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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化的叙述风格

时间:2022-04-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6.1 理想化的叙述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7年里,新闻报道中大多体现了一种较为“理想化”的叙述风格。[3]总之,理想化的叙述风格体现为对人性美的歌颂,对光明和希望的坚定信心以及持之以恒的追求。同样,新闻报道的理想化叙述风格也体现为对社会光明面的由衷歌颂,对社会成员的热情赞美以及对社会前途的高度自信。全国人民对武汉市防汛斗争的关怀和援助,是武汉市人民战胜洪水不竭的力量源泉。

6.1 理想化的叙述风格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7年里,新闻报道中大多体现了一种较为“理想化”的叙述风格。文学作品中所谓“理想”的叙述风格被认为是“在人生遭遇和自然风光的叙述描写中寄寓着强烈的情感,表达着美好的理想和追求,歌唱青春,歌唱生活,歌唱纯真的感情,歌唱不与黑暗社会同流合污的高洁品行”等等。[3]总之,理想化的叙述风格体现为对人性美的歌颂,对光明和希望的坚定信心以及持之以恒的追求。同样,新闻报道的理想化叙述风格也体现为对社会光明面的由衷歌颂,对社会成员的热情赞美以及对社会前途的高度自信。

如1954年新华社在报道武汉市人民防汛斗争的时候,就表现了这种高度的自信:

6月27日,武汉关长江水位刚刚超过防汛水位,中共武汉市委会和武汉人民政府向全市人民发出庄严的号召,动员人民起来确保武汉地区国家建设和人民安全。人们从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农村、街道奔赴堤防前线,一场和洪水的搏斗开始了。……在紧张防汛的日日夜夜里,处处沸腾着人们的社会主义热情。防汛战士们面对着波涛汹涌的洪水,背后就是浓烟滚滚的烟囱,正在兴建的汉水铁桥和基本建设工地。每个参加防汛的人都为这座名城贡献了一切。工人们拿出自己的技术,用现代化的机具和洪水搏斗。……武汉市郊两万多农民,为了保卫工业建设,保卫城市,离开自己的家乡,从武汉外围农村来到武汉,和工人们并肩作战。……然而,使人最感动的还是千千万万的武汉居民。当堤防前线需要大批石头时,一个捐石献砖的群众运动便在全市展开了。……全国人民对武汉市防汛斗争的关怀和援助,是武汉市人民战胜洪水不竭的力量源泉。100多公里堤防线上,处处都能看到来自祖国各地的防汛物资、器材和机械。人们在疾风暴雨中扛起崭新的麻袋去加高子堤时,他们的心向着北京。[4]

1954年的武汉大水是中国洪灾史上的一件大事。从6月27日防汛斗争开始到10月3日洪水退到危险水位以下,武汉的防汛斗争整整100天,最终力保城池不失,毛泽东为此亲自题词庆贺。这篇新闻名作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建构方式昂扬着人民对取得胜利的高度的自信,在写法上采取了“大团结”式的结构,如先分别介绍士兵、工人、农民、市民怎么抗洪,最后再写全国人民如何支援,大家都心向北京。报道中几乎看不到一丝在洪水威胁前的畏惧和茫然,所有的人都众志成城,充满了乐观情绪和必胜的信念。报道中没有提到为了确保武汉不失,上游其他地区破圩分洪做出的重大牺牲,也没有提到洪水经过武汉前曾漫过崇阳县城造成重大损失的事实,更没有提及在武汉抗洪过程中共出现大小险情21523次,堤防多次极度危险的情况。当时任武汉市防汛指挥部总工程师的陶述曾在《武汉市1954年防汛技术的经验与教训》一文中曾说:“不摸情况,不惜人力物力,用大批材料堆,以图碰巧防止险情的发展,顾头不顾脚,蛮干瞎干的作风在防汛人员中不是很个别的……”[5]当然这些情况在充满了革命豪情和必胜信念的报道中都是看不到。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的新闻报道在对待自然灾害、战争、社会问题等负面事件中都表现出了豪迈的气概和对胜利的高度信心,如《谁是最可爱的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九龙江上抗天歌》等新闻名篇中都有体现。

除了在重大困难前讴歌人民、表现豪迈精神与强大信心的报道外,这一时期还有大批报道挖掘了普通生活中值得歌颂的人和事。典型的如《当你们熟睡的时候》,报道在夜间工作的电报员、司售人员、清洁员、菜场工人、保育员、编辑、餐馆服务员等普通劳动者。在今天看来,也许很多人会认为上夜班不过是因为社会分工而导致工作时间有所不同罢了,并没有特别之处。但这篇通讯却用饱含感情的笔触,赞美了这些在夜间工作的人们:

亲爱的读者们,你知道吗?当你们熟睡的时候,全国有多少人为了你们幸福的生活和明天的工作,在通宵紧张地劳动着。看吧!下面就是在18日夜里北京很多夜间工作着的人们。[6]

这一时期大量的劳动模范报道更是讴歌了人民建设美好新生活的高度自觉性。此外,叙述者往往还经常在报道中使用“新旧对比”、“象征”、“比兴”等手法来赞美新生活。

如1959年新华社的报道《苦聪人有了太阳》,就在对比了苦聪人过去的“苦”和今日的“甜”后,直接把“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比为苦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太阳”,步入新社会后,祖祖辈辈受苦的苦聪人从此将永远地远离黑暗与不幸:

这时,我又想起了苦聪人唱的那支歌:“……苦聪人有了房屋,有了火,有了太阳!”是的,苦聪人已经同那不见天日的野人般的生活永别了,现在他们有了太阳!一个是天上的太阳,它温暖了苦聪兄弟的身体。还有一个就是人间的太阳,这太阳就是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它照耀到我们祖国这块最边远的土地,照耀着我们多民族大家庭里的苦聪人,永远地、永远地温暖着他们的心。[7]

此外,《通天河上的悲欢———一位藏族老艄公30年生活的变迁》、《西藏“妖女”的变迁》等报道也莫不是通过历史对比来反衬新生活的美好与幸福。《科学家们的春天》等报道则用“春天”等意向来比拟新社会带给人们的温暖、舒畅与蓬勃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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