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棒

曾一度被公众群体围观的“微笑”局长、“表哥”杨达才事件前不久总算有了下文：杨达才涉嫌严重违纪，陕西省纪委做出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安监局局长等职务，对他的违纪行为，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与那些曾被炒得沸沸扬扬最后却不了了之的“断头”新闻比起来，这起一波三折、差点被“断头”的新闻事件，总算没有半路上走失，也没让围观者们空等一场。这起网络反腐的最新战果以局长的“微笑”始，以网民的微笑终，大大提振了网民们鼠标反腐的信心。可谓是：长了网民的志气，灭了贪官的威风。

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一起“表哥”落马的战功全部归落在网民的头上。网民再有力量，舆论监督再有神威，其作用也是有限的。舆论监督只是发现问题、聚焦问题，释放出巨大的舆论能量，但不能靠它全方位地解决问题。舆论监督既不能全知，也不会全能。靠它单打独斗，“单边主义”地解决所有问题，将阳光下的污秽打扫干净，未免过于一厢情愿。舆论监督是一种软力量、软约束，其杀伤力还是有限的，它可能会伤及皮肉，但不一定能伤筋动骨。舆论监督功能主要体现在发现问题上，它将媒体议程导入公众议程，形成共同关注。至于问题的最终解决，显然不是其规定动作。如果一定要它能解决问题，那它也只能是以发现问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舆论监督忙于发现，它把公众的目光聚焦到值得关注的问题上，形成“围观”现场，至于能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这不是它本份之内的事情。舆论监督只是社会系统中问题解决流程中的第一站，它所完成的只是问题接力的第一棒动作。这一棒哪怕再关键，也不能替代全程的任务。

舆论监督注定是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被舆论监督聚焦的“新闻”注定是一个易碎品，“断头”新闻是新闻规律、舆论规律使然。不能指望舆论监督抓住一个新闻热点，就将它守候到曲终人散。尤其是在新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话题竞争非常激烈，舆论周期甚为短暂，一个新闻热点在人们眼前留存的时间本来就很少，在这种语境下，指望新闻不“断头”可真的很难。

关键是，要有舆论监督之外的匹配机制接好下一棒。舆论监督扮演的是环境监测、议题发现的角色，它完成的是第一棒的动作，接下来的动作要靠下一棒去完成。如果下一棒的动作跟不上，接力棒就会掉下来。新闻自然就容易成为“断头新闻”。舆论监督的能量再大，也只是一种软约束，其硬度也是有限的。就以“表哥”事件为例，假如没有大学生刘艳峰的信息公开申请行为，没有陕西纪检部门的介入，没有媒体议程、政治议程的互动，仅靠网民的“关注”力量，“表哥”说不定能逃过舆论监督之劫，化险为夷。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功能健全的问题发现、解决机制，舆论监督只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靠另一套机制去实现。相对于舆论监督的软约束，解决问题的机制应有足够的硬度。

问题纠结在这里：我们要靠软约束去承担硬机制的功能，让舆论监督过度承担它本分之外的任务，让新闻媒体负载量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而软机制之外的硬机制却是缺位的。其结果是，社会的系统功能出现紊乱，社会机制分工、运作严重失衡。不难发现，一方面，舆论监督不堪重负，承载了超重的社会诉求，造成舆论监督功能的过度“肥大”。人们不仅寄望舆论监督发现问题，更希望它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的其他硬性机制出现钝化、软化、僵化问题。它们该出手的时候不出手，该亮剑的时候却形同虚设。舆论监督严重超载，而社会的其他机制则出现空转或撂荒状态。这种扭曲的机制、功能结构显然是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的。

更何况，舆论监督存在较大偶然性。特别是在互联网上，一些事件的发现带有运气的成分。互联网恢恢，疏且有漏，仅仅依靠同僚内讧、夫妻反目、日记“走光”、“小三”揭发、小偷盗窃等偶然事件引起网民围观，制造舆论事件，进而实现网络反腐，这种反腐方式容易产生“选择性失明”，其效果也是有限度的。只有将舆论监督之外的机制、制度篱笆扎牢，将失衡的系统功能配平、归位，把制度性的短板修补好，借助系统性的合力，才能有效、长效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