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媒介与政治权力合法化

二、电视媒介与政治权力合法化

作为政治、经济或社会权力的代言人的电视媒介，在论证政治权力合法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合法化”指的是在某种有组织的社会秩序中总是含有一定的国家化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部分地建立在对人身侵犯的基础上的。美国学者杰姆逊用平实的语言解释了这个复杂概念的内涵。他写道，“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国家，总是垄断了暴力，而且宣布原则上只有国家才能备有武器。但很明显的是，社会机构能够发挥功能并不仅仅是依靠了武力制裁，也就是说人们必须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表示赞同某种现存的社会制度。他们赞同这种制度，按照这种制度行事，循规蹈矩，一旦他们彻底反抗这种制度，人身暴力就可能强加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接受这种制度并非纯粹由于惧怕暴力，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制度是合法的，相信某种社会制度的存在，总是有其合理原因，尽管这种制度向你设下种种限制，但它还是为你做了不少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是合法的、是自然的，因此一个社会中的臣民就必须被说服、被训练，直至相信这种制度是合法的，甚至是自然的，相信他们生活在这个制度下是正确合理的。”他指出，“这个极为复杂的合法化过程，似乎总是某种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基本作用之一，这就是葛兰西所称的‘政治主导权’，这种主导性意识形态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27]在权力、权威与合法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权威成立的前提，是人们对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自觉承认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威就是一种被视为合法的权力系统和社会控制，而合法性则是指人们对享有权威的人的地位的承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在某种情况下，权威与合法性具有相同的含义。当我们说权力具有合法性，那就意味着它具有权威性；当我们说它具有权威性，那就意味着这一权力得到了合法性的支持。权力、权威与合法性三者的关系表明，权力要想具有权威性，必须有自己相应的合法性基础，一个缺乏足够的合法性支持的政治体系，必然会丧失其统治的权威性，而权威性的下降，又会影响到它的统治程度和统治能力，并最终威胁到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认为，“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有效性是实际的行动，即在大多数的居民和大企业或武装力量这类有力量的团体看政府的基本功能时，政治系统满足这种功能的程度。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有效性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是评价性的”。^[28]相比之下，合法性与政治稳定的关联度更高，“一个高度有效而不合法的系统，……比那些有效性相对较低、合法性很高的政权更不稳定”。^[29]

李普塞特还指出：在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期间，合法性危机可以分别出现在以下两种条件下：(1)主要的保守组织机构的处境在结构变革时期受到威胁；(2)社会上的主要团体在过渡时期或至少在它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系统。^[30]这两个条件，从反向证明了电视媒介对于政治权力合法化的重要性。有论者认为，这两个条件“是大众传播媒介得以极端发挥其权力的条件：主要的保守组织也即旧有的政治组织在结构变革时期受到威胁，旧的政治权力变得薄弱因而大众传播媒介得以突破政治权力对其的限制，激发不能进入政治系统的社会主要或新兴团体对旧有政治制度合法性认识的怀疑和否定，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大众原有的社会基本假定的更新，为推翻旧有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31]关于这一点，比如民国时期，清庭衰微，我国各地报纸蓬勃发展，宣传民主思想，倡导推翻帝制，严重动摇了清末封建制度的合法性，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现代非洲一些小的国家，每每发生政治动荡，反叛者首先占领的目标是国家电视台。在掌握了舆论机器以后，他们可以方便地宣布被颠覆者的不合法性，从而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

电视媒介是论证和帮助政治人物和政治权力合法化的重要工具。在电视时代，政治人物的权威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电视媒介的宣传和包装来感召选民和群众。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认为，电视瓦解了建立在对印刷媒体控制基础上的传统政治权威，而代之以善于操纵视觉媒体的新型领导人。^[32]众所周知，美国总统肯尼迪是靠电视宣传占据总统宝座的。他那英俊的模样通过电视屏幕传播开来，为他赢得了选民的好感，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可以说，巧妙地打电视牌，是肯尼迪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戴维·哈尔伯斯坦在他的专著《无冕之王》中写道：“杰克·肯尼迪是第一个靠电视上台的总统……他把政治与电视紧密结合起来，他在进行这种结合时所表现的那种魅力、风度和敏捷性，使得这个国家中通常会以惊恐心情来看待这种结合的知识界杰出人物也为他热烈喝彩。电视爱他，他和电视摄影机相依为命，他是电视上第一个了不起的超级明星。因为他，电视更加受人欢迎。同时，电视也使他更加出名……电视不仅帮他成了总统，而且还促使政治机构的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总统而不利于其他权力中心。同时，电视自己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33]电视还充当了政治权力合法化的重要宣传工具。晚近的例子，比如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在开战之前，美国媒体帮助政府把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政权描绘成一个独裁的、残酷镇压民众和制造恐怖主义袭击的邪恶政权。由此，明明是一场出师无名的侵略战争，明明是一场争夺中东石油资源、占据海湾地区战略要地的军事行动，却被美国政府和媒体说成是一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正义战争。美国的政客和军事专家甚至幻想着当美英联军进入伊拉克国土以后，伊拉克人民会举着旗帜欢迎他们。事实是，战争给伊拉克造成巨大的经济破坏，给无辜平民带来残酷的伤亡。美英联军不仅没有看到欢迎的人群，迎接他们的却是人体炸弹和伊军的顽强抵抗。从始至终，美国的新闻媒体都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回避或者淡化这场战争给伊拉克人民造成的伤害。而美英联军在战争开始之前所打出的旗号，即摧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化学武器，至今仍没有找到证据。所以，有专家指出，这场战争是新世纪第一场出师无名的非正义战争。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新闻舆论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非常紧密。电视媒介的主要使命和任务就是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为政治的工具。改革开放以后，电视媒介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多元话语和多元价值标准的前提下，很好地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一元话语的有效传播。我认为，在转型期的中国保持一种“多元而统一”的舆论环境，意义十分重大。

总之，在电子技术获得长足发展的时代，电视媒介充当了为政治合法化摇旗呐喊的一个主要工具。它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帮助执政党说服民众，使自己的统治和管理地位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