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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众传播学的贡献

时间:2022-04-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二、对于大众传播学的贡献1.1922年写作《公众舆论》,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李普曼作为最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的学者之一,对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对于大众传播学的贡献

1.1922年写作《公众舆论》(也译为《舆论学》),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

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该书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里来和是怎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尽管它们都会产生一个复杂程度不相上下的舆论过程,但是结果却不大一样。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关于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的观点(“拟态环境”、“刻板成见”)

人的行为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他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不仅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情感。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3.议程设置的研究最早也始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

虽然书中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一名词,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象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议程设置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几十年后,科恩继续为议程设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指出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当然,直到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的文章发表在《舆论季刊》上,议程设置才被命名。李普曼作为最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的学者之一,对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经典论著《公众舆论》也因为对上述传播学问题的精辟论述而经久不衰。

三、李普曼关于新闻性质的论述

李普曼认为,所谓新闻,就是“生活的反常现象”。他说,新闻不会注意“全人类的事”,它只“注意什么时候什么人的生活发生反常现象”,“或者什么时候发生值得报道的事件”。他举例说,一个经纪人,平平稳稳地经营了十年,对于报纸来说,他就像不存在一样;但到了第十一年中,他遭受严重亏损,最后,全部资产蚀光,请他的律师处理财产分配,这时,报纸就要插手了。

李普曼说,一个好的记者看到一座建筑危险地倾斜了,他就不必等到它倒塌了才认识到这是新闻,“通常某一件事件在一个显著的地方表现了定型,新闻就报道出来了”,“因此,新闻首先并不是社会情况的一面镜子,而是一种突出的事实的报道”。

在李普曼看来,新闻确凿性与记录体制有很直接的关系。有些材料可能因为一种检查制度或一种保密的惯例被隐藏起来,也可能因为没有人认为它是重要材料,或是因为被当做官样文章,或是因为没有建立一种可衡量的客观制度而不存在了。在没有被人反对、被人调查、或被公开地在语义上对它们提出问题以前,这些事件并不是新闻。

李普曼指出,报刊文章并不是原始材料的直接报道,它是体裁化了的材料的报道。他举例说,如果卫生部报告说,在一个工业区死亡率异常的高,那么,坏的条件就能成为新闻。如果没有这种插进来的事情,事实并不能成为新闻,除非工人组织起来向他们的雇主提出一种要求。即使这样,如果达成不费力的和解,其新闻价值也很低。

李普曼认为,新闻应该是很重要的,应该是有兴趣的公开情况的报道。而最难以报道的是混乱,纵然是发展中的混乱。每一篇新闻报道都要求迅速和复杂地判断,必须认识到,编辑要根据读者对报道的兴趣来设想把新闻拔高或贬低。没有标准作比较,没有固定的概念,没有日常的判断,无视微妙性,编辑就无法存在。

李普曼说,一张报纸的作用在于它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当一张报纸到达读者手里时,一系列的选择如刊登什么新闻,把这些新闻刊登在什么部位,每条新闻占多少篇幅,各条新闻要强调什么都已作了决定。要获得读者的注意力,不等于说要在新闻中发表对宗教教义或伦理的看法,而是要激起读者的感情,要引诱他在阅读时就产生与新闻相一致的感情。读者必须通过他个人感情的共鸣才能进入新闻,就像同样的情况进入戏剧一样。如果他仔细阅读它,那就必定是他感兴趣,他也必定研究这一情况和关注其后果。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不能处于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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