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合作中省份特征对省际新闻流动之影响

区域合作中省份特征对省际新闻流动之影响——以“泛珠三角经济圈”为案例

卢嘉杰^[1]

一、研究介绍

1.问题的提出

不同区域之间的新闻信息流动是一个久为关注的问题。197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有关“新世界信息和传播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的讨论中，论者就已经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闻信息流动是不平衡的，其原因是由于西方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支配的地位。正是这种不平衡，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新闻中常被描述为负面的形象^[2]。

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新闻流”（news　flow）通常被认为是某一特定国家的新闻媒体对于别国的新闻报道。早期的研究者认为，这种新闻的流动反映并且强化了相关国家之间一方对于另一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上的支配。一直以来，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研究焦点多数都集中在跨国界的新闻流动之上，甚少关注一个国家内的区域间的新闻流动^[3]。然而，近10年来，这种跨国研究的角度开始被应用于局部地区和国内研究。例如，Hamelink主张可以把这种新闻的流动放到北美的背景下去研究^[4]，祝建华和黄煜则认为中国大陆也是一个观察地域间新闻流动的有意义的例子^[5]。本研究也是利用这一角度观察国内地区间新闻流动现象的一种尝试。

2000年6月初，广东与周边8省和港澳特别行政区最高领导人在香港、澳门和广州，举办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并签订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6]。“9＋2”^[7]区域合作关系这一新因素的引入，为研究中国大陆不同区域间的新闻流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8]。

此项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①在中国大陆政治和经济转型的环境下，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省际新闻的流动？②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大小有何不同？③区域合作的发展是否将影响省际新闻的流动？对这些问题答案的探索包含了4个层次。

首先，需要描述在“9＋2”这个背景下区域间新闻报道各阶段的状况，测量新闻数量、新闻类型、涉及区域、报道态度（负面/正面/中立）等变量，以此为根据，阐述一个给定区域间新闻流动的状态。

其次，需要检验所涉及地区的特征（如面积、人口、GDP、地理位置）与其出现在省际新闻报道中的关系，以探讨各个特征对媒体新闻选择决策机制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三，基于上述的分析，推断省际新闻报道的选择标准。

第四，研究还将试图发现这些新闻报道选择标准背后可能存在的深层机制。

2.此项研究的意义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新闻媒体的社会角色已逐步从过去单纯的宣传喉舌过渡为宣传与营利并重。在单纯为宣传喉舌的时代，影响新闻媒体选择新闻的决定性因素毫无疑问是政府下达的宣传任务。然而，一旦新闻媒体需要考虑其自身的生存问题时，其选择新闻的标准是否会有所改变？如果有，是怎样的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区域合作这一新变量被引入时，会为区域内的新闻流带来新的选择标准吗？如果会，在新的新闻选择标准的影响之下，跨地区新闻报道会有什么特征？

此外，媒体改革还动摇了传统上以行政区划分报纸出版发行范围的市场组织形式。换言之，地区性行政权力对于新闻媒体的控制可能减弱。这一变化是否会体现在新闻报道中，以何种形式获得体现？

上述问题的核心，是以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宏观环境为背景，从地域间新闻报道的视角，考察媒体新闻报道选择标准或在发生的转变。此项研究因此有以下几点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实践意义在于，通过建立一个能够分析各个因素对新闻选择决策产生影响的模型，以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证明为何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之下，有些新闻会比其他新闻更具有“新闻性”。这一模型将有助于学术界和业界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由目前占主流位置的凭主观经验方法向科学客观的方法转变。

（2）再者，此模型将有助于更准确、直观地看到，新闻报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决定不同报纸的新闻报道的影响因素组合有何不同，以及在区域合作的不同阶段中，新闻选择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3）从理论层面来看，更为重要的是，此研究虽以泛珠三角为研究案例，然一旦分析模型被证明有效，其他研究者日后对中国其他区域进行同类研究时，该模型可成为一个参照系统，为同类研究提供遵循、修正或挑战的基础。

3.研究对象的选择

此项研究以报纸媒体作为研究对象，选择了《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作为研究样本。此选择基于以下原因。

从历史上看，报纸是一种深受地域所限制的媒体，主要是服务于特定的地区或社区^[9]。在这种意义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或许是一个例外。集团旗下的《南方都市报》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都市类报纸^[10]。在深圳市场，《南方都市报》的零售量甚至超过了深圳当地报纸^[11]。从市场总量来说，《南方都市报》走向全国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12]。

与《南方都市报》贴近民生的风格不同，作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旗舰媒体，《南方日报》恪守“政治家办报”的理念，强调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实践“三贴近”的办报方针……发挥了党报在舆论宣传方面的主导作用^[13]。

二者不但同是以广州为基地的广东报纸，且属于同一报业集团。这样，从与其他省份的关系来看，两报有相当多的一致性。从报社管理的内部机制来看，两报统一由一个管理团队管理。两报的区别仅在于一是党报，另一是都市报，一个主要承担政府政策的宣传，社会舆论引导的功能，另一个则较多地关注市场需求。因此，比较两报，可以排除多种干扰变量，凸显在我国报业管理体制下党报与都市报定位，或报纸形态，对跨地区新闻流动所带来的影响。

如上所述，出于对市场化程度、地域覆盖面的考虑，本研究选择了《南方都市报》作为研究样本。为了进一步比较党报与都市类报纸之间功能定位的差异，也选择了同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党报《南方日报》作为另一研究样本，以期观察中国报业两种基本形态报纸在本研究问题框架中的表现。

二、文献回顾及理论框架

1.文献回顾

如第一章中所说明，此项研究主要涉及三个研究领域：国际新闻流的研究、新闻选择标准的研究及中国大陆区域间新闻报道的研究。故在论述研究的理论框架之前，有必要先对上述三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国际新闻流的研究

在前人关于国际间新闻流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都把关注点放在媒体如何再现客观世界的问题之上^[14]。而国际新闻研究所（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于1953年在其所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闻流通是不平衡的。此后，这种新闻流的不对等日渐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主题^[15]。直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此问题一直是“新世界信息和传播秩序”讨论的焦点。

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等一连串的事件打破了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全球化逐渐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与此同时，仍然有些学者相信，现存的世界基本格局依然遵循着以前的世界秩序^[16]。一部分学者更认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地使用新的信息技术，国际新闻流一面倒的问题在冷战后进一步恶化^[17]。被讥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支持者”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国际新闻流应该或只能是单向的，而自命为“全球多元文化的拥护者”的研究者则坚持国际新闻流应是多向的观点^[18]。国际新闻流的话题其实一直以来都受到研究者们的密切关注。研究发现，在宏观层面上，不同的国家对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选择会遵循一定的模式。祝建华和黄煜将这些模式概括为4种^[19]：

（1）拥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国家会比别的国家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他国的国际新闻中；

（2）两国之间的相互报道多数是不对称的——信息较丰富的国家会更频繁地出现在信息较匮乏的国家的国际新闻报道中，而不是相反；

（3）信息匮乏的国家之间的新闻流比较少；

（4）有负面影响的新闻会得到大范围的传播。

以38个国家为样本，Wu曾进行过一项关于国际新闻报道的系统决定因素（systemic　determinants）的研究^[20]。该研究将贸易、领土面积、文化纽带（cultural ties）、传播资源（communication　resources）、地理距离（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等这些国家特征（traits）定义为系统决定因素，或系统考察中的独立变量。用多元回归的方法，Wu分析出了38个主国家（host　countries）中的新闻媒体在选择与214个客国家（guest　countries）有关的国际新闻时如何受到这些因素（或独立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新闻报道的不平衡不仅仅体现于单个国家上，在全球层面上同样也存在这一现象——处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只得到了极少的新闻报道。有趣的是，传统上被认为一定与新闻报道紧密相关的特征——例如贸易、政治和经济实力等等——在研究结果中却并非一直发挥强大的影响。该研究的结果透露，在不同的国家中，影响国际新闻选择的因素的组合方式是不同的。遗憾的是Wu仅罗列出了38个主国家在选择国际新闻时所考虑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没有对统计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归纳总结（例如没有分析国家特征与新闻选择标准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Wu的研究所涉及的地区众多，观察的变量相对全面，且新闻来源同时包括报纸媒体和电子媒体。无论是就代表性，或是就方法论而言，该研究都对类似研究有启发意义。

对国际新闻流的研究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无论是在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还是方法论上都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前人所建立的基础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一些研究视角，只要作些必要的调整或改动，即可以运用到不同的背景之中，且得出有趣也有意义的结果^[21]。例如，祝建华和黄煜视中国大陆为分析案例，以1955-1996年间^[22]30个省和直辖市^[23]的党政机关报为样本，对各报纸中的省际新闻进行了研究^[24]。该研究发现，中国大陆的省际新闻报道数量非常少，而且，与全球国际新闻的分布情况相似，高度集中在发达地区。这一现象反映出大部分省和直辖市之间只有低等级的互动。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在国家信息交换网络中，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区域性的或以其他因素为基础而联结起来的团体。此发现与近年来中国不断宣称的区域分权制和水平多元主义的崛起相矛盾。因此，研究者对区域分权制和水平多元主义的真实状态表示怀疑。通过新闻流的视角，该研究透视了中国大陆现行的区域政治问题——一个在传统上为政治学和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除了详细描述了中国大陆的省际新闻报道状况之外，由于其时间跨度较长，该研究通过纵向分析的角度揭示了一些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报道的发展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Yang突破了区域间新闻流研究在过去只关注新闻数量（quantity）的局限，引入了关于新闻质量（quality）的研究^[25]。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泰晤士报》（The　Times　of　London）^[26]对于苏联饥荒（1931-1932）和中国饥荒（1959-1961）的报道为研究案例，Yang总结出了数十个影响区域间新闻报道的数量和质量的因素（如表1、表2所示）。

表1　影响区域间新闻报道的因素^[27]

其中，影响报道质量的因素要多于影响数量的因素。

表2　各因素对区域间新闻报道的数量与质量的影响^[28]

Yang认为，尽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对两次饥荒都作了一定数量的报道，但它们的报道却是不够准确的。这些不准确的报道为公众和政府机构营造了一个“虚假的现实”（pseudo-reality），把实际发生的“饥荒”（famine）轻描淡写地说成“食物短缺”（food　shortage）。而正是这一传播失当，使得国际社会未能对两次饥荒给予援助，共造成了5　600万人死于两次饥荒。

综上所述，国际新闻流研究的发展按照臧国仁的观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9]，以下为李美华所进行之总结^[30]：

第一代研究者多出自第三世界，依据依附理论观点以量化内容分析方法探讨西方媒体如何报道国际新闻，从而对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国际新闻媒体之负面形象提出严厉批判，随后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出“世界资讯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简称NWICO），要求各国正视并改正此类国际新闻之“不平衡”现象。

第二代研究者易弦更张，由一群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者陆续发表研究成果，说明西方新闻媒体并未对发展中国家报导偏颇，其因反倒可能在于第三世界之灾难较为醒目，易于吸引国际媒体关注。

时至1980年代，第三代研究者主张以中庸持平态度看待国际新闻报导，吁请上述两代研究者注意“教条化”（doctrinaire）取向对研究结果之可能影响，建议两方阵营不应采取对立态度，而应捐弃成见以各国实际状况进行深入且务实性的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国际新闻流是否平衡的争论已经日渐淡化，研究者们对于国际新闻流影响因素的观察改为从全球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及文化研究等视角出发。^[31]

新闻选择标准的研究

新闻流是跨地域新闻选择的结果。论及新闻选择这一话题时，新闻价值无疑是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影响因素。那么，什么是左右新闻选择的新闻价值观？

Hall等人将新闻定义为：“由社会所构建的范畴引导的，由对事件进行分类和选择的系统所引发的一个复杂过程的最终产品。”^[32]而所谓“分类和选择”的标准，根据Hall等人的论述，就是一个判断“哪些事物是平凡的，而哪些事物超出人们平常的期望”的标准。不过，他们接着作了补充说明，指出这种“超乎寻常性（extraordinariness）”并非新闻价值的全部。新闻的一些其他属性同样是构成新闻价值的元素，例如：对精英人物和精英国家的关注；具有戏剧性；能够突显人类幽默、悲伤、感性等特征的拟人化效果，以及事件所产生的负面后果等元素同样能够构成（至少看上去是构成）新闻价值的一部分。

虽然Hall等人对他们所理解的新闻价值进行了阐述，但其界定是松散的。它是洞察力的产物，却难以应用在对新闻价值进行评估的实际操作中。另外一些学者列出了若干能够检验新闻价值的因素，或曰标准。他们认为，若要判断新闻是否具有新闻价值，可以通过检验它是否包含以下条件：一定的频次、强度、清晰度、文化上的相近、中肯、前后一致、可预知或不可预知、连续性、构成成分（composition）、精英人物和精英国家、负面性及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ity）^[33]。

1976年，Shultz对上述清单进行了补充，添加了化合价（valence）、动力（dynamic）、认同性（identification）、地位（status），以及政治和地理上的相近和优势^[34]。随后，一些学者将新近、简洁、超乎寻常、及时、新奇、感性以及技术上易于处理也纳入到检验新闻价值的因素中^[35]。

和研究者相比，从业者对于新闻价值有着相当不同的判断方法。Mayer就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一个记者连自己都认为说服他/她的编辑或制作人，甚至认为他/她所报道的东西是不合理的，那么，他/她所报道的事件就不能算是新闻。”^[36]通过这句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在新闻业界内，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更多时候所依靠的是记者本身的经验和洞察力。这是因为，记者具有判断新闻价值的能力，虽然他们有时也会想当然^[37]。

苏蘅认为，新闻价值是新闻从业人员在选择新闻题材时所凭借的标准，是新闻决策者主观的认知与判断，判断事件的重要性与对阅听大众的吸引程度^[38]。新闻人员关于“什么可以吸引读者兴趣以及社会文化情况中对新闻的共识是什么”的个人主观判断又可称为“新闻价值”，它是一种共识，也是这个领域的工作者熟悉的概念。

Whitney和Becker曾经对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和戴顿（Columbus　and Dayton，Ohio）的46名新闻工作人员进行过实验。研究发现，新闻编辑在选择新闻时受到通讯社很大的影响，地方媒体的独立政治议程难以形成^[39]。

Nossek通过分析三家报纸（New　York　Times，The　Times　＆Ha’aretz）对四件国际新闻（北约轰炸波斯尼亚，法国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发生在里昂的犹太学校门外的汽车炸弹袭击，BBC驻斯里兰卡办公室爆炸案）的报道，证明了一旦记者或编辑认为所报道的外国新闻与自己的祖国有关时，其国家框架（national　frame）会凌驾于专业框架（professional　frame）之上^[40]。如果把研究的范围缩小到一国之中，记者和编辑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区域认同感”呢？就本研究面临的问题而言，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有趣问题。

除了新闻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之外，经济因素同样是影响新闻媒体选择新闻信息的一个重要因素。Gaunt分析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区域报纸对于国外新闻的报道情况，他发现，虽然三国的媒体形象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它们的新闻内容——尤其是国外新闻——却显现出惊人的一致。为了解释这一现象，Gaunt运用了分类学的方法，研究了到底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新闻媒体对于国外新闻的选择，以及这些不同种类的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经过研究后，他认为，由于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媒体无法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资金，因此，利润似乎已经成了新闻选择决策机制中看不见的把关人^[41]。

概括地说，在西方主流新闻学领域中，决定什么事件能够成为新闻的因素有以下几点：事件本身的特性、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性、新闻从业人员的心理因素、经济因素。

但如果把研究的背景放到中国大陆，纵使新闻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对新闻选择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政治宣传任务却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甚至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42]。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新闻选择必须符合3个标准，即新闻价值、宣传价值、新闻法规，三者缺一不可。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就不仅要考虑新闻事件的新闻价值，尤其应该从宣传价值的角度进行把握^[43]。

王勇则选择了一个更为严肃的角度——党性原则——来讨论新闻选择的问题。他认为，新闻活动必须体现党的思想意识、思想方法、政治主张、组织原则和行为准则，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世界、反映世界、影响世界，处理新闻工作中的各种问题^[44]。同时，他还引述了以下两段发言作为他的论据：

（1）1980年1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

（2）1989年11月，江泽民对“新闻自由”问题作了如下的论述：“要加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警惕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把‘新闻自由’作为实现‘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讨论新闻选择标准时，研究者常会推测，由于新闻媒体在西方和亚洲社会中充当的角色不同，它们进行新闻选择时所采用的视角也会不同^[45]。然而，多少有些令人意外，Natarajan和Hao在对CN A（Channel News Asia，总部在新加坡）和CNN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发现代表亚洲价值观的CN A和代表西方价值观的CNN在选择新闻时并没有显著不同的衡量标准，且CNA也没有表现出比CNN更能体现所谓的“亚洲价值观”^[46]。

面对上述的种种新闻选择标准，Donsbach认为，这些传统的或现行的新闻决策理论模型都只把焦点集中在了新闻要素、惯常的目标（institutional objectives）、信息源对于公共关系的控制力量以及记者个人的信念方面。这些视角都无法解释影响新闻决策的更深层因素。有见及此，他选择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去研究记者在做新闻决策时所经历的认知（perception）、推断（conclusion）、判断（judgment）3个阶段。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Donsbach认为有两个心理需求能够解决新闻决策：认知的社会批准需求（a need for social validation of perceptions）和保持个人固有立场的需求（a need to preserve one’s existing predispositions）^[47]。

根据上述文献回顾可知，关于新闻选择标准的研究可以说至今仍无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果。西方主流新闻学从事件本身的属性、经济效益、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性以及他们的心理因素等方面去解释为何有些事件能够成为被报道的新闻，另外一些却不能。而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下，新闻媒体所承担的政治宣传任务则是另一对新闻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之所以在此对新闻选择标准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是因为新闻流是跨地域新闻选择的结果，因而一般新闻的选择标准同样也能应用于区域间新闻流的选择当中。因此，回顾新闻选择标准的相关研究对于省际新闻流的研究同样具有意义。

中国大陆区域间新闻报道的研究

为使本项研究所处的背景更清晰，有必要对有关中国大陆的区域间新闻报道研究进行回顾。传统上，中国的区域研究大多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着眼^[48]，但从传播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也并非不见先例。

在研究中国大陆省委机关报对于省际新闻的报道时，黄煜曾对中国大陆的区域研究进行过论述。他认为，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于毛泽东时代而言，这些变化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地方自主权和区域之间联系的加强上^[49]。通过分析过往的研究，黄煜总结出了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大陆区域研究的3种取向。黄煜和祝建华对这3种取向做了详细的概括^[50]：

（1）第一种是“中央—地方”的研究取向。这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传统思路，主要着眼点为中央和省（地方）之间的关系。它使用不同的政治经济理论、模式及分析方法，探讨中央与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的互动内容及形式。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央与省的关系在权力架构、利益维护、政策制定，以及资源分配方面已经逐渐演变重组。所以，这一研究取向的重心一方面着眼于权力转换与政治经济交往的意义，另一方面着眼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化进程的影响。数十年来，已有大量论述及丰富的文本可供参考。

（2）第二种取向是“区域比较”。这种方法近年日渐受到青睐，凸显其重要性。它主要关注区域发展中的不同社会及经济问题。另一个研究重点集中在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和发展模式的分析。这方面也开始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

（3）第三种是“省的个案研究”取向。这方面的研究近年开始受到一些学者重视。此类个案研究通常选取一个省份，或者集合数个省份为对象，就领导层权力来源、政策制定、发展战略、经贸投资及资源分配进行研究，以期发现其中的变化及模式。

对于这3种研究取向，黄煜有如下的评价^[51]：

（1）“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关注“省与中央（北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忽略了省和省之间的水平互动关系。

（2）“区域比较”方法将诸多省份划为大区（例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等），而不是针对省际关系和它们的互动情况探讨其性质，这样在解释区域发展或其他问题时，忽视了省际互动和其间差异这一重要因素。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较多关注经济发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

（3）“个案研究”取向虽然提供了某个省份的详细资料，但这种方法难以令人了解全貌。不过它可以为下一步的省际研究奠定基础。

在上述基础之上，黄煜提出了第四种研究方向——系统的省际关系互动研究，以作为对前面三种研究取向的补充。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对象视为某种同质单位（例如，“省”被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辖单位），研究的问题需涵盖或适用于所有这类单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或这种联系的某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这种研究取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收集资料难度很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头绪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也使研究不易进行^[52]。

同时，黄煜和祝建华也指出，虽然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们都承认研究中国大陆地区变化及区域互动关系的重要性，但是，至今无人能系统从事此项工作并以丰富的实证事例去推动这个课题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和数个省的个案或比较研究方面^[53]。

黄煜和祝建华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该研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创新努力：

（1）它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省际/区域间新闻传播研究的整体框架。通过对新闻流量之间关系的分析，它首次将国际传播中跨国新闻流通的研究框架拓阔为对中国国内省际的研究。并用以检验这一方法对于某些大国（例如：俄罗斯、中国大陆、印度等）其区域之间的信息流通研究的有效性。研究者希望借助必要的调整和补充，拓阔相关的研究领域，以增强该理论框架的解说能力。

（2）运用长时段系统的资料搜集和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索中国大陆新闻媒介省际新闻资源纵向分布，并初步描述其新闻流通之状况和时空变化之连续性。

（3）就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出现的区域化、地方化互动趋势及横向网络发展的情况，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提供第一手资料，从而逐步尝试勾画出一幅当代中国的地理政治信息地图，它可以为诸如政治科学、公共管理，以及社会与经济领域的其他研究工作提供基础资料。

泛珠三角区域作为此项研究的背景，虽然尚未见关于新闻问题的专题研究，但其他相关研究亦具一定参考价值，如张秀萍和余树华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对泛珠三角区域进行了有关区域竞争力问题的研究。他们认为，目前泛珠三角地区在生产要素流动性、产业链合理配套，以及产业优化升级与梯度转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面对着这些问题，政府的规范和协调行为显得尤为重要^[54]。

在当今社会中，对于信息的掌握和处理在生产中已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竞争力。在文化产业中，信息本身便可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而即使是在传统的行业当中，信息所发挥的协调沟通功能也是必需的。本研究中所关注的区域间新闻流，即是受众了解其他地区的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因此，对区域间新闻流的研究可以看作是观察跨地区产业集群研究的其中一个视角。

对现有研究成果的一点补充

文献回顾透露，对区域间新闻流的研究发端于国际间新闻流动的不对称。历数十年发展，国际间新闻流的研究为国家内部区域间新闻流研究积累了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这一前提下，有关国家内部区域间新闻流的研究吸取了国际间新闻流的成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然而，实际环境的变化似乎始终走在研究者们前面，影响区域间新闻流的因素不断涌现。以中国大陆为例，近年来，区域内合作的浪潮日渐高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东北地区等区域已逐渐发现地理接近的省份进行合作能促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形成，对提高区域竞争力大有裨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3年11月由广东省发起的“泛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合作。

如前述，黄煜和祝建华对中国大陆的省际新闻流做了长期的、大范围的研究。不过，也许是由于当时区域合作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黄煜和祝建华在研究省际互动时只是把各个省和直辖市看作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在这个基础上来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与过往的研究不同，本项研究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9＋2”框架下的大陆9省之间的新闻流互动。在“9＋2”这个区域合作概念的影响之下，9省之内的新闻流互动是否会与相对独立的其他省和直辖市之间有所不同？对此问题的探索是本研究试图做到的一个视角意义上的突破。无论研究表明区域合作的概念会或不会对省际新闻流产生明显的影响，本项研究的成果将会成为日后以中国其他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同类研究的参考指标。对于新闻业界来说，本项研究的成果亦能为其跨地域发展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如，总结出各类新闻事件在各地区的发生分布情况，将有利于新闻事件的挖掘和作出及时的采访准备）。

2.理论框架

通过分析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样本报纸有关该区域新闻报道的差别，本研究试图验证这种区域合作关系对于新闻报道的影响，并尝试找出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省际新闻报道。支持实现本研究目的的宏观理论基础是传播学研究中有关真实世界和报道中的世界之关系的理论，以及新闻选择如何作为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桥梁的“把关人”理论。

一方面，现实社会的变化促使新闻报道随之作出改变；而另一方面，新闻报道同时也在公众头脑中建构了一场社会的改变。在日常生活中，某些真实事件由于远离日常生活或含义过于艰深，人们往往只能通过媒介所构建的图景去了解现实。Lippmann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未能直接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而对于他们未曾经历的事件，对该事件的印象便是他们行动的依据。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大部分人对未曾经历的事物的印象多来自媒体。换言之，大众媒体在公众和社会现实之间构筑起了一个被Lippmann称为“拟态环境”（pseudo environment）的屏障。Lippmann接着指出，人们往往是对这个拟态环境作出反应，而非真实的环境，但这些反应却又作用于真实的世界。

但是，拟态环境一定是虚假（pseudo）的吗？或者我们应该更准确地问：“拟态环境和真实世界的关联在哪里？”作为杰出的政治专栏作家，Lippmann敏锐地察觉到了新闻报道和真实事件之间的差异，可惜的是，他没有进一步明确指出是何种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

即使全世界的所有记者昼夜不停地工作，也不可能亲历世界上的每一个事件^[55]。新闻工作者是构建拟态环境的过程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是控制信息在信道中流通的个人；他们可以扣压信息、构成信息、扩展信息或重复信息^[56]。正如Rosten在他1937年对华盛顿地区的通讯员的研究中所说：“报纸既不是编年史或年鉴，也不是历史记录……新闻业的整个进程依靠一个词：选择。”^[57]我们从中不难看出，新闻对于真实事件有选择性地报道是造成拟态环境偏离真实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如绝大多数重要的传播学研究范式一样，新闻选择中的把关功能这一设想同样源于其他学科。^[58]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Lewin参与了一项利用传播改变人们饮食习惯的研究计划。在研究过程中，Lewin发现：家庭主妇是她们家庭消费的新食品的把关人——如果一个家庭主妇不打算烹饪腺型肉类的话，那么她的家庭就不会食用它们。显然，把关概念可以用于各种传播环境中，正如Lewin本人所言：“这种情况不仅适合于食品系统，而且适合一条新闻通过某种传播渠道在群体中的流通。”^[59]

在Lewin去世（1947）后不久，White和其他传播学者研究了把关人在大众媒体环境下的作用，诸如报纸的新闻电讯稿编辑，它控制着国内和国际新闻向一家地方报纸的流动^[60]。自此以后，把关概念在传播学领域中被广泛引用——尤其是在国际新闻流和新闻选择标准这两个主题上。研究者开始关注影响新闻工作者把关行为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可分为外部因素（如新闻发生地的经济实力、人口、政治、地理接近程度等）和内部因素（如新闻专业主义、个人知识结构、情感价值观等）。美国学者Shoemaker在其著作《把关》一书中综述了大众传播中的信息“把关”现象及其有关研究，回顾了“把关”（守门）概念的形成史以及媒介信息“把关”研究的发展，总结了Lewin和White等人的理论，考察了大众传播中的信息“把关”过程，并将其分为5个层次：个人层次、媒介工作常规层次、组织层次、媒介外社会团体层次及社会系统层次^[61]。把关理论相关研究案例前文有所回顾，此处不再赘述。

图1　研究理论框架图

上图为此项研究的理论框架图示，它表示了这样一个过程：面对同样的社会真实（省际新闻），《南方都市报》和《南方日报》如何在各省特征的影响下，经过把关过程，最后塑造出两个不同的拟态环境。

概言之，本项研究从观察报纸新闻如何建构拟态环境出发，以把关理论为框架，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背景下，考察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报纸新闻地域间的流动，以及这种流动建构着一种什么样的拟态环境。

三、研究方法

1.概述

本研究同时采用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方法。这一选择由研究关注的问题所决定。在本研究试图回答的3个问题中，①在中国大陆政治和经济转型的环境下，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省际新闻的流动；②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大小有何不同，需要使用内容分析法和定量统计寻找答案；③区域合作的提出是否影响了省际新闻的流动，则需要利用能更深入探讨权力与利益关系的定性分析方法来帮助推测深层的制度机制。

2.资料来源及抽样

本次研究的资料来自深圳大学图书馆，该馆藏有1984年至今的《南方日报》及2005年至今的《南方都市报》^[62]。根据资料的可获取情况，作者选择了2005年和2006年的《南方日报》及《南方都市报》作为产生样本的总体。

研究人员以周为单位将一年划分为52周，用随机抽样^[63]的方法，在每年中抽取3周的《南方都市报》作为样本。由于《南方日报》的新闻量较少，因此对其的抽样是每年随机抽取4周。在报纸栏目选择方面，由于研究主题是区域合作关系（主要是经济层面的）如何影响报纸的跨地区新闻报道，在进行内容分析时决定将体育、娱乐、副刊、彩票等栏目排除在外。又因为研究所选定的区域为“9＋2”地区，因此国际新闻栏目亦被排除。此外，基于媒介研究者Sigal对新闻所下的定义，即“新闻是人们宣称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64]，报纸中社论、时评等内容也不构成分析对象。

作为一份市场取向，贴近市民日常生活的报纸，《南方都市报》中有大量的“软新闻”或“广告软文”。显然，若将样本中有关“9＋2”地区的这类付费“新闻”加以分析的话，将会干扰对区域间新闻流动真实状态的认识。此外，作为机关报的《南方日报》和以消费品形式流通的《南方都市报》在版面数量及新闻数量上都有较大的差异，这使两份报纸的统计数据在可比性方面存在着缺陷。出于对可比性的考虑，两位编码员经过共同商榷，最终决定在随机抽取的样本中甄选出720篇与研究主题相关程度较高的新闻报道作为内容分析的对象。

3.测量变量

在本研究的测量中，因变量设定为是否关于“9＋2”、首要省份、各地区被报道的次数、新闻主题、报道立场；自变量设定为报纸名称（涉及管理制度以及报纸的功能定位）、刊载日期、各地区特征（人口、面积、GDP、地理位置）。以下为各变量的操作定义：

是否关于“9＋2”：在阅读整篇新闻报道后，编码员需要根据内容判断该新闻是否与“9＋2”这一主题相关。结果可以是：与地区相关——新闻事件发生在“9＋2”区域范围内，但不涉及“9＋2”相关政策（如“广东首次公布食品污染图谱”）；与政策相关——新闻事件与“9＋2”相关政策有关，而不考虑其发生地点（如“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有望写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无关——与“9＋2”地区及政策均无关系（如“胡锦涛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讲”）。

首要省份（地区）：编码员需要通过分析新闻报道的内容后选择一个在报道中占主要地位的省份（地区）。在此，有必要对编码员的编码标准进行说明。

就本项研究的主题来考虑，要研究区域间新闻的流通，首先必须厘清“区域间新闻”的定义。由于本项研究的对象是“9＋2”案例中大陆9省之间的新闻流，因此，“区域间新闻”这个概念在本次研究中可以理解为“省际新闻”。什么才算是“省际新闻”？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其实包含了许多难以界定的模糊区域——是不是一定要涉及外省的人和事？是不是一定要发生在外省？外省人在本省所引发的新闻能否算是省际新闻？

文献回顾部分已提到，国家内区域间新闻流研究的理论框架是自国际新闻流的研究发展而来的。因此，以往研究中对“国际新闻”的定义可以帮助理解“省际新闻”。在国际传播领域，传播研究者将“国际新闻”以消息主角人士与地点排列出4种形式：①本国人士在本国，②本国人士在外国，③外国人士在本国，④外国人士在外国。形式①与④性质分明，前者是国内新闻，后者毫无疑问是国际新闻。形式②与③较为复杂。一般研究的惯例是以事件发生地点而不是事件主角为划分标准。据此，本国的领导人到外国访问（形式②）是国际新闻，而一位外国领导人的来到（形式③）属国内新闻^[65]。

综上所述，这一变量主要是以新闻事件的发生地点作为判别标准：新闻事件发生在哪一个省，该新闻便属于与该省相关。若某一新闻事件的发生地点不属于新闻报道的必要元素，该新闻此变量的值则为“不适用”。

各地区被报道的次数：即各地区以首要省份（地区）的身份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次数。每条新闻算作1次。

新闻主题：在经过试验以及后来的分析实践后，新闻主题这一变量的值经过了多次修改，最终确定为以下9个：民生、政治（政策）、经济、犯罪、灾难（意外、疫情）、文化教育（科技）、运动体育、城市发展、人物报道。其中，括号中的内容表示该值同时所涵盖的主题。

报道立场：指新闻报道所产生之舆论影响，通过正面、负面以及中立3个选项来记录。

报纸名称：指登记被分析的新闻报道被刊载于《南方日报》抑或是《南方都市报》。

刊载日期：记录新闻报道刊载的日期，用8位数的方式记录。例如2005年11月1日的编码为20051101。由于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比较2005年与2006年的数据间的差异，为了便于统计，在进行数据录入时，省略了年份以外的信息。

各地区特征：各地区人口数、面积以及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配套光盘、“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各地区的地理位置在此被定义为其省会与样本报社所在地（广州）之间的直线距离，数据由作者测量所得。方法是测量《中国地图集》^[66]“中国行政区”地图中广州与南宁、长沙、武汉、贵阳、福州、昆明、成都、南昌以及海口9个城市^[67]之间的直线距离，然后根据该地图的比例尺（1∶25　000　000）换算获得。

四、研究发现

1.研究发现

内容分析的统计结果见下列各表。

表3　与“9＋2”地区相关的新闻篇数（2005年《南方都市报》）

表4　“9＋2”各省份（地区）以首要省份（地区）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频度（2005年《南方都市报》）

表5　新闻报道主题（2005年《南方都市报》）

续　表

表6　报道立场（2005年《南方都市报》）

表7　与“9＋2”相关的新闻篇数（2006年《南方都市报》）

表8　“9＋2”各省份（地区）以首要省份（地区）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频度（2006年《南方都市报》）

续　表

表9　新闻报道主题（2006年《南方都市报》）

表10　报道立场（2006年《南方都市报》）

表11　与“9＋2”地区相关的新闻篇数（2005年《南方日报》）

表12　“9＋2”各省份（地区）以首要省份（地区）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频度（2005年《南方日报》）

表13　新闻报道主题（2005年《南方日报》）

表14　报道立场（2005年《南方日报》）

表15　与“9＋2”地区相关的新闻篇数（2006年《南方日报》）

表16　“9＋2”各省份（地区）以首要省份（地区）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频度（2006年《南方日报》）

表17　新闻报道主题（2006年《南方日报》）

续　表

表18　报道立场（2006年《南方日报》）

2.数据分析

首先，为了分析《南方都市报》和《南方日报》在新闻报道上有何差异，需要将“报纸名称”分别与“是否关于‘9＋2’”、“首要省份”、“新闻主题”及“报道立场”等进行crosstabulation分析，分析结果见下列各表。

表19　“9＋2”地区报道与报纸交叉统计（2005）

表20　首要省份与报纸交叉统计（2005）

续　表

表21　新闻主题与报纸交叉统计（2005）

表22　报道立场与报纸交叉统计（2005）

根据2005年的数据显示，《南方都市报》比《南方日报》更关注与“9＋2”相关的新闻。而在“9＋2”地区中，两报都主要关注广东，但《南方都市报》的关注范围较广。而在新闻主题方面，最显著的差异是《南方日报》有20篇人物报道，而《南方都市报》则只有5篇。值得注意的是，《南方日报》中的正面报道有120篇，比例高达2/3，而《南方都市报》则只有31篇。但出乎作者意料，《南方日报》与《南方都市报》的负面新闻报道数量相若，分别为33篇和34篇。《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报道立场多数为中立（115篇）。

表23　“9＋2”地区报道与报纸交叉统计（2006）

表24　首要省份与报纸交叉统计（2006）

表25　新闻主题与报纸交叉统计（2006）

表26　报道立场与报纸交叉统计（2006）

到了2006年，《南方日报》对于“9＋2”的关注度大幅增加，相关报道从2005年的82篇增加到2006年的143篇（其中有2篇涉及“9＋2”相关政策）；而《南方都市报》则为121篇，与2005年的122篇相当。在新闻主题选择方面，民生新闻仍然是两份报纸的关注重点。至于报道立场，《南方日报》的正面报道从2005年的120篇减少至61篇，《南方都市报》则为29篇，较2005年减少31篇。而负面报道方面，《南方日报》为30篇，较2005年减少了3篇；但《南方都市报》的负面报道不减反增，达到58篇。

将《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作横向比较虽然能够看出不同的报纸在报道与“9＋2”相关的新闻时的差异，但却不能够反映在“9＋2”区域合作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关的新闻报道有何不同。因此，有必要将两份报纸的“刊载日期”分别与“是否关于‘9＋2’”、“首要省份”、“新闻主题”及“报道立场”进行交叉分析。以下各表为分析结果：

表27　“9＋2”地区报道与刊载日期交叉统计（《南方都市报》）

表28　首要省份与刊载日期交叉统计（《南方都市报》）

表29　新闻主题与刊载日期交叉统计（《南方都市报》）

续　表

表30　报道立场与刊载日期交叉统计（《南方都市报》）

通过比较分析2005年和2006年两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南方都市报》对于“9＋2”的相关新闻是持续关注的。虽然2006年与2005年在新闻数量上相若，但报道所覆盖的地区由2005年的8个增加到9个。根据数据显示，在新闻主题方面，民生、政治（政策）、犯罪、灾难（意外、疫情）以及文化教育（科技）一直都是《南方都市报》所关注的焦点。在两年的数据比较中，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发生在报道立场上。在2006年的数据中，持正面和中立态度的新闻数量都有所减少，换言之，即是负面新闻有所增加。

《南方日报》的定位与《南方都市报》不同，那么其在“9＋2”区域合作实施的不同阶段里，对于相关新闻的报道是否也会有异于《南方都市报》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分析结果中得到答案。

表31　“9＋2”地区报道与刊载日期交叉统计（《南方日报》）

表32　首要省份与刊载日期交叉统计（《南方日报》）

表33　新闻主题与刊载日期交叉统计（《南方日报》）

表34　报道立场与刊载日期交叉统计（《南方日报》）

与2005年相比，《南方日报》在2006年对于“9＋2”相关新闻的关注度大增，而新增比重基本上都集中在广东省。而在新闻主题方面，民生新闻跃过了文化教育（科技）新闻成为第一位。最后是报道立场的变化，正面报道从2005年的120篇下降至61篇，负面报道基本持平，而持中立立场的报道则从2005年的27篇上升至89篇。

为观察“9＋2”区域合作这一因素对省际新闻流的影响，研究同时对“新闻主题”、“报道立场”与“是否关于‘9＋2’”做了crosstabulation分析。

表35　新闻主题与“9＋2”地区报道交叉统计（2005年《南方都市报》）

表36　报道立场与“9＋2”地区报道交叉统计（2005年《南方都市报》）

表37　新闻主题与“9＋2”地区报道交叉统计（2005年《南方日报》）

续　表

表38　报道立场与“9＋2”地区报道交叉统计（2005年《南方日报》）

表39　新闻主题与“9＋2”地区报道交叉统计（2006年《南方都市报》）

表40　报道立场与“9＋2”地区报道交叉统计（2006年《南方都市报》）

表41　新闻主题与“9＋2”地区报道交叉统计（2006年《南方日报》）

表42　报道立场与“9＋2”地区报道交叉统计（2006年《南方日报》）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南方都市报》对于“9＋2”区域的关注程度略高于《南方日报》，在“9＋2”区域范围内能找到各类主题的新闻，而“9＋2”以外地区的新闻类型则较少。相比之下，《南方日报》则体现出一种报道上的平衡，在新闻主题方面的体现就是无论是“9＋2”以内或是以外，都能发现绝大部分类型的新闻。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报道立场方面，与“9＋2”区域相关的正负面报道之比率要高于非“9＋2”地区。这一发现验证了区域合作关系对于媒体报道立场的影响。

由于此项研究其中一个预期目标是要找出各地区的特征（人口、面积、GDP、地理位置）对区域间新闻流的影响，因此需要以新闻数量为因变量，各地区的人口、面积、GDP、地理位置（省会和广州之间的直线距离）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需要申明，此项研究之所以进行回归分析，其目的是为了确定重要的变量，而不是为了预测。分析结果见以下各表。

表43　模型摘要（2005年《南方都市报》）

a.Predictors：（Constant），距广州直线距离、人口、面积、GDP

表44　方差分析（2005年《南方都市报》）

a.Predictors：（Constant），距广州直线距离、人口、面积、GDP

表45　回归系数（2005年《南方都市报》）

通过2005年《南方都市报》的数据所得出的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为0.95，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水平为0.007，因此该模型具有解释力。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排列中可以看出，4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由高至低的排列为：GDP＞面积＞省会距广州直线距离＞人口，其中后两者的回归系数为负值。统计意义检验表明，只有GDP这一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5，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5.686。

再看《南方都市报》2006年数据的回归分析。

表46　模型摘要（2006年《南方都市报》）

a.Predictors：（Constant），距广州直线距离、人口、面积、GDP

表47　方差分析（2006年《南方都市报》）

a.Predictors：（Constant），距广州直线距离、人口、面积、GDP

表48　回归系数（2006年《南方都市报》）

2006年《南方都市报》数据的回归分析模型的决定系数为0.952，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水平为0.007，因此该模型具有解释力。但与2005年《南方都市报》数据的回归分析模型一样，在4个自变量中，只有GDP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5，其回归系数为4.735，小于2005年的结果。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显示，4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GDP＞面积＞省会距广州直线距离＞人口，其中后两者的回归系数为负值。

定位为机关报的《南方日报》，决定其新闻报道的各个影响因素影响力大小与《南方都市报》是否会有不同？对《南方日报》的数据所做的回归分析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表49　模型摘要（2005年《南方日报》）

a.Predictors：（Constant），距广州直线距离、人口、面积、GDP

表50　方差分析（2005年《南方日报》）

a.Predictors：（Constant），距广州直线距离、人口、面积、GDP

表51　回归系数（2005年《南方日报》）

通过2005年《南方都市报》数据所得出的回归模型决定系数为0.922，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水平为0.017。但是，4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线性联系检验的显著性水平都大于0.05。该模型并非一个理想的模型。

从之前的统计分析结果中已经可以看出，《南方日报》2005年与2006年的数据之间相差甚大。这是否意味着其2006年的回归模型会与2005年有明显差异呢？

表52　模型摘要（2006年《南方日报》）

a.Predictors：（Constant），距广州直线距离、人口、面积、GDP

表53　方差分析（2006年《南方日报》）

a.Predictors：（Constant），距广州直线距离、人口、面积、GDP

表54　回归系数（2006年《南方日报》）

根据2006年《南方日报》数据所获得的回归模型，其决定系数为0.947，方差分析显著性水平为0.008。在4个自变量中，只有GDP与因变量的线性联系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5，其影响系数为6.457。标准化回归系数显示，4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力度由高到低依次为：GDP＞面积＞省会距广州直线距离＞人口，后两者的回归系数为负值。

以上述统计分析结果为基础，本次研究发现以下现象。

第一，从对“9＋2”相关新闻的关注趋势来看，在2005年至2006年间，《南方都市报》所刊载的“9＋2”相关新闻数量基本持平，而《南方日报》却表现出明显的增加，且增幅主要集中在与广东相关的新闻上。而在新闻报道覆盖范围方面，两份报纸的新闻报道所覆盖的地区数在2005年至2006年间基本没有变化，但《南方都市报》在“9＋2”区域内的覆盖度始终高于《南方日报》。

第二，在新闻主题方面，各类主题受关注程度的排序见表55。

表55　各类新闻主题受关注程度排行

根据表55的统计结果，可通过计算各类主题的平均排名来确定其综合排名。结果见表56。

表56　各类新闻主题受关注程度排名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南方都市报》和《南方日报》都设有专门的体育新闻版，但未被列为此研究中内容分析的样本来源，因此体育运动类新闻受关注程度低是笔者预料之中的结果。文化娱乐类的新闻虽然在两份报纸中也有专门的版面，但在不包括这类专版的本项研究中，却仍然能成为第三位受关注的新闻主题，这也许是因为记者和编辑将教育类新闻视为民生新闻的一种，但笔者将其进一步细分所致。

第三，《南方都市报》和《南方日报》在报道立场上有着显著的差异。以《南方都市报》为例，在其2005年的新闻报道中，持中立立场的报道数量最多，正面报道则和负面新闻数量相若。到了2006年，持中立态度的报道数量有所减少，但仍占样本总数的一半以上。同时，正面报道的数量减少了2篇，但负面报道增加了24篇。而《南方日报》方面，数据变化则较《南方都市报》明显得多。在2005年的样本中，正面报道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了《南方日报》的立场方针，占样本总数的2/3；其次是负面新闻，最后才是持中立立场的报道。但到了2006年，数据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正面新闻的数量大幅减少，降至61篇；负面新闻也减少了3篇，有30篇；而持中立立场的报道则从2005年的27篇大幅增至89篇。要解释这一变化，描述性量化分析显得力不从心。如Dennis　H.Wu在其关于国际新闻流研究的论文中所说的那样，要解释新闻流这一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析也许是一个更为合适的方法。

最后，也是此项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到底有哪些重要因素在影响着《南方都市报》以及《南方日报》对于“9＋2”相关新闻的报道？通过以各地区的人口、面积、GDP以及地理位置（省会与广州之间的直线距离）为自变量，以各地区被报道的次数为因变量所做的回归分析显示，虽然上述4个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和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水平都较为理想，但4个自变量中只有GDP与因变量的线性联系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5，甚至，在2005年《南方日报》的回归模型中，4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线性联系检验的显著性水平都大于0.05。因此，作者在此只能得出一个因保守而显得平庸的结论：在各个“9＋2”相关地区当中，如果某一地区的GDP越高，其被报道的次数则会越多。

五、讨　论

在这一部分，作者将会讨论此项研究所得到的三点发现。首先，面对同样的社会真实（“9＋2”省际新闻流），《南方都市报》与《南方日报》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在统计数据上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是：在中国大陆政治和经济转型的环境下，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省际新闻的流动？然后，通过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了各省特征对省际新闻流动的影响力各有不同。最后，研究还发现了在正负面报道比率这个指标上，与“9＋2”地区相关的正负面报道比率要高于非“9＋2”地区。这一发现验证了区域合作关系对省际新闻流动的影响。然而，这一现象背后的非直观的机制又是什么呢？这将会是随后讨论的内容。

1.社会真实与拟态环境

由于个人体验的局限性，我们无法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的每件事物都去亲身经历和感受。不过，我们却又并非对我们直接经验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先进的通讯和媒介手段，使信息交流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拓展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即使未能亲历其境。慢慢地，我们渐渐开始对这种轻松省力的认知方式产生了依赖。如果说，人们早期对于传播媒介的依赖是源于个人体验的局限，那么，现代人便可以看作是被包裹在媒介中而与社会事实相隔离地活着。

Lippmann在《公众舆论》^[68]第一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大洋中有一个岛屿，1914年时，那里住着几个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岛屿不通电缆，英国邮轮每60天来一次。到了9月，邮轮还没来，这些岛民谈论的话题仍是最后那期报纸报道的即将对卡约夫人枪杀加斯东·卡尔梅特一案进行审判的消息。因此，9月中旬的一天，他们抱着非同寻常的急切心情全都涌向码头，想听那位船长说说做出了什么样的裁决。但他们得知，6个星期以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协约尊严正在同德国人作战。在这不可思议的6个星期中这些岛民仍像朋友一样相处，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敌人。

在这个故事中，岛上的居民是由于信息获取渠道的匮乏（岛上没有电缆，他们也不可能亲自回到欧洲去了解情况）而受困于Lippmann所说的拟态环境之中。但反观生活在当今的人们，他们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资讯，直接接受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也许是一个节省时间和精力的做法。如果说，活在交通不便、信息匮乏时代的人们之所以接受媒介所塑造的拟态环境是一种被动且无奈的选择的话（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多的信息去挑战特定的拟态环境，交通技术的落后也限制了他们直接经验的来源），那活在交通发达、信息爆炸的当代人则可被看作是主动地去接受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并以拟态环境为根据做出决策，然后实践在社会真实上。

到了此处我们不禁要问：左右媒介塑造拟态环境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在如今大部分人都将拟态环境当作社会真实，并以其作为指导社会真实中的实践行动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显得尤其重要。此项研究发现，两份报纸对同一时期内的同一区域进行报道，但却有大相径庭的结果。以2005年的报道立场分析结果为例，《南方日报》与《南方都市报》分别营造了两个不同的拟态环境——前者似乎是在努力说服我们大部分事物都是无比美好，而后者则更倾向于客观报道，而把判断的机会留给我们。

2.影响区域间新闻流的因素及非直观的机制

正如此项研究所发现的那样，拟态环境和社会真实之间的确存在着差异，而且由不同的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偏离社会真实的情况也不尽相同。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左右着媒介的跨地区新闻报道行为呢？

如文献回顾部分所总结的那样，影响把关行为的因素不胜枚举，但大致可分为3类：新闻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新闻工作者的个人因素、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素。此项研究的关注焦点是“9＋2”范围内各地区的人口、GDP、面积及地理位置（距广州直线距离）如何影响其被报道的次数。通过回归分析，研究发现GDP对于地区被报道次数有正面的影响。虽然，根据分析数据显示，只有GDP这一变量具有显著性，但4个回归模型都具有一致的结果——对于地区被报道次数的影响，4个因素按影响力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GDP＞面积＞距广州直线距离＞人口，其中后两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尽管由于显著性水平的缺陷致使各个因素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缺乏解释力度，但它们之间的相对排名仍然具有意义。

通过定量分析，研究得出了“GDP较高的地区被新闻媒体报道的次数较多”这一结论。然而，在这个似乎直观的结论背后所隐藏的非直观的机制又是什么呢？在这里，作者试图从一个定性分析的角度略加说明，以作为对此项研究结果的补充。

从前在计划经济的指令体制下，媒介负责意识形态的宣传，20世纪90年代以前多数获得政府的全额或部分资助；市场化以后，媒介成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1992年政府宣布停止媒介补贴^[69]。既然新闻媒体在市场化以后已经成为“企业管理”，那便是意味着其被赋予了追逐利润性质。而在政府补贴取消以后，广告收入顺理成章地成为新闻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不过，报纸对于广告收入的依赖是否就是造成其更多地关注经济发达地区（在此项研究的案例中为广东省）的原因呢？

报纸是一种对地域依赖性较强的印刷媒介。由于研究所选择的样本是《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其报社所在地为广州。而恰好广东省为“9＋2”区域内（香港、澳门除外）GDP最高的地区。因此，GDP影响被报道次数的回归系数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真正的原因是报纸对于其所在地新闻的关注。不过值得思考的是，同样一份报纸，其娱乐和体育版面却有大量的外地甚至是国外新闻，而这种跨地区报道的情况在综合新闻的版面中却为数不多（具体数据可参考之前的统计结果）。这种现象又当如何解释呢？

李金铨在其著作《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中总结了后毛泽东时代的新闻特征，他称之为“降低动员的自由化（demobilized　liberalization）”。其中一点为：“媒介由党的喉舌的角色转变为何周所谓的‘党的公关公司’，它们的任务是提升党的形象及合法性……”^[70]。而就各个地区来说，其所服务的对象则可视为是当地的有关政府部门。回到此项研究的案例中，这种“提升形象及合法性”的具体表现就是多报道与当地有关的正面新闻，这种做法在定位为机关报的《南方日报》中更为明显。下面以《南方日报》2005年的分析结果进行说明。

表57　首要省份与报道立场交叉统计（2005年《南方日报》）

表58　新闻主题与报道立场交叉统计（2005年《南方日报》）

从表58中可以看出，除香港和澳门这两个行政特区外，在“9＋2”范围中就只有广东有正面新闻报道（59篇），其余地区则只有负面报道，或甚至没有出现在新闻报道中。通过新闻主题与报道立场的交叉分析还可以发现，负面报道主要出现在“灾难（意外、疫情）”这一主题中，而这类新闻的负面性多数都是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尽管如此，仍有5篇此类别的新闻以正面报道的形式出现）。反观与政府形象较为密切的“政治（政策）”类新闻，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之比为18∶3，经济类新闻（多数关于国家经济走势）更是高达13∶1。

可见，在那些直观的统计数据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影响着省际新闻的流动，这便是政府的影响。要厘清这一因素对省际新闻流动的影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或许能提供更为有力的解释。这已超出此项研究所设定的研究范围，因此本文不再详述。

六、研究结论及局限性

1.结论

此项研究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案例，分析了在中国大陆政治和经济转型的环境下，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省际新闻的流动，以及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大小有何不同。除各省的自身特征外，研究还探讨了区域合作的发展是否将影响省际新闻的流动。

通过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各省份的GDP是影响省际新闻流动的各种因素（GDP、人口、面积、省会与媒体所在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中最重要的一个——GDP较高的省份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至于在影响力大小的问题上，这4个因素中虽然只有GDP的分析结果具有显著性，但它们之间的相对排名仍然具有参考价值。这4个因素对于省际新闻流的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GDP＞面积＞省会与媒体所在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人口。根据分析结果显示，后两个因素于省际新闻流数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

除新闻数量之外，报道范围、新闻主题及报道立场也是省际新闻流研究的重要主题。通过对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在报道覆盖范围方面，《南方都市报》对“9＋2”区域的覆盖程度比《南方日报》更完善；在新闻主题方面，虽然两份报纸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但民生、政治（政策）及文化教育（科技）是两者最为关注的前三类新闻；而至于报道立场，《南方都市报》和《南方日报》则显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立场以中立为主，其次是负面报道，最后才是正面报道；而至于《南方日报》，根据其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正面报道的比例最高，达66.7%，但这一情况随后有所改变，到了2006年，《南方日报》的报道立场转向以中立报道为主，占49.4%，但正面报道的比例依然较高，占33.9%。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报纸媒体的角色从过去的政府宣传机器开始转为向市场作出有限度的妥协。这种做法所导致的结果是一部分报纸由于不再严格实现政府宣传的功能而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政府宣传机器的结构之外，享受更多的“消极自由”，在“非政治领域”和不危及政权稳定的话题上自由度尤其显著增加^[71]。党报通过筹组集团的方式尝试迈进市场，故意错开龙头党报的喉舌功能和外围报的文化消费功能，都市报兴起，贴近市民生活^[72]。这正是对此项研究所选择的案例的最好描述。其结果是《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同时在受众的认知中塑造了两个即使并非完全对立但也相去甚远的拟态环境。此现象可以解释为：《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是隶属同一集团但定位相异的两份报纸，身为党报的《南方日报》责无旁贷地需要承担着政府的公关和宣传功能；而《南方都市报》则选择从一个更接近民生的角度出发，其所营造的拟态环境自然也就有别于《南方日报》。

根据此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区域合作关系对于省际新闻流动的影响最主要的体现是在报道立场上。研究发现，在与“9＋2”相关的新闻报道中，正面报道的比例远高于非“9＋2”相关新闻。至于区域合作关系对于报道主题的影响则略显轻微：与“9＋2”相关的新闻报道对于各个主题的覆盖程度略高于非“9＋2”相关新闻。而在新闻数量方面，两份报纸的“9＋2”相关新闻都多于非“9＋2”相关新闻。但报纸对媒体所在地有天然的关注性，受此因素的干扰，在此无法断定究竟是区域合作关系抑或是两份报纸均在广州而导致“9＋2”相关新闻多于非“9＋2”相关新闻。

经过多年发展，新闻流研究从最初的国际层面逐渐发展至国家层面，关注点亦由最初的批判区域间的不平衡转为探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因素对新闻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此项研究引入区域合作关系这一新概念，对传统新闻流研究将各区域孤立化的思维进行了补充，望能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局限性及对日后研究的建议

尽管作者以最大的努力完成此项研究，但由于个人水平及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仍有若干未能尽如人意之处。

首先，虽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中国是屈指可数的大型报业集团，且《南方都市报》及《南方日报》均有一定的全国影响力，但仍难以排除报纸媒体所具有的地域属性的干扰。这一干扰对研究造成了以下两点影响：第一，无法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来检验“9＋2”区域合作关系对省际新闻流的影响；第二，影响了回归模型的解释力。

其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研究未能对非“9＋2”地区的新闻报道作更深入的分析，用以与“9＋2”相关新闻报道进行比较。其后果是，导致在论证区域合作关系这一因素的影响力时缺乏说服力——因为即使没有区域合作关系，也会有可能出现省际新闻流。

再次，即使此项研究所进行的是抽样内容分析，但出于对数据可比性的考虑，两位编码员在经过共同协商之后，决定在4份样本中再分别选取180篇较为有代表性的新闻报道作为内容分析的对象。无可否认，这一做法干扰了随机抽样的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的回归分析。

最后，对于描述性定量分析无法深入分析的问题，作者通过定性分析对其进行了补充。但受到研究设计的限制，分析仍停留在较为初步的阶段。

总结以上的不足之处，作者建议日后的同类研究可以考虑：①在研究区域内的每个地区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媒体作为研究对象；②尽可能对所有新闻进行研究；③同时分析有合作关系的区域以外地区的新闻流动情况，以求得出更有解释力的分析结果。

【注释】

[1]卢嘉杰，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商务管理学院教师。

[2]Natarajan，K.＆Hao，X.（2003）.An Asian voice？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annel News Asia and CN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53（2）：300-314.

[3]Zhu，J.＆Huang，Y.（2002）.Weak links within a centralized national system：Inter-provincial relations vis-1-vis news coverage from 1955 to 1996，The China Review.Vol.2（1）：149-172.

[4]Zhu，J.＆Huang，Y.（2002）.Weak links within a centralized national system：Inter-provincial relations vis-1-vis news coverage from 1955 to 1996，The China Review.Vol.2（1）：149-172.

[5]同上。

[6]杨汝万，沈建法编，《泛珠三角与香港互动发展》，序言。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5.

[7]9个内地省份：广东、广西、海南、福建、云南、江西、四川、湖南、贵州；2个行政特区：香港、澳门。

[8]由于香港和澳门的社会制度及新闻出版法规与中国大陆相异，出于可比较性的考虑，此研究实际上只对中国大陆9省的区域间新闻报道进行研究。

[9]Yang，T.（1995）.Factors affecting foreign news coverage：U.S.and British media coverage of the Soviet（1931-32）and Chinese（1959-61）famines.PhD dissertation.US：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10]范以锦.《南方报业战略》.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62.

[11]同上：406页。

[12]范以锦.《南方报业战略》.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71页。

[13]同上：180页。

[14]Zhu，J.＆Huang，Y.（2002）.Weak links within a centralized national system：Inter-provincial relations vis-1-vis news coverage from 1955 to 1996.The China Review.Vol.2（1）：149-172.

[15]Zhu，J.＆Huang，Y.（2002）.Weak links within a centralized national system：Inter-provincial relations vis-1-vis news coverage from 1955 to 1996.The China Review.Vol.2（1）：149-172.

[16]同上。

[17]同上。

[18]Nossek，H.（2004）.Our news and their news：The rol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verage of foreign news.Journalism.Vol.5（3）：343-368.

[19]Zhu，J.＆Huang，Y.（2002）.Weak links within a centralized national system：Inter-provincial relations vis-1-vis news coverage from 1955 to 1996.The China Review.Vol.2（1）：149-172.

[20]Wu，H.D.（2000）.Systemic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A comparison of 38 countrie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5（2）：110-130.

[21]Zhu，J.＆Huang，Y.（2002）.Weak links within a centralized national system：Inter-provincial relations vis-1-vis news coverage from 1955 to 1996.The China Review.Vol.2（1）：149-172.

[22]该研究选取其中的1955-1956年、1975-1976年及1995-1996年三个时间段。

[23]该研究进行时重庆仍未成为直辖市，故当时只有30个省和直辖市。

[24]Zhu，J.＆Huang，Y.（2002）.Weak links within a centralized national system：Inter-provincial relations vis-1-vis news coverage from 1955 to 1996.The China Review.Vol.2（1）：149-172.

[25]Yang，T.（1995）.Factors affecting foreign news coverage：U.S.and British Media coverage of the Soviet（1931-1932）and Chinese（1959-1961）famines，PhD dissertation，US：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26]《泰晤士报》英文原名为The Times，但在英国以外的地区有时会被称为The London Times或者The Times o f London。

[27]Yang，T.（1995）.Factors affecting foreign news coverage：U.S.and British Media coverage of the Soviet（1931-1932）and Chinese（1959-1961）famines，PhD dissertation，US：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28]Yang，T.（1995）.Factors a f fecting foreign news coverage：U.S.and British Media coverage of the Soviet（1931-1932）and Chinese（1959-1961）famines，PhD dissertation，US：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29]臧国仁.国际新闻传播研究的系统观.《新闻学研究》，1989（41）：159-200.

[30]李美华.从国际新闻流通理论探讨台湾报纸国际新闻报道内容之转变（1998-1999）.《新闻学研究》，2005（85）：111-139.

[31]Boyd-Barrett ＆Rantanen编.《新闻全球化》，冯复华，李美馨译.韦伯，2004。

[32]Kisuke，C.S.（2004）.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news values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sources in a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 newspaper：A case study of the Daily Nation，M.A.dissertation，US：Rhodes University.

[33]同上。

[34]Staab，F.J.（1990）.The role of news factors in news selection：A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0，Vol.5（4）：423-443.

[35]Kisuke，C.S.（2004）.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news values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sources in a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 newspaper：A case study of the Daily Nation，M.A.dissertation，US：Rhodes University.

[36]Mayer，M.（1993）.Making News，Massachusett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67.

[37]Kisuke，C.S.（2004）.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news values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sources in a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 newspaper：A case study of the Daily Nation，M.A.dissertation，US：Rhodes University.

[38]苏蘅，消息来源与新闻价值——报纸如何报道“许历农退党”效应，《新闻学研究》，1995（50）：15—40。

[39]Singletary，M.，《大众传播研究：现代方法与应用》.刘燕南，和轶红，朱霖，施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58.

[40]Nossek，H.（2004）.Our news and their news：The rol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verage of foreign news.Journalism.Vol.5（3）：343-368.

[41]Gaunt，P.，Choosing the News：The Profit Factor in News Selection，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0.

[42]王勇.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的核心与灵魂.《采写编》，2005（3）：21.

[43]刘庆军，王丽霞.当前社会背景下的新闻选择.《新闻界》，2004（5）：63-64.

[44]王勇.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的核心与灵魂.《采写编》，2005（3）：21.

[45]Natarajan，K.＆Hao，X.（2003）.An Asian voice？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annel News Asia and CN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53（2）：300-314.

[46]Natarajan，K.＆Hao，X.（2003）.An Asian voice？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annel News Asia and CN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53（2）：300-314.

[47]Donsbach，W.（2004）.Psychology of news decisions：Factors behind journalists’professional behavior，Journalism，Vol.5（2）：132-157.

[48]Zhu，J.＆Huang，Y.（2002）.Weak links within a centralized national system：Inter-provincial relations vis-1-vis news coverage from 1955 to 1996，The China Review.Vol.2（1）：149-172.

[49]黄煜.省际新闻流通与省委机关报.《现代传播》，2001（1）：27-32.

[50]黄煜，祝建华.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新闻学研究》，2000（64）：161-181.

[51]黄煜.省际新闻流通与省委机关报.《现代传播》，2001（1）：27-32.

[52]黄煜.省际新闻流通与省委机关报.《现代传播》，2001（1）：27-32.

[53]黄煜，祝建华.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新闻学研究》，2000（64）：161-181.

[54]张秀萍，余树华.泛珠三角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问题探悉.《南方经济》，2005（12）：98-100.

[55]Lippman，W.，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43.

[56]Rogers，E.M.《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354.

[57]张国良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547.

[58]Yang，T.（1995）.Factors affecting foreign news coverage：U.S.and British Media coverage of the Soviet（1931-1932）and Chinese（1959-1961）famines，PhD dissertation，US：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59]Rogers，E.M.《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354.

[60]同上。

[61]张国良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547.

[62]作者曾赴深圳报业集团搜集资料，但发现该处所藏之《南方都市报》仅有2006年之后的。而深圳市图书馆由于距离深圳大学路途较远，故未采用其所藏资料。

[63]将一年中的52周分别以1至52编码，然后利用Excel随机抽取3周。

[64]Jackson-Brown，G.（2005），Media coverage of South Central Los Angeles：The Los Angeles Times and the Los Angeles Sentinel，1990-2000，PhD dissertation，US：Indiana University.

[65]黄煜，祝建华.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新闻学研究》，2000（64）：161-181.

[66]中国地图出版社编制，《中国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年。

[67]由于香港和澳门的社会制度及新闻出版法规与中国大陆相异，出于可比较性的考虑，因此未被列为主要研究对象。

[68]Lippman，W.《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3.

[69]李金铨（2004）.《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88.

[70]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48.

[71]同上：84。

[72]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