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

一、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

我们首先来看文学批评的理论发展，因为它是文化研究的最初发源地。20世纪西方美学经历了三次研究重点的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和创作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文本，也就是“作者死了”；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文本转移到重点研究读者和接受，即“读者崛起”阶段；第三次则是从重点研究读者到研究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

审美理论研究重点的转移反映了美学观念的历史性、范式性的根本变化。研究理路由“作者——文本——读者”的渐次转移，不仅引发了整个美学和文化学观念的全局性变革，也体现了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认识发展规律。“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在审美的层面对文学的“接受者”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对大众传播活动中的“受众”研究颇有裨益和借鉴作用。

1.接受美学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象学美学和存在主义美学在重点研究文艺作品时，已开始关注读者的接受问题，接受美学则把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联系在一起，认为与艺术的交流并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特权，把审美的体验还给了人们的生活实践。1966年，康斯坦茨大学进行教学改革试验，它们尝试建立一个跨系、跨学科的具有协作性的“教学与科研单位”，力图改变学院（系）的各自为政的旧式学科体制，在这种德国大学体制中的第一个特定的“专业领域”中^[3]，一种新的理论诞生了。

所谓“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由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学派所创立的，亦被称为“接受理论”、“接受与效果研究”，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的文学理论流派。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是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他们同时代表了接受美学中两大研究方向——“接受研究”与“效应研究”。姚斯深刻发现了文学的接受主体，提出了“读者中心论”。他认为：“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4]在接受研究中，主要关注文学史上的读者阅读现象，重视实例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表明读者作为决定的因素在对文本的接受中采取的态度和作出的反应，是“读者中心论”。沃尔夫冈·伊瑟尔则把姚斯的理论推进了一步，认为“文本——读者”是一个整体，在效应研究中，注重文本自身作为一种“接受前提”，具有发挥效应的潜能，其作用不仅是调动和启发了作者和读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驾驭着这一过程。

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也决定了各自运用的方法的差异。接受研究强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着重于读者研究，关注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其后来的发展走向了文学解释学。而效应研究则突出文本分析的方法，着重于接受活动中的文本研究，关注文本的空白和召唤结构，关注阅读过程本身和这一过程中的交流，其后来的发展是走向了文学人类学。

作为“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非常重视对审美经验的研究，他从对阿多诺否定的反思出发，在审美经验中承认了快乐的价值和娱乐的必要，主张“娱物中自娱”^[5]，这是与当代大众文化普及的现实相一致的认同。在他看来，一部作品的意义潜能不可能为某一时代读者或某一个别读者阐释穷尽，只有在不断延伸的接受链条中才能逐渐由读者不断地展开。随着历史的推移，读者、批评家、观察者的看法逐渐积累下来，进入读者的视野，不同的视野之间发生“视野交融”，文学接受的历史性就与社会性交叉了，由此可以看出接受美学的方法在填补文学的历史性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之间的鸿沟所作出的努力。

伊瑟尔则认为，文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交流与对话的概念和理论之上。文学阅读是读者与文本写作进行的交流活动，是“在一种自我调节过程中相互依赖”的活动。在伊瑟尔看来，“文本与读者两极，以及发生在两极之间的相互作用，奠定了文学交流理论的根基。我们认为，文学作品只是一种交流形式，它冲击着世界，冲击着流行的结构理论和现存的文学”^[6]。

2.诠释共同体

作为西方世界的“思想库”，欧洲大陆一直为英美文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继接受美学在德国诞生之后，这股文学批判的思潮很快与美国本土的理论合流，形成了与接受美学一脉相传却又另具本土特色的批评流派——读者反应批评，代表人物是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这两个流派相互磨砺涤荡，在世界范围内将“读者中心论”批评推向了高潮。

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批评思潮，读者反应理论一方面响应了接受美学对读者的发现，另一方面又将经验的接受研究与精神分析的个体实证分析结合起来，同时还吸取了解构主义的主张，费什强调文本的意义在于文本字词在读者大脑中的反应痕迹，他在一系列的相关理论上延续了美国实证主义的精神传统。这里介绍对文化研究具有直接影响的“诠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ies，也译为“阐释共同体”、“解释共同体”）的理论。

费什认为，诠释共同体是由具有共有诠释策略的人们所组成的阅读群体。这里的“诠释策略”就成为理解诠释共同体的关键概念，它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阅读文本的方式，而是关于写作文本、构造文本特性、指定文本意图的策略。也就是说，这些策略先于阅读行为而存在，并且因此决定了所读之物的意义和形态。在诠释实践中，每一共同体都根据自己的诠释策略所要求实现的东西来理解文本，或给文本加上复数。费什认为：

我们所能进行的思维行为（mental operation）是由我们已经牢固养成的规范和习惯所制约的，这些规范和习惯的存在实际上是先于我们的思维行为，只有置身于它们之中，我们方能觅得一条路径，以便获得由它们所确立起来的为公众普遍认可的而且合于习惯的意义^[7]。

正是由于诠释策略的存在，在同一共同体中的不同读者才具有意义诠释的稳定性，也正是由于诠释策略的改变，每个读者在他分属不同诠释共同体时也可以采取不同的诠释策略，去阅读、去创造出不同的文本意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对同一个文学作品的意义诠释总是不一致，出现“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而且在这种不一致中，又可以继续进行千差万别的“争论”和“对话”，正是根源于解释共同体构成中的一种稳定性，而不是文本中的稳定性，使对立位置上的不一致解读成为可能。

在费什看来，这种阅读共同体的稳定性总是暂时的，不稳定性却是永久的。诠释策略总是在变化、移易、调节，这是因为诠释策略不是自然的或者普遍的，而是习得的缘故。诠释策略是可以学习、变迁和调节的，比如在过去人们总是把史诗当作历史阅读，今天人们却不再那么唯一地去读了，而是可以把史诗看成不同的文体和文本，进行不同的诠释和解读。在文学史上，任何一种诠释方式的变化，都会导致文本产生相应的变化，导致作者对文本的写法的变化，这对我们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形成不同的主导文体提供了解构意义的工具。

结构主义者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经过编码的，而符号世界被认为是独立于那些不得不依附于它的人。费什的“诠释共同体”理论在承认符号先在性的同时又强调了读者行为的能动性。在费什的诠释模式中，“意义不是被提取而是被创造的；意义不是被编码的形式本身，而是由产生形式的诠释策略所创造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