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地承担起文化建设的重任

勇敢地承担起文化建设的重任

麦克尔·珀特（M.Porter）在《各国的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90）一文中，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要素驱动阶段”，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廉价的资源，如劳动力、土地、矿产等。第二阶段为“投资驱动阶段”，这是以大规模投资和巨大规模经济生产为主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为“创新驱动阶段”，这是以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带来的利润为特征的发展阶段。第四阶段为“财富驱动阶段”又称“衰弱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人们对个性的全面发展以及非生产性活动（艺术、体育、音乐、保健、旅游等等）的需求大大增加，所带来的生产性投资和生产活动的衰退及以前积累的国民财富的消耗，成为其最基本的特征。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后两个阶段才会产生对高层次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市场需求，而在经济发展的前两个阶段，对社会科学著作的市场需求主要局限在实用性、操作性、知识性图书的领域。今天的中国无疑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与此同时，它又正经历着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巨大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对高层次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换导致了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的破灭，出版社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编辑人员的收入与出版社创造的效益高度相关，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带来了大量的新机会。这两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是，我们的许多高档次的出版社也逐步从学术著作领域撤退，大量地改出实用性图书、消遣性图书，以适应市场需求，进而增加编辑人员的收入。

中国的出版社开始面向市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市场的本性是“短视”的。十年百年的需求，尤其是对高层次社会科学著作的需求，市场是不考虑的，越是发育不健全的市场，越带有短视的特性。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认识。问题还在于，早在七八年前中国出版业就已经完成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走到了一个发展的临界点。在临界点内，我们一直感到障碍颇多，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各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可是我们只是被动地适应市场性质的转变，而未能在出版发行体制的改革上对这一挑战作出有成效的积极反应。所以，我们竟然会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一直在临界点内徘徊；我们摆脱困境的更多办法不是通过体制转换来开发潜在的图书市场，以取得新的发展空间，而是简单地大幅度地减少高层次学术著作的出版，增加质量平平的包销图书品种，以满足于增加眼前的经济效益，并相应地提高编辑出版人员的收入。

从短期的意义上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非议那些从学术著作领域撤退的出版社，他们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而且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以短期内文化建设的牺牲作为代价来集中发展经济也是有先例的。人们一般总是认为文化的建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然而，中国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和遗产的大国，中国文化积累、传承的责任由谁来承担，新的学术传统的建立由谁来推进，体现新时代特征的标志性骨干学术著作工程由谁来完成，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应该看到的是，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水准是很低的，但是那种体制有可能集中一小部分人来从事最基本的图书出版工程。严格说来，《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英汉大词典》、《汉语大词典》等骨干工程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出版一些高质量的、代表国家水准的大型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实验场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及随之而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中提取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经验和资料提供了客观条件。显然，如果中国学者能把本国的经验很好地提升到理论高度，就可大大拓展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也肯定会产生世界级的大学者；而中国的出版社如果能站在学术界的前面，适当地加以引导，推出一批高质量、世界水准的学术著作，那也肯定会产生世界级的出版社和出版家。

机遇和责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出版社的身上，中国出版社理应珍惜这一重大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勇敢地、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一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我在这里要呼吁的是，新闻出版的主管部门和出版社应该抓紧时间，对近10年来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出版现状作一次全面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出至21世纪初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出版蓝图，其中特别要选择好主攻的方向和专业领域，规划好一批世界水准的标志性骨干工程。需要指出，完成这一文化建设重任的根本保证还在于能否在新的条件下有效地推进和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

中国的出版家们，让我们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出版新体制的过程中，逆市场的“短视”而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出版好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以迎接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原载《编辑学刊》，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