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华文传媒与中国大陆社会

香港华文传媒与中国大陆社会

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论文摘要：

1997年以前，香港既是中国的领土，又是英国的殖民地。这里的统治者是英国人，而社会成员95%以上是中国人，香港是一个华人社会，这些都决定香港的华文传媒有其特殊性。长期以来，香港华文传媒既与大陆媒体有一体性的联系，又享受着比大陆媒体大得多的出版自由，既服务着当地的华人社会，又与中国大陆社会保持明显的互动关系，更加体现出中西文化交融特色。

本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对香港华文传媒与大陆媒体及大陆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归纳出5种关系：第一，香港华文传媒为大陆的社会变革而鼓吹；第二，香港华文传媒成为大陆各派政治势力的舆论阵地；第三，大陆政治形势变化对香港华文传媒产生影响；第四，香港华文传媒靠吃“中国新闻”饭而发展；第五，香港华文传媒是大陆社会的双刃剑。

在此基础上，文章对香港华文传媒发展与大陆社会变迁两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香港，至今对于许多中国大陆人来说，都还是一块诱人而神秘的土地！

香港位于中国南海之滨，珠江口的东岸，依山面海，水上交通非常便利，地理环境十分优越，自古就是广州的外港。早在汉代，中国政府在这里就有屯兵驻守，以维持边境安全和监督盐工生产。据记载，从宋朝开始，内地人陆续迁移到此定居，此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大陆人来这里开垦和居住，以制盐、采珠和种香树为生。鸦片战争后，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了香港，1842年8月29日，又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1843年4月5日，英国在这里建立了隶属于他们的政府。港英政府对商贸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使这里很快成了世界各国商船和外国人聚集地，外国商人竞相在这里开设洋行，香港迅速成为远东地区货物交易中心。英国殖民统治者按照西方近代社会的模式在这里建设起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国人在这里办报，固然受港英政府的制约，但是，由于大陆历届政权对这里鞭长莫及，所以享受比大陆媒体大得多的出版自由。这些都为香港近代华文报刊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香港与中国大陆仅一桥之隔，两岸彼此呼应，使得香港华文传媒与大陆保持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香港主权回归后，香港华文传媒在一国两制的政治格局下，一方面继续享受西方出版自由，一方面进一步依赖大陆社会发展。

香港华文传媒为大陆社会变革而鼓吹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大陆社会，从总体上讲是一个封闭系统，历届政府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国门在19世纪40年代初被迫打开后，对外界有形事物和无形的思想，始终是采取排斥态度，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动接纳。在中国大陆社会缓慢的开放过程中，香港传媒，尤其是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的华文传媒有意无意地扮演了一个鼓吹者的角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先看外国人办的报刊。香港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遐迩贯珍》（马礼逊教育会主办，1853年9月3日创刊）的创办宗旨很明确：“盖欲从得事物之颠末，而知其是非，并得识世事之变迁，而增其闻见，无非为华夏格物致知之一助”（《遐迩贯珍小记》，1854）。可见，它就是要消除中国人排外的心理障碍，开阔中国人的视野。为此，这份教会办的刊物，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内容涉及政治学、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医学等方面，同时，还重视刊登新闻，尤其重视刊登国内新闻。

早期中文商业报纸与英文报纸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有明显的西方意识，代表殖民主义者的心态。这些报纸虽为商办，但其本意还是消除中国人锁国的思想隔阂，德臣报馆创办《中外新闻七日录》时，编者说：“本馆设报之意，原不图弋利求本，惟欲中国士商益增识见，扩展耳目。”为此，“选译泰西近事，于国政民情、兵刑工商诸大端无不采取”（《告白》，1871）。

这些外国人在香港办的中文报刊主要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除在香港发行外，主要运往大陆如广州、厦门、宁波、福州和上海等地销售，对大陆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思想的转变都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从稍后一些时期出现的维新派人士的思想观念变化来看，大都是这些报刊的阅读者。

至于中国人在香港创办的政治报刊，更是直接为大陆社会变革服务的。从开埠到20世纪50年代，香港社会基本上是移民社会，香港居民对港英政府缺乏归属感，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出生地——大陆社会。一些报人原本是受大陆的专制政府的迫害，被赶到香港来的，因此，他们办的报刊主要是关注大陆的社会变革，希望推动大陆的社会变革。这其中最典型的是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王韬因1862年上书太平天国获罪清朝政府，于是避走香港。居港以后，又有三年旅英、两度游法的经历，得以与西方近代文明广泛接触，思想上发生巨大变化，成为中国最早具有维新思想的代表性人物。随着中国国内社会矛盾的日趋激烈、民族危机的日渐深化，王韬要求改革社会的愿望也日趋强烈，由于中国大陆社会专制依旧，创办报刊宣传维新十分困难，于是他只有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专为维新派人士论述时政之用。可以这样说，王韬的《循环日报》主要是办给大陆人看的，是专为大陆的社会变革而创办的，专为“裨益我华人而设”。1874年2月12日，《循环日报》发表《倡设日报小引》一文着重论述国人放开视野之必要，指出应学习外人长处，作为改变中国社会的借鉴，并宣称，本报对西方知识将“广为翻译，备加汇罗，俾足以佐中治、稔外情、详风俗、师技艺。其良法美意足以供我揣摩，地理民风，足以资我见闻，则尤今日所宜讲求者也”。

《循环日报》的这种办报宗旨，主要体现在它的言论。该报的言论主题十分明确，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评论时政，阐明“强邻环视，伺隙而动”的严峻局势，激发国民同仇敌忾、抗拒外辱的情绪；二是论述新政，指明中国的富国强民之道，提出了造战舰、制枪炮、练精兵、开矿山、建铁路、设电线、垦荒地、造良田、兴保甲、严法纪、通外贸、办洋务、革积弊、除污吏、兴学校、举良才一系列措施；三是批判拒绝接受新事物的泥古派，论述“变古通今”的观点，强调学习西人长技，变革旧制，实行新法，实为中国求富致强之道。有人把《循环日报》“变法自强”的主张归纳成四点：救时以治内为本，治内以重民为先，图强以变法为要，变法以人才为重（罗香林，转引自王庚武，1997：505）。

随后兴起的革命派报刊，对大陆社会变革的影响更大。

被誉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的《中国日报》（1900年1月25日创办）在创办之初，以“开中国人之风气识力，祛中国人之萎靡颓庸，增中国人奋兴之热心，破中国人拘泥之旧习，而欲使中国维新之机勃然以兴，莫之能御”为办报宗旨，在“复兴中国”的口号下，大力宣传反清救亡思想，抨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等。《中国日报》很大一部分发往广东，在大陆产生强烈影响。

香港地区第二份革命报纸《世界公益报》（1903年12月29日创刊）公开主张“变专制为共和、变满清为皇汉”，号召人民“投袂而起，光复中国”。

《广东日报》（1904年3月31日创刊）以“发挥民族主义，提倡革命精神”为办报宗旨，主张用暴力手段实现民主共和。

开智社同人集资创办的《有所谓》报（全名《唯一趣报有所谓》，1905年6月4日创刊）一创刊，就把矛头指向大陆专制政府，宣称要“以言论寒异族独夫之胆，以批评而褫一般民贼之魂，芟政界之荆榛，培民权之萌蘖”。创刊之初，全国正掀起大规模的爱国运动，该报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运动中，成为“省港各报之冠”（丁守和，1987：739），极大地推动了运动的开展。

香港华文报刊成为大陆政治势力论战的阵地

为推动社会变革，争取舆论支持，香港华文传媒由个人创办发展至各党派办报。港英在香港实行西方的出版自由，在不危害港英统治的前提下允许各派自由办报，因而大陆各种政治派别都在香港创办自己的机关报，为各自政治派别的政治斗争服务而开展报刊大论战，促进了大陆政治局势的演变。

中国近代的党派之争而导致党派报刊论战的历史始于20世纪初。当时，革命与保皇，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为保皇鼓吹的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的报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党派性，将所办之报刊称作“党报”，认为它是本阶级政党直接参与政治斗争以改革国政的主要舆论阵地和宣传机关。在戊戌变法和君主立宪的过程中，利用报刊为维新改良派的政治经济利益鼓吹，制造实行君主立宪的舆论，梁启超立下赫赫战功。当时在香港的保皇派报刊主要有《维新日报》（陆骥纯，1880年创办）、《商报》（徐勤，1904年创办）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香港的报纸主要《中国日报》（1900年创刊）、《世界公益报》（1903年创办）、《有所谓》报为代表。两派报刊论战的主战场在日本，主要对手是《民报》和《新民丛报》，香港的论战也甚是火热，对垒的主要是《中国日报》和《商报》。两报就要不要实行民族革命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了激烈笔战。1905年，冯自由在《中国日报》发表长达2万字的《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的文章，驳斥改良派所谓的“中国不必实行‘社会革命’的谬论”，此“为我国言论界畅论民生主义之嚆矢”。这次论战扩大了革命派的思想影响，“粤垣志士纷纷投稿为《中国日报》声援，而革命书报在粤销场为之大增”。

两派报刊在香港展开激烈的政治论辩，加剧了社会对革命认识的转变，使得革命思潮“骎骎乎有一日千里之势”。正如孙中山所说，辛亥革命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革命报刊对革命宗旨和革命思想的传播（方汉奇，1981：157）。

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香港报纸出现商业化趋势，但是，大陆政党在香港创办报刊，进行政治宣传和论战，由此形成传统。此后，国共两极对立政治势力形成使得香港党派报纸论战再度火热起来。

1927年4月，蒋介石反动政变、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在大陆转入地下，便寻求在香港出版自己的机关报。1929年前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的聂荣臻在有关同事的支持下，就曾在香港创办了《香港小日报》，宣传中共政治主张。

抗日战争期间，香港华文报刊笔战酣然，狼烟四起。1939年6月，国民党在香港创办《国民日报》作为自己的宣传喉舌；皖南事变之后，中共南方局为了保存进步文化力量、革命力量，有计划地将文艺界一大批进步人士从渝、桂等地撤到香港，并利用这些进步的文化力量在海外建立起自己的宣传阵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制造舆论，推动革命。1941年4月，共产党创办了《华商报》。

从1941年至1945年间，国民党有关战时出版管制的临时性指示就达200余种。仅在《修正战时新闻检查标准》和《修正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这两个法规中规定的禁载事项达70余项，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财政、文化、社会事务等都有限定，从不准批评国民党党纲、党义和总裁个人到不许鼓吹所谓“过激思想”，禁载内容可说是无所不包。

由于政治形势险恶，民主党派在国统区没有应有的自由活动空间，于是纷纷在海外筹建言论机关。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创刊。著名的民主人士梁漱溟任社长，俞颂华任总编辑，萨空了任总经理兼副刊《鸡鸣》的主编，羊枣任国际新闻版编辑。1941年10月10日，《光明报》公开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的主张纲领》和《中国政团成立宣言》。10月16日又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宣言》的社论。盛怒之下的国民党政府，指使香港的国民党报纸对《光明报》群起攻之。

此外，邹韬奋1941年5月复刊了《大众生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还办有《华侨通讯》、《抗战大学》、《东江》、《海外青年》等刊物，并出版《新华日报社论集》。这些刊物主要以香港、东南亚和西方各国的华侨为宣传对象，使他们有机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王晓岚，1995：67—69）。同时，这些共产党和左派报刊经常与《民国日报》的主笔王新命发生笔战。

抗战胜利后，大陆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共产党充分利用香港的出版自由出版党的报刊，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破坏民主的阴谋，1945年11月13日，中共在香港创办了战后第一张党报《正报》，宣传中共政治主张，打破了国民党对香港和华南地区新闻封锁的局面。著名的《华商报》1946年1月4日复刊，密切配合大陆政治斗争形势进行宣传，揭露蒋介石假民主，宣传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对香港采取暂不收回、维持资本主义和英国在香港地位不变的策略，香港不仅成了著名的自由贸易港，也成了中国各派政治势力角逐的场所。50至60年代，香港政治报刊兴盛，左右阵营分明。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公开地出版报纸，但是《大公报》、《文汇报》和《新晚报》则有明显的左派色彩，基本上成了共产党的喉舌。逃到台湾的国民党为了应付变化的时局，非常注意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进行宣传，1949年8月4日，国民党在《国民日报》的基础上创办自己新机关报《香港时报》，该报创办之初为国民党CC派所控制，完全听命于国民党当局的指示，进行反共宣传。除《香港时报》外，右派报纸还有《工商日报》。该报最早创刊于1925年，历来公开反共，1946年2月复刊，版面上表现出明显的对台湾国民党政策和主张拥护的立场。如陈昌凤博士所说：“中国的政治因素大约在战后20多年里，在香港报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陈昌凤，1997：22）。

大陆政治形势影响香港华文传媒

香港华文传媒与大陆社会关系密切，不仅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改革开放的促进，而且还表现在后者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前者的影响。中国大陆与香港的命运唇齿相依，香港报业从来就打上中国百余年来大陆社会变迁的烙印。清廷腐败，列强入侵，宗教敲开香港大门，《遐迩贯珍》诞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香港政党报刊繁盛；抗战爆发，不分信仰，香港报刊掀起全面抗日的狂飙；中国政权建立后，香港报刊更是左中右三足分立；“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波及香港，香港华文媒体人心丧失，影响力衰减；大陆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香港华文传媒也重现生机；主权回归，香港媒体异彩纷呈。

这里主要论述1949年之后，大陆极“左”思潮和极“左”政治路线对香港华文报刊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大陆极“左”思潮对香港华文报刊产生不良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1952年的“3·1事件”中的《大公报》等三报案。由于一住户取暖不慎，造成九龙东头村发生火灾，受灾居民16000多人。港英政府的救灾工作十分迟缓，负责港澳工作的有关组织和工联则怀疑是港英政府有目的的纵火，经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批准，他们于是决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指示《大公报》、《文汇报》和《新晚报》配合斗争，大造反英舆论，发起一个“吐苦水”运动，痛斥英国殖民主义者奴役、迫害、剥削我香港同胞的罪行，发动全港居民起来同港英当局进行斗争。香港同胞的爱国热情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东头村的灾民更是值得同情的，但是由于有关领导部门“左”倾思潮作怪，违背中央外交政策，盲动行事，致使港英政府有机可乘，酿成流血事件。港英当局借口《大公报》等左派报纸转载《人民日报》和《南方日报》的文章，以刊载“有煽动性的文字”为由，下令拘捕了三家报馆的负责人，并提起公诉。后在周恩来的强烈抗议下，港英政府才停止了对《大公报》、《文汇报》和《新晚报》的判决或指控。虽然如此，这三家左派报纸从此完全以“红色”的面貌出现在香港，很快流失了中间读者，销售量减少，影响力也明显减小。

十年“文革”期间，香港华文报刊，尤其是左派报纸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严重妨碍了报刊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香港劳资矛盾越来越尖锐，1960—1970年的十年间，香港工人罢工达193次。由于港英当局对工人罢工形势缺乏足够的认识，不是采取疏导、调节方式解决问题，而是动辄抓人，使矛盾更加激化。1967年5月，港英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对赤手空拳的罢工工人大规模镇压。当时，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各个新闻单位按照“舆论领先，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全面进攻”的中央指示纷纷投入了这场斗争。6月3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的社论，提出把英国殖民主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新华社香港分社立即发动香港左派报纸配合这场斗争，于是，“反英抗暴”斗争原本是一场劳资纠纷而引起的工人罢工运动，由于大陆的参与，演变成了大陆“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延伸。其间，香港的左派报纸大都受大陆极“左”路线的影响，进行过火的宣传，《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的国内版主题是“反英”，香港版主题是“反英抗暴”，内容热情激昂。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一些过激言论也诉诸报端，斗争方向由反英转向反“封资修”。虚假新闻的报道降低了报刊的公信度，左派的言论也因此失去人心。为跟进斗资批修的需要，许多报纸不顾读者需要撤销副刊、马经版、狗经版，失去大批读者，销量暴跌，个别报纸销量甚至不及原来四分之一，销量跌落至3—4万份，甚至2万份。更为严重的是，主要左派报纸的领导人不但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自鸣得意，《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退出香港报业工会，将自己置身于香港新闻界之外。

一句话，大陆“左”倾错误路线使香港华文传媒，尤其是左派报纸严重受挫，元气大伤，步入黑暗期。直至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才又重新获得生机。

香港华文传媒靠吃“中国新闻”饭而发展

在世界大都会中，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报纸人均占有率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而两倍于世界的平均数量。那么是什么吸引着大量的受众群体呢？是什么带来如此巨大的销量呢？除了本港的马经、股票和娱乐新闻外，再就是大量的“中国新闻”了。中国大陆与香港血脉相连，不仅存在地缘关系而且文化传统也一脉相承，影响新闻报道数量多寡的不仅仅是地理关系，更多的是历史文化的渊源。社会变革离不开媒介的力量，大陆政治局势影响着香港华文传媒的发展，中国收复香港主权之后，“中国新闻”成为香港华文传媒的生命线。

1981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是查良镛——金庸。查良镛1959年与其同学沈宝新一起合资创办《明报》，60年代中期，《明报》以其详尽的大陆“文化大革命”报道开始受到读者注目。它在香港各报中首家开辟了“中国消息版”（左派报纸除外）和“乡土”专栏，刊登许多有关大陆的专稿和“内幕新闻”，将各种声音不存偏见地如实反映出来，以增进两岸三地读者的相互了解。《明报》逐渐建立起了在中国大陆新闻方面的权威，报纸的影响随之日益扩大，销数日增。70年代就跻身于日报的第三位，仅次于大众化的《成报》和《东方日报》。邓小平这次会见金庸，最主要的目的是向海内外释放信息，向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台工作的新政策，即党的中心工作已经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将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明报》常以大篇幅刊载大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坚持任何对国家民族有利、对香港人有利的政策我们就赞成，否则我们就反对的办报原则。《明报》独树一帜，成为香港报坛上一份举足轻重的精英报。香港人常说《明报》的发达是“靠了共产党”。

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之后，香港人逐渐对未来增添了信心，《基本法》更对港人的利益和新闻自由有了法律依据。更多的传媒有了更强的归属感，开始较多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报道中责任心增强。改变了过去不重视中国新闻的状况，明显增强了大陆新闻的报道。以报纸为例，香港各报都设立了中国新闻专版，一般的有一至两个版，多者达到五至八版。

如果说六七十年代，大陆新闻曾使《明报》发达起来，那么可以说，80年代以后香港报纸如果不重视中国大陆新闻，它就发达不起来（陈昌凤，1997：139）。过渡时期，香港报纸对未来的关注程度达到空前的程度，“前途新闻”闪亮登场，中国新闻特别是与香港基本法相关的内容都被视为重大新闻而备受香港媒体青睐。许多媒体都设置了“中国组”，从而掀起了香港记者到大陆采访的热潮。宣传大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报纸占越来越大的比例，一些报章的大陆信息版面占有率也呈上升趋势。据1997年7月至12月的调查统计显示，《大公报》约占14%左右，《文汇报》大约占15%。另外，在1997年12月举办的“97年全球华人关注十大新闻选举”活动列出的20个被提名新闻中，大陆新闻就有6项，占参选新闻的30%（陆晔，1998：45—48）。《大公报》记者采写的“西部归来话西部”系列专题报道共6篇文章获得2000年度香港报业公会最佳特写新闻组夺得冠军，以及写作、版面设计组全年大奖；《明报》因中国大陆的系列报道“走近沙尘暴”而夺得2001年度香港报业公会最佳新闻奖。

凤凰卫视1996年3月31日启播，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它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电视传媒之一。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做的一项调查，凤凰的旗舰——中文台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中央电视台一台，排在中央电视台的其他频道和其他省级电视台之前，位居中国被调查的近五十个频道的第二位。凤凰强调以北方文化为主体的大陆文化与南方港台文化的融合、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刘长乐，2004）。它更侧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成立初期就立足中国大陆，策划了飞越黄河的活动，从而一炮走红。可以说，凤凰的成功与其电视地缘化、区域化的理念和定位密切相关。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提升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这些都为海外华文传媒的“中国新闻”报道提供了条件。香港文汇报社社长张国良认为，“中国概念”是海外华文媒体迅速发展壮大和逐步增强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世界各地华文媒体的兴盛发达，固然有赖华侨华人新闻工作者艰苦创业，奋力开拓，但中国的繁荣富强和国际地位提高的大背景，则更为重要。21世纪是中华文化在全球广为传播和发展的世纪，因此今后几年将是华文媒体在全世界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期（新华社，2005：28）。

香港华文传媒是大陆社会的“双刃剑”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香港华文传媒的命运与大陆社会变迁血脉相连。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香港华文传媒还是大陆社会的“双刃剑”。所谓“双刃剑”，一方面是指政治上的，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的传媒享受着西方的新闻自由，这对于一个长期封闭的、保守的国家来说，香港华文报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民主进程的推进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讲，享受西方出版自由的香港华文报刊对大陆的政治局势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构成一定的威胁。“双刃剑”还有专指媒介发展而言的，一方面，香港传媒很多成功的做法成为大陆传媒仿效的对象，另一方面，香港传媒的若干“怪现象”，对大陆传媒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言论自由的保障使得香港媒体成为国民的舆论空间，有助于中国大陆舆论监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听到来自民众的不同声音。例如，“文革”期间，金庸在《明报》执笔写社评，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为邓小平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革”的种种不合理之处。《明报》现实、冷静、独到的见解引起极大的反响，彪炳了文人论政的社会价值，明确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香港华文传媒为大陆传媒发展提供先进的媒介经验。香港是欧美与亚太地区联系的中介，也是两大经济体系最贴近的接触点。香港传播媒介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尽可能将其影响范围扩展到全球的华人区域，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与世界各国之间，香港华文传媒充当着“中介”的角色。国外媒介集团进入中国传媒市场通常都首先在香港站稳市场。因为在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上，香港媒体无疑是最佳的“中介”入选者。由于历史原因，香港文化本身就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工业文化交融而成，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与接受有着天然的优势，因此无论是香港媒体的从业者还是受众，对于西方文化和西方媒介的接触和理解的障碍几乎不存在，西方媒介理念首先在香港落地实践也就顺理成章。所以，国外媒介的运作理念对于中国传媒发展的潜在的间接影响，就借助“中介”性的香港华文传媒逐渐扩散到大陆各个媒介，影响着我国大陆的媒介竞争、媒介发展、媒介形态演变。

较之西方媒介理念的直接影响着重于宏观媒介运作方面，香港的中介性作用更多体现在微观层面，比如节目的内容、形态和运作方式等，香港华文传媒以领跑者身份，为大陆媒介提供了示范。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大陆各界交往的局限，香港一直是外来文化的中转站，港产的电视连续剧集、流行音乐一直占据大众文化消费的主流位置。再有，1998年以来在大陆盛行的“明星＋游戏＋观众参与”的娱乐模式就是借鉴香港娱乐节目的模式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90年代后，新闻的娱乐化首先在香港成为一种潮流。《东方日报》将官方新闻软化处理，以娱乐新闻及市民新闻赢得读者厚爱，发行量居于香港报纸前列。《明报》、《成报》等报纸，细心考虑读者需要，对官方硬新闻作激活兴奋点与易于阅读的软化处理。这种做法如今已在大陆风靡。

大陆媒体改革的经济问题是主要问题，香港媒体以合资方式带动了大陆媒体的发展。这里仅以香港TOM集团有限公司为例。香港TOM集团成立于1999年，其经营的互联网、出版、电视、娱乐等业务遍及香港及海峡两岸，是实力强大的中文媒体集团。据《上海证券报》报道，香港TOM集团2002年9月10日在香港宣布，将与内地三联书店合作，成立一家合资经营公司。将按照中国大陆法律许可的方式，经营期刊广告和销售发行业务、图书发行及国内外版权合作业务、网络经营业务、图书编辑业务以及图书连锁店业务等。新成立的合营公司，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三联书店占51%股权，TOM集团占49%，双方合作期不少于20年。有关人士认为，TOM和三联书店成立合资公司，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香港企业首次与大陆大型出版社合作，也是境外资金首次获准在中国大陆经营广告和发行及其他相关的出版业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人总是向往以言论救国，深信报纸必须为民喉舌，他们或以孔子立《春秋》的笔法臧否道德是非，或效司马迁撰《史记》的笔法先叙后议，以实现“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李金铨，1997：38—45）。香港华文媒体记者执著的敬业精神、敢说敢为的公众意识都可以说是大陆新闻记者的楷模。但是就媒体自身来说，并没有充分体现其社会公器的价值属性。在港英政府统治下享有所谓言论自由的香港华文传媒，由于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社会责任，出现了许多过于商品化的怪现象，如头版的广告、黄色的“苹果”、疯狂的“狗仔”等等。然而，大陆的个别媒体以吸引受众眼球为目的，不分良莠，盲目效仿、引进港台及海外的文化作品和文娱形式，以媒体的盈利目的遮蔽了其应有的社会责任。香港华文媒体的商品化性质及其带给中国大陆的文化冲击是不容忽视的。

地理位置、人口结构和商业社会的性质等因素，决定了香港的人们长期以来就不太愿意接受高深费解的信息的特点。因而，香港媒体从迎合读者的兴趣出发来确定自己的报道思路，内容一般都相对轻松，并不重视引导、培养读者的较高层次的文化需求。以至一些媒体为争夺“眼球”不惜渲染煽情，哗众取宠，降低报格。1995年创刊的《苹果日报》是以大众群体为主要读者的报纸，版面内容格调不高，曾在香港掀起了一股“黄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受众积极的审美取向被误导。不仅在大陆传媒界，就是在香港也受到社会各界的指责，掀起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报刊究竟应该建构怎样的生存空间”为主题的热烈讨论。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媒体和国际媒介集团将扩大在大陆的影响势力，在给中国大陆带来竞争和资源以外，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异文化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必然存在。利用其利、限制其弊应该是大陆对香港华文媒体持有的态度。

中国政府对香港华文传媒的利用与限制

综上所述，既然香港华文传媒是大陆社会的双刃剑，那么就要善于使用这柄“剑”，既要利用又要限制，“利用其利、限制其弊”是中国政府对待香港华文传媒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对香港制定的政策是“有打有拉，以拉为主”，“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但是，由于极“左”路线作祟，对香港传媒，尤其是对华文报刊采取了错误的指导方针，特别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媒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香港的华文媒体也难逃此劫。香港《文汇报》的主要领导人孟秋江、金尧如奉调回国，受到了迫害。《文汇报》广州办事处被撤销，工作人员遭下放。《晶报》由“侧面”而变为“正面”报纸，销量直线下跌。直至改革开放，大陆报纸扩大了在香港的发行，有多家报刊还创办了香港专版专刊，派驻记者。南方的几家特区报直接向香港发行，上海的几家大报也向香港挺进，大陆报刊在香港向世界各地宣传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媒体焕发活力成为过渡时期党的舆论宣传机构、民众意见反馈的中介，建起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

随着“入世”后传媒业的逐步开放，香港华文传媒的政策环境正在放宽。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2003年1月6日宣布，该公司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通知，该局与2002年年底正式批准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以24小时滚动播出新闻财经信息和时事评论为特色）在大陆按大陆外媒体管理方式有限度落地。这是大陆外华语电视新闻频道首次获准进入大陆。至此，凤凰卫视平台已有中文台、电影台、资讯台3个频道在大陆落地。据了解，此次落地权的获得将使凤凰卫视资讯台能够在广东地区的三星级以上级别（含三星级）的饭店中播放节目。据统计，截至2002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在中国三星级以上酒店、涉外居住区或指定地区落地的境外媒体已达30家。

随着2004年11月28日《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44号令）的正式实施，外资首次被允许入股国内广播电视电影制作产业，来自海外的影视巨头正式吹响进军中国电影及非新闻类电视节目市场的号角。自2002年2月1日起实施的《出版管理条例》，允许设立从事图书、报纸、期刊的分销业务中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按照“入世”承诺，从2004年12月开始，中国已取消对外资从事书报刊分销服务的企业在地域、数量、股权及企业设立形式方面的限制，外商可投资图书、报纸、期刊批发企业。

但是，考虑到“一国两制”和“新闻自由要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的原则，尽管在“入世”之后，相关政策已经松动，但中国政府对大部分传媒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准入和传媒内容的终审权及播发权仍然坚持严格管理。

根据2002年4月1日实施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部分涉及传媒的行业均列入禁止外商投资目录，其中包括：（1）图书、报纸、期刊的出版、总发行和进口业务；（2）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制作、总发行和进口业务；（3）新闻机构：各级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发射台、转播台、广播电视卫星、卫星上行站、卫星收转站、微波站、监测台、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4）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出版、发行及播放公司电影制片、发行公司录影放映公司。

2004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先后发布施行了《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管理办法》、《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管理规定》、《境外机构设立驻华广播电视办事机构管理规定》、《境外电视节目引进、播出管理规定》等行政规定，为当前境外媒体与本土企业的合作提供政策依据与指导规范，又与商务部共同发布备受关注的《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突破性地允许外资进入内容制作领域，开放力度比原来入世承诺的还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放开的仅仅是境外资本进入或以节目方式进入，至于节目发行和落地领域还是没有放开（张咏华、潘华、刘佳，2005：3—7）。

对于境外媒体进入大陆有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这是对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对中国有敌对情绪的媒体，一般不应让其进入中国大陆，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稳定的需要。但是，对香港的媒体，应该区别一般意义上的境外媒体。一是香港已经回归祖国，香港与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央政府领导；二是香港媒体对中国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放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我们对香港媒体，尤其华文媒体的限制应该再放宽松些，利用应该再充分些，是有很大好处的。

香港华文传媒的成长与中国大陆的社会变迁、政治格局、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形成了二者的互动关系。香港主权回归后，香港华文传媒在“一国两制”的政治格局下，一方面继续享受西方出版自由，一方面进一步依赖大陆社会发展。香港华文传媒与中国大陆社会的相互影响正在由经济影响力逐渐取代政治影响力。中国政府对香港华文媒体的利用与限制也正在趋于合理化。

参考文献：

《告白》：《中外新闻七日录》，1871年3月25日。

《遐迩贯珍小记》：《遐迩贯珍》，1854年第12号。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法律出版社，1997年。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7年。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二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方积根、王光明编著：《港澳新闻概观》，新华出版社，1992年。

李金铨：《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渡》，《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2）。

刘长乐：《中国传媒市场的商机》，http://chinese.mediachina.net，2004－10－12。

陆晔：《香港中文报纸中的内地新闻》，《新闻大学》1998（夏）。

汪洋：《1996——反思和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努力》，《社会科学论坛》2005.（3）。

王庚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王晓岚：《抗战时期中共在香港及海外的新闻宣传机构简介》，《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6）：67—69。

新华社：《“中国概念”成为海外华文媒体迅速发展的主因》，《出版参考》2005（1）。

张咏华、潘华、刘佳：《境外媒体进入上海的现状与挑战》，《新闻记者》2005（6）。

钟大年主编：《香港内地传媒比较》，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