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内容分析

第四节　内容分析——两岸媒体 “9·11”事件报道比较^[6]

本研究以新闻框架理论为指导，检讨“9·11”事件前后海峡两岸主流媒体的有关报道。研究表明，中国内地媒体立足于和政府立场的高度一致，注重报道和反映本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台湾地区媒体则用商业化的方式追求新闻“可读性”，注意捕捉戏剧性细节；两岸差别是不同的新闻体制和媒介运作模式在国际突发事件报道领域的投射。可以分三个阶段来重新架构国际报道体系：对突发事件的快速指向与信息抵达；报道随事件的发展在时间纵向上和逻辑横向上扩展；对事件的阶段综合回顾。

的确，如何明察争议性事件中各方意见的框架内容，一向是新闻传播学中极为复杂且难以研究的课题。研究重大新闻事件在不同媒体上的表现，分析不同媒体的框架内容，是比较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下传媒特点的主要途径。“处理同一背景时能把一些个人或民族的差异突出出来，那是有意思的，因为这个背景充当了反应剂。”^[7]本文试图以新闻框架理论为基础，分析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地区主流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界定其处理相关事件的特殊角度，进而透视两岸新闻的不同内蕴。

一、研究背景和方法

1.新闻框架的形式结构：话语结构

1980年代以来，框架分析在媒介研究中越来越被广泛地使用，社会学家考夫曼（E.Goffman）在其《框架分析》中指出：所谓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框架能使我们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8]。因此，框架可被视为个人或组织（包括新闻媒介）对社会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经过比较，我们采用了阿兰·贝尔（Allan Bell）^[9]构建的新闻文本的话语结构（见图14-4-1）。

根据此种话语结构我们可以把新闻的形式结构分为以下十项：

（1）主要事件：由角色与行动组成，是新闻事件的主要内容。本文研究的主要事件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向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发动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任何新闻报道和言论关于这一过程，即可归类为主要事件。

图14-4-1

（2）位置：新闻刊载的版面位置。

（3）时间：主要事件发生的时间。

（4）地点：主要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新闻发布地点。

（5）消息来源：在任何新闻中，消息来源是塑造框架的重要变量，不同媒体往往会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而寻找不同的消息来源。

（6）结果：由主要事件引起的非言语后果，包括主要事件的结果或当事人对主要事件采取的行动。像恐怖事件发生后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美国认定本·拉登为事件制造者，并对庇护他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台湾地区译称神学士）进行军事打击等，可视为主要事件的结果。

（7）口语反应：其他各方对主要事件的言语反应，包括对该事件的评论，预测和评估。为研究的方便，本文中把口语反应的主体界定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官方当局和政治人物，把各国民间和媒体对事件的言语反应列入评论分析、预测的范畴。

（8）评估：记者本人或媒体组织对主要事件的评价。

（9）预测：记者本人或媒体组织对主要事件未来发展的判断。

（10）先前片段：距离主要事件较近而与主要事件有间接关系的背景。

二、分析步骤

1.媒体选择

本次研究选择了《人民日报》和台湾地区《联合报》两家媒体。从新闻的权威性和对两岸三地受众的影响力看，《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是中国最权威的报纸，1948年6月创刊，编辑部在北京，面向全国发行。每日一期，每期12版（华东、华南分版不在研究之列），周六8版，周日4版。周一至周五有“国际”2版，周六有“国际”1版，周日无专门国际版，驻外记者38名（1998年），在33个国家设有常驻记者站（2000年）；《联合报》是台湾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之一，1951年创刊，总部设在台北，在欧美亚洲都有专门驻外记者，是台湾地区最大报团“联合报系”的主体，是对台湾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巨大的民营报纸，它的篇幅是：每天报纸的第1至16版用来刊载世界时事和台湾地区本地新闻及相关评论^[10]。由于这两家报纸各有特点，且彼此构成参照性，可比性强。

2.时段界定

从2001年9月11日“9·11”事件发生，至10月10日，将在此时间段内《人民日报》和《联合报》上发表的有关“9·11”事件的任何主题和体裁的新闻、评论、新闻图片，都列为分析样本。据统计，《人民日报》上共发表稿件135篇，新闻图片14幅；《联合报》上共发表稿件962篇，新闻图片226幅^[11]。

3.分析单位

以所选媒体对“9·11”事件的相关报道为对象，每一条新闻为分析单位。主要分析变量为媒体（Media）、报道数量（Amount）、报道日期（Date）、录入位置（Location）、地点（Place）、新闻来源（Source1）、消息来源（Source2）、新闻事件框架（Accident structure）、评估（Comment）、重合度（Coincidence）10项，然后进行相关分析，得出研究结果。

三、报道比较分析及相关讨论

1.报道数量及日期分布^[12]

经过统计，《人民日报》和《联合报》在2001年9月11日—10月10日这个月内关于“9·11”事件的报道数量随时间而变化的情况（如图14-4-2所示）。

图14-4-2　《人民日报》与《联合报》“9·11”报道数

单纯从数量上来看，《联合报》对于“9·11”事件的报道数量与《人民日报》相应报道的比是962∶135，即7.12∶1，而同期《联合报》刊载的关于“9·11”事件的新闻图片有226幅，《人民日报》为14幅，比值达到16∶1。

从时间分布上看，《人民日报》和《联合报》作为日报，都没有在美国纽约、华盛顿两地遭受恐怖袭击的当天（2001年9月11日）作出反应。在其后列入考察范围的29天时间里天天都有关于“9·11”事件进展的报道。数量变化表显示，《人民日报》基本上以4篇为标准上下浮动，只有9月27日和9月28日两天达到这一阶段的顶峰，有8篇和9篇，主要内容是围绕美国将要对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进行军事打击前夕，国际范围外交磋商活跃。

《联合报》的报道数量随时间的变化呈驼峰状分布，明显有两个最高点：9月11日以后的五天内，每天的报道数都在50篇以上，总数达314篇，占报道总数的32.6%；10月8日，美国开始对支持本·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进行军事打击，10月8日、9日和10日三天内的日报道数也一下剧增至49篇、74篇和43篇。其他时段的日报道量基本维持在20至30篇之间（见图14-4-2）。

2.位置安排

在可取的样本中，《人民日报》和《联合报》在报道的位置安排上也各具特色。《人民日报》上关于“9·11”事件的报道上头版的共有14篇，占全部报道数的10.37%，但全都是中国党政领导人与世界各国领导人通电话交换关于恐怖事件和反恐怖主张为内容的新闻，没有单独以别国为对象的国际新闻在头版出现，其余89.63%的国际报道都在国际版上（见表14-4-1和表14-4-2）。

表14-4-1　《人民日报》“9·11”事件报道位置安排

表14-4-2　《联合报》“9·11”事件报道位置安排

《联合报》30天内有25天的头版上有关于“9·11”事件的报道，由于《联合报》头版下半版一般安排广告，所以“9·11”事件占据了这一时期相当多读者的视线。而没有头版报道的那5天正是台湾地区遭受纳莉台风袭击的时候。此外，《联合报》还适时地在报上先后开辟了“惊爆美利坚”、“美军部署攻击”、“美阿战争危机”和“美阿开战”四个专题报道栏目，这四个专题的报道数占全部样本的84.53%。《联合报》有重视言论的传统，“民意论坛”栏目这一时期有来自台湾地区民间的52篇相关言论，占到全部报道的5.41%（如表14-4-2）。

3.地点分布

地点指的是主要新闻事件发生和报道发出的地点，从中可以看出媒体关注的焦点到底在什么地方。“9·11”事件发生在美国，但无疑对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表14-4-3、14-4-4所示，《人民日报》和《联合报》的报道最大来源地是事发地点美国纽约、华盛顿，分别占到全部报道的31.85%和30.04%。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到美国寻找凶手，直至决定对支持恐怖主义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进行打击，美国遭袭的城市和决策的中心——首都华盛顿一直为世人所关注（如表14-4-3和表14-4-4）。

表14-4-3　《人民日报》“9·11”事件报道地点分布

表14-4-4　《联合报》“9·11”事件报道地点分布

资料反映，海峡两岸媒体除了注目事发地点外，其次就是关心自身“位置”。《人民日报》上发自北京的报道占全部的10.37%，《联合报》发自台湾地区的消息所占比例高达23.60%。对同一国际突发事件，不同媒介上出现的新闻版本的不同，对相同事件不同的媒介叙述，对自身利益关注反映出不同的价值选择。主流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利益不同，媒体作为利益的反映器，总是会选择符合当局对外政策和自身利益的报道角度。

4.新闻来源

从新闻来源的媒体类型来看，《人民日报》“9·11”事件报道比较单一，基本上依赖新华社消息和人民日报驻外记者的采访。尤其是新华社通稿占全部报道的比例已逾六成（样本中的14幅新闻图片均为新华社发。见表14-4-5）。所引用的新华社稿件均为动态消息，而在本报记者采写的42篇稿件中，多数为通讯、特写、综述或其他深度报道，因此所占版面面积并不亚于新华社稿件，数量虽少，分量却重。这印证了该报原国际部负责人马世琨的话：“《人民日报》国际部不与新华社抢消息，不搞重复劳动，以便腾出时间和版面撰写深层次的报道，如述评、新闻分析、热点对话等。”^[13]

表14-4-5　《人民日报》“9·11”报道新闻来源分布

尽可能多地采用本社人员采编的稿件，以展示自己的实力，体现自己的特色。《联合报》的“9·11”事件报道中，39.71%是本报记者采访所得的稿件，所占比例最高。而且，《联合报》还大量引用来自事发国家的媒体第一线消息，如《纽约时报》（4.89%）、《华盛顿邮报》（3.22%）、CNN（1.77%），增强新闻的可信度和感染力（见表14-4-6）。新闻图片的来源也显示出多样性：美联社（76幅）、路透社（70幅）、法新社（51幅）、联合报（28幅）、CNN（1幅）。值得一提的是，《联合报》在“9·11”事件发生后和美国动武以前，延揽台湾地区各界人士对事件进行讨论，刊登大量分析评论和预测文章，本文将其列入《联合报》外邀范围，这一部分占到样本的5.41%；还有，《联合报》引述了大量不说明来历的外电消息（25.36%），一方面扩大了新闻来源，开阔了读者的视野，但不免真假混杂，真实性颇受怀疑。

表14-4-6　《联合报》“9·11”事件报道新闻来源

5.信息来源

新闻媒体除了采用或不采用某些素材外，他们也常常通过消息来源的选择与排序来形成特殊的框架，尤其是新闻媒体在单一议题或事件中所引用消息来源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在连续事件中如何通过消息来源建构对话。

把消息来源作如下表的分类可能不算很科学，但简单易操作，并能说明问题：主要消息来源是官方，表现出在重大政治事件发生过程中对官方信源的依赖。《人民日报》的主要消息来源是美国官方，31.11%的报道是由美国政府透露的。其次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占18.52%的篇幅。随后就是来自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官方的消息：联合国（9.63%）、各国官方（8.15%）、巴基斯坦官方（7.41%），总计来自官方的消息占《人民日报》全部“9·11”事件报道的77.78%（见表14-4-7）。原因在美国是事件当事国；中国在反恐怖问题上表态与美国一致；联合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国际舆论公认的反恐怖主导力量；盟国以军事协作支持美国，北约又是实施这种合作的中介；巴基斯坦是阿富汗的邻国，美国的军事行动要受到巴的支持，所以官方始终是主要消息渠道，这也使《人民日报》的报道真实性处于高水平。

表14-4-7

与《人民日报》一样，《联合报》的最主要信源也是美国官方（27.13%）。官方消息也是台湾地区媒体所关注的，台湾地区当局（6.96%）、盟国官方（5.93%）、中国官方（2.70%）和巴基斯坦官方（1.04%）都是获取信息的渠道。但是，《联合报》对民间消息的关注更甚，美国民间（14.35%）和台湾地区民间（11.23%）构成其报道的四分之一，远高于《人民日报》民间消息5.19%的比例。从实际报道看，主要是描写美国人在事件中的感受和台湾地区民众因“9·11”事件所受的经济生活影响，突出人情味的一面。

6.事件框架

表14-4-8

表14-4-8显示，《人民日报》和《联合报》的新闻事件框架都以事件景况为主，陈述“9·11”事件报道客观事实的占了绝对多数，分别占36.30%和27.44%，即传递关于“9·11”事件的即时动态。《人民日报》中反应由“9·11”事件造成非口语事件结果的报道占26.67%，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口语反应占33.33%，陈述事实的报道合计占96.3%，说明《人民日报》着重事件的过程和后果的客观报道、陈述事实，评论分析和背景介绍相对就要少得多，所占比例均在5%以下，没有对于形势的预测前瞻。而这又是《联合报》的优势，《联合报》的样本中，评论分析的内容占20.58%，先前片段占5.61%，预测占5.51%，总计31.63%的报道带有媒体本身的风格和态度，融入了《联合报》自身的立场。

由此可见，从新闻体裁的角度讲，消息是海峡两岸媒体国际报道的“主角”，但《联合报》在“9·11”事件的深度报道比《人民日报》多得多，不光如此，该报消息的信息容量都较《人民日报》丰富，其间穿插背景资料纵横捭阖，相关各方观点一应俱全，因此不少与“深度报道”的界限非常模糊，这是台湾地区报纸的一个显著特点。相比之下，《人民日报》的大多报道只能给人一个大概的印象，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至于来龙去脉、内部花絮，就无从可知了；并且相当部分的政治外交报道，还是沿袭国内会议报道的模式，只知其粗，不知其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7.事件评估^[14]

由于本研究涉及的中心事件是“9·11”事件，而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军事打击是最重要的后果，所有样本的报道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核心展开的。不同的事件产生的评估态度也是不同层面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中主要把评估归结为下面七种态度：

（1）支持：对新闻事件中主体的语言和行为表示认同。

（2）同情：对新闻事件中陈述对象表示怜悯。

（3）中立：对新闻事件的客观报道，无任何褒贬色彩的断语。

（4）保留：对新闻事件中主体的语言和行为态度介于中立和反对之间。

（5）反对：对新闻事件中主体的语言和行为表示异议。

（6）悲观：对新闻事件中主体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

（7）乐观：对新闻事件中主体的发展趋势表示看好。

事件评估表现出记者本人或媒体组织对主要事件的评价，主要是通过对新闻事件的选择来表明自己的见解。从汇总情况来看，《人民日报》和《联合报》作为主流媒体，都做到了公正中立地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其“9·11”事件样本中分别有51.11%和54.05%的报道属于中立报道，只是《联合报》中立报道比例较《人民日报》略高近3个百分点（见表14-4-9）。

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评估，表示悲观的报道占13.33%，显示中国政府和民间对“9·11”事件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前景的担忧，且样本中没有对事件发展前景表示乐观的报道。保留态度的报道占14.07%，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美国主导、使用武力打击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方式和后果持有的立场，对美国人民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表示同情的报道占9.63%，体现人道主义的原则。虽然中国对美国动武持保留态度，但直接表示反对的倒不多，只占1.48%。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上对美国表示支持的报道也占一成，不过其中包含的是对美国反恐怖立场支持和客观报道盟国协作动武情况的情况，并不能反映中国对美国军事打击的态度。

表14-4-9

《联合报》的客观报道占相对多数，对“9·11”事件造成的灾难表示悲观和同情的占13.51%和7.48%，比例和《人民日报》相差无几，集中反映了台湾地区人在“9·11”事件后的复杂心态。非常明显的是，作为台湾地区主流媒体，反映出支持美国动武（11.43%）的样本较持保留态度（7.48%）和反对意见（3.74%）的样本所占比例之和都要高，原因在于表示支持的报道多来源于台湾地区当局，表示保留态度和反对的言论多来自于台湾地区民间。总体上看，《联合报》上表明媒体立场是很巧妙的，往往通过中立报道中对事实的陈述和新闻的选择来实现。本研究中，只能从《联合报》报道的总基调来判断其评估倾向，实际上客观报道的比重要较统计显示的百分比要低。

8.重合度^[15]

本研究中，将报道主题和围绕主题展开叙述内容大致相同的样本，列入重合的范围。当然，允许在重合样本中出现不同的判断和评论，前提是不影响整个报道的主倾向。由此得出，在所有样本中，有82篇报道重合，这一比例占到《人民日报》总样本数的60.74%，《联合报》总样本数的8.52%。

从时间分布上看，供研究的这30天中，每天都有报道重合。10月7日重合最多（6篇），主要是国际社会斡旋反恐怖事宜的报道；9月12日、9月27日和10月9日，主要是事件进程和军事打击开始的信息传播，有5篇；9月17日、9月22日、9月23日、9月29日各有4篇重合，其余天数都在3篇以下。

在消息来源方面，重合报道中，美国官方仍是最大的消息源：36篇报道来源于美国政府，占重合样本的43.9%，和总样本中呈现的情况相同。以下顺次是联合国13.4%（11篇），世界各国官方9.76%（8篇），巴基斯坦官方、中国官方和美国民间各6.1%（各5篇），塔利班2.44%（2篇）。

在事件框架方面，重合的样本中，依次排列是事件景况37.8%（31篇）、口语反应32.9%（27篇）、事件结果26.8%（22篇）、评论分析2.44%（2篇）。

在事件评估方面，中立的样本数量最多，占59.76%（49篇），以下依次为保留态度12.2%（10篇）、支持10.9%（9篇）、悲观和同情立场的8.54%（7篇）。

总的看来，重合样本的总体结构和总样本反映情况基本一致，表现出海峡两岸主流媒体在选择新闻的价值取向上的趋同和差异。

四、结论与启示

如社会学家埃特曼（Entman）所观察到的“框架存在于新闻叙述的特殊性质之中，这些性质促使那些观察和思考事件的人去发展对它们的特定理解”。如果受众对某议题或事件缺乏丰富的直接经验，那么他们对议题或事件的理解就极大地依赖于新闻媒体，依赖于新闻叙述的性质。通过对事件的选择和重组，新闻媒体为没有相关直接经验的受众创造了可得的有限视角^[16]。主流媒体由于传播信息相对权威和完备的特点，对“9·11”事件，在跨度1个月的专题报道中，汇集了各方资料，基本框限了受众对此事件的认知。

框架没有正确错误之分，对一个事件总存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框架。一般，媒体有一定的常规性框架用于报道政治性冲突，每个新闻机构都有他们自己的政治信仰系统，这个系统反映于他们架构政治冲突的方式之中。在所选的两岸媒体中，表现出不同的报道框架，集中反映在所选主题、消息来源和评估上。同时，我们发现，政治冲突的发展会导致媒体框架的显著改变。当冲突的一方被框架视为极端分子时，他们将发现很难调动公众的支持，很难使媒体接受他们的框架。所以，我们发现无论《人民日报》还是《联合报》，塔利班的声音都很微弱，只占2.22%和2.81%，反世界潮流肯定陷于孤立。

综合本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两岸主流媒体都非常重视对“9·11”事件的报道，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对事件的经过、舆论的反映和发展的结果都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在本报的国际报道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相对而言，以《联合报》为代表的台湾地区媒体，有关报道的数量较多，篇幅比较大，形式比较丰富，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传播不均衡状态。

（2）就海峡两岸主流媒体的比较而言，可以概括为：中国内地主流媒体立足于和政府立场高度一致，在报道国际事务时均离不开本国，注重报道和反映本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而台湾地区报纸则用更商业化的方式来操作重视信息的传播，在新闻制作方面追求“可读性”，注意捕捉精彩的戏剧性细节，反映当局的立场的同时，也反映个人在事件中的境遇。

国际报道不可能完全客观。海峡两岸主流媒体报纸对同一个世界有不同反映，对同一个事件有不同报道，本身就说明了国际报道不可能完全客观。国际报道与任何报道一样，都是对现实世界的“主观映象”，经过了加工劳动。相对来说，中国内地报纸国际报道消息文体占绝对多数，一般只提供事实，满足于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台湾地区报纸深度报道多，不时夹杂着议论，把“为什么”放在重要位置^[17]。

（3）海峡两岸主流媒体的国际报道，尤其是国际灾难性事件报道，标志着两岸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和运作模式。中国内地新闻媒介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与党和政府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中国内地报纸的国际报道之所以把“中国外交”作为绝对重点，之所以很少对别国事务评头论足，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表达着良好的感情，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展示中国的国际形象，反映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热衷报道别国的负面新闻和耸人听闻事件。而台湾地区主流新闻媒介是在“发达传播学”的模式下运作，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势力支持，需要表明本集团的立场，但表面上都是民营的企业化集团，新闻报道完全是以商品形式出现，以受众市场为中心。因此，他们的报纸热衷于报道国际性大事，尤其是灾难性消息，事无巨细，不厌其烦，根本原因是受众的瞩目。

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各地区各民族的利益联系越来越紧密，人们之间的整体相关性、利益共同性、相互依存性更加突出和增强。在此背景下，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在指向上从国内扩展到世界上每个角落，通过传媒，受众放眼世界，对国内外新闻信息都高度关注。

国际上大量的突发性事件往往具有偶然性，出人意料，爆发时间短，变化节奏快。由于无法预期知道事件的结果，也无从预料事态的进程，报道难度比较大，所以要求报道者以领先于事件的强烈的新闻敏感，从职业的角度保持清醒的头脑，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清现场事态和变化趋势，掌握事件的发展规律加以报道^[18]。

从媒体对国际性突发事件的报道流程，加上对《人民日报》和《联合报》“9·11”事件报道的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主要可以分三个阶段来重新架构国际报道体系：

第一，对突发事件的快速指向与信息抵达。

新闻要讲时效，要快，国际上发生的突发事件，尤其是重大事件，能激起受众的兴趣，往往引发各媒介新闻报道的猛烈竞争。如果一个媒体在报道上总是“慢三拍”，引起受众第一关注的总是别的媒介，那么不用多久，这一媒介对受众的吸引与受众对该媒介的依赖将会大大削弱。如果某一媒介对国际范围内重大突发事件总能及时抢先报道，拔得头筹，吸引受众的关注，受众也就会对该媒介另眼相看，并有可能对它逐渐形成心理依赖。使自己的所发信息先于别人在第一时间抵达，在社会的信息场中突显自己的声音，才能对受众形成首发或首因效应，才有可能谈得上用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去影响人^[19]。

台湾地区主流媒体在对国际突发事件的报道上向来竞争激烈，从“9·11”事件报道可以看出，一旦有事件突发，往往毫不犹豫地空出大量版面，连篇累牍地进行消息报道和相关评论。

第二，报道随事件的发展在时间纵向上和逻辑横向上扩展。

媒介通过报告事件的突发使受众对事件产生明确的心理指向，而受众通过媒介获知事件的突发后，会进一步关注事件的相关信息，产生更多的期待。如果媒介想吸引受众的继续关注，接下来至关重要的，就是不断提供相当信息，保持受众心理期待高度的同一。

按照受众心理特点，主要是按事件发展的时间纵向与逻辑的横向来展开^[20]。受众一般关注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完全熟悉的事件，就没有关注的必要，完全陌生的事物，又会因与自己的认知结构格格不入而不去注意它。吸引受众直接兴趣的既不是完全知晓的内容，也不是完全不知晓的内容，而是那些受众原先已有所了解，而又能增加新的认识的内容。媒介按照时间顺序，根据事件的发展，对应、重叠、覆盖旧的事件信息，而又向前延伸报道新的内容，也就构成既熟悉又陌生的信息，吸引了受众的兴趣。

如果说时间进度是纵向的，因果关系是横向的，为满足受众“后来呢”、“为什么”的期待心理的报道过程则是由时间进度与逻辑进度纵横相互交织而成的。随着事件的发展，受众在媒介的报道中从期待走向满足，再从满足走向期待；媒介抓住受众的兴奋点与时间和逻辑两个认知进度，报道在立体交织中不断前进，一步步走向深入。台湾地区媒体在这一点上做得比中国内地要好。

第三，对事件的阶段综合回顾。媒介紧跟事件发展进行纵深持续的报道，在事件经过一个阶段或完全结束后，有必要进行一个综合的整体性回顾^[21]。如新闻综述运用综合的、鸟瞰式的写法，展示新闻事件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过程，对事件进行评述，揭示其意义、发展趋势及影响。

中国内地新闻传媒一度对于某些重要的国际突发事件不是采用连续立体的报道方法，而是采用一次性的终结式报道方法，即是在事件发展基本终结时才对新闻事实进行一次总的回顾，实践检验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是，在2003年中国“非典”疫情中，内地传媒对其部分报道还是有所改进的，并且也经受了一次针对突发性事件如何正确报道的洗礼。

台湾地区媒体，常常通过对事件运动过程的叙述进行阶段综合回顾，穿插背景材料和作者对事件的评价，夹叙夹议地介绍与评述事件，这并不是流水账式的记述罗列，而是媒介对国际突发事件进行报道整个流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受众站在一个更高处，对事件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从总体上做一宏观角度的回望与思考，使受众通过再思考，温故而知新，形成更全面的认识，获得更深刻的启迪与领悟。好的综合回顾、述评可有效地影响受众的立场，引导受众对事件的把握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