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判别与质化探索

短信媒介使用与社会交往：量化判别与质化探索

黄　榕　杜骏飞

作者简介　黄榕，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04huang＿rong＠163.com；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本文为《新媒体与沿海发达城市居民的媒介选择》课题阶段性成果。

摘　要　以发送短信和打电话方式为主的手机交往，日益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成为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本文以“沿海发达城市市民新媒介接触与使用”课题数据为实证研究的基础，聚焦市民的短信使用行为。经过SPSS软件的统计、分析表明，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文化收入、职业、收入和支出）与手机使用程度有显著差异，短信交往行为与短信发送对象、短信发送者偏好态度存在相关性。基于此，本文使用OLS回归分析方法，分别对手机使用程度和情感类短信交往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做了探索性研究。

OLS线性回归模型发现：第一，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军人”、“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学生”）、收入和支出的人口学变量会影响手机的使用程度；该模型的解释度为29.7%。第二，影响人们是否会发送短信情感交流的变量有：性别、年龄、收入和职业（“事业单位管理技术人员科教文卫工作者”、“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和“学生”）的人口学变量；短信联系人为“亲人”、“同事或同学”和“其他普通朋友”的关系变量；对语音和短信单一偏好的态度变量。该模型的解释度为27.6%。综合这两个模型，本研究对未来的手机使用研究提出归化研究和经济变量两个建议。

关键词　手机使用，短信交往，关系

信息社会，手机正在飞速普及。2009年，全球手机用户达到46.73亿；在用手机的数量已然是计算机3倍了^[2]。当然，手机与计算机不仅仅是技术产物，更是社会客体。它影响到我们如何组织白天和夜晚，如何工作，如何结交新朋友等。

虽然技术已然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但文化自身也在用数以千计的方式重塑技术、冲击商业格局。“手机移动科技在非技术层面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社会文化方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移动通信产业的巨大投入能否成功”^[3]。

一、文献综述

手机传播是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要件之一。它既是一种传播载体或工具，具有人际传播的点对点功能；同时也因为用户群的庞大基数，可完成点对面的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对接属性，使得手机传播研究，“像可变焦距摄影机，一会儿采用广角镜头、一会儿采用特写镜头那样，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照来照去。”^[4]

（一）关系和关系网

手机对人际关系和关系网络的影响，是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地。

“关系维护”行为用来指维持预期中人际关系的行动。Canary和Stafford（1994）认为，保持亲密关系在于“关系的稳定性、满意度和重要的性格特征……表示人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和相关的动力过程”^[5]。他们对于保持亲密关系的建议包括：（1）所有的人际关系需要关系维护行为，否则它会恶化；（2）维护平等关系比不平等关系更能激励人^[6]。

在关系的基础上，“社会网络”（Social Ties）形成：它是“一群人，或其他社会实体，由一系列关系，如血缘、友谊、同事或信息交换，连接在一起……正如一个计算机网络通过电缆连接机器，社会网络通过关系连接大众，如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和工作关系”^[7]。这个概念由Barnes^[8]在1954年提出。它反映了“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社会关系的概念分支”，以及“社会中各个要素结合的社会联系”；这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社会纵横交错，影响到社会网络中相同个体的行为”^[9]。此外，文献中存在与“社会网络”可互相替换的术语。如“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社会支持，社会联系和社会活动，指的是本质相同的现象——社会关系的存在性、数量和频率”^[10]。

在现代通讯工具支持下的新式交往，对传统社交模式有否改变？以Fischer（1992）的电话研究为代表的一类观点是，新型通讯工具只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巩固和加深。在电话普及初期，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它来实现社会化。当时，对于一些女性而言，电话是她们最好的朋友^[11]。Licoppe和Heurtin认为，手机为我们提供建立、保持、管理和加强我们社会关系的机会^[12]。Mareus和Chen则认为，手机电话和短信是对已有社会礼仪的延伸^[13]。手机的流行被定义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14]。一项对北京地区手机用户的调查表明，受调样本中的弱势群体（低学历、低收入、来自农村）认为手机从数量到质量拓宽了他们的交际和关系网络^[15]。此外，一项对中低收入者手机使用行为的个案访谈表明，手机是这个群体处理事务的单一渠道，在社交方面有四个作用：（1）拓展；（2）维系；（3）选择性强化；（4）补偿。拓展后的人际关系凝聚了社会资本、信息资源，并最终转化成经济收益。故而，手机最终成为该群体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他们依赖手机谋生，并谋求发展机会^[16]。

（二）扩散研究

为解释新技术使用情况，Rogers综合信息流动传播研究中信息流动和个体影响的研究发现，提出了“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这个理论对于当今的新媒体领域研究仍然有借鉴意义，并大致有了两个方向的新发展。

1.行为导向研究

聚焦使用行为，有“理性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Ajzen＆Fishbein，1980）、“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Ajzen，1991）和“接受技术模型”（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Davis，1989），这些用于解释技术使用者的信仰、意图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其中，TAM模型是其中较好的一个。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TAM模型认为，“感觉有用”（perceived usefulness）和“感觉容易有用”（perceived ease of use）是技术采用的两个决定因素。因此，研究者认为，当加入其他相关变量时，TAM模型因为结构严谨、弱方差解释而具有更好的解释力^[17]。

2.动机导向研究

结合“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Gratifications Theory），如“手机用户的使用动机维度”^[18]。“使用与满足理论”关注日常生活中媒介的个体使用者。其中心思想认为，人们对媒介和技术的使用是在“需求”和“动机”的基础上获得满足感^[19]。所以，它的研究假设不仅与“理性行为”、“功利主义”理论相似，同时还囊括了非功利动机。人们使用手机的获得的非功利满足包括（1）享受，寻求乐趣，娱乐；（2）追求时尚，赢得社会地位，社交^[20]。

结合我国国情，祝建华与何舟则提出“主观需求”理论（Perceived Need Theory），强调新媒体创新特征、流行程度以及对个人需求的主观认知对影响了新媒体的采纳和使用行为^[21]。国内研究者以“主观需求”论和“创新扩散”论为基础考察我国农村居民采纳、使用手机的现状，结合人口学变量、行为变量和情感变量，得出异于城市经验研究的结论^[22]。

（三）发展的观点

研究发展中国家手机的普及和使用情况，涉及传播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人类学、设计学、政策学和经济学等多个交叉学科和领域。该领域的研究存在两个维度：

1.过程维度

一些研究者以手机的使用行为以及移动技术和手机用户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辨别分析方法，归纳手机普及过程中的影响因子。

2.结果维度

一些研究者热衷经济发展的命题，研究手机增长数量、复杂程度和传播作用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即研究手机对生计的促进作用，这涉及特定群体和国家或地区的电信渠道，以及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

发展中国家的手机研究虽然是跨学科研究，却因为主题的相近性，具有多元特征和整合特性。Donner对大约200篇发展中国家的手机研究论文梳理后，总结出具有普遍性的研究主题：（1）将手机作为因变量，考察手机使用中自由化、创新扩散、数字沟、全球普及等主题；（2）将手机作为自变量，研究手机的社会影响，如手机的教育功能、治愈功能、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宏观和微观的经济增长、生活方式等；（3）采用应急或集成的方法，研究在特定情境中的手机使用行为和相互关系，包括日常生活、全球化浪潮和设计方面^[23]。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一）研究对象

1.移动业务的新与旧

在全球移动通信网络扩张的浪潮中，中国移动通信业务也在同步扩张，却自成“中国特色”。在中国，“许多人仍然徘徊在除手机短信和语音通话这两项手机服务之外”^[24]。“截至2009年，在亚洲和环太平洋地区的移动宽带用户数量中，70%的贡献率来自日本和韩国”^[25]。亚洲地区的比较，突显出中国手机业务的保守态势。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现阶段移动新兴业务在手机用户群体中的扩散与普及情况，课题组在沿海城市范围内，就手机报、手机定制信息功能、手机上网功能等，对31个随机抽样样本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发现，被访手机用户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无信息需求者。这类用户达到访谈样本一半以上，他们局限于手机的通信功能，对其他服务不感兴趣。即便可以手机上网，或曾收到过手机报、手机定制信息等新型服务内容，也不会关注、更不会进一步了解。

二是有信息需求者。这类用户至少体验过一种以上的移动新型服务。他们使用手机报和定制信息的源起，大致有三类：第一，手机套餐绑定；第二，没有其他处理事务的工具；第三，特定区域范围或机构组织内部的广告营销。然而，这些使用体验并未让用户形成依赖。后来居上的上网功能更获青睐，并部分取代了手机报和定制信息功能。

虽然CNNIC2008年的手机媒体报告显示，移动新型业务增长迅速，如手机报普及率已经达到了39.6%。但这些调查数字并不等价于用户对这些新型业务的普遍接受和认可。因而，课题组放弃研究炙手可热的移动新型业务，转向更为日常生活化、更加传统、更具普遍性的移动通信业务。

2.手机的社会交往

对个人而言，手机号码已经成为一种个体代号，在一定程度上，它成为人们另一种身份证号码；它在一定时期内，代表着一个特定的个体；每个社会个体通过这些号码，联系同一个社会网络中的其他个体，维持着社会关系。“发送手机短信服务和通信服务代表了人际互动服务，而游戏服务和付费服务则是人机互动服务。”^[26]

这种通过手机通信、联系的方式，可能是刻意经营的，也可能是按照惯例的；可能是互动的，也可能是单向的。它们构架出新型的社会网络形态，具有关系和嵌入性资源，并影响着传统社会网络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手机网络的交往成本更低、联系次数更频繁、信息传递更便捷，在社会网络建立和维持方面具有更广的规模特性。

3.短信媒介

手机短信是手机服务中最成功的功能之一，“占据了全球手机数据业务收入中的最高份额，而且这个地位将保持到2012年”^[27]。在中国，1997年天津率先开始手机中文短信息服务。进入新千年，将手机作为传播信息和娱乐休闲工具的“拇指一族”诞生。“中国从2002年元旦开始，爆发了发送短信的浪潮，此后逐年递增。”^[28]到2009年，“移动短信业务量7713.0亿条”^[29]。在形式上，手机短信包括：（1）SMS：文字短信；（2）EMS：音画短信；（3）MMS：多媒体短信^[30]。在内容上，手机短息既有人际间互发的；也有电信运营商与传统大众媒体联姻后发布的信息，如新闻服务、天气预报等商业性信息和公益性信息；更有打破际短信的私密性、大规模由网络下载到个体间相互转发的短信产品。

本文的短信，是人际交往过程中通过手机发送和接收的文本短信，是“由语言文字、数字或文字数字的结合体”^[31]。当短信成为一种传播媒介，让手机摆脱了通话设备传播声音的角色；它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传播工具。

（二）问题与假设

基于通信业务的中国国情和手机交往的社会功能，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沿海城市居民手机用户发送短信进行人际交往的行为，将之作为沿海城市居民手机接触与使用行为的因变量，探讨相关的自变量和影响因素。

1.人口学变量

手机研究中，人口学特征是重要的变量，探讨它与手机使用行为的关系。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问题之一。

研究假设1：人口学变量与手机使用程度存在着相关关系。

一，性别。性别是影响手机用户使用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Wil-ska指出，手机用户中，女性易被认为是手机成瘾、过度消费、追求时尚，男性易被认为是关注技术、追求硬件价值^[32]。Ling认为，女性比男性拥有更长的谈话、将电话用于社会交往的范围更广；她们喜欢通过打电话参加社会活动，并认为这是合理的；但是，她们不像男性那么热衷于技术的升级^[33]。另外一些研究则指出该领域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有一些研究并支不持手机使用中的性别差异，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如，很多澳大利亚男性正是出于和朋友详谈的目的打电话^[34]。这和女性比男性更愿使用手机进行社会交往的传统观点相悖。Herring则认为，信息传播的行为是不分性别的，传播研究中的性别差异被复制和夸大了^[35]。

性别在消费方面和手机交往的差异性，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证明。它是否会影响手机的使用程度（手机资费的消费水平）？由此，我们审慎地假设：

H1.1：性别与人们使用手机使用程度有着积极的关联。

二，年龄。普遍认为，年龄对手机用户使用行为有显著影响。例如，世界各国的年轻手机用户有相似的短信使用行为。英国年轻的手机用户比年老用户更愿意发送手机短信，16岁或更小的年轻用户群体因为经济限制例外^[36]。在中国，“手机媒体用户普遍比较年轻，尤其是初期用户。新媒体的初期用户的都具有‘精英’的特点，即年轻、富有、教育程度高。”^[37]

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究产生代际差异的原因，可概括为：（1）不同年龄，使用手机的需求不同。Grant和O'Donohoe发现13～17岁的年轻人使用手机有五个动机：“娱乐便利性”、“社交动机”、“体验学习”、“逃避”和“购买信息意见”；最主要的是，手机“使我快乐”，它让“我可以和我家人或朋友中的其他成员在一起”^[38]。“父母手机用户使用手机主要是为了安排家庭活动和确认孩子安全；老年手机用户使用手机主要为了安全性考虑。”^[39]（2）不同年龄，对技术的接受程度和学习进度不同。Ling和Yttri认为，年轻人对于技术的态度和他们的父母辈截然不同，乃至和比他们稍年长的也不同；这种不同是因为技术变革的传播速度比人类行为和态度变化的步伐要快得多^[40]。

手机用户的使用行为有明显的代际特征。但是考虑到手机使用程度与用户的实际购买力相关，因而，本研究假设：

H1.2：代际（年龄）与手机使用程度相关联，青年人与手机使用程度与手机使用程度存在正向关系。

三，其他。文化程度、职业、收入支出水平对手机使用的影响，类似的研究成果在文献中也只是只言片语。“除年龄和性别外，教育水平（Bina＆Giaglis，2005；Adomi，2006）和收入水平（Ying Ho＆ Kwok，2003）和地域文化（Nickerson＆Isaac，2006）也可能对手机使用行为形成影响。”^[41]至于这几个人口学变量如何影响，上文中并未有详述；文中引用的论文，也超出笔者的学术搜索范围。

由此，本文探讨文化程度、职业、收入、支出对手机使用的影响研究，是带有探索性的。

H1.3：人们的文化程度与手机使用程度相关。

H1.4：职业类型与手机使用程度相关。

H1.5：收入水平与手机使用程度存在着正向相关性。

H1.6：支出水平与手机使用程度存在着正向相关性。

2.行为：对象和态度

人们通过社会交往，维持或创建社会网络关系。随着社会网络关系的研究深入，不少学者从方法论出发，对不同类型关系和作用进行了辨别分析。Nie和Erbring认为，社会网络可以通过主要由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构成的群集更好地反映出来^[42]。Boase、Horrigan、Well-man和Rainie将社会网络划分为“核心关系”（Core Ties）和“边缘关系”（Significant Ties）两类：“核心关系”中人们拥有亲密的关系，衡量该关系强度的三个维度是“情感亲密”、“联系”和“社会网络资本的可用性”；“边缘关系”指在“核心关系”环以外的、比熟悉程度深的关系，有时也会密切联系^[43]。Granovrtter从“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互惠交换”^[44]四个维度将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主要用于维持群体、组织内部的原有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纽带，用于建立新的关系。强关系中，个体的个性往往比较相似，所获信息一致性也较高；弱关系中，个体差异较大，所获得信息差异也较大。因而个体通过弱关系比强关系可以获得更多更广的信息。这就是弱关系理论中“弱关系是信息桥”的假设^[45]。那么，人们发送短信的对象（最经常的短信联系人）是否会影响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短信交往行为？

研究假设2：短信发送对象与基于不同目的短信交往行为存在相关性。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弱关系假设在亚洲并不适用^[46]。边燕杰研究中国工作分配制度时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下，人际关系主要用于获得人情，其次才是信息。人们需要通过强关系来充当人际关系之间的桥梁，即“强关系是网络桥”假设^[47]。Rakow和Nnavarro对一些女性手机用户访谈后发现，女性“因为个人原因或家庭关系使用手机，职业女性亦是如此”^[48]。这个结果在另一项实证研究中得到印证：女性用户倾向于借助手机和家人情感交流，而男性倾向于获得信息^[49]。这应验了莱文森的那句话：“它（手机）使公务联系和家务联系都同样容易，它进一步使父母的角色转变为均衡、互换、全方位的角色，给孩子呵护和距离兼有的角色，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结合的角色。”^[50]

基于中国传统人际交往的目的，本研究将短信交往的目的和功能划分为“维系情感”（人情）和“处理事务”两类。那么性别、强弱关系类型的联系人，是否会表现出相关性？

H2.1：与男性手机用户相比，女性手机用户更倾向于情感类短信交往行为。

H2.2：情感类短信交往行为与强关系的发送对象存在着积极的关联。

H2.3：与女性手机用户相比，男性手机用户更倾向于处理事务的短信交往行为。

H2.4：事务类短信交往行为与弱关系的发送对象存在着积极的关联。

中文短信被认为是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交往习惯的“中国式传播”方式，包括“情感短信（爱情、友情和亲情）、幽默短信、节日祝福短信和工作短信”^[51]。中国人在情感表达方面比较含蓄、内敛，社会交往时注重体面。“在信息交换与披露过程中一个几乎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就是礼貌……按照佩内洛普·布朗和斯蒂芬·莱文森的学说，礼貌普遍存在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需要得到他人的欣赏与保护，即学者们所谓的‘面子’问题”^[52]。另外，中文短信的短小格局，也适合中国象形文字的表达。因而，在手机使用中，比较打电话和发短信两种方式，是否注重面子和礼节的中国人，更偏好短信？这种态度和倾向，会对于短信使用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第三个研究问题。

研究假设3：手机用户对短信和语音功能的不同偏好，对短信的使用与交往行为有着显著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

2009年，“新媒体与我国沿海发达城市市民的媒体选择”课题组对天津、上海和广州三大城市展开的为期2天的电话调查（CATI系统），共获得有效样本936个。运用SPSS 11.5版本的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运算。

（二）测量

1.手机资费与程度

电话和短信中国移动通信业务中最主要的两个贡献部分。因而可以将手机资费作为衡量人们使用手机程度的一个指标。

经SPSS统计得出，沿海发达城市居民月均手机资费消费，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51～100元”（31.4%）、“31～50元”（21.4%）、“101～200元”（19.2%）、“30元以下”（14.0%）、“201～400元”（9.5%）、“401元以上”（4.5%）。手机用户群体在“50元及以下”、“51～100元”和“101元及以上”三个区间平均分布；以资费分布划分手机使用程度，分别对应“浅度使用”（35.4%）、“中度使用”（31.4%）和“深度使用”（33.2%）。

2.最常联系人

考察被调手机短信的最常联系人，设置为不定项选择题。各选项的频数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同事或同学”（49.3%）、“其他普通朋友”（46.3%）、“亲人”（35.1%）、“其他”（14.5%）、“业务联系人”（12.9%）、“配偶或恋人”（6.5%）、“领导或老师”（2.1%）和“网友”（0.6%）。需要说明的是，广义的朋友涵盖了恋人、同学或同事、业务联系人等选项；此处设置的“其他朋友”一项，则是剔除了以上内容后，指称相对狭义的、兼具朋友内涵的社会关系。鉴于网友和其他的频数，在后续的关系研究中忽略。

根据前文亲密程度和个体相似程度作为衡量强弱关系的标准，本研究将亲人、配偶或恋人、同事或同学定义为强关系类型；将领导或老师、业务联系人和其他普通朋友划分到弱关系范畴。

3.不同短信行为的功能

统计被调对与短信功能的使用行为和态度。问卷中以说法题形式出现，由被调在“是”、“不一定”、“否”和“不知道”“其他”间作出选择。先后在“我经常发短信跟别人聊天”和“我经常发短信跟别人谈正事”做选择，来分别测量手机用户在日常生活中，基于维系情感需求还是处理事务需求，来经常性地发送短信。经过统计发现，被调选择绝大部分集中在“是”“否”间，在“不一定”“不知道”和“其他”这三个选项的频数分布较少。

4.短信、打电话的偏好

除了短信可以用于交往外，打电话也是手机交往的重要方式。因此，以“与人交流时，我喜欢发短信而不是打电话”的说法题，来考察用户对手机短信功能和电话功能的偏好程度。72.4%的用户偏好手机电话交往；12.1%的用户则认为手机短信交往和手机电话交往难分伯仲；只有11.3%的用户明确偏好短信交往。为便于统计，将“不知道”（3.7%）和“其他”（0.4%）作系统缺失值。

5.人口学变量

性别是手机研究中的重要变量。本研究中男、女占比为54.2%和45.8%。

经SPSS统计得出，受访对象的年龄分布为：“13～18岁”（10.6%），“19～24岁”（25.6%），“25～34岁”（32.2%），“35～44岁”（12.7%），“45～54岁”（8.8%），“55岁及以上”（8.9%）。为便于统计，将“拒绝回答”（1.3%）作为系统缺失值（System Missing）。将部分选项合并：“青少年”（13～24岁，36.7%）、“青年”（25～34岁，32.6%）和“中老年”（35岁及以上，30.7%）。

本研究中，文化程度分布为：小学及以下（1.9%）；初中（9.5%）；高中，含中专、高职等（24.8%）；大专（21.5%）；本科（34.2%）；硕士（4.0%）；博士及以上（1.0%）。为便于统计，将“拒绝回答”（3.2%）作为系统缺失值（System Missing）。合并“小学及以下”、“初中”为“初中及以下”，合并“硕士”、“博士及以上”为“硕士及以上”；对应的文化教育水平为“低等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1.8%）、“中等偏下文化程度”（高中、中专、高职，25.6%）、“中等文化程度”（大专，22.2%）、“中等偏上文化程度”（本科，35.3%）和“高等文化程度”（硕士及以上，5.1%）。

受访对象的职业分布为：“党政机关公务员”（2.1%）；“事业单位管理、技术人员，科教文卫工作者”（15.8%）；“经理人员”（1.1%）；“私营企业主”（2.0%）；“军人”（0.3%）；“企业管理、技术人员”（16.7%）；“个体工商户”（4.5%）；“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23.5%）；“自由职业者”（4.4%）；“下岗失业人员”（1.9%）；“学生”（20.7%）；“其他”（3.0%）。便于统计，将“拒绝回答”（4.0%）作为系统缺失值，将“其他”与“下岗失业人员”合并，更名为“下岗失业、无业人员”。因为“学生”不是传统职业类型，所以保留“学生”的分类，但是将其赋值为0，以消除“职业”自变量中“学生”对因变量的干扰。

受访对象最近半年的人均月收入分布为：“1000元以下”（5.3%）、“1000～3000元”（28.0%）、“3001～5000元”（15.9%）、“5001～10000元”（9.2%）、“10001～20000元”（2.6%）、“20000元以上”（2.0%）、“无收入”（19.7%）。另外，“拒绝回答”者高达到17.3%；但是经过对数据的检视，拒绝回答者并不存在特定的趋向，分布在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职业中，是随机的。因而，将其作为系统缺失值是允许的。根据分布情况，合并部分选项后，得“低收入”（1000元以下包括无收入，30.2%）、“中等偏下收入”（1001～3000元，33.9%）、“中等收入”（3001～5000元，19.3%）、“中等偏上收入”（5001～10000元，11.1%）和“高收入”（10001元以上，5.6%）五级分层。

同时考察被调最近半年的人均月支出：“500元以下”（14.2%）、“501～1000元”（18.1%）、“1001～2000元”（24.1%）、“2001～3000元”（11.5%）、“3001～4000元”（6.5%）、“4001～5000元”（2.7%）、“5001～10000元”（2.6%）、“100000元以上”（3.1%）和“无支出”（1.5%）。另有高达15.7%的“拒绝回答”；但经过对统计结果考察发现，拒绝回答者分布在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和不同收入中，没有表现出特定的趋向，因而将其作为系统缺失值不会产生影响因子。根据各类频数，合并部分选项后，得到五级分层：“低支出”（500元以下包括无支出，18.6%）、“中等偏低支出”（501～1000元，21.4%）、“中等支出”（1001～2000元，28.6%）、“中等偏高支出”（2001～4000元，21.4%）和“高支出”（4001元以上，9.9%）。

四、研究发现

（一）手机使用程度

1.人口学变量

经过SPSS列联交叉分析发现，与手机使用程度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收入、职业、收入和支出。

手机用户的性别和手机使用程度存在着显著差异（χ²＝25.018，df＝2，p＜0.001）。研究假设H1.1得到证明。男性手机用户中，深度使用比例最高（40.2%），浅度使用（30.8%）和中度使用（29.0%）的分布持平。女性则表现为从浅度使用（40.8%）、中度使用（34.3%），到深度使用（24.9%）的层级递减趋势。

手机用户的年龄（代际）和手机使用程度存在着显著差异（χ²＝71.736，df＝4，p＜0.001）。研究假设H1.2被证明为真。青少年手机用户，从浅度（45.7%）向中度（33.9%）、深度（20.4%）逆向递减；青年人群体则恰恰相反，由深度使用（49.8%）向中度使用（28.9%）向浅度使用（21.3%）逐级递减，以深度使用手机为主；中老年人的手机使用程度在浅（38.4%）、中（31.1%）、深（30.6%）分布相对平均。

手机用户的文化程度和手机使用程度存在着显著差异（χ²＝36.258，df＝8，p＜0.001）。研究假设H1.3存在。低文化程度和中等偏下文化程度的手机用户，近一半浅度使用，占各群体的41.1%和44.4%；中等文化程度和中等偏上文化程度的，手机使用程度分布相对均衡；高等文化程度用户，手机使用程度表现较高，以深度使用（54.3%）为主，中度使用（32.6%）次之。

手机用户的职业类型和手机使用程度存在着显著差异（χ2＝168.149，df＝20，p＜0.001）。包括学生在内的11种职业可概括为5种类型：（1）深度使用。深度使用比例超过中度使用和浅度使用之和，有“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军人”和“个体工商户”；（2）整体走高。从浅度使用向中度、深度递增。有“自由职业者”和“企业管理技术人员”；（3）中度使用为主。在深度、中度、浅度均有分布，中度使用占比最高。有“事业单位管理技术人员、科教文卫工作者”和“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4）浅度使用。浅度使用比例不小于中度、深度之和。有“下岗失业、无业人员”和“学生”；（5）有高有低。这个特殊类型是“党政机关公务员”，他们的手机使用依次为深度、浅度和中度，但是分布频数太过接近、差异不鲜明。对职业的11个分类进行二分变量处理后，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职业类型都与手机使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经卡方检验发现，与手机使用程度存在差异的职业类型有：“经理人员”（χ²＝10.702，df＝2，p＜0.01）、“私营企业主”（χ²＝22.592，df＝2，p＜0.001）、“军人”（χ²＝6.071，df＝2，p＜0.05）、“企业管理技术人员”（χ²＝13.300，df＝2，p＜0.01）、“个体工商户”（χ²＝22.645，df＝2，p＜0.001）、“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χ²＝15.213，df＝2，p＜0.001）和“学生”（χ²＝99.119，df＝2，p＜0.001）。研究假设H1.4部分被证明为真，部分被证伪。

手机用户的人均月收入水平和手机使用程度存在着显著差异（χ²＝182.791，df＝8，p＜0.001）。研究假设H1.5得到证明。低收入用户浅度使用手机（61.1%）；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用户在低、中、高三区间相对均衡分布，其中，中等偏下收入用户表现为中度使用（39.7%），中等收入的用户以深度使用为主（44.3%）；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用户分布走势相同，深度使用均在60%以上，由深度向浅度递减，高收入用户的使用程度差异更明显。故而，人均收入水平和手机使用程度有正向的相关性：收入越高，手机使用程度越深；收入越低，手机的使用程度也越钱。

手机用户的人均月支出水平和手机使用程度存在着显著差异（χ²＝196.437，df＝8，p＜0.001）。研究假设H1.6被证明为真。低支出用户浅度使用（69.4%）；中等偏低支出用户的整体走低，从浅度（42.0%）向深度（21.3%）递减；中等支出用户在三个手机使用程度相对均衡分布，其中中度使用分布最多（38.1%）；中等偏高支出的用户，手机使用整体走高，从浅度向深度（42.6%）递增；高支出用户呈现出强烈高使用程度（83.3%）。故而，人均支出水平和手机使用程度有正向的相关性。用户人均月支出越多，深度使用手机的可能性越大；人均月支出越少，则越会表现为浅度使用。

2.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经过OLS线性回归，发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军人”、“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学生”）、收入和支出的人口学变量会影响手机的使用程度。见表1。该模型的解释度为29.7%。

手机使用的前提是消费能力。因而，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直接影响了手机的使用深度：一方面，低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受经济约束，只能浅度使用；另一方面，高收入和高支出群体也拥有深度使用的能力。尽管年轻群体是手机使用的主力军，但是受经济因素的制约，他们的手机使用程度不及青年人。

表1　OLS回归：手机用户不同使用程度的人口学影响因素分析

续表

注：a.此表内数字为所有自变量均进入回归方程后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p＜0.05，^**p＜0.01，^***p＜0.001。

手机使用也意味着消费意愿和倾向。在同等条件下，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手机使用程度、更愿意为手机通信费买单；中老年群体使用手机的意向则不及年轻人。

手机诞生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于用户接受新技术的知识水平和相关操作能力有一定要求；因而，文化程度、年龄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用户使用手机的程度。

职业类型也会决定手机的使用程度。以政治文化生活领域和经济生产活动领域来划分职业类型，那么，属于经济生产活动领域的“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和“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职业类型，都影响了手机的使用程度。手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除了对低收入阶层的意义，它是否已经成为更具普遍意义的“生产工具”^[53]？

（二）短信媒介：从对象、态度到行为

人口学变量和短信最常联系人中的诸多子变量，既有与维系情感的短信交往行为相关的，也有与处理事务的短信交往行为相关的，也有与二者丝毫无关的。见表2。

1.维系情感的短信交往

手机用户的性别和情感类短信交往行为存在着显著差异（χ²＝30.168，df＝3，p＜0.001）。经常发短信聊天的女性（38.2%）超过男性（22.3%）；不经常发短信聊天的女性占比（51.1%）也要少于男性（66.6%）。研究假设H2.1得到证明。

表2　相关变量的列联

注：此表内打“”即为存在相关性的；空格则是不存在相关性的。

文化程度与短信交往行为不相关；短信发送对象为“配偶或恋人”时，也不会关联短信交往行为。

手机用户的年龄与情感类短信交往行为存在着负向的显著性（χ²＝96.081，df＝6，p＜0.001）：年龄越大，越不会通过短信维系情感；年龄越小，则越会选择短信来维系情感。相较于青年人（22.3%）和老年人（14.5%）相比，青少年是经常发送短信聊天的主体（47.9%）。同时，不经常发送短信聊天的行为中，老年人、青年人和青少年的占比依次递减，分别是72.7%、67.3%和41.7%。

手机用户的人均月收入水平和情感类短信交往行为也有着负向的显著性（χ²＝42.111，df＝12，p＜0.001）：收入越高，越不会通过短信来维系情感；收入越低，越会发送短信以维系情感。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高收入这五个群体经常发送短信聊天的占比依次从46.3%、28.4%、26.8%、23.3%到11.9%线性递减；另外，这五个群体不经常发送短信聊天的占比依次从45.0%、60.5%、63.8%、67.4%到76.2%线性递增。

手机用户的职业类型也和情感类短信交往行为存在着显著差异（χ²＝86.351，df＝30，p＜0.001）。除了学生中有52.9%的人经常发送短信聊天，其他职业类型都没有超出一半的比例。此外，职业类型中使用短信维系情感的依次是私营企业主（31.6%）、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30.6%）、党政机关公务员（30.0%）、自由职业（24.4%）、个体工商户（23.8%）、事业单位管理技术人员科教文卫工作者（19.6%）、下岗失业无业人员（17.8%）、企业管理技术人员（16.7%）、经理人员（10.0%）、军人（0）。细究具体分类，只有“事业单位管理技术人员、科教文卫工作者”（χ²＝10.138，df＝3，p＜0.05）、“企业管理技术人员”（χ²＝17.917，df＝3，p＜0.001）和“学生”（χ²＝63.928，df＝3，p＜0.001）表现出显著相关性。

手机用户的最常联系人为“亲人”时，和情感类短信发送行为差异显著（χ²＝17.688，df＝3，p＜0.01），其中有35.6%会选择经常短信聊天，另有52.6%选择不经常短信聊天。

手机用户的最常联系人为“同事或同学”时，和情感类短信发送行为存在显著差异（χ²＝68.430，df＝3，p＜0.001），其中40.8%的用户将短信用于情感维系，48.4%的人则不会。

手机用户的最常联系人为“其他普通朋友”时，和情感类短信发送行为差异存显著（χ²＝23.121，df＝3，p＜0.001）。其中，36.0%的人短信交往以维系情感，另有52.2%的人不会。

这里，与情感类短信交往产生关联的强关系是“亲人”和“同事或同学”；“其他普通朋友”则属于弱关系类型。故而，H2.2被部分证明。

2.处理事务的短信交往

手机用户的性别和事务类短信交往行为存在着显著差异（χ²＝11.412，df＝3，p＜0.05）。经常发短信谈事情的女性占比（38.2%）超过男性（23.8%）；不经常发短信谈事情的女性占比（54.3%）也要少于男性（64.6%）。在处理事务时，女性比男性更愿意选择发送短信的方式。研究假设H2.3被证伪。

手机用户的最常联系人为“同事或同学”时，和事务类短信交往行为存在着显著差异（χ²＝25.324，df＝3，p＜0.001）。其中有33.4%的用户将会选择短信来谈事情，另有53.8%的人不会。

手机用户的最常联系人为“领导或老师”时，和事务类短信交往行为存在着显著差异（χ²＝14.770，df＝3，p＜0.01）。其中，65.0%的用户将会选择短信处理事务，另有25.0%的人不会。

手机用户的最常联系人为“业务联系人”时，和事务类短信交往行为存在着显著差异（χ²＝25.190，df＝3，p＜0.001）。其中，46.3%的用户将会选择短信交往以谈事情，另有45.5%的人不会。

这里，与处理事务交往行为产生关联的弱关系是“领导或老师”和“业务联系人”，最常联系人为“领导或老师”时，短信交往行为表现出较强的工具性；“同事或同学”则属于弱关系。故而，研究假设H2.4被部分证明。

3.短信和语音的偏好

手机用户对手机短信功能和语音功能的不同偏好，与其情感类短信交往行为存在着显著差异（χ²＝158.362，df＝6，p＜0.001），与事物类短信交往行为存在着显著差异（χ2＝40.253，df＝6，p＜0.001）。

如表3所示，偏好短信功能的手机用户，在短信交往行为中偏向于情感维系，同时，他们却不经常发短信谈事情；偏好语音功能的，都不太使用短信进行社会交往，他们既不会经常发送短信聊天，也不会经常发短信处理日常事务；没有明显偏好的，在两类短信交往行为中的分布相对平均。手机用户对于短信和语音的不同偏好，与他们怎样使用短信的行为相关。研究假设3得证。

表3　手机功能偏好与短信行为的交叉分析

4.情感类短信交往的回归分析

经过OLS线性回归，发现，影响人们是否会发送短信情感交流的变量有：性别、年龄、收入和职业（“事业单位管理技术人员科教文卫工作者”、“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和“学生”）的人口学变量；短信联系人为“亲人”、“同事或同学”和“其他普通朋友”的关系变量；对语音和短信单一偏好的态度变量。见表4。该模型的解释度为27.6%。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喜欢使用短信来进行社会交往，无论交往的目的是维系情感还是处理事务。

青少年使用手机，可以不受传统人际交往方式的束缚。在有情感交流需求时，比起中老年人，青少年对短信交往的倾向更强。比如，有研究认为，“在日本，城市家庭住宅空间小，孩子们往往与他们的兄弟姐妹或父母共享一间房，所以日本年轻人在家里几乎没有私人空间。移动手机为他们提供了不危及自由和隐私的社会化空间。”^[54]因为没有传统现实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束缚，包括手机在内的新媒体建立的虚拟关系网络，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更具补偿性。

低收入群体在情感交流时，对短信的依赖，是对手机这种廉价交往工具的依赖和依附；相反，高收入群体则没有使用短信工具的意向。

短信发送对象也是决定短信交往类型的重要因素。经常发短信给亲人、普通朋友的手机用户，多是出于情感交流的目的；经常发短信给领导老师、业务联系人的手机用户，多是处理事务、公务。

表4　情感类短信交往的影响因素分析

注：a.此表内数字为所有自变量均进入回归方程后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b.^*p＜0.05，^**p＜0.01，^***p＜0.001。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短信交往为研究对象，研究沿海城市居民在使用手机发送短信行为中的联系人、交往目的和态度，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手机作为交往工具，它的角色定位、工具作用和社会影响也是重要的研究方面。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使用手机短信与互联网进行人际交往时，两类工具的交往对象不谋而合，如图1。

图1　手机与互联网联系人比较

这个巧合让我们继续发问：媒介本身对社会关系带来多大程度的改变？是对传统关系的修复、维持和补偿，还是会颠覆、出新？媒介工具是被迫利用，还是主动迎合？有人认为，媒介形式本身就是维护传播格局的工具。诚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说，这是隐藏于一连串新媒介背后的逻辑：“新电子媒介的典型核心特征是它们彼此互有关联……使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间、公共传播与私人传播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最终的结果……将会是知识的多元主义以及个人化的传播控制。”^[55]也有如奎仑伯格者，保守地认为，“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信息生产和流动的增加……尽管这种趋势很重要，但相对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并未实际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社会关系的改变也体现同样的情况。”^[56]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的不足之处有：（1）学生变量的失控。比如预防谈中，个案访谈样本中，学生群体或刚踏入社会的后学生群体，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再比如电话调查中，学生变量与其他变量的交叉分析，基本显示出较好的显著性。这些暴露出问卷设计的亲学生性，严重影响了结果的真实性。（2）关系变量的区隔。仅以强弱关系来区隔关系变量，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同事或同学”的关系变量，混合了短信交往的情感维系和事务处理类型。

另外，基于人口学变量、关系变量和态度变量，对手机使用程度的影响因素和情感类手机交往做OLS回归回归模型的探索，所得结果的解释力都不及30%，这是本文的遗憾。

在这些显性的、浅层次的变量的背后，后续对手机使用行为的研究可以考察以下更具决定性的变量：经济变量（收入支出水平、实际消费水平和社会阶层地位）、环境变量（职业需求、工作场域和个人的社会网络构成）和态度变量（消费意愿、使用偏好和效果认同），等。

手机使用行为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的扩散现象，更是一种被社会结构、社会实践塑性的结果。如何摆脱自身局限、更好地展开研究工作？除了量化的统计以外，更需要社会学、人类学和人种学的指导，置于日常生活的背景中，长期观察、描述其融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即“归化研究”（Domestication Research）。已有的“归化研究”成果揭示出手机装置的重要性。人们重视手机装置的“表达性”（expressiveness）。这表明了产品的价值从使用功能向形象展示的转变^[57]。手机能够“表达出时尚感、风格、个人身份和集体认同”^[58]；由此，可以考察“人们对手机表征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的认知维度”^[59]。上述的这些归化研究成果，对手机使用行为研究有着很好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The Us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via SMS：With a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Perspective

Huang Rong　Du Junfei

Abstract：This study concentrated on mobile use among coastal cit-ies，selecting Guangdong，Shanghai，Tianjin as three representative samples，using method of personal interviews and telephone survey methods，and outlined the media behavior of the three city residents in their daily live，including the frequency of usage，SMS communi-cation features and public cognition of phone prospects.Through SPSS，this research found that：first，demographic variables（gen-der，age，culture，income，occupation，income and expenditure）and cell phone use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econd，SMS text messa-ging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object SMS preference attitude has a correlation.Using OLS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found that：first，gender，age，educational level，occupation，income and expenditure will affect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extent of use of mobile phones；degree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del was 29.7%.Second，whether people will send text messages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variables are：gender，age，income and occupation，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MS contacts as a“family”，“colleagues or classmates，”and“other common friend”relationship variables；on a single voice and messa-ging preferences attitude variables.Degree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del was 27.6%.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models，this research study proposes the future of mobile phone use and economic variables domestication of the two proposals.

Keywords：mobile use，SMS communication，social 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