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溯源

第二节　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溯源

一、传统新闻自由主义理论

自由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自由是主体对自身的反思，自由观念的自觉确立，依赖于明确的主体意识。希腊哲学的主体意识始于智者和苏格拉底。”普罗泰戈拉把人的感觉作为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把人理解为思维着的人，把人的理性作为追求真善美的主体。“他们不谋而合的主体意识，表明希腊人自由意识的觉醒。人们不再自发地被客体及其必然性所吸引，而是要自觉地追求主体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自由。西方资产阶级自由理论大厦的基础是哲学上的自由论。”^[6]

新闻自由思想最早源自于西方，最初是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名义提出来的。从约翰·弥尔顿最早提出出版自由的思想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6世纪到17世纪)，封建王朝采取高压政策，妄图扼杀出版自由;

第二时期(17世纪到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第三时期(17世纪到19世纪)，为反对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

在这三个时期中，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又译穆勒，米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等提出的观点是新闻自由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

约翰·弥尔顿被视为新闻自由思想的奠基人，其《论出版自由》是世界上第一篇论述出版自由的文献，也是新闻出版自由的经典论著之一。约翰·弥尔顿认为:“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这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知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7]

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个人如果有一种能力，可以按照自己内心的选择和指导去思考或不思考，行动或不行动，那么他便可以说是自由的;人天生会发出音节分明的声音;在不同的见解中保持和平、履行人类的职责和培养友谊，对所有的人都是有益的;人们因为追求名誉、富裕和权力，有时会使自己接受时髦的意见并为夸张自己的美好或隐饰自己的丑陋而寻找证据;人民受到阻碍，不能自由探讨。^[8]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论述了言论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对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巨大作用，以及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危害。书中第二章专门探讨了言论自由问题。“密尔总结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多数人暴虐’的教训，提出:现在对自由的威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社会上多数人不能容忍非传统的见解，以人数上的优势压制和整肃少数人。”^[9]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这样阐释人们发表意见的权利是平等的:“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10]

从约翰·弥尔顿提出“让我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知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11]的观点，经由18世纪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以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报刊应该是“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的过程”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逐渐形成。

此外，杰斐逊、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也都对后来形成的“新闻自由”思想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影响了中国为自由传播而探索的报人，如严复、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张季鸾、邵飘萍等。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的现代转型起了很大作用。

二、社会责任理论

20世纪初产生的“绝对权利”的概念，指公民享有批评政府的“绝对权利”，将报刊舆论视为除行政、立法、司法外的第四种权力。绝对权力造成了自由泛滥和一种不负责任的新闻现象，对社会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新闻理论界提出了社会责任论。它是对传统的新闻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认为新闻自由伴随着义务和责任，绝对的新闻自由不存在;当新闻媒介不履行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时，政府有权对新闻媒介进行干预。社会责任论使旧的新闻自由观念摆脱了天赋权利，将新闻自由带回到对道德权利认识的起点上。

1947年3月2日，美国的学术团体哈钦斯委员会发表了《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提出大众媒介应负有社会责任的思想。委员会对美国的新闻自由现状进行了一份系统的调查研究，指出了新闻自由正面临着危机问题:“新闻自由委员会准备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新闻自由是处于危险之中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新闻自由处于危险之中。其原因有三点:第一，随着新闻业的发展，大众传播作为一种工具，对于人们更加重要了。但是，作为大众传播的工具，其发展却极大地降低了那些依赖报业表达意见和思想的人的比例。第二，那些将新闻机器当做大众传播工具使用的少数人，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第三，那些掌管新闻机构的人，时常参与为社会所谴责的互动。如果这些状况持续下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要采取限制或控制措施。”^[12]

“人们喜欢自由，因为它赋予人们掌控人和事的权利，不喜欢责任，因为它限制人们欲望的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的特征就是永不停息地追求自由的最大化和责任的最小化。但是如此的想法并无用处，任何真正增加的自由……必然伴随着责任的相互增加，如同每一次行善时的兴奋不久就被曾经作恶的负罪感所抵消。”^[13]19世纪中叶大众化报刊发展时期，美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普利策和赫斯特之争，造成了后来“黄色新闻”的泛滥。这些廉价报刊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为了争夺市场，迎合读者口语，刻意降低格调，以低级趣味的新闻来取悦受众，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更是煽动美西战争、教唆刺杀麦金莱总统。“黄色新闻”产生的原因便是媒体缺乏社会责任意识，没有考虑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

1956年，施拉姆主编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根据哈钦斯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对媒介的“社会责任”作了较为全面的理论阐释，并正式提出“社会责任论”的命题。

三、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实质

在新闻自由理念的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各自利益出发，对新闻自由作出了符合各自价值观念和利益取向的理解，其认知观念体系不同，新闻自由的实质体现也就不同。

西方新闻自由思想最早是打着“民主”的口号宣扬新闻自由，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启蒙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但新闻自由观念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当代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属于私人所有的企业。随着竞争和垄断的加剧，这些私营企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家、垄断报系和垄断财团的手中，成为他们盈利的工具。”^[1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是资本家通过雇佣关系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阶级社会中，位于统治阶级特权阶层通过一定的工具控制着被统治阶层，新闻传媒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秩序的工具，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新闻自由作为一种特殊权利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私有制控制之下的多数普通公民因此失去了合法的自由权利。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商业化经营促使报业也像其他产业一样，在资本主义规律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由竞争、兼并走向垄断。资本实力对于高额利润的贪婪追求，是报业垄断形成和不断升级的基本动因。而且，报业和政治密切相关，一些政治势力通过垄断控制报业，进而利用报业为它的政治需要宣传和制造舆论，压制和排斥异己，控制损害其政治经济利益的言论。

其次，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存在着双重评判标准，表面上标榜民主和客观，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往往名不符实。“西方资产阶级，当他们在国内要求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们强调‘自由伴随着义务’、‘新闻工具要对社会负责’，提倡新闻的‘社会责任论’;而当他们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的时候，却又高喊‘新闻自由’和‘传播自由’。由此也可以看出，新闻自由是以对精神生产手段的占有为前提的，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15]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论者宣扬民主社会中应该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并客观地报道事实。但西方国家由于自身优越感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固有成见，对他国的报道往往有失客观公正。

最后，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是受垄断资产阶级全面控制的自由，实际是垄断报团竞争手段的自由。资产阶级垄断报团通过激烈的竞争收买、兼并新闻传播媒介，通过对媒介工具的控制宣传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主张和观点，从而一方面扩张垄断报团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增强其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告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新闻工具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资产阶级新闻传媒业的主要财源。由于经济利益的牵制，垄断资产阶级很容易通过广告公司来控制报纸的编辑方针和价值取向，并以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特稿等渠道来宣传其政治主张和舆论导向。

总之，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是以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为前提的。资产阶级通过对新闻传播媒介的经营和管理来维护其统治，其最终的目的是为当权统治阶级服务。另外，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也受到法律及其他方式的控制。资产阶级通过相关法规来保证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新闻自由得到顺利实现，防止滥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