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决定权属于公众

三、最后的决定权属于公众

公众是最终的裁判者，媒体只不过是公众的代言人。国家政要的言行始终处于媒体的监督之中，实际上是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如果媒体报道的信息是公众所不关心的，或者是公众所不理解的，就是无效传播，与不报道没有什么两样。2000年年初，克林顿总统的夫人、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吃完早餐后忘了给小费^[1]，第二天就有报纸登出文章来奚落她，第三天就成了全美的新闻，就是因为人们对国家领导人的廉洁情况十分关心所致。

在美国，不管是谁当总统，他都需要公众支持他的政策，而新闻媒体是建立这种支持的重要环节。对于媒体来说，总统始终是政治中最核心的人物，因此，给予总统的版面或播出时间在所有政府官员中从来是占第一位的。每位总统都投入他本人以及助理们的大量精力来确保一部分媒体为政府说话，如总统每周的电视讲话、不定时出席记者招待会、公开演讲，以及在白宫露面等都是向公众传播总统言论、树立总统形象的方式。新闻媒体不仅从技术上提供了传播的硬件，而且对总统的言论和行动做出解释，宣扬其意义。媒体不仅要像白宫那样选择时机提升总统的形象，及时报道总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还报道总统没有说什么和没有做什么。

媒体和总统总有一段蜜月期，这个阶段的新闻以介绍总统和他的新班子，以及新政府的政策目标为主，主要写一些能使公众对总统产生好感的报道，总统和他的助手们都愿意尽量向媒体提供新闻素材，二者关系比较亲密。但经过一个时期后，当记者们企图深入了解一些白宫不想透露的情况时，白宫消息就开始从“源源不断”到“点点滴滴”了。实际上，这反映了民众对总统关心程度的减退，因为总统在民众中的新鲜感已经消退。

大多数总统都把新闻媒体上不利于总统的报道归咎于记者，其实真正的麻烦是向记者发表意见的批评者，而那其实也都是现实政治斗争的反映。

在美国媒体面前，美国总统坚持决不说谎的原则。他们知道，对媒体说谎就是对公众说谎。老练的政府新闻官员知道新闻界的厉害，在与它们打交道时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原则和策略。1996年12月10日，一名叫兰尼·戴维斯的律师到白宫工作的第二天，白宫新闻秘书麦卡里同他有一次谈话，交代与新闻界打交道的注意事项。兰尼在白宫的任务是专门就有关总统的丑闻同媒体打交道。每当记者发现一桩关于总统丑闻的线索，麦卡里就把问题推给兰尼，而兰尼要设法把公众的注意力从丑闻上引开，使他们去注意总统正在处理的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麦卡里说，这项工作直接关系到克林顿第二任期的成败。

麦卡里告诉兰尼，即便是为了完成这样困难的任务，基本原则仍然是：不能够或故意误导记者。宁可不说，决不能胡说；宁可“无可奉告”，也不要故意撒谎。因为只有获得记者们的信任，才能在爆出丑闻时有效地帮助总统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记者们掌握的事实各有来源，一时的谎言或误导不能长久掩饰事实，相反会激发记者们更起劲地进行调查，把“漏洞”越挖越大，从而使后果更加糟糕。丑闻性质越严重，就越难掩盖，有关报道迟早会出来，想挡也挡不住。麦卡里说，如果上面逼你对记者说谎，那就拒绝或干脆辞职。

据兰尼回忆，有一次《华盛顿邮报》记者向白宫核实政治献金案的一个情节，白宫有关人员在几小时中变了三个说法，记者认为这是白宫试图掩盖事实。第二天他在见报文章中把白宫在几个小时中变换三种说法的全过程统统写了出来，令白宫大为尴尬。

另一个例子是，在1985、1986这两年时间里，里根政府为使在黎巴嫩扣押的几名美国人质尽早获释，曾给伊朗政府运送了好几批次武器，因为美国政府相信伊朗对扣押人质的组织有影响力。此举违背了美国关于决不同恐怖主义合作的承诺，卖这些武器所得的收入后来又未经国会授权而秘密用以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组织，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从1986年11月初开始，美国媒体就不断深入揭露这个被称为“伊朗门”的案子，追问里根总统是否批准了这些行动。直接指挥这些行动的前后两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法兰和波因·德克斯特，以及他们的一名助理诺斯中校一直试图掩盖事实真相，不知对新闻界说了多少谎话，连里根总统也在这几个人的影响下一再误导媒体。在1987年美国国会就此案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听证会上，波因·德克斯特以“记不清楚”为由回避承认自己说过的谎话共187次。白宫新闻发言人斯皮克斯在“伊朗门”浮上台面之初就察觉到这几个人言而无信，满口谎言。为保自己名节，不在新闻界留下坏名声，斯皮克斯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即凡是需要这三个人就有关“伊朗门”一案向新闻界提供情况时，他都尽量要求他们写成文字。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只是照本宣科，念他们写好的字条，而且强调“这是某某某说的”。一般情况下，白宫新闻发言人都以自己的口气回答提问。但即便如此，斯皮克斯仍感到“难保清白”。1986年12月4日，斯皮克斯已在新闻秘书的位置上代表白宫发布了2000次新闻。当他预计到再在这个位置上呆下去，只能为他带来痛苦和与新闻界的对立后，他决定向里根总统提出辞职，并于当天向媒体作了宣布。

在今天的西方新闻界，似乎正在形成一种从国家主义的思想管制中解控的舆论氛围，随之而起的是一个重要的口号：“人权大于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