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的报刊

三、“一战”期间的报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虽然是政党报纸(包括资产阶级各党派的报纸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但商业性的大众化报纸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在现代大众化报纸兴起的过程中，鲁道夫·莫斯(Rudolf Mosse)起了重要的作用。莫斯早在1865年就创办了《广告电讯报》(柏林)，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刊登广告，报价低廉，获利甚丰。他还自办广告社，经营广告业务。1871年他在柏林创办的大众化报纸《柏林日报》又获成功(该报同英美等国廉价报纸相类似，以社会新闻、娱乐材料和广告为主要内容，以社会下层为发行对象，形式活泼，报价低廉)，成为其他报刊模仿的对象。

1883年，出版商奥古斯特·谢尔(August Scherl)创办了《柏林地方新闻》。该报初为周报，1885年改为日报，主要刊登地方新闻，并辟有多种特写专栏，颇受市民欢迎，发行量很快达到10万份。

造纸和印刷商乌尔斯泰因(Leopold Ullstein)也创办了一系列大众报纸，如1889年的《柏林画报》(周刊)、1898年的《柏林全德新闻》、《柏林晨邮报》，后者创刊10天，发行量就达到10万份，1913年达到40万份。1904年，乌尔斯泰因又创办了德国首份以零售为主的大众报纸《柏林午间报》，着重刊登社会新闻和娱乐材料，头版全部是照片和大字标题。

在上述商业性报纸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德国最早的报团:莫斯报团、谢尔报团和乌尔斯泰因报团。它们分别拥有多家报刊。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以巴尔干事件为导火线，战争开始后，真正的决定性的战斗却是在德国与英、法、俄之间进行的:从北海到瑞士边界的西线，是德国对法国、英国和比利时作战;北起波罗的海，南到罗马尼亚的东线，是德国和奥匈帝国对沙皇俄国作战;在巴尔干地区的南线，主要是奥匈帝国对沙皇俄国和塞尔维亚作战。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同时为了瓦解敌军斗志，两大军事集团纷纷控制并利用新闻媒体，在另一条战线上展开了攻势。

战争期间，德国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由直接隶属德军司令部的“作战新闻局”负责实施，加强了对新闻媒介的控制和利用。但是，由于德国“对军事胜利估计得太早”，他们的战时宣传“开始得相当晚”，以致“丧失了许多有利时机”^[3]。当然，在同协约国的较量中，德国也曾成功地利用宣传战术，达到了预期效果。例如，在1917年10月的卡波雷托战役中，德军面对的是由地域观念极强的北意大利皮蒙特人组成的军队。德军于是伪造了大量的北意大利报纸，上面刊登着皮蒙特居民与当地警察发生流血冲突的消息和图片，并煞有介事地公布了“死伤者”的姓名、性别、职务等详细资料。总攻前夕，德军将这些报纸扔到意军阵地，意军官兵读报后，军心大乱。德军和奥匈军队乘隙而入，一举击溃了敌人。又如，为了消除敌方对自己的仇恨，德国曾经对法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一些法国报纸深受影响，以至于有人怀疑这些报纸的编辑部人员被德国人洗了脑，并在配合德国人的行动和目标。不过，在战争期间，由于德国军队传统意识强，对宣传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最终难以抵挡协约国的凌厉攻势，特别是英、法等国“传单炸弹”的攻势。

日本学者池田德真指出:“德国在武力战中，确实是进攻性的，但是相反，在宣传战中，它完全是被动的。它似乎提供了一个对敌宣传中的被动法如何无济于事的标本。”^[4]战时德军的宣传重心主要放在防御敌人方面，宣传上的主动进攻意识比较淡薄。其具体做法是:第一，向自己的士兵收购英国和法国空投的传单;第二，严密封锁边界线，防止那些反战的、攻击德国的宣传品进入德国本土。这种防御性的宣传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在战争后期的几个月间，协约国方面投下了1 830万份传单，根本不可能全部收购到手;而且，即便在与邻国交界处拉上铁丝网，也不可能完全阻止英法等国通过中立国把宣传品运到德国。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对英国的宣传谋略极为称道，并认为，德国之战败，并不在于军事战略失误，而是因为英国的宣传炸弹摧毁了它的战斗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百业凋敝。1918年，柏林爆发“十一月革命”，以士兵、工人为主的起义大军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在1919年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政权转移到了资产阶级右翼手中，同年8月通过了魏玛宪法，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