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第二节　中外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新闻信息发布的一种现代形式，它是在政府信息发布和新闻控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上半期就出现了新闻发言人的萌芽，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政府与媒体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正式出现。但是除少数国家外，新闻发言人制度此时还表现为随机性和非制度化的特点。一些传播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例如德国和意大利，尽管也有新闻宣传部举办的吹风会和记者会，但是这种会议是强制性的，发布的内容也主要是政治性的宣传而并非新闻，所以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可以认为是现代新闻信息发布的变种。在少数国家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步完善的基础上，随着20世纪下半期政府制度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发展，现代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了。到20世纪末，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成为当代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部门所存在的一个较为完善的制度了。

一、新闻发言人起源及制度的建立

（一）新闻发言人的起源

从世界历史上看，政府新闻发言人最早出现在19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

美国学者格伦·布鲁姆在枟有效的公共关系枠一书中记载，1829年当选的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是历史上最早聘用新闻发言人的总统。而杰克逊之所以聘任专门的新闻发言人，是因为他从1825年的总统竞选中吸取了教训。根据中国学者余志森所著的枟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枠一书中记载：在1825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杰克逊和亚当斯得票数最高。但两人票数均未过半数，根据宪法规定，最后由众议院投票决定。克莱作为国会发言人，对国会的决定有重大影响，他认为军人当政对民主制度是危险的。在他的鼓励下，原来支持军人出身的杰克逊的人都投向亚当斯。结果，亚当斯获胜”。⁽²⁶⁾由此可见，美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的设立与总统选举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从更深层次的背景去考察就会发现，美国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新闻发言人，是因为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产生这一制度的历史土壤，具体说来，美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平民政治的出现和两党制的初步确立，是新闻发言人制度出现的三大条件。

自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以后，美国就开始了一个国家的稳步发展时期。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社会文化和新闻传播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此时，美国已有49所学院，而且以捐资兴办的形式开办的学校明显增多。随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报纸的发行量也随之增加。有人估计，1810年至1828年间，美国报纸的数量从359种上升到852种，而且年印数大约从2200万份增加到6800万份，到1830年全国有1000多家报纸。⁽²⁷⁾在这些报纸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便士报的出现。当时，美国东北部的大城市，特别是在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等大都市就已出现了廉价报刊的萌芽。到1833年9月3日世界上第一份成功的便士报枟纽约太阳报枠问世，美国开始进入了廉价报纸时代。

针对平民受众的廉价报刊的出现与平民政治的崛起是密不可分的。当时的美国，大批以独立小农为主体的新移民不仅开垦新土地，而且陆续在西部建起新州，他们希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不满政治重心偏于东部老州的现状，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同时，由于北方产业革命兴起，城市居民人口迅速增长，产业工人数量与日俱增。这些工人在为自身经济利益作斗争的同时，也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在这股高涨的民主力量的撞击下，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平民政治崛起的同时，美国的政党制度也开始完善。本来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有联邦派和反联邦派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但美国的前四任总统都是独立革命中的元老，并没有过多地利用政党的力量。从第五任总统门罗的选举开始，政党开始介入总统选举。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最大的民主共和党内分成了不同派系，1824年该党的四个派系提出了四个候选人展开竞选。选举之后，美国政治中地区性的冲突演变成了全国性的冲突，到1828年民主共和党一分为二，形成了以亚当斯为首的代表北部工商阶级及与之有联系的南方种植园主利益的国民共和党，以杰克逊为首的代表西部农场主、北部商业资产阶级和边疆农民利益的民主党，两党政治初露端倪。

182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选举大战，国会因素开始被民众因素取代了。在这场选举中上台的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借助公众支持而当选的总统。这位靠在美国东南部征战起家的平民军官，在他第一次竞选总统时由于国会发言人克莱从中阻挠而失败。在第二次参选时，他明白了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候选人，新闻舆论为他造势是多么重要，开始与新闻界密切接触。通过舆论造势和全国范围内声势浩大的竞选运动，他终于以压倒多数赢得了第二次竞选的胜利。

杰克逊总统上台以后，非常关注帮他上台的新闻界。杰克逊总统与三人小组（枟纽约问讯报枠的编辑莫迪凯·诺亚、枟环球报枠的编辑弗朗西斯·布莱尔以及业务主任约翰·C·里夫斯）形成了一个被世人称为杰克逊的“厨房内阁”——一种默契的、关系亲密的“铁哥儿们”集团。有学者认为：“杰克逊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与门罗时代和约翰·昆西·亚当斯时代开始的新闻学的新时代巧合了，因此在他期间出现了第一次‘花期’。”⁽²⁸⁾而枟环球报枠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独家新闻的渠道，导致销售量大增，在一年内拥有了4000多订户。每个读者都知道在它的版面里可以看到总统在想什么，而且细心的读者还可以预见总统要做什么。杰克逊的这种做法被学术界一些人认为是一种操控新闻界的行为，是新闻界的堕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是新闻界与白宫新闻紧密结合的开端。

从杰克逊开始，美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初露端倪。一方面，民主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拥有了普选权的平民百姓希望了解更多有关政府的新闻事实。数量不断增多、竞争日益激烈的各家报纸当然不会无视受众的这一需要，因此媒体把目光投向了掌控着大量信息源的白宫。另一方面，由于两党制的逐步确立，总统竞选显得更为激烈，白宫里的总统乃至每次换届选举的总统候选人都需要与媒体有经常性的沟通，以透过媒体来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因此，一些总统开始设立了专门的代言人来处理这些与媒体打交道的事务。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铁路的修建、邮局制度的完善、电报的出现、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发展、通讯社的建立等种种因素导致了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也导致了新闻与政治越来越密切的关系。1860年，采访美国议会的在册记者已多达70多人。1870年上升到130人。1860年林肯总统的上台，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废奴派报纸的力量，在他上台之前的三个月，枟纽约先驱报枠的专栏作家维拉德几乎天天与他见面，使他从“一个相对不知名的地方政界人士变成一位支配公众兴趣和支持者日众的举国闻名的人物”。⁽²⁹⁾林肯上台后聘用了专门处理新闻事务的私人助理，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后的几位美国总统也都断断续续地举行过一些新闻发布会，聘请过专门处理与新闻界关系的私人助理。

不过，在19世纪中期以后，虽然有些美国总统设立了专门的新闻官员，但是这种新闻官都是以总统的私人秘书的身份出现的，并不属于政府系统，政府并不提供资助而由总统自付工资。这种状况到了麦金莱时代被打破了。

（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尽管学术界有人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发布会是1904年7月，日本政府召集记者在中国的长春说明日俄战争的战况，不过应该说，最早、最完善的发言人和新闻发布会制度还是出现在美国。

从19世纪末的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莱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32任总统罗斯福，美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逐步形成。

189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廉·麦金莱与民主党的布莱恩狭路相逢，麦金莱筹措了1600万美元的巨额竞选费用，控制报纸，散发小册子和广告，通过宣称对外扩张的舆论，以微弱的多数当上了美国总统。他上台之后，总统的新闻发言人的形式开始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他的6名助理兼新闻发言人开始领取政府薪水，进入了政府公务员系列，负责新闻宣传的乔治·科特柳就是其中一个，他经常向新闻界散发书面声明。1897年3月麦金莱在白宫东厅举行了有120名记者参加的招待会，这在当时是规模空前的。麦金莱还赋予了白宫记者更多的特权，为来白宫采访的记者提供方便。从麦金莱时代起，白宫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群体——白宫记者团，并一直延续下来了。

1901年麦金莱遇刺身亡，西奥多·罗斯福上台执政。他留用麦金莱的新闻秘书科特柳，甚至又在1903年提名他入阁。后来他又提名小威廉·洛布为新闻发言人。不过，罗斯福与新闻界的关系比较糟糕。罗斯福常常在星期一早晨召开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但是内容乏味，而那些写了对总统有异议的报道的记者又常常发现自己被打入了另册，不让再参加这样的记者会。所以，在罗斯福执政时，他常常受到新闻界的攻击。1909年上任的美国总统霍华德·塔夫脱也与新闻界关系不佳，尽管他是第一位安排每周两次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总统，不过好景不长，在一次激烈争论的招待会之后，这一制度便流产了。1913年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上台，作为一个教授和自由撰稿人，他深知与新闻界保持关系的重要性，恢复了定期的记者招待会制度，任命他的秘书约瑟夫·P·图马尔蒂担任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多次举行各种记者招待会。1918年在出席巴黎和会时，他还带上了许多新闻记者，开创了总统出访带记者团的先例。第29任总统沃伦·哈丁、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及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这几位总统维持了定期记者招待会制度，但也是断断续续的，只是胡佛在大萧条危机到来时才开得多一些。美国历史上新闻发布会和发言人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1933年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上任以后。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统。因为战争原因，他连任了四届，直到1945年病死在了第四届的任上。罗斯福领导战胜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取得了胜利。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中，他显然吸取了他的叔叔老罗斯福总统的教训，充分地利用了新闻界和媒介的力量。他上台第8天就利用当时刚刚投入使用的广播发表“炉边谈话”，自己做新闻发言人直接面对全国听众阐述自己的政策主张。他经常在白宫接见记者，在执政的第一个四年就举办了340次记者招待会。他还任命了几个新闻秘书做专职发言人，其中最有名的叫斯蒂芬·T·厄尔利（Stephen T．Early）。有人统计罗斯福在任的12年间一共会见了记者998次，平均每年83次。⁽³⁰⁾新闻发布会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每月近7次。罗斯福具有驾驭新闻界的高超技巧，通过对记者提问的回答，他巧妙地控制了媒介的议程设置。

几经反复，在罗斯福时代定期的记者招待会开始维持下来了，于是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就相对固定了。罗斯福设立的白宫办公室总数只有40多人，其中就有七八个人专门负责新闻事务。与此同时，与新闻发言人制度相对应产生了一批固定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新闻办公室、专职发言人、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加上专业记者，美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就逐步建立起来了。

这一时期，因为媒介的发展和政府政治的扩大，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开始出现了发言人和新闻发布会制度，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也成了随处可见的现象。例如，德国在一战时期开始召开由各部门参加的每周二到三次的记者招待会，二战时期其新闻部长戈培尔成了著名的政府发言人，其名言就是新闻界应该成为政府手里可以随意演奏的钢琴。英国早在1918年就成立了专门宣传政策委员会统一新闻口径，二战时记者出身的首相丘吉尔利用广播发消息的水平并不亚于罗斯福。不过相比之下，还是美国的发言人制度更为完善。

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发言人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各个部门开始建立起来了。

图：美国总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新闻发布制度是比较完备的。这个体系包括有固定的各级各部门的新闻机构和新闻官员，固定的新闻发布场所；包括相对固定的新闻发布对象，有接受与记者交谈、进餐、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等发布方式；包括有定期发布、不定期发布和连续性的随时发布等发布机制。据统计，在美国200多万联邦工作人员中从事新闻发布的政府传播者有4万人。⁽³¹⁾由于信息源的重要性，美国的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是举行新闻发布会最为频繁的地方，也是记者们追逐的主要目标。几乎每天都有新闻吹风会，不定期的随机发布更是不计其数。

在政府方面，罗斯福之后，历任美国总统延续了罗斯福时期的制度，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发言人。例如，20世纪50年代担任了两届总统的艾森豪威尔，他所任命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James C．Hagerty）也一直干了两届。哈格蒂的权力之大以至于有人称他为“未当选的、最出色的共和党总统”。肯尼迪开创了电视与广播现场直播总统记者招待会的先例，他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Pierre Salinger）以对记者态度强硬闻名。约翰逊时代的新闻秘书乔治·里迪（George Reid）也是当时美国政坛上的知名人物。白宫的新闻官员在这一时期开始迅猛增加，由1960年肯尼迪时代的6人，1974年福特时代的45人，发展到1980年里根时代的150人。1950年杜鲁门在行政办公大楼修建了一个有230个座位的新闻发布厅。1969年，尼克松又下令翻修了白宫的新闻发布厅，因白宫新闻办公室主要任务是面向白宫记者团，尼克松又设立了一个交流办公室，主要向华盛顿以外的新闻机构提供消息并协调政府各部门新闻办公室的工作。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发言人制度开始逐步完善了。

战后美国发言人制度逐步完善有四点原因。原因之一是现代公共关系理论的应用从企业界向政府部门渗透。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公共关系理论在二战前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美国新闻界掀起了一场揭露企业丑闻的“黑幕揭发运动”之后，工商界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改善与新闻媒介以及公众的关系，开始广泛地开展公共关系活动，包括设立新闻发言人和召开记者招待会。二战后公共关系活动更成了企业界的时髦现象，据估计，1950年美国有近二万名公关人员，1960年专业的公关人员更达到了三万多人。公共关系是社会利益多元化和传播发达的体现。企业公关也被政府所采用。现代西方政府的行政事务日趋复杂，很难在一切问题上获得公众的赞同，常常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指责。在这种情况下，把政府的职能活动视为公共关系活动，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就能赢得公众的舆论支持。发言人制度作为政府公共关系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致力于向媒体和公民及时提供信息，在公众中努力塑造良好的形象，获取公众的参与和支持，就成为现代政府高效施政的重要方式。

原因二是新闻媒介积极争取知情权的斗争，促使了美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完善。“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的概念是美国记者肯特·库柏在1945年首先使用的。50年代以后，这一概念开始在西方新闻学中被广泛使用。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枟信息自由法枠，70年代初美国法院对“五角大楼文件”案和“水门事件”的司法判例，都支持了受众的“知情权”理论。7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也开始加入了对这一理论的探讨。一般观点认为：只有新闻自由而没有知情权只是单方面的，也是远远不够的。在信息社会知情权是公民行使一切民主自由权利的基本前提，是现代国家民主宪政的基础要素，也是防止出现恶劣政府的必要条件。七八十年代以后，“知情权”理论被学术界、社会和政府普遍接受，也成了后来各国纷纷实行信息公开立法的理论基础。1977年美国还通过了枟阳光下的政府法枠（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Law）。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履行这两个法案的责任，不得不指定专人对新闻界接触信息和参加会议的要求作出及时而恰当的反应。

原因之三是政府职能转换的内部推动。政府的职能在历史上表现出了管理范围的不断扩大和职能的不断转变两大趋势。传统政府的职能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美国罗斯福“新政”（New Deal）为起点，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能又扩大到了经济（就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和社会方面（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环境、文化体育）。政府职能扩大带来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以美国为例，从1930年到1980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机构扩大了5倍，雇员达到了1500万，而联邦的财政预算则增加了150倍，达到了5000亿美元。⁽³²⁾与政府职能扩大的同时是政府职能的转化，传统政府主要的职能是对内的政治统治和对外扩张，现代政府的职能则经历着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现代的管理概念被纳入了政府的行政之中。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退出经济和一些社会领域的改革过程中，服务概念又被加入了政府的行政实践中。可以说，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完善正是这种转变在政府改革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原因之四是适应信息社会的到来。有的学者从媒介普及的角度把信息社会的发展分成了两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是初级信息化阶段，人类出现了信息剧增的载体。80年代中期以后是高级信息化的阶段，各国普遍开始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加强了信息社会的国家竞争。在信息化的社会中，就国家而言，信息的收集、整理、控制和扩散能力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成了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媒介而言，迅速发展的媒介开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媒介在议程设置、影响舆论、政治监督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就社会个体而言，随着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和日益信息化，普通人难以仅靠个人力量来收集广泛的信息资源，更不可能建立合理的信息流通渠道和处理系统。无论是媒介还是个人，都要求客观上位于社会信息中心的政府公开信息和发布新闻。

美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完善表现在新闻发布机构、发布对象、专职的新闻发言人和多样化的新闻发布形式等等的完善和固定化、制度化。例如，专门采访白宫的记者是政府新闻发布人联络的主要对象。这些白宫记者享有比其他普通记者更多的特权和更高的知名度，还拥有自己的同业组织——白宫记者协会。他们可以乘坐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飞往世界的各个角落。目前注册的白宫记者已多达2000多人。

在白宫，各种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背景吹风会、接受记者采访、与记者会餐等五花八门的发布形式中，新闻发言人开始成为组织核心。里根总统的新闻秘书布雷迪、老布什时代的总统新闻发言人菲茨沃特都曾权倾一时。克林顿曾任命共和党的形象策划者戴维·格根做传播事务主管，他还有专门的私人事务发言人。1995年，白宫拿最高年薪的16人中3人属于发言人系列——新闻秘书、交流协调官和撰稿及研究助理，其余13人的任务也与新闻宣传有关。

美国发言人制度比较典型，其他国家在战后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1951年，芬兰最早通过了枟政府活动公开法枠，以法律形式规定将政府活动向外公开。1966年，美国通过枟信息自由法枠之后，挪威、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哥伦比亚、奥地利、希腊、荷兰、西班牙等国纷纷仿效，陆续制订了专门的信息公开法律。1992年冷战结束后，将政府信息发布法制化成为一种潮流。欧洲的葡萄牙、比利时、俄罗斯、立陶宛、冰岛、爱尔兰、意大利、英国；亚洲的韩国、巴基斯坦、泰国、乌兹别克斯坦、以色列、日本、印度；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加纳、南非等都制订了专门的信息公开法。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制订专门的信息公开法，也制订了单项的或者特定事项的法律和法规，规定了相应的信息公开事项。这些法律法规，规定了政府信息是公众资源的原则，既强调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又强调了全体公民向政府索取信息的权利，是当代新闻发布制度的基础。其他西方国家的新闻发布制度也各有特色。例如，日本建立了内阁广报室和非官方记者俱乐部作为联系政府与新闻界的桥梁。英国则保持着200年的传统，有紧急新闻优先通知主流媒体。法国突发事件的发布体系非常完善，涉及外交、国防、治安、灾害等分别由总统府、外交部、国防部、警察局和内政部发布，记者们知道什么样的事到哪里找消息。以色列注重与记者的联系，给记者们配备了专门的通讯传呼机等。发言人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各级政府中普遍存在着。

三、我国新闻发言人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要晚得多，可以说正处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

（一）起源与建立

根据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前的抗战后期和国共内战时期，我国也曾出现过新闻发言人。当时的国统区，官方、民间都普遍用记者招待会这种形式发布新闻。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谈期间，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就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共对和谈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1945年8月1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社论枟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枠，就是专门为批驳蒋介石的新闻发言人15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而写。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发言人在宣传工作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当时的新闻发言人的设立是为了国共两党的谈判需要，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所用语言也有一些“口诛笔伐”的色彩。而这种新闻发言人形式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照搬西方的形式，有一定的模仿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很少再运用这种形式发布新闻。这期间也举行过少数几次记者招待会。例如比较有影响的有：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300多名中外记者进行了采访。当时陈毅的名言“如果他们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随着新闻报道传遍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对中国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发布工作逐渐被提到政府的工作日程上。198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到法律的审判，9月29日，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作为发言人，就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成立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问题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决定内容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当时轰动一时。1980年，中国政府还召开了另外一次重要的新闻发布会，这就是向国内外公众发布关于“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调查和处理的结果，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对突发事件进行新闻发布，它与审判林彪、“四人帮”案的新闻发布一起，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起点。

我国新闻发布工作予以规范化推动是从1982年年初开始的，当时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起草了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与此同时，外交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非正式的、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当时，中苏关系还处于对立状态，但是双方都有意打破坚冰。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媒体发表了一番有一定特殊含义的讲话。邓小平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当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也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这件事就成了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1982年3月26日，由于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新闻发布的地点就临时设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有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会议，大家都围拢在钱其琛司长周围。而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司长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³³⁾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题，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此结束了。根据钱外长所著的枟外交十记枠，这次是他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但也是最后一次。

1983年2月，经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后，中宣部与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下发了关于设立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关系较多的国务院各部委都要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外发布新闻，所以当时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应该说主要是考虑对外宣传的需要，对外发布新闻。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走马上任外交部第一任发言人，举行新闻发布会。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³⁴⁾至此，我国的发言人制度开始出现了。

（二）发展与完善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设立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就是说，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并且是在对外开放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这是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了满足对外宣传的需要建立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这一制度开始缓慢地发展。

1983年6月的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也被称为“两会”）首次举行了新闻发布会。6月4日，“两会”首任新闻发言人——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副秘书长曾涛、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孙起孟，同时向中外记者发布了关于召开“两会”的新闻。从此，“两会”建立的新闻发布会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1987年，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等部门联合发文，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制度做出规范：国务院会议做出的可以公开报道的重要决定，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定期（每月1次或2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加以介绍，还可就一个时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发布新闻并答记者问。并建议中央在转折关头举行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做出的一些重要决定，可由领导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主要问题作介绍。也可以考虑就一个时期国内外读者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选择适当时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由中央领导同志或有关部门负责人作权威性解答，电台、电视台播放实况或录音、录像剪辑。

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枟新闻改革座谈会纪要枠，对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会议发布工作的制度化，健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等提出了积极建议。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枠（法律）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

从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加快，发言人制度的建设也明显加快了。

从1995年6月起，外交部记者招待会由每周1次增加到2次，定期于每周二、四举行。现任新闻发言人章启月，已是外交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后的第18位新闻发言人。

到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和大部分部委都已设立新闻发言人，全国总工会、妇联、作协、文联等主要人民团体均设立了新闻发言人。

1997年，是中国政务公开年，各级各部门都先后制定了许多政务公开的规定。1999年又成了政府上网年，利用信息化手段公开政务。

1999年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表示，各级法院要逐步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法院审判活动情况，自觉接受新闻舆论的公开监督。

2000年9月5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铭清表示国台办正式建立对台新闻发布制度。

2003年2月，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李长春同志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国务院各部委和省区市人民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机制。

2003年3月的一场SARS危机，使得满足民众知情权的要求更加迫切，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开始设立自己的新闻发言人机制为民众答疑解惑。其中北京市就建立专门的新闻发布会机制，由当时的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牵头，在“非典”期间召开了多场新闻发布会。4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介绍最新疫情。并从20日起，每天下午4点举行疫情通报会，由中央电视台进行直播。截止到6月24日WHO宣布对北京双解除，发布会一共持续了67天。这些由高官担任新闻发言人的发布会的召开，有效地减少了不必要的恐慌，增强了民众抗击非典的信心，树立了我国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工作赢得了更多理解、支持和拥护，也推动了发言人制度的发展。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检查院正式启动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发言人张仲其主持召开了首次新闻发布会，正式与媒体见面，这标志着我国的司法体制也积极参与到与媒体、受众的信息互动中。

继2003年2月广东公布了信息公开的地方性法规之后，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上海、北京、四川、重庆、深圳等地纷纷出台信息公开条例，以公开为正常、不公开为特例的原则对政府信息披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定位也做出了规定。北京、上海、重庆、深圳和南京等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纷纷浮出水面，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发言人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有以下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传播业发展迅速，从1978年到1991年，我国正式出版的报纸从186家发展到了1534家，十几年中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家新报纸诞生。电视在80年代也开始异军突起，很快成为一种强势媒体，90年代末电视的家庭普及率达到了90％以上。网络的发展更惊人，从1996年到2002年，上网人数和上网计算机分别从20万人和10万台增加到了惊人的6000万人和2010万台。其次，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正在加速进行，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提高了新闻信息公开的内部动力。其三，加入世贸后国际上对信息公开化的要求成了发展的外部动力，中国正越来越与世界接轨。在2003年非典灾害的刺激下，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终于成为一种潮流。

但是，我国的发言人制度由于建立的时间短，还有许多方面不尽人意，例如统计显示，尽管政府掌握社会信息的70％，但是我国的政府信息大多处于封闭、闲置和半封闭、半闲置状态，其中只有20％得到了有效利用；尽管有地方性法规，但是关于信息公开的全国性正式法律还在酝酿之中；新闻发布制度还处于随机状态，对外的新闻发布有了完整的机制，对内还很不够；许多发布会召开的间隔时间太长，例如，国务院新闻办一年只有40多场，（注意一下：2004年达到60多场）各部委或地方政府每月或半月才有一次，与国外比速度慢很多，危机处理机制也不完善；我国的专业新闻发言人还有待于培养，发言人还缺乏必要的经验；一些地方对发言人的认识还不到位，变成了“面子”或“形象”工程，虚而不实，设而不用，等等问题表明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还有许多需要完善、提高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