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的运行体制

3.1.2　编辑部的运行体制

一、采编合一和编辑中心制

一段时间里，我国不少报刊编辑部沿用采编合一体制，虽也有记者和编辑的名义区分，但常常是一人兼任二职（在一些场合可以看到，记者给采访对象的名片上印着“记者、编辑”的双重职务）。在家是编辑，出门是记者。一个人既管写稿，又管组稿、改稿和上版，有时还客串数个领域，成为“万金油”式的采编人员。有的报刊，编辑和记者虽也有分工，比如夜班编辑负责给记者的来稿画版上版，但是，基本上是记者在“指挥”编辑，记者写什么稿，编辑就编什么稿。

随着对新闻报道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上述采编合一模式的不利之处也日益突出。特别是一些大型报道，不由专职编辑进行统一组织、策划、指挥、协调和后期加工，就很难顺利实施。

因此，一些报刊逐渐实行采编分离体制，以适应专业化和竞争的形势。分离后的采和编，并非是简单的平行作业，赋予编辑和记者同样的权重，而通常是一种围绕编辑来配置各种报道资源的“编辑中心制”。在编辑中心制下，编辑的主导性得到了空前提升（见表3‐2）。

表3‐2　采编合一体制与编辑中心制的对比

（续表）

国内有权威论者在定义编辑中心制时指出：所谓编辑中心制，即编辑在编辑部中处于指挥、决策的地位，通常不参与采访，而是坐镇编辑部，通过多渠道的信息，随时对外界发生的各种变动作出分析与判断，结合报纸的要求，给记者布置采访任务，并最后帮助记者完成稿件的写作和修改。编辑都由长期做过记者工作且水平较高的人担任。编辑中心制可使记者全身心投入第一线的采访，使采编活动既具灵活性又具统一性，并确保新闻采编的质量。目前，西方报社大都实行编辑中心制⁽²⁾。

二、编辑中心制的作用

（1）加强了组织、策划、指挥和协调功能。编辑部可以事先对选题进行周密部署，集中不同领域记者的力量，以团队作战的方式，做大的、复杂的和深入的报道，做带有趋势性的报道。报道的目的性更强了，稿件结构也更合理了。

（2）在报道的每一个阶段贯彻编辑部思想。当代报刊要求所有的报道体现统一的编辑方针，体现统一的报刊特征。记者的风格可以不同，但他们的文章都必须反映编辑部确定的核心价值。编辑的一大作用是确保记者拿回来的稿件必须与本报本刊定位相符；否则，哪怕记者的个人能力再强、稿件写得再漂亮，也过不了编辑这道关。

（3）加强了后期的包装制作。编辑不再是“校对工”，而是点石成金、锦上添花的大师，他常常需要多方寻找素材，对稿件做大的修改和补充，以提升其品质，并对大批的稿件进行合理的分流、配置，最后，形成统一的版面风格和特色。

三、案例：国内媒体是怎样实行编辑中心制的

国内一些报刊也开始尝试引用编辑中心制，权威论者认为，“效果也是比较好的”⁽³⁾。以2003年底在北京创刊的《新京报》为例，其采编人员300多人，是以庞大的队伍来保证报纸大量原创内容的典型都市报。该报实际上实行的是编辑中心制，报社中层以上人员基本来自《南方都市报》（此举保证其办报理念得到完整贯彻），基层员工来自四面八方、大小媒体。总体来说，记者水平参差不齐，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员从未接触过新闻业，但编辑全是比较优秀的熟手，权力也比较大。在《新京报》那里，记者是演员，编辑是导演，编辑起着策划、统筹的作用。部门主编作为资深编辑，则有指导业务、安排版面、提升版面质量和实施考核的职责。

传统媒体如《人民日报》曾实行采编合一，在2005年也在新闻版全面推行采编分开。在这种新机制下，编辑与记者的关系，是编指挥采。编辑对记者的稿件有最终决定权。《人民日报》编委会认为，采编分开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编辑与记者在稿件的采写和编辑方面，互相激发，互相制约。在采编合一的情况下，从采访、写作到编辑、上版，都是一个人处理，好处是作者对情况比较了解，处理起来比较有把握。不足之处有两个方面：一是没有人商量，只能利用一个人的智慧，不能充分利用编辑部集体的智慧；二是关系稿难以避免，关系稿一旦上了版，领导审版时不可能全部撤下来。有时报纸马上就要付印，连撤稿的时间都没有。采编分开以后，记者与编辑了解的情况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可以互相激发，碰撞出新的灵感，可以使稿件更上一层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记者和编辑互相制衡，编辑不能接触新闻源，没有写稿权，也就没有关系稿。记者接触新闻源，可能会有关系稿，但如果稿件没有新闻价值，在编辑那里就通不过，发不出去⁽⁴⁾。

那么，编辑中心制是如何运作的呢？这里再举一个实战例子。在全国“两会”的战役性报道中，不少中央和地方媒体都派出大批记者采访，但往往是把记者分派到各个代表团和界别，他们相当程度上是独立作战，随意性较大，编辑部难以掌握记者何时来稿、来什么稿，而且记者来稿往往也不能反映大会的全局。但是，新华社对外部在“两会”报道中，多年实行“大编辑、小记者”，以编指挥采的体制，效果比较好。

以2005年“两会”为例，会议开始前一个月，便由报道负责人召集各业务处室资深编辑，多次召开策划会。同时，指定调研部门搜集用户和读者对“两会”的关注热点及需求，搜集其他报章的相关报道。在策划会上，还着重研究上级有关“两会”报道的指示精神。最终，确定报道方向和模式，敲定具体选题。

在报道展开之后，编辑坐镇发稿中心指挥，在面上掌握大会议程、大会材料、驻点记者来稿、待编稿库资源、兄弟报刊报道情况和互联网新闻网站报道素材等。编辑可以直接综合编写用户和读者关心、同时能够反映出大会主题的稿件，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记者的来稿。

程序报道是“两会”的重头戏，按常规，前线记者只能按部就班写稿，难有创新和突破。而新华社对外部的编辑根据掌握的情况，向记者提出具体要求，指挥前线记者，淡化程序，从程序中挖掘实质内容，把稿件做丰满、扎实，这样就可以在程序报道中突出新闻性，有针对性地满足用户和读者对重大新闻事件的信息需求。

报道组还根据对政府工作报告草案内容进行的多次深入讨论，由编辑精心挑选确定了多组新闻性最突出、读者最关注的主题，提前进行滚动报道策划。比如在2005年3月5日人代会开幕的当天，就同时启动10组规模不等的系列滚动报道。同样的报道模式在政协大会开幕、胡锦涛发表对台四点意见、江泽民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职务、董建华辞职及当选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高”报告的报道中也被广泛运用。

为了全面反映大会热点，编辑还主动出击，根据从互联网和其他媒体上得到的新闻线索，安排驻点记者进行核实和补充采访，播发了一批读者高度关注的稿件。大量的材料特别是大会资料汇集到新闻中心，编辑结合代表委员的热点议题和建言献策，有的放矢地指挥记者，就台湾问题、“三农”问题、和谐社会、军费和国防建设、反腐败、人民币汇率、就业和再就业、国企改革、医药安全、精简政府、粮食安全、北京奥运、数字浮夸和载人航天等读者广泛关注的问题采写编发了大量新闻性强、有深度的稿件。

编辑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密切跟踪营销部门的《用户意见反馈》，针对读者的需求，随时调整选题和报道方向，安排记者采写用户需要的稿件。

一些重大敏感问题报道，更是在编辑的统一策划下进行的。如胡锦涛总书记发表对台重要讲话和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是2005年“两会”备受关注的重要内容。编辑事先制定出详细完整的报道方案，包括对报道的基本要求（如准确、及时、全面等），报道的基本表现手段（快讯、详讯、综合消息、侧记、访谈、评论等体裁）。在报道高度敏感的《反分裂国家法》草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时，编辑事先有预案，坚持按新闻规律办事，按草案说明宣读的进程设计实施了三组滚动报道，在严格遵守上级各项规定的前提下，突出了新闻性，确保了时效性和针对性。如果是记者单兵作战，则很难使这样的重大报道产生立体效应，并有可能发生差错。

按常规，“两会”配合报道基本上到会议开始时就结束了。但是，新华社对外部在后方也安排了资深编辑，每天瞄准大会进程，根据当天的议题和出现的热点，及时在会场外策划紧密贴近百姓实际生活、读者热切关注的选题，确保每天都有与会内报道有所不同、但又紧扣大会议题的重点配合稿件发出。

四、不把编辑中心制绝对化

编辑中心制是一种比较复杂而综合的体制，实践中要解决不少运行上的困难（比如编辑和记者的有效沟通问题）。另一个很关键的前提是，这种体制要求编辑的实力非常强。但在21世纪初期，不少国内报刊很难找到高水平的编辑，甚至，一些编辑的新闻基本功力还不如记者。因此，有的报刊即便实行了编辑中心制，实际上也形同虚设。中看不中用的编辑层占用了很大资源，采编环节增多，整个报道流程反而变得缓慢。编辑编出的稿件，质量达不到要求，到了总编辑这里，还要返工，最终可能影响报刊的正常出版。

在实践中，可以看到，编辑中心制并不是我国当代报刊实行的唯一体制，在沿用时，仍需根据本报本刊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不能照搬西方的编辑中心制，更不能轻视记者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仍可见到有的报刊将骨干力量放在新闻采访一线，突出大牌记者的作用，靠一些资深记者或“超级记者”支撑起重大报道的基本面，而编辑一般很少对资深记者的稿件作大的修改。还有一些报刊的记者与编辑，不是谁命令谁的关系，而是互相商量着出稿子。

通常所说的“编辑是记者的大脑”，并不是说编辑可以完全代替记者的思考，甚至代替记者的采访。不管是什么体制，都要记住一条基本原则：新闻是跑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70%的工夫花在采访上，30%的工夫花在写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