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科技翻译出版机构及管理工作

四、新中国的科技翻译出版机构及管理工作

（一）中国科学院出版编译局的成立

1950年1月，刚刚成立不到两个月的中国科学院便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出版编译局”。1950年3月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改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科技翻译管理机构。中央对编译局首任局长人选十分重视。经两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陶孟和与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的推荐，并报请政务院批准任命，将当时在南京担任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主任的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调到北京担任编译局的首任局长。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下设编译处和出版处。编译处首任处长是著名数学家关肇直。

1950年3月关肇直调任中国科学院图书管理处任处长，由黄宗甄任编译处处长。1950年9月15—25日，国家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编译局局长杨钟健参加了会议，并进入了会议主席团。会上，国家出版总署提出，建议中国科学院对上海商务印书馆和龙门联合书局的业务给予指导。同年10月，中国科学院先后邀请商务印书馆负责人谢仁冰和龙门联合书局经理严幼芝到编译局商谈。从此，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不断地向商务印书馆和龙门书局推荐翻译著作出版。直到1954年编译局与龙门联合书局合营成立科学出版社，五年时间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内外的期刊和著作。

首先，出版院办科学期刊。编译局成立后不到半年，主持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中国科学》和《科学纪事》。尤其是《科学纪事》，是一份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季刊，论文都要译成外文发表，深受国外科学家的欢迎。

其次，出版了一批自然科学期刊。1950年2月，编译局成立才一个多月，就召开了由17个自然科学学会的负责人和各学报主编参加的会议，要求各学报能如期出版，由编译局资助出版经费或代为出版，公布了《中国科学院扶助国内各重要专门学会、研究会等刊行科学期刊的办法》，同年4月，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第八次常务会议通过。至1952年，学会刊物的出版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共达22种。有些研究所一时还没有成立专门学会的，编译局也负责为其出版刊物。

第三，编定科学名词。对于新中国来说，要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对科学名词的审定统一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新中国成立，前南京国立编译馆曾经做过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出版过10多种关于科学名词的书，著名科学家严济慈、钱临照都曾经参加过科学名词审定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编译馆由国家出版总署接管。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国家设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负责自然科学名词的审定工作。编译局推选了180多位专家学者担任各个学科的学术名词审定委员。该项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到1956年编译局结束工作时为止，已经出版了中外文对照的39种科学名词。

第四，出版图书和《现代中国科学论著丛刊》。出版书籍是编译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分工，编译局一般不出版大学教科书（教科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编译局成立5个月之初，就收到来自全国的学者申请出版的专著14种，以后还不断地有书稿送来。对于这些书稿，经审查合格者，便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和龙门书局出版。到1951年，出版各研究所送来的著作就已达42种。

中国科学院为了贯彻执行政务院及文教委员会的指示，决定刊行《现代中国科学论著丛刊》，并作为重点工作来抓。这项工作旨在为了让青年科学工作者能够了解现代中国优秀的老科学家是如何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发奋努力而做出优秀成果的。编译局为此制订了专门的“办法”和“编审方案”两个文件。

自1951年开始，编译局先就数学、物理、地质、生理、气象5个学科进行审查编选，以便取得经验后逐步扩展到其他学科。编译局先后邀请上述5个学科的科学院专门委员和有关学会理事，分别举行座谈，并在各个座谈会中产生编审小组，推选组长、副组长和秘书。每次开会，郭沫若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副院长等著名科学家都是亲临指导。

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和各方面的专家们在百忙中要对科学家所发表过的论文进行认真审查与筛选，其出版一本书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况且在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环境下，学术界要出点成果很不容易。尽管如此，仍完成了丛刊中的《气象学卷》。《气象学卷》分为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于1954年正式出版。该卷一共选出了气象学科专家的代表性论文共25篇，印刷装帧精致，英文版出版后受到了很有国际影响的英国《自然》（Nature）周刊的好评。评论文章即发表在当年的该刊上，从而扩大了新中国科学进步的声誉和影响。

（二）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

1954年2月，中国科学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由其领导和规划全院的编译、出版和图书等方面的工作，陶孟和副院长兼任首届主任委员。1960年4月陶孟和病逝后由竺可桢副院长兼任主任委员。原编译局暂时保留，作为编译出版委员会正式成立前的执行机构。1956年5月，编译出版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郭沫若院长亲自参加并发表讲话。此后，编译局的翻译管理职能完全归入新成立的编译出版委员会。

（三）科学出版社

1954年5月，在国家出版总署的关心协助和大力推动下，经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与上海私营龙门联合书局商洽公私合营事宜，决定成立科学出版社。

1954年8月1日，科学出版社正式成立。起初，科学出版社性质属于公私合营单位，由公私方组成董事会。董事长、社长、副社长和总编辑由公方任命，副董事长和经理由龙门书局推荐。中国科学院编译局首任局长杨钟健担任董事长，原龙门联合书局经理严幼芝担任经理，著名动物学家周太玄担任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周太玄曾与李大钊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赴法，获生物学博士学位。被誉为我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回国后历任香港《大公报》主编、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重庆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等职。

龙门书局于1930年在上海创建，1938年扩大为龙门联合书局，主要出版科技类图书和高校理工类教材、教学参考书、工具书，在当时的中国科技界和科技翻译界颇有影响。1993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恢复龙门书局，作为科学出版社的副牌，独立进行出版业务活动。现在，科学出版社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是出版翻译科学书刊最多、翻译质量最高的出版社之一。

（四）《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翻译出版任务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并要求3个月内制定《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不久，国务院成立了以陈毅副总理为主任、由35人组成的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和聂荣臻的领导下，集中了全国600多位科学家，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制定了全国科学发展规划方案。《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共有57项任务，下分616个课题。每个课题任务都有具体要求，并规定了主办单位、协作单位、主要科学家、负责人，以及工作进度和完成的时间。整个规划全面、系统地明确了当时我国最需要发展的科学前沿问题，既突出重点，又组织各方协作，处理好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到1963年，这个规划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在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过程中，我国科技翻译工作者协同科学家一起，为我国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半导体、计算机、电子技术和自动化等尖端科技的发展，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翻译工作，为规划提供了各个学科所急需的大量国外参考文献。

（五）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中的科技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技工作者与当时的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学术机构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发展很快。

从1949年至1957年的9年间，中国送出上千名科技人员赴苏联参加学术会议、考察或访问。中方也邀请了上千名苏联学者来华工作、讲学和考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苏两国的科学合作，对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系统地组织译介了苏联科技界权威学者的经典著作和高等学校教科书；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建了156项重点工程，大量的俄语科技资料亟待翻译，当时一项工程所需翻译的资料往往数以吨计。所以，科技口译和笔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实践。

除了同苏联的科技交流之外，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先后同越南、朝鲜、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进行了科技交流，有的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书，有的开始了科技学术交流互访，随之而来也就增加了科技翻译的任务。从1956年兴起的我国科技情报事业曾以科技翻译为主，当时在几十个工业部门建立起专业职责明确的科技翻译与情报网络，系统地翻译出版了百余种以苏联科技期刊为主要取材来源的科技译刊，这无疑是国际科技翻译史上的创举。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1.

[2]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29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6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99.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5－36.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1－4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07－508.

[8]钱伟长.“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历史道路.人民日报，1956－7－7.

[9]谭北生.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出版概况.中国出版年鉴（1985）.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0]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关于出版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以及对于改进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9—1960）.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1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