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滥与监视

1.2　信息：泛滥与监视

1979年，热衷于信息社会的戈德弗雷（David Godfrey）、道格拉斯·帕克希尔（Diuglas Parkhill）在他们的《谷登堡2》里高声通报了完美交流时代的到来。他们宣称这是一个集所有时代所有地方所有信息的时代，是一个其他时代不可能拥有的理想的信息交流时代，电脑与现有通讯线路的联姻将使我们的信息财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富有。⁽²⁰⁾他们的支持者也认为人们只要坐在舒适的家中，面对一部装有调制解调器的电脑，就可以进入世界上所有数据库，接触到所有信息。马克·波斯特认为他们的这种描述使人想起了福楼拜笔下的两个滑稽的角色，他们徒劳地积聚并整理着全部完美的知识和所有真理；萨特也在《恶心》里描述了一个毅然从字母A向字母Z出发，企图通读整个图书馆的反面人物。波斯特认为这种幻想被当今翻版成为如下的臆想：所有印出来的东西都被编码并存储；由此形成的“图书馆”无一受到“口令的保护”，无一“属私人所有”；人人都可以使用这些信息，且这样的使用不具有政治意蕴；在数字编码、储存、提取、传输及复制过程中，不会丧失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波斯特的反讽虽然颇具后现代的意味，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筑波科学城研究人员高居榜首的自杀率⁽²¹⁾也给了他有利的佐证。筑波的研究人员工作和生活环境堪称优越，由于属于公务员系统，工作压力和竞争压力都相对较小；但是，根据调查，他们每天要受到更多的专业信息“冲击”，容易产生“信息中毒”和“信息失调”症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表明，自杀者大多是精神病患者，如果给动物（如猴子等）以不适当的环境信息输入，就会引起被称为信息中毒和信息失调的大脑障碍。人类虽然具有比其他动物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但人脑的机能并非无限的，当遭受的外部信息输入超过限度时，同样会产生大脑的障碍。诗人艾略特（T.S.Eliot）20世纪初就在他的《摇篮曲》里无不哀婉地预言道“我们从信息中失去了知识，也从知识中失去了智慧”。

虽然我们还可以为波斯特的观点找到更新的注脚⁽²²⁾，但我还是愿意先在这里来解释一下信息、知识和智慧的差别，因为它涉及我们对于信息的理解。英国学者K.J.麦克格雷认为，智慧一词正如日常谈话时所用的那样，是指一种智能上的完善，这种完善还具有哲学意义与实际意义，甚至具有某种特殊的宗教价值。无论智慧一词的含义如何，它常常是指正确的判断能力。一个人的智慧的体现依赖于知识，或者更进一步说依赖于信息。对于哲学家来说，知识一词具有特殊的含义；关于知识的本质与特征的研究构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即认识论；认识论（或称知识理论的研究），是一门古老的哲学学科。从开始对智能问题进行研究起，哲学家们就提出了下面一系列问题：认识究竟是什么？有哪些知识类型？它们之间有何联系？我们的知识有哪些局限，处于什么地位？图书馆员在进行图书分类时确定图书的思想内容，以便将它们归入分类体系，也必须对不同的知识领域及认识方式加以区分。信息暗示一种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客观存在，我们对它可以做某种陈述，同时也暗示认识主体与客观存在之间以某种方式相互作用。这里客观存在对于认识主体的独立性是很重要的。“唯我论”认为，任何人都不能超出自己的经验范围来确定任何事物，如果换个角度看，这种观点就意味着我们只能认识我们自己的精神。但从常识来看，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从“外界”接收到“某种事件”的，而且就是这个所谓“某种事件”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判断和决策的基础。在日常习惯中，这个“某种事件”就叫做信息。⁽²³⁾到现在为止，学者们对信息的定义林林总总，但维纳对信息的定义最接近于我们以上所说的“外部事件”。他认为，信息是我们适应于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知的过程中，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维纳的定义体现了“控制论”的特点。但是在这个称为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我主张用“信息论”关于信息的定义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信息的特点以及信息环境的变化。在1982年发表的《通信数论》中，克劳德·香农和沃伦·韦弗提出了把信息定义为“减少不确定性”的数据。

在短期内，由于记录信息的飞速增长和知识分子的急遽增加，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了一种激烈的类似于“爆炸”的突发性景象，学者用“信息爆炸”来描述信息量的指数增长与多样性共同发生的特点。指数表示数字自身相乘的积或结果，爆炸表达了一种突然爆发的，具有粉碎性影响的、结果为分离与破碎的概念。当我们把人类生活的历史时间同现代技术成就相对照时，就会发现变化的速度确实惊人。为了形象地说明信息增长的相对速度，麦克格雷把时钟作为一个模型，来描述信息增长与时间的关系：

在3万年前的某一个日期，人类开始有了拉斯卡克斯洞穴的雕刻和绘画，这表明那些洞穴人掌握了一定的语言，具有了较发达的象征能力，他们的大脑可以用我们现在称为“抽象”的方式来再现所看见的物体，也即他们能够把事物从环境中“抽出来”，并以某种符号对它们进行描述，并把它们用于其他的联系中。麦克格雷用24小时来表示从那时到现在的3万年，即1个小时相当于1200年，5分钟为100年。从凌晨零点开始的几千年中，信息的发展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在早晨10点与下午14点间，人类进入了旧石器时代艺术的高潮；晚上20点，出现了美索不达米亚山谷的“楔形”文字和埃及教堂中的象形文字（大约是公元前4000年）；到21点钟（大约公元前1800年），有了刻在石碑上的汉谟拉比法典——这或许是传播公共信息的媒介先驱；到22点，古希腊和罗马文明出现了，它们对后世的艺术、哲学和数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2点30分，犹太—基督文化在欧洲出现，此后1小时内，除了僧侣图书馆出现外，其他的发展是相对停滞不前的；到了23点30分，人类发明了印刷术，同时也带来了科学思想的浪潮；23点48分，英国处在工业革命诞生的分娩的阵痛中；23点55分，人类开始了通讯革命，在最后的1分钟里，计算机诞生并发展了好几代，微型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因特网、万维网、掌上电脑、数字“报纸”等等在最后几秒出现了。

麦克雷格的比喻还仅仅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承载信息的物理形式上，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信息的数量时，我们对信息爆炸的理解也许会更全面。英国学者马丁（J.Martyn）估测，人类知识在19世纪大约每隔50年增加一倍；到了20世纪初期，每隔30年增加一倍；50年代10年增加一倍；70年代每5年增加一倍；80年代，每3年增加一倍；而90年代，每1年增加一倍；20世纪前5年达到了1年两倍的增长速度。

但是信息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知识和智慧的同步增长，中国学者岳剑波认为，随着信息的增长相应会出现以信息泛滥、信息污染与信息障碍为表征的信息危机。⁽²⁴⁾所谓信息泛滥，是指社会信息数量的急剧上涨，流速不断加快，以至于超过人类的信息处理与利用能力，使人们承受着过度的信息冲击，感受到强大的心理压力的一种反常态现象，心理学家称之为“信息超载”。托夫勒认为，用过量的信息去轰炸人类，用求知的需要使他们感到压力，将使系统超载而终将导致工作和生活的严重倒退，“我们在加速社会中变化的普遍速度，我们迫使人们接受新的生活步调，在更短的间歇中去面对新的形势和掌握它们。我们在迫使人们在快速增殖的选择中作出抉择。换言之，我们是在迫使人们以一种远远超过缓慢演变的社会所需要快速度来处理信息。我们正在使他们中间的至少某些人处于认识上的过度兴奋”。⁽²⁵⁾面对潮水般的信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信息超载”的病征，如因找不到自己所需的信息而焦虑不安的“信息神经不安症”，有限的时间里接收过量信息而引起的信息吸收效率低下的“信息消化不良症状”，对必要的信息也采取拒绝态度的“信息厌食症”，对一般正常的信息也产生异常反应而疲惫不堪的“信息过敏症”和由于相关信息数量过大、流速过快而使选择的压力加大的“信息紧张症”。如果说信息泛滥还是量的问题，那么信息污染已经演变为质的问题了。信息污染是由于社会信息流中混杂着许多陈旧过时、虚假伪劣的信息，危害了人类的信息环境，从而影响人们对有效信息的正常吸收和利用。信息污染既有来自信息系统自身的原因也有来自系统外环境人和社会的原因。来自于信息系统自身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知识陈旧周期的缩短，老化无用信息的堆积，系统本身的代谢跟不上知识老化的速度所造成的。据估计，18世纪时知识陈旧周期为80至90年，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缩短为30年，20世纪50年代为20年，60年代为15年，70年代为10年，80年代为5年，90年代为5年以下，到20世纪以后有些学科（如计算机）的知识陈旧周期可以达到以1年、半年甚至月份计算——以至于我们现在用“日新月异”这个词来描述电子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不是什么“比喻”或“夸张”，而是客观的写实。系统外的激烈的科技竞争所导致的伪劣成果不断出现，经济活动中以商品信息、广告等形式出现的伪劣和欺骗，社会生活中的流言飞语和各种主体在使用语言时滥用词语（如外来词、简写、缩写、废话、脏话、俚语等）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信息污染。

在信息的交流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因素，阻碍着信息的正常流通，形成了所谓的信息障碍的现象。与信息污染和信息泛滥不同，信息障碍是较早出现的信息问题。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信息障碍问题，并且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旧的障碍在消除，新的障碍在不断地出现，除前述的信息泛滥和信息污染会导致信息障碍外，信息障碍在现代社会中还表现为自然语言的障碍、交流体制的障碍、文化传统的障碍、认知心理的障碍、信息能力的障碍等。自然语言障碍是传播障碍中最古老也是最普遍的一种。传说中的上帝由于害怕人们的能力太强而把不同的语言赋予了不同的民族，从而在人们的交流和合作中设置了障碍。⁽²⁶⁾据统计，目前地球上使用的自然语言和方言达5651种，其中经常使用的、有文字的语言高达500种。语种之多表明了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但由于人掌握不同种类语言的能力是有限的，也造成了自然语言的障碍，所以那些集在一起要建一座直通天堂的“巴比伦塔”的人们只好自行解散。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现在全部科学文献中，有不少于1/2的文献是用50％以上的科学家没有掌握的语言出版的。由于政治、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不平衡，各个国家、地区、民族在使用语言的能力方面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交流体制障碍是指在社会信息交流体制中许多固有的（如组织结构）或人为的因素（信息政策）对交流过程所产生限制性作用。组织是由若干组成部分构成的开放的社会系统，任何组织都依靠信息交流维系着。一个组织只有恰当地协调与整合各个子系统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功能。组织的结构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交流的效率，但是，无论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的层级组织，还是一个“扁平化结构”的民主化组织都存在着自身所固有组织结构的不足，从而造成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要么在横向传递，要么在纵向传递上所固有的优势和缺陷。同时，为了维持正常的信息交流秩序，保证组织自身的利益，任何国家和企业组织都会制定信息政策，对某些信息的传播给予鼓励，对某些信息的传播进行限制。不仅如此，在传播的过程中还会出现所谓的“马太效应”⁽²⁷⁾，涉及名人名家名牌的信息很快地进入交流系统得到迅速的传播，也容易受到注意；而无名小辈或非名牌的信息则很容易被忽视，从而被系统所压制——这也可以用“沉默的螺旋”的理论来解释。文化传统障碍表现在符号歧义、风俗习惯的差异上。由于人们习惯于用自我的经验作为参照体系来理解其他文化里符号的意义，形成了符号的歧义。语言符号中的“吃了吗”在中国仅仅用于见面后的寒暄，相当于“你好”，而翻译成“Have you ate”就是一句很正式的问句，意味着后面的一系列行为的发生，如回答“没有吃”，则去准备食物或是给对方时间去吃饭。

非语言符号的歧义也非鲜见，如在许多文化中摇头表示否定，点头表示肯定，而希腊和阿尔巴里亚却恰好相反；红色在中国是吉祥喜庆的颜色，而在一些文化中则是不祥之色，因为风俗习惯而引起的传播障碍更是不胜枚举。个体的认知差异、第一印象和刻板印象（Stereotype）等因素也会造成信息障碍。认知差异，就是指个体带着自己的主观心理特征对外界事物最简单、最初的理解。认知的生理基础是以前所形成的暂时联系（认知状态）的复活，当个体感到某些相似或是相同的迹象时，这些过去有过的暂时的联系就会被激活。所有认知状态的总和构成了人的认知结构。当个体接触到外界的信息时，如果觉得与原有的认知结构不一致的话，就会在心理上产生三种反应：（1）拒绝；（2）曲解，使之符合自己的观点；（3）促成认知结构改变而接受外界的信息。但是第三种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改变认知结构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代价，所以个体通常是拒绝这些信息或是曲解信息以符合自己的认知结构的，这两种做法都会导致信息的障碍。个体的认知结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第一印象”和“刻板印象”构造而成的。事物最初留在个体经验中的印象有着超过其他非第一印象的优先权，会在个体的认知结构中形成先入为主的心理定式，从而使后来者和原先定式的不一致而遭到排斥，这就是第一印象发挥作用的心理机制。第一印象还会使个体从所感知到的特征推及泛化到未知觉到的特征，形成以偏概全的“晕轮效应”。刻板印象是指个体对于某一类人物或事物所产生的一种比较固定和概括的看法。刻板印象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人们不仅会对曾经接触过的人或物具有刻板印象，即使对没有接触过的人和物，也会根据经验在认知的结构中把他们归类，即归入已经形成的“刻板”，从而使人们在选择信息时受到所期待的固定模式的支配，凡是符合头脑中的既有模式的，就接受，反之排斥。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从信息泛滥的现象开始到挖掘信息障碍的心理原因——走得很远了，下面我们要回过头来检讨一下香农他们对于信息的定义，看一看他们的定义在新的信息环境下是否存在着什么不足，或是什么需要继续澄清的地方。

按照香农和韦弗对信息的解释，信息是对于不确定性的消除，在一个信息匮乏的时代，信息即意味着对不确定性的消除，但现在我们不得不对香农提出诘难，我们要么在香农的定义前加上一个限定语，即“有用的信息是对不确定性的消除”，或者是对香农的定义做另解，即不能消除不确定性的那部分信息就不能称其为信息。对于每个纳秒都在扩张的信息资源，人们还存在着如何消化的烦恼，因为误导的信息和有害的信息无处不在；由于我们真正能够了解的信息与我们认为应该理解的信息之间存在着持续增大的鸿沟，对信息的焦虑感产生了。里查德·伍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认为，信息焦虑是数据和知识之间的一个黑洞⁽²⁸⁾，在信息不能告知人们需要了解的东西时——也就是香农所说的确定性不能消除时——它就出现了。我们每天都遭受着来自媒体的、学校的、推销商的以及社交集会等形式的信息的狂轰滥炸，这些东西都以我们被教导的、可以认为是信息的形式传递给我们。

在工业时代，世界被自然资源所控制，而现在，世界在信息的基础上运转。相比起来，资源是有限的，而信息看起来似乎是无限的。信息是动力，是取得和丧失财富所依赖的世界通货。许多信息的发布者认为人们热切地想得到它，坚信有更多的信息就有更多的创造力。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结论是完全错误的。信息的过剩已经开始模糊了数据和信息、事实和知识之间的根本差别。我们的感知电路面临着短路的危险，传递和处理图像的容量总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人们对世界的感知由于过多的可选择性而不可避免地被扭曲了。由于我们无法吸收所有的东西，我们接收的画面越多，对世界的成像也就越有可能遭到扭曲。有一种儿童游戏，它给你几秒钟时间看一看装有各种物品的托盘，然后让你复述其中的所有物件，当给你的时间被固定后，随着里面的物品的增加，你说出托盘里真正存在的物品的概率也小。同样的道理，我们每天所摄取的信息也以相似的模式影响着我们的感知能力。我们不仅更容易犯感知上的错误，而且随着花费在形形色色的信息上的时间越多，就越缺乏时间去理解埋藏在它们背后的关系；相反，很容易被信息的表象所蒙蔽，并且被过量的数据搞得麻木不仁和反应迟钝。因此伍尔曼认为，被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信息时代其实是一个无用的信息爆炸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数据爆炸的时代，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数据冲击，必须对两者进行区分，信息就是那些能够引导人们去思考和理解的数据。为此，他认为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套框架来定义信息。对一个人是信息的东西对他人而言就可能是数据。总之，如果是对自己没有意义，那就不是信息。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香农的“信息是对不确定性的消除”的定义，我认为这个定义在这个我们称为信息爆炸或信息过剩的时代里仍然非常有价值。

保罗·考夫曼宣称，“社会上有一种信息观，它虽然迷人，但与创造性是背道而驰的”。他呼吁建立一种新的信息观，以便与当前混淆了传输原始信号的能力和建立有益信息能力之间区别的信息观划清界限。他认为，在我们当前的电视广告中，信息依靠着五颜六色的激光束传递到了各个办公室。这种信息被工程师们引以为自豪是情有可原的——脉冲信息被压缩到光纤中的伟大功绩，但他们对其中蕴涵的意义根本无动于衷。然而，为了高效率利用信息以达到有价值的结果和目的，人们还是要了解他们的行为以及这样做的原因。

内森·谢德罗夫认为，尽管在我们的语言和文字中，数据和信息经常被交换使用，但它们并不完全相同。信息不仅具有更大的价值，在创造和交流信息时也要花费更大的精力。他指出，当前所谈论的“信息时代”的概念是不精确的，应当改为数据时代更为贴切，因为数据与信息的根本区别在于背景——包括信息的来源、通信的目的和布局，要是没有背景，信息就没有生存的土壤。信息还来源于数据被排列和表达的不同形式，对数据排列的改变会改变其所传达的意义，但人们总是认为信息是客观的。一些人开始怀疑这种所谓的客观性。统计可以被操纵用来作为谎言，因为即使不改变任何数据，仍然能够在各种排列中隐藏或揭示发布者的意图；相同排列的数据，如果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也会在多方面大相径庭，从文字、图像、语音或其他方面都会有变化；表达方式还可以创造出（或凸显出）某些意思。后现代主义者们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所谓信息的本质。

马克·波斯特指出，“在电视广告中，一种新的语言情境是通过对语境的操纵、把交谈还原为独白以及音讯的自我指涉性而构成的。数据库所代表的语言情景则有些不同。在这一情况中，根本没有人对个体说话，个体也不会收到任何音讯”。⁽²⁹⁾他认为，这里的交流是反向进行的，个体往往间接地向数据库发送音讯，从某种意义上讲，数据库最多是信息的储存库。“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它与书写的最早的用途很相像：日常生活某些方面数据的收集”。⁽³⁰⁾然而，在电视广告这一情形中，语言情景的电子介入改变了一切。参照米歇尔·福柯关于话语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揭示数据库的结构以及它同社会的关系。因为福柯的理论试图把语言与行动的相互依赖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按照这种思考方式，我们能更全面地理解数据库的语言特性以及它对社会的潜在含义。

戴维·伯纳姆（David Burnham）在研究美国5大信贷公司的信贷记录中叙述了他的一次购车经历，在签署购车合同前，经销商按照惯例对他进行了TRW信用检查。在那个素昧平生的推销员开始与他谈话的不到一分钟内，一张赊购交易清单便从打印机里出来了，这张清单里还包含了他的早期的教育贷款和其他早就忘记的一些细节的记录。⁽³¹⁾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不乏这样的经历：图文记录的数据库发展非常迅速，有关我们的记录被政府机构、银行、保险公司、房产公司、大型会员超市、我们购买过的大件商品（如电器、相机、电脑等）的零售或批发商等等记录在册。早在1974年，詹姆斯·鲁尔（James B.Rule）在对美国主要机构的档案研究就得出过这样的结论：数据库能够对任何人的日常活动进行详细的重新构建。⁽³²⁾现在，数据库不仅覆盖范围更加广阔，而且其能力也在不断地增殖：数据库可以存储彩色的数码图片，大大提高了对对象的识别能力；数据库可以转换成为微型芯片，进行永久的保存；数据库可以通过互联网相互连接，构建成为庞大的数据库网络。在互联网的信息环路中，一个数据库产生了另外一个数据库（消费者信息），该数据库又产生了另外一个数据库（需求信息），而此数据库则为生产过程提供馈给。在此语境中，信息商品化便创造了它自己的扩大再生产系统：生产者拥有关于消费者的数据库，而这些数据库本身便是商品，可以被转售给其他的生产者。

虽然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可能平等地获得信息；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说，不论是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还是在“公共利益大于个人”的保护伞下，一定会有人不遗余力地确保信息不会让每个人都能获取。经济学家假定资源是匮乏的，因此资源的分配应该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理应受到各种市场力量的严格限制。然而，信息却并非匮乏而是丰裕且廉价的。波斯特认为，“在信息的方式中，市场颠倒了自己：市场通过限制信息的流动，形成信息匮乏”，⁽³³⁾从而形成市场机制对信息的调节。但问题是，与其他商品相比，信息太容易再生产了——信息复制的新技术⁽³⁴⁾已经使得每一个消费者都成为制作人；录像机在没有改变所观看的内容的情况下，从根本上瓦解了播放者对观众的控制及约束。这种瓦解在数字时代更为彻底，一旦音像被数字化，它们便可以被完美而快速地复制出来，能力守恒定律和惯性定律即使没有在技术上受到违犯，在实践中也被放置一边。信息转换的方式从模拟转变为数字，就使信息转换可能从自然组织之物转化为可控电子。在语言这一情形中，字母被缩略为一套0和1组成的二进制代码，“这个限制被突破后，口头的或书面语言的自然物质的限制便不再有效，资本主义便丧失了语言的控制能力；而在失去这种控制能力的同时，也就在生产（科学）、消费（广告）及控制（市场研究、系统理论、控制理论、博弈理论）过程中对语言产生依赖”。⁽³⁵⁾但是，私有企业体制决不会轻易屈服于技术的这些解放的潜能；无论如何，这个体制都会尽一切努力使信息商品化，家庭联网这种新技术所提供的广泛的信息服务，见证了信息商品化的过程。家庭互联网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图文信息，并且使得人们通过互联网就能够订购产品。凯文·威尔逊（Kevin G.Wilson）认为，数据库一方面让消费者在家就能很方便地获取信息，另一方面又使消费者在每购买一次产品时，就为那些公司提供了有关自己的详细的或最新的信息，又产生了新的数据库信息。这种信息包括消费者的需求、身份、消费的时间与地点、产品的特性。“这些数据将出于营销的目的而给消费者的活动描绘出一幅无价的肖像……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控制论意义上的生产与消费循环，因为每一次消费活动都会产生一些与将来的生产调节相关的信息”。⁽³⁶⁾

监视（Surveillance）是信息方式中一个主要的权力形式。在《诊所的诞生》《监督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以及《性史》中，福柯发现了制度性重组与科学的学科之间的联系。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各种思想观念在历史关头都占有过一席之地，但在如今的现代社会实践中，它们却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我们现在称为科学的这些文本机体所组织定型。福柯赋予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一种新的、颠倒了的意义：话语真理是社会场中权力运作的关键；他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基本上也是在任何社会中，有许多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机体中，确定其性质，并构成这一社会机体；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那么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巩固并得以贯彻。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真理话语体系借助并基于这种联系进行运作，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而进行的真理生产，而只有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才能行使权力”。像福柯一样，马克斯·韦伯也注意到书面知识与现代科层组织的制度之间的关系：科层组织构成了工具理性，以实现其权力。但是，韦伯的工具行动（Zweckrationalitat）与福柯的话语（Discourse）之间有重要的不同：韦伯的术语适用于行动以及与这一行动相连的意识的诸种形式。福柯的术语适用于具体的书面文本中的语言，这些文本是按照某个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则收集而成的。韦伯的文本没有任何语言分析，而福柯的文本则把语言当做一个可能命题而集中探讨。事实上，在社会科学与科层组织之间，韦伯没有看出任何联系。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并不是一个历史问题。相反，它是一个特权位置，原则上与层级制度统治的兴起和传播是分离的。韦伯坚持对科学知识与社会“现实”进行康德式的区分⁽³⁷⁾。虽然从某些认识论的目的来看，他的这种区分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却模糊了工具理性的科层组织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使他的立场偏离了把科学话语作为语言构造而进行的分析。福柯则认为，只有把话语作为一种语言形式来理解时，才可能辨明科学话语对实践的影响。如果假定话语是某个主体的作用，或者是某个非话语性的社会区域的效果（如经济），那么话语的运作和有效性就会丧失。在这两者中，分析的“适用域”便转换成前者中的意识活动或者后者中的结构实践。虽然说这些都是可能的阐释策略，但是选择这些策略的代价是：当语言以书面话语形式出现时，它们便“系统”地阻碍了对这种语言效果的不同种类所进行的分析，语言的书面形式总是受制于一个学科的制度性框架的约束。福柯的观点在于集中探讨如此的构建的语言的内部复杂性以及这种语言的外部的或实践的效果。福柯式的分析的价值在于这一信念：对科学话语的仔细研究可能揭示出种种语言模式，当这些语言模式与实践联系起来时，它们便以特定方式将这些实践定位，并且使这些实践内固有的支配模式合法化。他在《监督与惩罚》一书中说，在全景监狱中完善起来的监督方法，是现代工业社会得以诞生的重要因素，“如果说西方的经济起飞始于那些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的技术，那么也许还可以说，随着人口增加，其管理方法使得相对于传统权力形式的政治起飞成为可能，这些传统的权力形式是仪式化的，是昂贵而且残暴的，它们很快便被废弃不用，被特意设计的精巧的统治技术所取代”。他认为从封建政体到代议制民主政体这种权力的变化是从折磨到监督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监督取代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通过那些行使权力的人的才华得到展示，并伺机将它所实施的对象客体化；监督形成了一套有关行使权力的人的知识，而不是部署具有炫耀色彩的统治权意符。一言以蔽之，监督是种种细枝末节的技术的发明的集成，这些发明减少了权力的种种不便，从而使得大规模使用的范围才有可能增加；而为了发挥这些发明的用途，权力必须对它们施加控制。⁽³⁸⁾

当我们把福柯的这种分析方法用于数据库分析时，我们就会发现“数据库”这一知识建构中所隐藏着的语法规则对于数据库所指涉的对象的监视和建构的关系。20世纪后期，监督的技术条件突飞猛进。所有的人都被标上了数字，规范所规定的戒律已经变成了人的第二本性。19世纪城市中的粗鲁、肮脏、目不识丁、不守规矩的盲流已经部分地被聪明、有教养、关心时尚、举止优雅的中产阶层所取代。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景观的社会，而是一个监督的社会；在图像的表面下，深深地掩盖着身体；在交换的大抽象背后，继续进行着有力量细致具体的操练；传播环路是知识积累和集中的支柱；符号游戏界定了权力的停泊地；不应该说个体的那种美妙的总体性被我们的社会秩序所肢解、压抑和改变，而应该说这一社会秩序中，根据种种力量和身体的一整套工艺，个体被仔细地制造出来。今天的“传播环路”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的全景监狱，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监督系统。监督技术的数量增加导致了权力微观物理学中的质变。但是技术变化只是这一过程中的一部分。大众已经受到监督的约束，并自觉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卡、驾驶执照、信用卡、借书证、会员卡等等，个人必须申办、必须随时准备好并不断地使用。每一次使用都被记录、编码并被加入数据库中。许多情况下，人们自己动手填表，同时充当了信息源和信息记录器的双重身份。电脑的家庭联网更是构成了这种现象的一体化，消费者的PC机通过宽带网与生产者的数据库相连，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商品，同时也通过购买行为将自己的数据直接地键入了生产者的数据库。在日常的生活中，个体被不知不觉地构建为消费者，并且他们作为消费者参与了对自己的纪律约束和监督。这样，消费主义者的活动便从少数贵族传至资产阶级，并进而遍及至平民大众。这种蔓延并不是走向消费社会的经济变化，也不是走向一个流动能指世界的符号学变化，而是一种政治变化，是全民自我相互控制的一个部分。

波斯特认为，除了发达的技术以及受纪律约束的自我监督的人群外，“超级全景监狱还造出了一种新的语言情境，其特征非常独特且令人困惑”。⁽³⁹⁾电子化的信息收集构成的数据库，尽管收集的方式快速、准确且运算能力惊人，但仍然遭到了数据巨大“损失”，或者更确切地表述，它强行进行一种强阅读——当代数据库进行的信息编码方式是数字化的，而非模拟化的。数字化编码对信息强行实行2进制还原，即由0和1极其复杂地组合起来形成数字语言，但它毕竟还是源于那种简单的格栅。数字化编码根本就没有打算再现或是模拟，而这正是它与模拟的区别。模拟码是物质的直接模拟。地图和磁带录音是“模拟码”很好的例证。在磁带录音中，电磁处理使金属膜的“细屑”按顺序排列，模仿音乐所产生的声波。因此，一个高音产生的金属膜结构便与那个频率的短波周期一致。振幅中的磁差被编成氧化物颗粒“堆”的相对不同的深度。音长被编为磁带上图形模式的重复，重复越多，音长越长。如果用数字码或脉冲码调制的录音机代替模拟码的录音机，那么金属膜就会按0和1的代码排列。数字带上的膜结构上的图形模式与声波没有直接联系，数字码与它的材料对象之间的关系只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书面语言依赖着根植于文化背景中的内涵意义，书写对文化材料的“编码”能力是无限的，正如模拟码对其材料对象的模仿可以无穷无尽。一词多义可使书写的编码能力无穷延伸。数字编码则不存在这种能力。数字编码的奇特力量来自于它限定意义以及消除歧义或“噪音”的程度。若说书写以其内部结构，以某些方式还原了经验，又以某些方式塑造了经验，那么数字码同样也因其格栅的限制，强行改变了它的材料对象。通过数字化编码了的信息，会因为使用数据库所使用的语言而构成新的主体。数据库通过在语言之上强加了一种新语言，一种贫乏有限的语言，这种语言利用规范来构建个体，并界定不随众的人。数据库在严格界定的范畴或领域内排列信息；数据库的速度和效率直接随着其中信息形式的固定性的变化而变化。一个数据库可能以下列种种“域”组成：个人的姓/名、社会保障号码、街道地址、市、州、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年龄、性别、民族、未付的违规停车费、订阅的杂志次数。为这一数据库收集信息的机构根据这些参数构建个人。

数据库的结构或语法创造了不同信息之间在数据库之外的现实中本来并不存在的关系，通过这种信息单位间关系创造，数据库构造个体。不仅是非歧义的语法结构有这种构造个体的能力，而且他们的电子化编码方式和电脑化的存储方式也有这样的能力。许多数据库的域，就它们指涉的对象而言，只能是大概充分的，但是人名域的信息却是充分的。数据进入的“域”能表明数据库的话语功能，比方进入订阅《读者》用户的数据和收看《新闻联播》的观众的数据就具有不同的功能，更别说它们和根据指纹和照片作为域的数据的功能区别了。通过这样的归类，在现实生活中互不相关的人发生了联系——比方说他们都会成为某品牌营销目标的对象，如果销售成功的话，便进一步创造了个体的某种生活方式并使他们生活方式的关联进一步强化。当然，逆向的功能也可能发生，如通过对《读者》订户进行分层后采取的细分营销的策略又可以弱化他们生活方式的相似性。电脑还可以通过其他连接使各种关系更为复杂。电脑对数据进行分类、搜寻的速度可以达到每秒近千万次，上亿的人口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就进行分类，这种强大的“结构”能力，使得对个体的监视和操纵变得唾手可得。

数据库的话语，是在后现代的信息方式下对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福柯的理论破译了话语/实践的形成，也就是用数据库的语法和结构来创造了现实中的生活方式和现实关系，并且个体通过消费行为本身（最典型的如网上购买）参与了这一自我构建过程。但是，这一个所谓“自我的”构建并非是主体的自觉行为，它是主体在参与消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被”构建的，它是商业组织通过数据库的监视并按照自己意图，按照他们所认为的适合于“消费者”的方式来构建的，至于是否真正适宜消费者，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消费者在整个构建过程中完全是被动的。就每个个体而言，只是被用来填充进那个传播者的意图所决定了的数据库的语法规则和框架内的一块小小的“砖头”，虽然每块砖头的增加和减少会促成他们在某个方向的营销努力或是改变营销努力的方向，至于整个结构对个体的压力他们是不会考虑的。波斯特认为，数据库“不是对隐私的侵犯或对中心个体的威胁，而是对个体的增值，一个额外自我的构建。这一个额外自我可能在‘真’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何事时，就对‘真’我造成伤害”。⁽⁴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