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农业新闻传播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农业新闻传播

一、背景概述

从17世纪起，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革，从欧洲到北美再到亚洲，各国相继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内，到19世纪，形成了英美等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工业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在工业化浪潮的涌动下，从17世纪到19世纪，乃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各国的农业不可避免地都面临生死抉择，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则亡，已成不可逆转之趋势；建构在农业基础上的社会形态亦是如此，不得不从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转变，因而这一时期有着异常丰富的农业新闻资源。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近代报刊诞生、发展、走向成熟的时期。从15世纪到16世纪的手抄新闻书，17、18世纪的日报，到19世纪欧美各国相继成熟的报业体系，是这一时期报纸从萌芽、发展到日渐成熟的轨迹。近代报纸的出现，意味着新闻有了大众化传播渠道，意味着新闻形态的独立。

一个以农业为主、以农为生的国家或地区，农业新闻必将是该国家或地区的重大新闻。但是，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地位的下降，农业新闻的重要性必将下降，这是新闻发展的规律使然。英、美、法、日、德等欧美国家的农业新闻的演变轨迹也大致如此。比如美国，一个世纪以前，美国50%的劳动力以农业为生，农业新闻是重大新闻。今天，只有2.5%的人口从事这一行业，所以只有食品价格上涨，农业新闻才会在农业地区以外成为重要新闻。⁽¹⁴⁾另外，美国17世纪就产生了乡村报（country newpaper），也称为《家乡报》（hometown newspaper）、《草根报》（grassroots newspaper）、《周报》（weekly newspaper）等，这些小报数量庞大，刊登各种与农业有关的新闻，满足了美国乡村居民的需要。此外，美国的城市报纸也不断报道农业事件，也有不少办在城市里的农民报纸。比如，17世纪的《波士顿公报与乡村新闻》、18世纪末的《农民博物馆周刊》等。

不幸的是，当欧美进行工业革命、社会革命时，处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这导致了东方雄狮不得不在日后遭受欧美列强的殖民蹂躏。中国的近代农业新闻传播就是在此宏大背景下萌芽、发展、演变的。

二、中国近代农业新闻传播的演变概况

当西欧进行工业革命、向外扩张时，中国还停留在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社会，一般老百姓过的是勤劳与穷苦的生活。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维持着其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基础与封建的经济结构，对于外国通商贸易采取的是消极与否定的态度。在清廷看来，贸易是“天朝”给“外夷”的一种恩惠。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GeorgeⅢ）的“上谕”中就指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¹⁵⁾。1757年对外贸易只局限于广州一带对外通商，并附加了各种限制条件。长期以来，中国的丝茶等农产品的出口大于西欧等工业产品的进口。为打破这种贸易格局，英国无视中国的禁烟令，向中国输入鸦片，到了19世纪，鸦片的输入已沉重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即使一般民众（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是十分反感的。基督教新教也派人到华拓展传播活动。传教士的到来，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序幕，他们在华创办了一批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的宗教报刊，成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先声。1815年8月5日，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最早的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到鸦片战争前，主要有6种中文报刊，11种外文报刊⁽¹⁶⁾。这些刊物早期以介绍宗教为主，略涉及西洋知识，后期却把重点放在了介绍西方的知识和文明上，新闻增多了。这在郭士立创办的《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中较为明显。《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宗教、道德为主，也有少量的天文学知识，仅有一篇类似今日预测性报道的《月食》与新闻勉强能沾上边。现有的史料表明，1833年8月1日郭士立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最早刊登农业新闻的刊物。该刊在甲午（1834年）二月至五月辟有“各货现时市价表”上详列“省城洋商与各国远商相交买卖各货现时市价”，在这个“市价表”上出现的有关丁香、燕窝、海参等农产品的价格信息，据卓南生先生考证，“中文报刊报道‘市价’，以《东西洋考》为最早”，⁽¹⁷⁾此外，该刊还刊登了《推务农之会》（指耕作方法）介绍西洋农业知识。由此，可以断定，《东西洋考》是中国近代刊登农业新闻最早的报刊。严格地说，《东西洋考》上刊登的是农业信息，这些信息有市场信息、农业技术信息，不是农业新闻。1838年，仿自《东西洋考》的《各国消息》也详列“广东省城洋商与各国远商相交买卖各货现时市价”表上也有一些农产品的讯息。这种市价表为以后的在华外报所效仿。这些讯息写作简洁，不像当时其它的新闻写作那样臃肿、拖沓。如1838年10月1日《各国消息》刊登的《出口货》一文：

出口货⁽¹⁸⁾

茶叶每日陆续到来，正在试看之际，尚未定着，湖丝名取价太重，还未有办。

这则讯息虽然写得尚嫌笼统，但所报道的都是事实，不作空谈，是一条十分简洁的农业报道。

鸦片战争后，清廷实行了“于己之民则禁之，于他国则听之”的政策，在华外报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他们在香港、广州、上海乃至内地相继办报，到19世纪末，在华外报有近二百种，占了我国当时报刊总数的80%。⁽¹⁹⁾在这些外报上，农业新闻日渐增多，除了常规的刊登在“市价表”、“行情表”上的农产品价格外，在华外报还大量介绍西洋农业知识，这些知识涉及到了治河、种茶、养蜂、灭虫、防水、耕作、粮食储藏、农业畜产等。如1872年7月创刊于北京的《中西见闻录》，“杂录各国近事，及天文、地理、格致之学。时北方多雨，河决屡见，该报关于预防水灾之法，言之綦详，故颇为学者称道”；⁽²⁰⁾《中国丛报》有关于农业畜牧、山林等报道；《六合丛谈》设有“出口菜价单”；《格致汇编》⁽²¹⁾介绍了许多生物学知识，如《地球养民关系》介绍了地球上动物、植物的分布情况、生长习性及其与人类的关系；《虫学略论》介绍各类昆虫的构造、生活习惯；《西国名菜佳花论》介绍了西方的蔬菜、花卉的种植栽培方式等。⁽²²⁾

从总体上而言，在华外报上的农业新闻，报道量少，内容以农产品信息、西洋农业技术知识、自然灾害等为主。报道基本是为在华商人的利益服务的。比如，关于农产品的报道多以市场价格、市场行情、丝茶等农产品的出口为主，此类报道在华商业报刊上为最多。但“这些报道揭示的问题要深刻得多，已带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性质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为外商控制中国市场服务的”⁽²³⁾。对于这一点，国人办的报刊有所揭露。上海《汇报》曾告诫华商，当时上海丝市所以萎缩不振，“实因近来西字日报，多以湖丝消场日绌为言，其意无非欲西商联络不买，以觊觎价跌”⁽²⁴⁾；《循环日报》1874年2月21日刊登的《论茶弊》文中，指出当时市面之所以出现“伪茶”，咎不在华商，而在于洋商，因为这是后者把茶价压得过低的结果，因此该报建议“欲除其弊，必先由洋商勿惜重价，而但购真茶。华商亦严立章程，卖膺茶者有罚。”⁽²⁵⁾而农业知识的介绍是鼓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工具，目的是打破国人的“天朝帝国”观念，但客观上，也有利于破除国人的狭隘的农业观。

在华外报的刺激下，国人睁眼看世界，于鸦片战争前后萌发了办报思想，主要有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以夷制夷”的译报思想，陈炽的报刊是“国之利器，不可假人”的思想，郑观应的“通民隐，达民情”的办报主张等。19世纪70年代左右，国人在汉口、上海、香港相继创办了早期的一批报刊，其中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较为成功。据统计，从1874年到1895年的二十年间，中国人自办的报刊总共有10种：上海5种，香港2种，汉口1种⁽²⁶⁾。而到了19世纪末期，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在政治上的崛起，国人报刊迅速扩大，据不完全统计，在1896—1898年的3年中，国人新办中文报刊105种⁽²⁷⁾。改良派掀起了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随之而来的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报刊，在这两股革命势力的影响下，国人办报达到了高潮，并持续到1913年袁世凯制造“癸丑报灾”为止。据方汉奇先生统计，在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摧残下，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和民国元年的500家相比，锐减300多家⁽²⁸⁾。之后，近代报刊逐渐向现代报刊转变。

在国人自办报刊上，近代农业新闻有所发展，据目前有记载可查的是，国人报刊上最早的农业新闻是林则徐1839年主持译介的“澳门新闻纸”中的一辑《论茶叶》。“澳门新闻纸”主要译自《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后经魏源整理后收集在《海国图志》一书。严格地说，这应是农业信息的汇编。到底是哪一家报刊上首先刊登了农业新闻，还需要学者们的深入考察。在早期的新闻思想中，较早涉及农业报刊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前者在第二次“公车上书”中陈述办报的必要性时，曾指出，“外国农业、商学，各有专门，以为新报”⁽²⁹⁾等语。后者则主张“言农者可阅农学报”⁽³⁰⁾，并且梁启超还参与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农学刊物《农学报》，并为之作序。

当时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国家，人口以农民为主，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后期的孙中山，他们都把办报作为其政治运动的一种方式。报刊宣传侧重于政治传播，涉及的农业新闻较少，且多为农业政策类的陈述、争论，以及天灾人祸、饥荒、乡民流浪、犯罪乃至暴动等内容。如，《万国公报》（康有为创办）上刊有《农学概论》、《佃渔养民说》、《农器论略》等文，《中外纪闻》上刊有《论垦荒广种屯田为农务之本》一文，《湘学新报》（唐有才等主编）有评述中外农业商贸的《茶法刍议》等文章⁽³¹⁾。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十分重视农村问题，1891年前后，就在报刊上发表了《农功》，文章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改造中国落后的农业，此文后被郑观应收录在《盛世危言》里；1894年他在长达8000字的《上李鸿章书》中再次提出要农业改革；1903年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宣传纲领，1905年又将“平均地权”概括为民生主义，并领导了《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促进了“平均地权”观念在中国的萌芽与扩散；1924年，久经挫折的孙中山直接喊出“耕者有其田”和“农民解放”的响亮口号⁽³²⁾，但为时较晚，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来这项艰巨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二十余年的时间实现的。

1905年至1907年，《民报》与《新民丛报》就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方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持续两年多的大论战。这次论战涉及到要不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这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密切相关，故而是这一时期最重大的农业新闻事件。《民报》主张改革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国有，要平均地权，他们发表了不少文章论证土地国有和平均地权的必要性、可行性。主张土地属于自然资源，理应由全民共享，少数地主垄断土地，不仅使亿万农民陷入贫困，也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并提出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必先解决土地问题。而已沦为保皇党的梁启超在其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不存在土地贫富不均的现象，没有必要平均地权，并指责《民报》宣传土地国有，是破坏私有制“自然法则”，是为了煽动和利用下等社会。《民报》随之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确实存在着“豪右”和“佃农”的悬殊差别，要改革土地制度。论战以《新民丛报》的败北而结束，但这场论战的影响并没有随着论战的结束而结束，而是一直影响至今，土地问题依然是当今农业问题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然而，从当时情况看，资产阶级的对土地国有的宣传，响亮地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对动员基层群众参与资产阶级革命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这种效果是否真正达到了基层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这种影响依然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此外，《民报》虽然战胜了《新民丛报》，但关于“平均地权”的宣传调子颇不一致，有的认为平均地权就是恢复“井田制”，有的主张“借豪富之田”、“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额”。还有的则主张只限制地主在城市地价增值后的收入等。

除此之外，不论是改良派报刊（后发展为保皇派报刊）、革命派报刊，还是当时的商业报刊，他们都对当时的农村、农业、乡民有所报道，呈现给读者的是农业破产、饥民流浪、天灾人祸不断的一幅农村　敝图。拐卖儿童、卖淫、流民、饥民、暴动，瘟疫、旱涝、抗租等是此时期最常见的报道主题。如《民呼日报》曾集中揭露陕甘总督升允三年匿灾不报，田赋不免，造成赤地4里人相食的罪行，并作了相应的赈灾策划报道，声势浩大⁽³³⁾。再如，1910年六、七月间，江皖等地发生特大水灾，大片乡村圩堤决口，平地成泽国。灾情发生后，《民立报》的记者李壁仞与王伯南一道，携带照相机，从1901年11月29日起到灾区采访，他们“山巅水崖、凤晨雪夕、无不躬亲同历，遇有伤心惨目之事，即用摄影法摄之，共得五十五幅”。

回沪后，印制成《江皖灾民图》随《民立报》一道广为散发。该画册分由“洪水漫涨”、“无家可归之灾民”、“流徙在途”、“饿殍载道”、“灾民因饥致病”、“灾民求食”、“饥民掘草为粮”、“就赈灾民栖上草蓬之苦状”、“灾民待赈”等部分组成。32横开本，灾情图55幅。这是一本最早曝光的中国水灾灾民图。《江皖灾民图》随《民立报》发行后，有良知的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为濒临绝境的灾民们送上一丝生的希望。⁽³⁴⁾但也有粉饰农村现实的如“皇帝亲耕”、“全村幸福”等之类的报道。

表2—1　1910年到1921年部分农业报道汇编⁽³⁵⁾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次办报高潮的影响下，白话报渐成规模，据有关资料显示，有逾百种白话报刊，这些报刊的出版地遍及香港、广东、湖南、湖北、山东、陕西、东北、天津、伊犁、蒙古等地，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最盛行。较著名的白话报主要有《中国白话报》、《湖州白话报》、《安徽白话报》、《福建白话报》、《江苏白话报》、《吴郡白话报》、《直隶白话报》、《第一晋话报》、《滇话》、《扬子江白话报》，等等。这些报刊通俗易懂，读者群主要定位在社会的下层，如《安徽白话报》宣称它的读者对象是“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亦即女人孩子们”⁽³⁶⁾，因此这类报刊是最有可能让农民直接阅读到的报刊。但此类报刊多以宣传革命思想、介绍国家形势为主，其主旨在于“启蒙”社会的下层起来反抗，对农业新闻涉及较少。如1906年10月28日在上海创刊的《竞业旬报》，就是全部用白话文写作，把革命思想“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

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业报也兴盛起来了，且农工士商皆有其报。专门报道农业的报刊仅有一份，是我国第一份农学刊物——《农学报》，此报的创办标志着我国农业新闻传播的正式起步。光绪三十三年在广州出版的《农工商报》，此报由江宝衍（侠庵）编辑，每旬发行，每期约二十余页。所载分论说、农业、工业、商业、时事等，至四五十期，改名《广东劝业报》，至宣统二年始止。⁽³⁷⁾此报虽冠有“农”字，是否一份专门报道农业的报刊，还需考证。除此之外，我国最早的一份医学刊物《利济学堂报》（半月刊，1897年1月20日，浙江温州）设有《农学琐言》一门⁽³⁸⁾，但该报以医学报道为主。

《农学报》，据戈公振介绍，此报“每半月发行，每册约二十五页，连史纸石印。主持之者为罗振玉（叔蕴）、蒋斧。所载分公文、古籍调查、译述、专著等。二十四年改为旬刊。九月让渡于日人香月梅外。出至三百十五册而止。”⁽³⁹⁾1896年，罗振玉、蒋黻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农学会（后改名务农会、江南总农会，梁启超、谭嗣同均为会员）。1897年5月（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上海农学会在上海创办《农学报》，罗振玉、蒋黻等主编，谭嗣同曾参与其编撰工作，上海务农会出版。出版情况与戈氏介绍情况一致。梁启超为创刊号撰序，说：“秦汉以后，学术日趋无用，于是农工商之与士，划然分为两途。学者不农，农者不学，而农学之统，遂数千年绝于天下，重可慨矣。本会思与海内同志，共讲此义，遵丽泽之古训，仪合群之公理。既念发端经始，在开广风气，维新耳目，译书印报，实为权舆。故远法《农桑辑要》之规，近依《格致汇编》之例，区其门目，约有数端：曰农理，曰动植物学，曰树艺，白畜牧，曰林材，曰渔务，曰制造，曰化料，曰农器，口博议。月泐一编，布诸四海。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追三古之实学，保天府之腴壤”⁽⁴⁰⁾。

《农学报》大宗稿件为译文，约占每期篇幅80%。译文多选自日本和欧美书刊。分《东报选译》、《西报选译》。内容有以下几类：（1）农学专著。主要是农科教材，如《农学入门》、《种植学》、《土壤学》、《森林学》等。（2）介绍国外农业先进经验和新技术。如《种稻改良法》、《种玉蜀黍新法》、《深耕说》等。（3）农业试验研究报告与调查研究报告。如《钙养磷用量试验》、《甘薯试验成绩》等。（4）介绍世界各国农业生产概况、贸易动态和科学小品等。除译文外，该报还开辟国内《各省农事述》、《各省物产表》等专栏。调查各地农业特产，总结群众生产经验。如《艺菊法》、《人参考》、《养蚕成法》等。还刊登了20多种古农书辑佚。

《农学报》出版10年，译书百种，介绍了大量国外农业科学教材、基础知识、实用技术以及各国农业概略等，对发展中国现代农业科学有一定启蒙的作用。⁽⁴¹⁾

概而言之，近代中国农业新闻传播，最早始于在华外报，以农业市情、价格、农产品贸易为主，倾向于维护其在华利益，掠夺中国农资产品。19世纪70年代，国人开始自办报刊，到19世纪末20世纪掀起了两次办报高潮，成为此阶段农业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在国人自办报刊上，农业报道以论说为主，新闻报道较少，且多是当时农业、农村　零的报道。此时出现的白话报，通俗易懂，是最有可能让农民群体直接阅读到的报刊，但此类报刊以宣传革命思想为主。值得庆幸的是，在行业报中诞生了专门报道农业领域的《农学报》，此报出版10年，是近代最重要的一份农业科技期刊。但是，由于当时报刊以文言文为主，虽出现了逾百种白话报，但是发行范围小，又因农民识字率低、交通不便、农村日渐困顿等客观原因，近代的农业报道几乎没有影响到农民，若有影响也是通过乡间的识文断字者间接发生的。但《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关于“是否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论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