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语言的多元性

二、出版物语言的多元性

上海为五方荟萃之地，不同国别、不同阶层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语言需求。不同时代、不同形势下出现的出版物，其语言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在某种程度上说，出版物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反映。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性，作为反映社会变迁的出版物语言必然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当时的出版物，从语种来说，有中文的，也有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等；从文体来说，有文言文、白话文；从语言的应用地域上说，有上海方言的，有普通话的；从语言来源上说，有吸收西方的，有取自东洋的。

从出版物语种来说，除中文的，还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葡萄牙文、朝鲜文等。就报刊而论，1851—1860年以前，上海的报刊只有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而英文又占主导地位。此间英文报刊3种，中文报刊只有1种。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报刊语种明显增多，除中文、英文外，还有葡文、法文、德文和日文报刊。1861—1895年，上具备以下几个特报刊有1862年英商创办的《上海记载报》（Shanghai Recorder）、1867年英商与法商合作创办的《上海晚差报》（TheShanghai Evening Express）、1867年美商创办的《上海通信》（Shanghai News-Letter for California and Atlantic States）及1879年英商克拉克（JohnD. Clark）创办的《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等31种⁽²⁶⁾。由于英文使用的广泛性，在1895年以后的报刊中，除中文外，它在上海仍居首位。到1933年，上海仍有英文杂志45种⁽²⁷⁾。这些英文报刊的创办人国籍比较复杂，除英国人外，还有美国人、犹太人、中国人、法国人、葡萄牙人、德国人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商业有很大发展，侨民也逐渐增多，自70年代起，法文报刊开始在上海出现。1895年以前共4种，即1870年12月5日出版的《上海新闻》（LeNouvelliste de Changhai）、1871年3月21日创刊的《进步》（LeProgres）、1873年1月16日创办的《上海差报》（LeCourrier de Changhai）和1886年创办的《法国回声报》（L'Echode Changhai）。以后，又有1896年6月瑞士人喀斯推剌创办的《中国差报》、1896年9月11日创刊的《中国通信》、1897年7月1日创立的《中法新汇报》（日刊）和1901年此报附出的《中华新汇报》（周刊）、1909年法租界当局创办的《法公董局市政公报》、1927年12月10日法国商会组织创办的《法文上海日报》等6种法文报刊。其中，《法文上海日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存在，只不过以前该报有法租界公董局、法驻上海领事馆、法驻北京公使馆给予津贴，太平洋战争后，转归法侨自办。

德国势力进入上海比法国要迟得多，故此德文报刊在上海的出现也要晚得多。1886年1月，纳瓦拉（BrounoR.A.Nawarra）在沪创办《德文新报》（Der Ostasiatische Lloyed），它是德国在上海也是在中国的第一家德文报刊。此刊在1907年还附出了专为商务贸易的《商业通讯》。20世纪20年代，德人在上海办有2种报刊。一种为1922年9月18日创刊的《德华新闻周报》，此刊由德、中、英三种文字并刊。另一种为1925年斯特洛奇创办的《衡桥周刊》。30年代以后上海的德文报刊有3种，即1932年9月27日创办的《德文上海日报》、1932年10月1日创办的《德文协和报》和二战期间创刊的《德文新闻报》。这些在上海的德文报刊除《德文新闻报》外，都是以刊登商业信息、刊登商业广告为主的商业性报刊。

葡文报刊主要集中在澳门，香港也有一些。在19世纪60年代葡文报刊开始在上海出现，但数量不多，见于记载的仅有1867年创办的《北方报》（OAqailao）、1888年创办的《前进报》（OProgresso）、1911年发刊的《胖球》（Rotundo）三种。

日语报刊在近代的华外文报刊中是异常突出的，出现的数量可与英文报刊相肘，主要集中于台湾、东北、青岛等地，在上海也有一部分。这与日本在这些地方的势力有直接关系。日文报刊于19世纪90年代出现于上海，共有3种。先为1890年6月5日松野平三郎在修文书馆创办的《上海新报》，次为1892年日本青年会创办的《上海时报》，再为1894年创刊的《上海周报》。20世纪以后，又有1903年12月24日竹川藤太郎主办的《上海周报》；1914年10月1日发刊的《上海日日新闻》；1918年11月30日创刊的《上海经济日报》，1924年10月改名为《上海每日新闻》；1939年1月1日发刊的《大陆新报》，1943年2月将《上海每日新闻》兼并，成为上海唯一的一家日文报，发行量达四万份。

朝鲜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朝鲜民族革命运动中，中国可以说是其总后方。在日本侵占朝鲜时期，自1919年至1937年间，在上海创办的朝文报刊近20种。有1919年8月21日大韩民国政府主办的《独立新闻》；1919年10月28日创刊，由申采浩主编的《新大韩》；朝鲜民族青年组织新韩青年党于1919年12月1日主办，由李光洙任主编的《新韩青年》；1920年9月创办的由李惟我主编的《民声》；1920年10月李光辉等主办的《大韩独立报》；1921年初创刊，由金万谦主编的《新生活》，前身为《大韩独立报》；1922年3月2日，由三·一青年俱乐部主办的《三·一革命》；1922年玉观彬创办的《上海倍达商报》；1923年10月9日创刊，由太平洋会议外交后援会主办的《宣传》；1924年12月22日创刊的《上海评论》，为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刊物；1927年3月，“在中国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创立的《夺还》，后出版过《自由》，1936年1月改称《南华通讯出版》；1927年创刊的《临时时报》；还有韩国独立党1929年创办的《上海时报》和1931年3月1日创办的《上海新闻》；1931年底创刊的《上海韩报》；1932年4月17日，上海韩人青年党主办的《醒钟》；1934年2月25日韩国独立党主办的《震光》；1936年3月15日韩国国民党主办的《韩民》；1936年8月27日韩国国民党青年团主办的《韩青》。这些朝文报刊几乎是清一色的党派性报刊，政治性非常突出。它们或为独立，或为反日，即使带商业性质的《上海倍达商报》也是从“实业救国”出发而办，这种特点在上海的各语种报刊中是较少见的。

其他语种报刊中在沪较多的还有俄文报刊，在沪的俄文报刊据不完全统计达14种。上海是在华俄文报刊的主要集中地，即使与俄临近的哈尔滨与之相比也逊色得多。

上海这些林林总总的各种语种的报刊，有些是政府办的，有些是党派办的，有些是团体办的，有些是商人办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时期各种势力在沪的消长关系。

以上的不少报刊社都承印本语种的书籍，有的本身就是书馆附出的。另外许多的书店都经售各种语种的书籍。如内山书店除经营中文书籍外，也大量经营日文书籍；协和书局内就设置中文、外文书籍、文具、外国教育书籍、期刊等部门，出版发行除中文外的其他语种书籍；别发印书馆就主要经营英文教学用书、外语工具书等。这在外人主办的出版机构中具有普遍性，如英、美、法、德、日等国商人办的伊文思图书公司、中美图书公司、法兴印书馆、璧恒公司、日本堂等书店都经售各种相关语种的书籍。

此外，就中文书籍来说，呈现出其语体的多元化。上海既有通用语言的出版物，也有全是方言的书籍出版。如成书于19世纪末的韩邦庆著的《海上花列传》就是一本上海方言的世情小说。另外，晚清许多白话报刊出现，随后不少报刊中有文言文、白话同时出现的情况。针对课本都是文言文的状况，上海出版机构中还出现了专门出版白话课本的彪蒙书室。这种语体的多元化是不同社会阶层力量对比变化的产物，是出版业服务方向改变的结果。这些各种语言的书报在上海的汇聚，体现着上海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必然使都市文化呈现出突出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