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就是商品”

二、“形象就是商品”——对电视的学理批评

我们认为,西方电视的批评理论中,学理的批评这条线索比伦理的追问更为深刻之处就在于:后者只是着眼于电视“有什么”、“干什么”,而前者则进一步研讨了电视“是什么”。如果说这也是一种追问,那么这种追问就更接近了问题的要害和实质。在这里,理查德·戴恩斯特提出的“电视,我们时代的机器”的论点颇为引人注目。

戴氏认为:“如果电视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商品或宣传喇叭,如果它在当代资本中的地位能被孤立在一个特殊的消费领域(一个甚至包括享乐在内一切都有可能的领域),那么,它就几乎不值得被叫做机器,也几乎不值得被推崇到偶像物和时代精神载体的地位。但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更有利于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器包括价值可以转型的任何转换点,那么也就更容易认识到下列事实:即电视形象本身总是过程中的价值,而不是新异漂亮的二手图画,这种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的绝对近似,表明电视的特定价值形式在当前是极为重要和必需的。”⁽⁸⁾戴恩斯特将可能受操纵的经济用“机器”和“形象”这两个概念加以规范,其中使用了许多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论点。尽管这篇题为《形象/机器/形象:电视理论中的马克思与隐喻》的行文有些艰涩,但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还是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他提出:“电视与资本的关系促成了从微观模仿到宏观社会总括在内的许许多多比喻活动。在电视的视觉关联中,政治经济与文化即刻并永远借助彼此而传播。”“无论电视经历了怎样的形式变革,它的基本经济使命在于将物质形象通过新的流通框架转换为价值单位。”“首先,电视按照马克思式的基本论述而运作,在已被定为价值的时间量中充当转换点,在形象的时间和观看的时间之间(总是不能完美地)进行转换,由此而进一步促进生产和流通。第二,电视出现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借助形象媒体将日常生活和文化作为‘自由’时间而纳入资本的机体内。”⁽⁹⁾

当今法国社会学大家布迪厄提出著名的概念——“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是与他社会学理论中的其他许多概念,尤其是“场域”(field)概念紧密关联的。他认为,“场域”并非指的是物理空间,也不同于一般所说的领域,而是特指社会空间,是“诸多力量较量之场所”,是一个充满了斗争的场所。在场拥有不同资本与力量的人在那里争权夺利。布迪厄还有两个重要概念是“地位”(position)和“行动者”(agent)。每个人在场域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各种地位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场域的结构。场域内之所以充满争斗,就是因为处于场域中的人都为认为,地位是由一个人所掌握的资本数量及强度决定的,而资本的数量则取决于特定社会中资本的分配方式。所以,地位之争实际上就是资本斗争。布迪厄把场域中卷入地位、资本之争的人称为行动者,他甚至认为,一个人只有进入了场域之后才成其为社会意义上的人。行动者由其拥有资本而获得其在场域和社会空间中的地位,所以地位之争实际不过就是资本之争(拥有量及相对值)。

布迪厄认为,在不同的场域中,不同类型的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的价值与等级也是不同的。在一种特定的场域中显示较高价值与有效性的资本可称之为“强势资本”,其余则为弱势资本。在特定时期两个同样数量资本的个体,其地位可能不同。因为一个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本,少量的文化资本;而另一个相反,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少量的经济资本。所以,决定一个人在游戏空间中的地位与游戏策略的不只是他的资本拥有量,而且还要看他所拥有的是何种类型的资本以及资本在特定时间中的比值。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电视的情况。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纯粹以宣传工具身份出现的中国电视无疑有强势的政治资本,而其自身和围绕电视运作的民间的经济活动都处于社会的边缘,甚至处于“另类”的位置上,经济资本是电视运作中的弱势资本。然而,到了世纪之交时,随着电视集团化、产业化的浮出水面,电视传播中的经济资本开始从弱势资本上升为强势资本。这种强弱的转化充分说明了不同资本类型的相对价值的确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空间或场域的性质。

在电视这部庞大的机器上,文化资本的作用十分突出。“和其他资本一样,文化资本之所以重要,人争人抢,是因为它也是权力与地位的基础、支配与统治的基础。……这里的奥妙在于:各种类型的资本是可以相互交换与转化的,文化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相对自主性,更在于它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其他资本。”⁽¹⁰⁾这的确点到了问题的节骨眼儿上。小到各种“星”级人物在电视上先混个“脸熟”,然后便不失时机地用“名声”(文化资本之一种)开公司,做买卖;大到一些被称为“痞子文人”的所谓“后知识分子”的大红大紫,以至非官方的文化市场的形成和文化产业发展,都说明了文化资本转化为物质资本与经济利益的深刻联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视出现的种种变革,已不是单纯的原体制内的资本再分配,由经济市场化带来的文化市场化表现在中国电视的方方面面。比如各种各样的影视文化制作公司,开始瓜分电视资源重新配置的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力,并成为电视文化的新的弄潮儿。

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另一个明证是许多文化学者略显生疏的资本市场,或者通常理解的股票市场。目前,中国电视是传统媒体中在资本市场挺进速度最快的一个媒体。我们知道,当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一路下跌时,其中的一些有线电视网络股仍然逆市飘红。最近,中国股市中的有线电视网络股如异军突起,引领大盘创出历史新高。它们的基本面之好和成长性之强是公认的,是所谓名副其实的绩优股。与电视相关的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不俗表现,耐人寻味。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实状况下,更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詹姆逊在《文化转向》一书中,对后现代的特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后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今的大众文化则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具有同谋关系。它们把艺术包装成商品,作为纯粹审美消费的实物提供给观众。詹姆逊写道:“这个后现代主义名册的第二个特征是一些主要边界或分野的消失,最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别的消弭。这在学院派看来也许是最令人沮丧的发展。”⁽¹¹⁾詹姆逊还谈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美学上的区别。他认为,如果说崇高是属于现代性的话,那么后现代则是一种美的回归。不过,这里的美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而是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中的文化消费和放纵。现代性的语言是私人化的,它沉溺于单一和癖好之中,它的流行和社会化是通过注解和经典化的过程实现的。而后现代性的语言是通用的、套话式的,具有非个人化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称为媒体语言。并且,与现代艺术关注语言和技巧相比,语言在后现代中不再具有特权的位置,后现代更关注装饰性的实践,推崇形象作品。

在《文化转向》中,詹姆逊还为我们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的两个新层面,一是视象文化盛行,二是空间优位。“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技术与传媒真正承担着认识论的功能:自此,文化生产领域发生了变革,传统形式让位于各种综合的媒体实验,摄影、电影和电视开始渗透和移入视觉艺术作品(和其他艺术形式),正生产出各种各样的高技术的混合物,包括从器具到电脑艺术”。詹姆逊特别强调电视的普及使整个人类生活视象化,形象取代语言成为文化转型的典型标志。他指出:“现代社会空间完全渗透了影像文化,萨特式颠倒的乌托邦的空间,福柯式的无规则无类别的异序,所有这些,真实的、未说的,没有看见的,没有描述的,不可表达的,相似的,都已经成功地被渗透和殖民化,统统转换成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詹姆逊在形象研究上的主要贡献是他提出了“形象就是商品”的观点。他认为,在当今时代,文化逐渐与经济重叠,通常被视觉形式殖民化的现实与全球规模的同样强大的商品殖民化的现实一致和同步。形象这种文化生产“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且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在购物、在职业工作、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¹²⁾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伴随形象生产,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由此,今天的人们已处于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存在经验和文化消费的关系中,每天面对数以千计的形象轰炸,“幻像”(simulacrum)取代了真实的生活。与形象转换相关的是后现代的空间性特征。在詹姆逊看来,当今世界已经从时间定义走向由空间定义。不仅时间具有空间性特征,而且一切都空间化了,市场的倾向形式和商品逻辑也转换为空间形式,成为结构性要素。

詹姆逊提出的“形象就是商品”、“大众文化产品和消费本身像晚期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领域一样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等等论点,进入了对电视的本质的认识。对此,我们的认识不妨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学理层面作为参照之一。列宁曾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他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¹³⁾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揭示了商品关系是资本主义一切生产关系的萌芽,从而发现了资本主义一切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我们认为,只有将电视与资本、商品、交换等等经济学范畴相联系时,才能对电视的本质有全面的、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