计划经济与本位主义色彩浓重。我们在充分肯定通讯员制度化建设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早已出现的某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新闻改革相左的弊端,比如在一些通讯员的笔下,机关报道多于基层报道,首长活动报道多于民生新闻报道,事务性报道多于问题性报道等。长期以来,有些上级领导机关,往往要求宣传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在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介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有关本部门成绩性、经验性报道。一些部门迫于行政命令,往往要细化和分解上级下达的新闻考核指标,甚至规定完不成新闻考核指标要交罚款。有的部门怕完不成考核指标,不得不花钱约请新闻媒介的领导和记者前来采访报道。如此新闻考核,不仅劳民伤财,更助长了浮夸、形式主义等新闻腐败。我们要兴利除弊,不断完善和改进通讯员工作,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通联新机制。应该说新闻报料人的出现,契合了市场经济体制和新闻改革的发展趋势,为通讯员制度注入了新活力。

二、应运而生的体制外新闻报料人

如果说通讯员是中国新闻传播机制中一种体制内制度安排,那么新闻报料人则是一种全新的体制外制度安排,是大众媒介社会信息网络构建的一个重要节点。所谓社会信息网络,主要就是指那些体制外的、以个体形式出现的、由媒介动员与自发相结合所形成的信息传播网络。这一以新闻报料人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信息网络与体制内的通讯员网络相行不悖,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符合当下媒介市场发展需要的信息传播网络共同体。

近年来,新闻报料人在全国大中城市十分活跃,这一现象早已引起了社会关注。《北京娱乐信报》曾用专版对京城新闻报料人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把新闻报料人细分为三类:一是职业报料人,他们自制装备,服务媒体,以此为业,养家糊口。此类报料人虽为数不多,但折射出一种发展趋势。二是兼职报料人,他们基本是报纸的热心读者,他们有自己的职业或稳定的收入,比较注意收集新闻线索,只提供给自己喜欢的媒体,并希望运用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声音。三是客串新闻报料人,他们本身就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因为自己碰到棘手的事情解决不了,想借助媒体的力量解决问题。

《今晚报》曾以“无处不在的顺风耳”为题,报道了近年出现的以提供新闻线索为第二职业这一社会现象。报道说,近年来,“的哥的姐们”也开始加入了“抢新闻”的行列,有的出租车司机甚至把及时捕捉新闻线索当做了第二职业,其中许多“老手”还成了经常给报社提供新闻线索的“新闻线人”。这一行业的兴起缘于竞争,现在的社会信息高速膨胀,老百姓对媒体的要求也高了,随之新闻开始了争抢大赛。虽然记者们时常要像猎犬一样,四处观察社会变化,但仍不免感到力不从心。信息费的应运而生,为一些颇具新闻敏感的“局外人”打开了新的职业大门,看到身边刚刚发生的事,随手给报社或者电台打个电话,轻轻松松地便能拿到几十元甚至几百元的信息费,岂不是一份美差?不过,你可别小看了这些新闻线人,他们要不是具有新闻敏感性,怎能处处发现新鲜事儿?一位经常为报社提供信息的“的哥”说:“其实到新闻单位拿信息费的人大多数是开出租车的。这并不奇怪,我们每天到处跑,经过见过的事情最多。聪明的司机会留意路上发生的事,有时觉得很重要的,还会特意开着空车转回来‘探察’一番。”^[2]

来自连云港的一位新闻报料人透露,他每天都在城内各大医院、派出所以及繁华场所转悠,一发现新闻线索马上通知报社,新闻见报后就去领取稿酬。三个月来,他捕捉的新闻线索已有50多条被多家报社采用,所获报酬从50元到300元不等。仅一个月,他就从南京一家报社得到了1700元报酬。^[3]有报道称,北京地税部门预言新闻报料人将成为京城个人所得税增长的亮点。

如果有人说新闻报料人的卖力劳作纯粹就是为了挣钱,那是把事情看得过于表面化了。“干我们这行,每天会接触许多人。有人高兴、有人发愁、有人落泪,喜怒哀乐的事见多了,心里总想着给那些遇到困难的人出点儿主意,这样我们就会想到给记者打电话。”《今晚报》的文章说,作为记者的朋友,他们成了记者延伸出去的“眼睛”和“耳朵”;作为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又是对社会感受最深的人群之一。他们的职业总会让他们出现在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他们也总能抓住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

社会信息网络的建立成为媒介“信息快速反应部队”中的一支生力军,这支生力军的出现,一方面扩大了新闻线索的来源,丰富了新闻传播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刺激了专职记者和通讯员的工作热情,调动了他们抢抓新闻的主动性。更重要的是社会信息网络的形成,使新闻传播内容与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民化”视角就是最突出的特征,这也是社会信息网络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如果说记者和通讯员的采访报道是记述他人,那么,以新闻报料人为代表的社会信息网络提供的消息就是记述老百姓自己的生活与感悟。

三、群众性利益表达渠道的多元拓展

从传播社会学角度看,近年来新闻报料人的大量出现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与现实原因。

首先,新闻报料人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分层多元化所导致的利益诉求的碎片化。“分层”一词来源于地质学,本指地质构造不同的层面。社会学家借此来说明和分析社会的纵向结构。社会分层的基本含义是指社会的阶层化现象,也就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等级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成若干层次。社会之所以呈现阶层化,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社会劳动分工和社会关系及其社会结构的分化,由于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和能力的不同。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单一,利益诉求高度集中。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已演变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各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各有差异。在中国社会由单一结构的社会向多元结构的社会转化过程中,原有的信息资源结构已不能适应各利益主体利益诉求需要。在此背景下,身份多元的新闻报料人应运而生,他们的出现使大众媒介倚轻倚重的信息资源结构得到了有效平衡和优化。

其次,新闻报料人的出现是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所导致的一种自组织行为。按照政治学者的分析,当代中国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的一个特点,是群众性利益表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利益综合对于宏观决策的影响比较小,群众性利益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单纯自发的群众性综合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不大,更多的利益表达与综合是由权力精英和地方各级政府官员进行的。这一状况是由当代中国的宪政体制和决策机制所决定的,即当代中国的政府过程主要不是以群众性的利益表达和综合作为动力,而是以党政官员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来综合民意为基础。这样的现实既存的决策过程,从政策科学的角度来看存在着明显的缺陷。^[4]在群众性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这里主要指的是民主选举、信访和听证会等)尚不十分通畅的情况下,新闻报料人以其独有的“原生态”和“草根性”,借助大众媒介使群众性利益诉求得以最直接地表达,这对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实现阶层和谐乃至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

再次,新闻报料人的出现直接反映了转型期社会问题集中显现这一客观现实。换言之,转型期社会问题的集中显现是新闻报料人大量出现的重要诱因,这就应了那句俗语:不平则鸣。按照风险理论,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双重风险”之中:一方面是来自中国社会加速转型期的风险。中国社会的转型表现为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同步启动,即在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完成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是来自全球化的风险。全球化不仅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同时也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风险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社会问题以其复杂的方式普遍存在。“社会问题”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与研究视角,它是指偏离了社会公认的正常轨迹的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影响到社会功能的发挥和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并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才可能解决。^[5]身处社会“原生态”中的新闻报料人最真切、最直观地体验到社会问题带给他们的影响,诸如看病难、看病贵、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等。他们通过拨打新闻媒体开辟的新闻热线、投诉电话或者借助其他渠道,提供突发事件或负面新闻线索,使一些社会问题得到及时反映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或缓解。影响深远的“孙志刚事件”的新闻线索就是由其亲属向记者提供的。中央电视台的金字招牌“焦点访谈”栏目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大量的新闻报料人源源不断地提供线索。据统计在一段时间里“焦点访谈”每天平均收到观众来信300封、来电130个、来访20起、电子邮件300个、热线寻呼400个。^[6]新闻报料人的积极行动,极大地丰富了栏目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焦点访谈”报道社会问题的深刻性,加速了社会问题的解决或缓解。

四、简短的结语

“原生态”和“草根性”是新闻报料人的身份特征。他们置身于民众之中,本身就是普通民众的一分子,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和所思可以更客观真实地反映民生,更准确地表达老百姓的愿望、呼声、情绪和思想脉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媒体积极扶持新闻报料人,积极采用报料人提供的新闻,就是实践“三贴近”。新闻报料人的出现是对中国媒体通联制度的必要补充与修正、延伸与变革。相比较而言,新闻报料人这种全新的体制外制度安排还比较脆弱,新闻报料人的媒介素养还普遍不高,甚至有个别新闻报料人为获得报料费或出于一己私利不惜向媒介提供假新闻。这一方面告诉我们,新闻媒体对于新闻报料人提供的新闻线索应审慎判断、筛选和过滤;另一方面,加强对新闻报料人的媒介素养教育,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很急迫的任务。

〔孙瑞祥: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系主任、教授〕

【注释】

[1]在这里,“通信员”这一称谓换成了“通讯员”,这是移用了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以及列宁创办《火星报》等布尔什维克报刊上的“通讯员”概念。马克思早在1848年5月着手创办《新莱茵报》时,即把建立通讯员制度写进了《新莱茵报》的创办章程中。这是无产阶级新闻史上最早建立的通讯员制度。1848年6月1日《新莱茵报》第1号上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代表编辑部的《〈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声明》中写到:“《新莱茵报》原定于7月1日出版。和通讯员们商定的也是这个日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3页)这是“通讯员”这个名词在无产阶级报刊上第一次公开使用。

[2]参见《今晚报》,2001年9月10日。

[3]张敦福:《职场赢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

[4]龚培兴、陈洪生:《社会讨论决策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分析》,《求实》,2001年第11期。

[5]孙瑞祥:《新闻传播与当代社会——一种传播社会学理论视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

[6]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