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报道的深度问题

经济报道的深度问题———在温州市经济新闻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没有做过经济工作，不懂经济，所以一直不敢讲经济报道问题。可是，不讲经济报道，或者说，不研究经济报道又不行。从报道题材看，经济报道在报纸各类新闻报道中数量最大、分量最重，唱的是主角，演的是重头戏，这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赋予党报的使命。搞新闻研究而又不注重经济新闻的研究，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加上华东9报经济新闻竞赛开始了，逼着我非研究经济新闻不可，总编辑早有催促，记者们也有这个要求，真是赶着鸭子上架。

报纸上的经济报道很多，我看的倒也不少，日积月累也有一些想法，只是怕不懂经济而讲外行话。最近看到一份材料，是介绍国务院的一些经济部门的部长们在《经济日报》谈经济报道。我看得很认真仔细，目的是验证我平时对于经济报道的那些想法对不对路子，有没有道理。结果还算马马虎虎过得去，路子基本上是对的，道理大体上是可以的。当然部长们讲得很深刻，我从中受到不少启发，思路比较清晰了。

我的思路，一直是在经济报道的深度问题上。

深度要义析

经济报道大多传播各种经济信息。但经济界人士除了从报道中获取有关信息，还迫切要求提供对他们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有启发的经济思想。我们的经济报道，要满足人们这方面的要求，就要在深度上做文章。什么是经济报道的深度？深度当然是思想深度。经济报道的思想深度，包含着党的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也包含着经济活动的普遍规律。党的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在于反映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因此，经济报道深不深，从根本上讲，就看是否揭示了客观经济规律。凡是揭示经济规律的报道，人们都感到深刻，思想上受到启发。

经济报道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要具有新闻价值和经济价值。没有新闻价值的经济规律，是人们早已熟知的那些经济规律，如办厂要有厂房，种地要有土地，机器要加油，人人都要吃饭之类。经济报道要揭示的是那些有新闻价值的经济规律，也就是人们未知、欲知、应知的经济规律。

我国从以往的产品经济转到现今的商品经济，只有短短10余年时间。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有许多规律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有许许多多个“必然王国”。大家知道，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成败得失，都受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支配。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的，“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如果我们能把由于没有被认识而招致失败的客观经济规律揭示出来，人们领悟了，掌握了，就会变失败为成功。这样有深度的经济报道，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们求之不得的。

用新闻事实向人们揭示某一客观经济规律，这是有深度的经济报道的基本特征。几年前，《经济生活报》刊登一篇题为《一个新产品信息招来百余家企业》的经济新闻，说的是经济生活报服务部受托转让一种叫“日夜两用方便手杖”的设计样品，三天之内，省内外有百余家企业争相索取。金华某个企业的联系人第一个捷足先登，可是，这个设计样品却被第二个登门索取的杭州伞厂拿去了。为什么捷足先登者不能先得呢？这篇报道这样写道：金华地区某单位的联系人“看准这只样品有生产价值，但他做不了主，要打长途电话同厂领导商量。服务部同志和他约好，当天下午2时半听回音。过时不候，按登记次序给下一个。谁知他挂通长途电话，领导还说要碰头研究一下。等到领导拍板，他再赶回服务部，已是下午4时，这个样品和图纸已被排在第二位的杭州伞厂派人索走”。这条新闻告诉人们：在充满竞争的经济活动中，企业派出的经营人员，不但要有胆有识，还要授之以现场成交的职权，方能取胜。企业里在产品经济这个温床中养成的领导作风，什么都要碰头研究研究，这在现今商品经济形势下非失败不可。这就是一条客观经济规律。当然，这个规律在现在不新鲜了，大家都熟悉了。但《经济生活报》是在六七年之前报道这条消息的，那时许多人看到这条消息都感到很有滋味，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来。我所理解的经济报道的思想深度，就是像这篇报道那样，告诉人们一个尚未认识到的不可违抗的客观经济规律，一个真理。

“捷足者不能先得”还蕴含着另一个真理：对企业经营者来说，经济信息十分重要。但带有规律性的“经营之道”更为重要。经济信息万万千，这一条失去机会还可去找另外一条；而经济规律若是一无所知，则处处碰壁，事事失利。因此，就新闻价值而言，或者从新闻的指导性看，揭示经济规律的报道明显地优于或重于传播经济信息的报道。前几年新闻界提出经济报道要“加重”，要有“深度”。后来又提出要有“理论色彩”，说到底，都在谋求和探索经济报道如何揭示人们未知、欲知和应知的客观经济规律。

上面说的这篇经济新闻并不是名篇佳作，因而提倡经济报道要有思想深度不是一种苛求。但这样有深度的经济报道，目前是很少见到的。许多经济报道，包括一些被称为典型的报道，存在着一平二囿三单的现象。平，就是平面、平淡。思想显得贫乏。囿，就是囿于小事，就事论事，思路比较狭隘。单，就是单一、单调，思维是线性的，或是封闭式的。下面，针对这三方面存在的问题，就如何深化经济报道，谈一些个人的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深在矛盾中

经济报道要敢于抓热点、难点，揭示经济领域的矛盾，展现客观经济规律，克服平面、平淡化的报道倾向。

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对我们现在的宣传方针的理解。我们的宣传方针是“稳定压倒一切”，“正面宣传为主”。有些同志感到抓热点难点报道，有碍于执行党的宣传方针。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我认为，我们的一切宣传报道，都应该贯彻“稳定”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但是，稳定并非不要正视矛盾。要稳定，更要发展，有发展才有真正的稳定；而要发展就必须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正面”不等于“平面”，正面宣传不是要把我们的社会描写成没有矛盾的社会，任何一个正面典型都不是没有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在经济领域中，矛盾同样是普遍存在的，任何经济活动、经济现象都充满着矛盾。没有矛盾的正面宣传是不会有的。

揭示经济工作、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是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所必须的。任何客观规律都蕴藏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之中。人们都是在接触、认识了事物的矛盾运动之后才有可能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不接触事物的矛盾现象，不认识事物的矛盾运动，谁都无法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记者只有深入到经济工作、经济生活的矛盾运动中去观察、思考，才有可能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有些经济报道之所以显得平淡，就是因为只写些表面现象，不触及矛盾现象，更没有展示出矛盾运动，思想内容只能是平淡浅薄的。而当记者一触及矛盾现象，报道就不一样。《浙江日报》最近发表的《丽水香皂和高参们———从流通看名牌之二》一稿，写到丽水市纳爱斯香皂有限公司在顾客中开展设计活动。“让顾客进入产品开发的殿堂”。有这样一段话：“一个西安顾客提出香皂皂体最好是红色的，厂里立即对这个信息作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北方顾客偏爱红色，而南方顾客却普遍喜欢洁白无瑕的色彩。后来，他们专门生产粉红色香皂销往北方，白色的香皂销往南方。由于照顾到了大江南北顾客的不同消费习惯，产品一上柜台，便受到顾客的青睐。”这里讲出了大江南北人们不同的消费习惯，也就是群众在消费心理上的差异。差异就是矛盾，这话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过的。这篇报道读到这里就读出味道来，因为有一种经济规律（群众消费多样化）在词里行间闪烁。经济工作、经济活动中的这类矛盾现象是到处都有的，就看我们有没有发现，能不能把它抓住，在新闻中展现出来。

至于经济报道中涉及那些矛盾比较集中而尖锐的难点、热点问题，我认为一要慎重，二要正视。要慎重，就是宣传报道不要胡乱，不要凑热闹，贪图“轰动效应”，要注意不给难点增加难度、不在热点上添油加热。要正视，就是不要回避，群众议论纷纷的事报纸上无声无息，只字不提；而要认真地、冷静地调查和研究这些问题，作适当的有积极意义的宣传报道。如果我们写出了有建设性的报道，使难点问题逐步化解或缓解，使人们在热点问题上逐步冷静起来，这不也是体现了稳定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吗？

现在介绍两篇抓难点、热点问题的经济报道，看宣传效果如何。

一篇是《经济参考报》1991年8月24日发表的《金牌不是名牌》。记者第一句话就尖锐地指出一个矛盾现象：几年前还为金牌大省而洋洋自得的辽宁人，如今却受到市场无情的嘲弄：目前，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辽宁产成品资金占用“三角债”全国第一……然而，许多辽宁人还不知道悲哀。原来，几十年来，国家每年评比金银牌，辽宁的得数都排在前三名，到目前获得金牌总数已达520块，占全国金牌总数的六分之一。记者说，辽宁人不善于把金牌银牌变成名牌。沈阳的沈乐满牌热水器与广东的万家乐热水器都是国家银牌产品，性能、结构、零售价都差不多，万家乐去年销售30万台，而沈乐满只销8万台。机械行业是辽宁的支柱产业，金牌就有73块，雄居全国第一；然而1990年辽宁机械行业竟在全国夺得“积压第一”的桂冠。辽宁金牌无市场，今年1－5月，全省60%的国营企业亏损，沈阳、大连、抚顺、丹东、营口、锦州等11个大中城市工业全部亏损。金牌大省成了亏损大省。记者分析了其中原因，指出“重生产、轻流通，这是金牌大省悲哀的症结所在”，“面对市场格局，辽宁人无论在经济机制和思想观念上都是不适应的”，“补上市场这一课已成为摆在辽宁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这篇报道震动了辽宁经济界。据《辽宁日报》9月15日报道，省府工业生产委员会、省企业家协会召集有关厂长经理们座谈，查找商品经济观念、市场观念不强的原因，吸取教训，开阔思路，明确方向，把夺金牌与创名牌结合起来。省长岳岐峰看了这篇报道有个批示，认为这篇报道“对转变我们的思想观念有说服力”，希望“各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和各企业的领导同志认真阅读这篇报道”，还指出“这方面如果不能得到迅速有效的改变，更大的被动还在后面”。这篇报道所揭示的矛盾很尖锐，而且针对经济上如此显赫的一个大省，效果却很好，因为它用确凿的事实挑明一个真理、一条经济规律：重生产轻流通是多么可悲。

另一篇经济新闻是个热点问题，矛盾更尖锐，是生与死的问题，题目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刊于《经济日报》1991年10月9日。说的是拥有万枚精纺纱锭的天津市第一毛纺织厂因严重亏损被迫于当年3月7日实行停产整顿。这个厂原先一年税利达200多万元，1987年起滑坡，1989年亏损1279万元，1990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亏损950万元。是再拖下去，还是停产整顿？这是生死之抉择，厂长彻夜难眠。他们算了四笔账，找出了亏损原因，认为停产整顿才能挖出潜力，才有出路。但是，停产意味着全厂3000名职工回家待业，只拿60%工资，他们承受得了这样严酷的现实吗？厂领导向全体职工交了底，接着作了几次问卷调查，结果是出人意料的：98%的人要求尽快整顿，65%的人认为必须停产整顿，71%的人坚信通过整顿企业大有希望，表示愿为整顿献计献策。就这样，为期3个月的停产整顿实施了。结果如何？复工后的6、7、8三个月生产面貌大变，8月份计划亏损10万元，实际盈利1.49万元，企业终于由死变活，翻身了！职工们在食堂吃喜面，喜庆企业复活，许多人眼里闪动着泪花。而在停产待业那三个月，许多工人在家里偷偷掉泪。头一天，有位女工天没亮醒来，习惯地带上吃的出了门，刚走出门忽然想到厂里关门了，停住脚步，愣愣地站着，两串眼泪滚滚落下来。她醒悟了，国营大厂如今也不是铁饭碗了；工厂的命运就是自己的命运，后悔自己平时没有像爱惜自己生命那样去爱惜工厂的每一根纱、每一寸布！许多工人认识到，如果经过停产整顿还上不去，就会连60%的工资也拿不到，真正有了危机感，强化了责任感。在3个月停产期间，全厂没有一个人上访告状，人心之齐，着实令人感叹！

《经济日报》为这篇报道配发一则“编辑点评”（类似“编者按”），有这样几句话：“（严重亏损的）国营大中型企业要不要停产整顿？敢不敢停产整顿？这个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热点。事实胜于雄辩，天津一毛下决心做了，效果就按预想的那样出来了。停产整顿非但没有引发不稳定现象，反而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使企业焕发了青春。”

我认为，这样的“热点”新闻，不会使争论变得热上加热，而只会降温退热，逐渐地冷下来，冷到没有争论。

深在宏观上

经济报道要增强宏观意识，小中见大，大中有小，在揭示新闻事实的普遍指导意义上下工夫，着力突破小事小识、就事论事、思路局限的报道。

经济报道的深度在于揭示客观经济规律。一切客观规律，都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各种客观经济规律，在经济领域内具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指导意义。因此，经济报道揭示客观规律，不应该只局限微观，必须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才能奏效。

我们现在有不少经济报道，给以读者的是一桩小事，一点小见识，就事论事而已，作者思路不宽，读者很难得到启发。当然，对具体事物不作研究分析，只考虑大的主题，也往往不切实际，大而化之。但目前要克服的主要倾向是就事论事，是小的问题，小而浅薄，小而偏狭。我们常说“以小见大”这句话，要真正做到是很不容易的。“小”是很容易找到的，“以小见大”却并不容易。一家年产几十辆汽车的小企业，如果我们报道它经济效益如何好，那就成问题了，因为从汽车行业的宏观经济效益看，年产30万辆以上的汽车企业，其经济效益才是值得肯定的。同样道理，在不少国营大丝厂停工待料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报道一家乡办的小丝厂生产蒸蒸日上，也走向宏观经济效益的反面。可见，“以小”不一定都能够“见大”；有些“小”不但不能“见大”，反而是同“大”不相容的。真正“以小见大”或“小中见大”的报道，当然也不乏其例，那是怎样的呢？这里试举一例。

这是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一篇只有700多字的小通讯，刊登在1988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题目是《马林达先生为何哭？》，说的是中国烟草总公司同美国奥斯汀烟草公司进行技术合作，请美国这家公司的技术顾问马林达先生在有“烟叶王国”之称的河南省襄城等县进行大面积优质烟叶栽培示范。1987年8月，马林达来到襄城县一块烟田，看到一位妇女在田里采摘尚未成熟的烟叶，顿时失声哭了起来。这天晚上，马林达先生与几位县长共进晚餐，席间彬彬有礼且语重心长地对县长们说：“中国人勤奋好学，聪明过人，烟叶栽培技术一说就懂，一看就会。要看你们大田里的烟叶，可以说是一片金子，可不成熟就采摘，烤不出好烟叶，金子就要变成石头。”他说到这里，感到意犹未尽，顺手拿起放在旁边的一把吉他，激动地用英语唱起了他自己编的一首《熟了歌》，歌词大意是：“熟了，熟了，金子般的烟叶；熟了，熟了，再去采摘；熟了才是金钱，熟了才是财富；县长，熟了；熟了，县长。”据介绍，一吨用未成熟的烟叶制成烤烟，在市场上比成熟的烟叶制成的要少卖四五千美元。一位副县长说：在我们老烟区，采烟叶的旧习惯是‘七成收，八成丢’，意思是烟叶不能长到十成，熟就得摘。其实这是很错误的，但任凭你嘴皮磨破，人们就是不听。文章最后这样写道：“马林达先生哭烟叶的事，能说明许多问题的原因，很值得我们去想想。”我读了这篇报道，确实想了又想；三年多了，我想出八个字，叫做：“无知无识，自作自受。”这确实可以说明“许多问题的原因”。在经济领域里，这类“金子变石头”的人为损失是很多的；在社会其他领域里，这种因无知而造成的病态和悲剧现象，也是常见的。这篇经济报道，称得上“以小见大”，以哭烟叶之“小”，见到了社会人生之“大”。

人们爱看这种“以小见大”的经济报道，也爱看那些“大中有小”或“以大见小”的经济报道，即宏观经济报道。近年来，人们对后者的兴趣和渴求变得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在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大潮中，企业家们已普遍认识到要具有宏观经济意识。他们早已不像产品经济年代的厂长们那样只埋头于国家计划中的那个产品的生产过程。从产品的开发到设计，从质量标准到市场销售，都由企业自主经营，而商品进入市场的命运将决定企业的命运，因而企业家们无不放眼经济全局，跟踪先进技术，环顾市场走势。即使个体户，在经济活动中也都本能地看市场，摸行情，没有一个是“不闻窗外事”的。经济界人士的宏观意识，决不仅仅限于获取广泛的经济信息，他们关注全局性的经济动态和经济问题，对那些看不清、摸不准的情况和问题，他们渴望着新闻记者能深入调查后写出有事实、有分析、有见解的报道来，使他们看了心明眼亮，以利于经营决策。这种报道，就不同于“以小见大”的深度报道，而是对经济态势作瞭望式的观察后写出的深度报道，既有全面概括，又有典型事物的描述，更有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和分析中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趋势。

这种宏观的经济报道容量大、分量重，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因而其宣传效果往往超过一般的“以小见大”的报道，有的甚至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一个“以小见大”的典型事例可以打动人，三五个这样的典型凝集在一起，加上全局性材料的陪衬、烘托，就大大强化了报道的分量，深化了报道的主题。60年代初，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一厘钱”精神》就是这样一篇力作。正如作者所说，他所写的仅仅是人们为给国家多积攒一厘钱，算盘打了又打，潜力挖了又挖，仅仅是“工业生产中的一鳞半爪”。在北京墨水厂，管纸盒的师傅研究改进裁纸方法，使原先只能裁15个盒的纸张多裁出一个盒，每个盒的纸张费用节省了一厘钱，全厂一个月节省了8令纸。这一改，还使每只盒子的印刷费用节省一厘五毫钱。一只盒子节省二厘五，全年近2000万盒子总算是多少？ 5万元！同样精神，北京市制药二厂在时间上琢磨：如果每人浪费一分钟，这一分钟不仅没有给国家创造财富，还会给国家浪费3分钱的“设备水电等各种消耗和工资开支”。于是工人们为充分利用每一分钟而紧张行动起来。北京火柴厂为减少一根废火柴动脑筋，从每盒10支减少到每盒5支。副厂长说：每盒火柴多一根废支，全厂一年等于把几百万盒废木棍卖给了人民，这就有个为人民服务的态度问题。这是什么精神呢？是社会主义企业工人群众的主人翁精神！作者又推而广之，进一步指出，一厘钱精神显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伟大的事业要从最小的事情做起。这就使它超越了经济领域，成为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应该具备的一种精神！这篇宏观经济报道发表在28年之前，作者所揭示的真理仍然触动当代人们的心灵。

在当前，提倡有深度的宏观经济报道，不能不涉及难点、热点问题。所谓难点、热点，都是一些全局性的问题，都是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触及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又都是解决的难度相当大的问题。因此，抓难点、热点问题，本身就意味着抓有深度的宏观经济报道，抓深化改革这个大的主题。经济领域的难点、热点问题，如三角债问题、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城镇住房改革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职工社会保险问题，等等，都是企业家们和亿万职工、居民议论纷纷、极为关注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报纸应当拿出有深度的报道来加以引导。怎样引导呢？请看《经济日报》1991年8月15日发表的《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作者用密密麻麻的小苗日渐萎黄，果断间苗后充满生机这个比喻，道出生生息息的真理。在社会经济领域，如棉纺织业，按现有原料，只能满足3000万锭，按消费需求，到顶也只需3000万锭，然而全国现有大小棉纺厂生产能力达4000万锭，因此，如果不把25%的企业关停，那就是全行业25%的生产能力闲置、效益损失掉，就像成千上万小苗萎黄一样。这就是“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的道理。作者指出，人们看到乡镇企业经济效益远胜国营企业，却没有注意到：在1990年，全国1800万家乡镇企业中有40万家被淘汰关闭！于是说到乡镇企业不怕‘死’，国营企业怕‘死’；于是又说到社会保险制度加快推行。其中还有一层，全国财政一年补给亏损企业的600亿元，拿出其中六分之一用于安置关闭企业的职工安置，变“暗养”为“明养”，不也是一个办法吗？所有这些，都是从宏观上看问题，宏观上找出路。不作宏观思考，鼠目寸光，只局眼于一室一厂，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今年6月，《经济参考报》报道“斯米克现象”，随后出现了关于“斯米克现象”的热烈讨论，许多企业家和经济界人士都十分关注。9月，上海《解放日报》也对“斯米克现象”作了详细报道，同样引起了上海企业界很大反响。人们为什么那样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许多企业的领导人都被现行用工和分配制度所困扰，想改革又下不了决心，他们在困惑中左右观望，向四面八方了解这方面动静。上海机床厂的职工看了关于“斯米克现象”的报道和讨论后说：改革内部用工制度、分配制度也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所谓“大势”，就是宏观上看问题、看方向。不看大势，即使知道该做什么，也往往下不了决心，这似乎是许多企业家的心态。而认识到“大势所趋”，也就是认识到并且掌握了一条普遍规律。由此可见，在深化和加快改革的形势下，那种揭示客观经济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报道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企业界人士所渴求的。

深在观念上

经济报道不妨突破单一题材和单纯的经济效益，把社会生活其他题材同经济题材交叉结合，突出写人的活动及其观念意识，做有社会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深度文章。

经济报道突破单纯的经济题材是个新课题，但已经引起新闻界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政治同经济的关系问题，几年来很少有人深谈，最近有人重提“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个老命题。文化同经济的关系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新闻理论工作者和新闻从业人员的关注了。有的学者指出，历史上，经济同文化是互相交融的；在当代，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了。近几年出现文化与经济联姻的社会现象，把地方文化同地方经济联结起来，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共同繁荣。而且，从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看，经济题材之多，也是数不清的。如果囿于行业，报道题材单一，往往给人一种单调之感，而且常常流于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当然是无济于事的。国务院的部长们有时感觉到要解决某个问题需要有关各部坐在一起研究。比如化肥问题，化工与农业、化工与商业都有关系，化工部长希望同水利部长一起研究决策问题，他们希望报纸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因此，我们的经济报道如果能使几种题材交叉结合，从几个侧面去反映客观事物，就有可能揭示出新的带普遍性的经济规律。

题材交叉结合的经济报道，得益于记者的交叉思维方式。交叉思维就是立体思维，它避免了那种单一的平面思维方式，即纵向的和横向的思维方式，能对事物作纵横统一的、系统的、立体的观察和分析，因而能全面、准确、深刻地反映客观事物。胡乔木同志说过，新闻要写成“立体化”。这就是说，新闻报道要在同一时间空间里同时把握客观事物的几个不同方面，使之同时表现出来，使读者对该事物有一种可视、可闻、可触的“立体感”。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纯而又纯的事物是不存在的。经济现象总是同社会生活其他各种现象联结、融合在一起的。新闻工作说到底是面向全社会，反映整个社会生活的。运用交叉思维，有助于我们多侧面、多层次、纵横交叉地观察事物，从而使我们更客观、更深刻地揭示事物运动和发展的规律。

题材交叉而又不至于题材芜杂、主题不集中，交叉思维而又不至于思路凌乱、主旨不清晰，关键在哪里？在于写人，写人的活动及其思想、观念、意识。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哪怕是财大气粗的企业家，或者是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其思想、观念、意识决不仅仅限于经济，必然还有政治的、文化的，其人生观、世界观是一个完整有序的“系统”。因此，经济报道突出写人，就不至于单调，而且有新意，有深度。

前面提到的两篇经济报道，《“一厘钱”精神》、《马林达先生为何哭？》，我读过好几遍，每读一遍都觉得味道很浓，而且想得很多。为什么？我觉得这里面有经济思想，还有其他思想和观念。马林达先生的经济效益观念多么强烈，人情味又多么浓，文中还有吉他伴唱的动人歌词，这是文化意识。在《“一厘钱”精神》中，有政治观念、经济思想，也有文化意识。那些以精打细算为乐事的工人师傅和企业干部多么可敬可爱！我们看到的不光是给国家多积攒一厘钱的经济思想和政治觉悟，还有人品、道德、情操，这不也是文化意识吗？经济活动说到底是人的活动。经济报道若能注重写人的活动，就能突破单纯的经济思想，使人们从经济活动中看到人生和人情，获得某种哲理性的启示。

突出写人的经济报道所反映的经济规律，已不是狭义上的经济规律，而是同社会发展规律融合在一起的那种经济规律。因此，这种经济规律使人从经济问题看社会问题，从经济现象看社会现象，从经济活动看社会人生，从经济发展看社会发展。现在新闻界有一种新论，叫做经济报道社会化，也主张经济题材同社会生活其他种种题材交融在一起，这样的报道就具有社会化的特色，其中有些可以说既是经济新闻，也是社会新闻。

1985年的好新闻作品《哥哥今日走西口妹妹欢喜不再留》，说的是从前陕北人走西口，那是历史上悲惨的社会生活；现在陕北人意气风发奔西口，去长途贩运做生意，去办厂开店搞承包，好不热闹。于是引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三首民歌。解放前颠沛流离唱的是“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实难留；提起你那走西口，两眼泪长流……”；极“左”路线那几年走西口谋生要被揪回来批斗，唱的是“哥哥你守泥炕，囤里没有粮；想走西口还不让，光棍排成行……”；现在呢：“哥哥你走西口，妹妹不再愁，西口成了幸福路，日子有奔头……”。文章中插进这三首民歌，把陕北人民走西口的横向经济活动写得多么深沉、多么生动感人！经济生活同文化生活相交融、相辉映，这便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生活图景。这种非单一题材的经济报道，别具一格，意味深长，而且格调清新，自然留给读者很深的印象。

不少人把经济规律看成仅仅是经济效益，因而经济报道就只局限于经济题材，而且只着眼在经济效益上，于是见钱不见物，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心。我认为，经济效益是重要的，这在当前是必须大力宣传的；经济效益本身确实体现出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但是，经济规律并不等同于经济效益。因为经济规律受社会规律制约，从效益角度上看，除了经济效益，还有其他的社会效益。社会效益包括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社会经济规律常常同精神文明联系在一起。例如，人们的观念、意识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常常对经济活动、经济工作起极大的反作用。先进的文明的观念常常反映经济规律。前几年，我们在讨论一篇描写“豆腐战”的新闻时，曾出现不同看法。这篇“豆腐战”新闻说的是一个小镇上开着一家豆腐店，生意兴隆；后来突然冒出一家豆腐店同它争生意，豆腐质量好，价格又便宜，把许多顾客吸引过去了。于是原先那家豆腐店也千方百计提高豆腐质量，降低价格，力争把老顾客拉回来。对方不肯示弱，再次降低售价，改善服务态度，笑迎顾客。这场豆腐战像一出活剧，小镇上人们议论纷纷，笑逐颜开。有的同志对这篇报道不以为然，因为一再降价同经济效益相悖，哪有做生意不求利润的呢？有的认为不能单纯以经济效益论经济报道，经济活动毕竟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受人的观念意识支配，有的人只图赚钱，有的人除赚钱谋生，还讲求信誉、声望。两家豆腐店竞争的主要目标是顾客，也就是店主的信誉和声望，这是合乎生活规律的。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生计问题，又都有一个人品和道德修养问题，这就是人的观念、意识的问题。如果撇开观念、意识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仅仅以经济效益论经济活动，那是违背经济规律和人生价值的。即使在旧社会，也有既赚钱发财又重社会声望的企业家。如杭州胡庆余堂的胡雪岩，社会声望很高，除了胡庆余堂药品赢得声望外，还与胡雪岩本人注重社会服务并能伸张正义有关。在杨乃武一案中，为杨乃武的姐姐赴京告状提供全程盘缠的就是胡雪岩。这是杨乃武的女儿在一篇文章中讲到的。我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都是在社会、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演出的；因而人们要想在经济活动中成功，不能不顾及社会影响，名声不好的企业家往往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没有一个不把名声看作无价之宝的。

人们的观念、意识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很大的，有时起着某种制约作用。因而经济报道的深度，要深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上。1984年，《人民日报》两位记者到陕西关中跑了一趟，写了一篇通讯，题为《在“转化”中看多数》。这篇报道写农村经济向商品生产转化，只有少数农民转过这个弯子，多数农民还没有转过来，原因就是观念转不过来。养奶牛可以脱贫致富，又怕养不好，“出个差错，那可不像死一只鸡”，这是怕担风险；“有吃有穿，手中还有点零花钱，这就不错了”，这是小富即安，缺少完全脱贫、真正致富的冲劲；习惯于“别人安排好了叫干啥就干啥，叫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安于“吃死饭”，还没有进入商品生产者的队伍，没有“吃活饭”的胆和识。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多数农民观念陈旧，意识落后，他们“徘徊在商品生产的门外，不得其门而入”。这篇报道重在剖析人们的经济观念，揭示出人的观念制约人的经济活动这一客观规律，成为一篇新闻界公认的有深度的经济新闻，被评为1984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1991年11月初稿，1992年1月修改

（此文在1995年12月浙江省新闻专业人员高级〈正高〉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会议上受到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