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倾向

一、西方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倾向

杭敏与皮卡特的研究^[4]，较为鲜明地指出了西方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倾向并粗略勾画出了西方传媒（媒介）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传媒经济学构建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致力于研究经济和金融压力如何影响传媒体系、组织和企业。”尽管“从技术意义上讲，并不存在特定的传媒经济学这一概念，因为这将意味着传媒领域的经济规律和理论有别于其他领域。但是，从实践中来看，将经济规律和理论具体应用于传媒产业和公司却意义深远。因为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有助于解析经济、管理和金融压力如何指导或限制传媒活动，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对传媒市场的具体动态产生宏观影响”。

“传媒经济学涉及市场活动，并研究传媒产业中的个人、公司和社会等各个层面如何利用资源和如何获取效益最大化的问题。这门学科为考察传媒公司内在的运作提供了手段；同时，通过对传媒资源利用和影响等方面更广泛的分析（譬如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这门学科的涵盖面仍在继续扩展。”

“经济力量影响所有的媒体，但是这种力量的强度和重要性也因为市场控制、社会控制和其他体制的制约而有所不同，多年来，传媒经济学不断研究和关注经济力量对传媒企业和组织的影响，它重点解析传媒的行为和运作，探讨传媒经济力量的构成和变化，考察经济因素对文化、政治乃至社会的启示，揭示媒体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郭志法、刘年辉对权威传媒经济杂志㊞JOURNAL OF MEDIA ECONOM ICS㊣1988—2004年232篇学术论文研究主题的分析^[5]，邵培仁、张洁对该杂志1994—2004年169篇论文从地区分布、研究行业、问题域、研究进路、作者背景等多个角度开展的研究^[6]，陈中原对西方传媒经济学发展历史的概要梳理^[7]等学术成果，均进一步佐证了杭敏与皮卡特关于西方传媒经济学的基本论断。

总体看来，西方传媒经济学在确定其理论框架时基本奉行在“微观经济学”范畴内展开的原则，并普遍认为传媒经济学主要研究在各种媒介市场中不同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各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