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政治学者眼中的七个传媒问题

政治学者眼中的七个传媒问题

时间:2022-04-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综述 政治学者眼中的七个传媒问题执笔:谢春林 张军芳 殷 祺受访学者●复旦大学      曹沛霖●复旦大学      林尚立●华南师范大学    胡泽洪●华南师范大学    王金红媒体定位不清林尚立教授认为,目前中国传媒最大的问题是定位不清楚。执政党的传媒理念林尚立教授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的传媒理念要分五个层面来思考。

综述 政治学者眼中的七个传媒问题

执笔:谢春林 张军芳 殷 祺

受访学者

●复旦大学      曹沛霖

●复旦大学      林尚立

●华南师范大学    胡泽洪

●华南师范大学    王金红

媒体定位不清

林尚立教授认为,目前中国传媒最大的问题是定位不清楚。传媒怎么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政党的关系?这里面不仅涉及一个自我价值定位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一个组织关系的定位问题。定位不清楚,很容易造成媒体既不能满足社会,也不能满足政府和政党的局面。由于定位不清,作为传媒运营的主体——媒体从业者也经常处在一种自我无法定位的境地;由于定位不清,对传媒到底怎么管,政府也没有一个很明晰的理念和办法;同样,社会对传媒的要求也没有很明晰的理念。所以传媒总体上处在一种定位比较模糊的状态。

曹沛霖教授也指出中国传媒定位存在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办报立足点是办给老百姓看,与国外比较,西方的报纸不完全是办给老百姓看的,它也是办给国家当权者看的,它要反映社会的呼声、问题,给他们决策做参考。报纸既要办给老百姓看,同时也是办给领导人看的。从政治家角度来看,任何国家报纸是个双向作用的工具。媒体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应该是社会的代言人。

林尚立教授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媒体的定位要以履行基本的社会责任为前提。首先,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其次,独立性是基于其明确的社会责任的。社会责任有两方面,既要为百姓服务,反映百姓的呼声;又要为国家服务,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两个方面要平衡。社会责任具体要落实到从公允、正义和公共利益这样一个整体出发,如果媒体都能够站在这一高度来做自己的东西,就会得到社会的支持、社会的认同,也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认同。一个好的媒体应该真正是社会的喉舌,能够通过媒体来表达社会的利益、反映社会的实情、民众的呼声,不论对社会、对党、对国家都是有意义的。

教授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媒体应该是社会的代言人,是社会与政府双向交流的工具。

执政党的传媒理念

林尚立教授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的传媒理念要分五个层面来思考。

第一,认识方面。在市场经济下,传媒应该面向政府,同时也要面向社会,而且面向社会的分量越来越重。媒体应该有社会性,有社会公益性、社会服务性和社会表达性。第二,经营方面,应该理解传媒本身为了市场生存所进行的市场化操作。第三,有些传媒必须放开,进行市场竞争。但政府应该扶持一些专门的完全公益性的传媒。第四,今天的传媒不能在一国存在,它要在整个世界空间范围内存在,因此还要考虑到全球的竞争问题。第五,对传媒的监管必须更加法制化。现在整个监控存在问题,它不是一种制度化的、规范的监控,有时就会起到伤害媒体的作用。

王金红教授认为,执政党应秉持的媒体理念主要有三个。

民主的理念。媒体要遵守宪法、法律,媒体的行为和言论给人感觉应该是民主的,要尊重民间的不同的声音和需要,要有能够容纳不同观点的气魄和胸怀。

开放的理念。不仅执政党可以有表达自己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的媒体,也应该允许社会有一个与自己对话的平台。

平等的理念。作为一个执政党,不该有救世主的、传播福音和真理的神化的姿态,它跟社会对话,它跟人民的交往都是一种平等的信息交换、平等的沟通和一种观点的讨论,在人格上、在各自拥有的信息和各自对对方所需要的信息的依赖上是对等的。

传媒能否对社会开放

王金红教授提出执政党应有开放的传媒理念,应该允许社会办媒体,是基于以下两个理论依据。

第一,从社会结构分层来看。当今中国社会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同质同构的社会结构,利益的多元化、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已经使中国呈现出高度分化的趋势。对于同一件事情或者同一项政策,社会各个阶层有不同的反应,有不同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广泛的舆论渠道了解社会的意愿和实际需要,可能无法进行公平合理的政策供给和利益调整,就会加大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第二,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合作的、积极互动的关系,媒体是国家跟社会合作互动的重要领域。不合理的媒体运作模式会导致许多信息失真,导致信息不对称,造成政府与社会的隔离。从理论上来讲,在一个日益市场化的社会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越来越明显的,所以它们必须要有一个合作和互动,促成这种互动的办法就是允许社会有自己的媒体。

在国外,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在媒体领域的适度开放与互补。美国的媒体之所以有影响,其实除了几家大的媒体如ABC、NBC、CBS、CNN外,还有影响大的一面是,美国地方的、小型的、民间的、团体的媒体很发达。实现了媒体信息多元化的格局以后,社会的运作才是比较正常的。

王金红教授进一步分析了社会媒体的四大功能。

第一,可以使民众有更多的信息来源;第二,社会媒介有一个利益表达功能,可以针对民间的利益需要很真实、细致、具体地表达出来;第三,有利于社会沟通;第四,社会媒体是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实现的很重要的载体

教授们认为媒体的开放是一个发展趋势,问题是要做好监管。林尚立教授认为,只要在严格的监管体系下,媒体可以放开。监管是为了放开,没有监管是不能放开的。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也要结合中国的特点、中国本身的社会成熟度。曹沛霖教授认为,媒体让社会办,不等于它就脱离国家。社会办媒体,法律体系要完善。另一方面用社会正义来约束,要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更加适应老百姓的需要。胡泽洪教授认为,媒体是否对社会有不利影响,不在于是国家办还是社会办,而在于怎么样监管。应该找到一个对新闻媒体进行有效监督、引导、规范的机制。

农村传媒的困境和出路

长期从事当代中国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民主问题研究的王金红教授认为,允许社会办媒体是解决农村传媒困境的重要途径。

据王金红教授观察,农村传媒发展状况是比较差的。广播电视方面,中央提出“村村通”,但在一些地方是个虚的东西,成了面子工程。而农村纸质媒体也越来越落后了,自觉订阅报刊的农民很少。一些农户对农业科技、农产品的市场行情、有关政策是有需求的,但各种媒体恰恰又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媒体从业者的工作思路和选题的观念有问题,他们远离农村,选题做不到位,不深刻;二是媒体从业人员知识背景和能力有欠缺,社会学、农学、乡土文化、地方性知识等非常缺乏。

那么,农村媒体的出路在哪里?王金红教授认为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媒体从业人员,包括知识分子,要关注中国的底层,关注农村问题,可以把一些重要问题通过媒体从业人员,通过公共知识分子传播出去,去影响社会。此外,应该有更多的人把眼光放到中国农村社会来关注它的经济、生活、情感。

第二,应允许农民有自己的媒体。这个更为重要。王金红教授发现,国内已经有农民自己创办的媒体了,如已经有农民网站,也有民间油印的印刷品,广东出现的《工友通讯》和《打工族之家》都很成功。

国际竞争与做强做大

教授们认为,中国媒体不仅面临着对内开放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着对外开放的问题。

曹沛霖教授认为,要参与国际竞争,最根本的是改革目前的媒体体制,应该把法律、制度、道德综合起来考虑。

面对国际竞争,林尚立教授认为我国媒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媒体的整合问题;二是媒体的国际性问题。

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对国内媒体进行整合,以形成一些主干媒体,即那种能够聚合媒体多元力量、具有很大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大媒体。现在媒体太多了,缺乏整合,都在恶性竞争,谁也做不大。只有建立很强的主干媒体,使竞争在主干媒体空间里展开,才能真正做强做大。

而媒体的国际性问题又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们媒体表达的基本价值理念的可接受度的问题;二是媒体工作的国际化问题;三是媒体管理的国际化问题;四是媒体产业多元化的问题;五是全球竞争问题;六是对传媒的监管法制化问题。

市场化与非市场要素

无论是国内竞争还是国际竞争,都促使媒体走上市场化的道路,对这一点教授们都表示理解,但他们主张媒体市场化过程中必须要坚持一些非市场化要素的存在,不能把国家的一切都淹没在市场化里。

首先,媒体市场化应保证国家媒体的主导地位。

林尚立教授认为,媒体市场化是对的,但是要有一个非市场化的要素存在。完全市场化了,国家没办法调控了,国家没有自己的表达渠道了,国家所有的表达都要通过购买来完成,这就会产生问题。因此,国家主体应该介入在市场化过程当中,并且应该有自己非市场化的或准市场化的表达渠道。应该强化国家媒体在整个媒体中的主导地位。在这么大的国家里面如果国家媒体不占主导地位,不能够统领整个社会,这个国家是没办法治理的。所以国家媒体应该成为一个主导媒体,在国家媒体主导下放开。国家媒体怎么成为一个主导?也要有一个很好的社会监控系统来监控它。也许国家媒体收视率会低,这倒问题不大,但这个声音一定要存在,不能因为收视率低,就随波逐流。收视率低不等于说所有人都不需要,还有很多社会最基本的支撑力量需要这些东西。

其次,媒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得侵犯公共利益。

企业不以利益来驱动是不可能的。但是按照斯密的理论,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能侵犯别人的利益,更不能侵犯社会公共利益。要是真的做到这样的话,每个人的利益得到了满足,社会公共利益也就得到了满足。可是用什么来保证媒体谋求利益最大化时,不侵犯别人利益、不侵犯公共利益呢?法律、制度、道德,在西方还有宗教。

媒介公信力何以下降

教授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媒介公信力的下降就是因为市场因素泛滥和公共利益缺失引起的。

在曹沛霖教授看来,媒介公信力下降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不关心公民的疾苦,媒体整天只是要求公民怎样怎样,而不去反映公民需要什么;此外,媒体报道的信息跟群众体验到的有差异也是一个原因。

林尚立教授认为,影响媒体的社会公信力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政府监控的问题;另一个是媒体本身的素质问题,媒体的假新闻、假信息以及媒体炒作、媒体的庸俗化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胡泽洪教授指出,公信力下降的主要是那些娱乐性媒体或者说不是很权威的媒体,权威媒体的公信力还是可以的。那些娱乐性媒体之所以公信力较差,一个是它本身的消息来源没有权威性媒体那么正规;第二,它所担负的责任与权威媒体不一样;第三是经济原因,小媒体主要目的是要吸引受众,要有销售量,这样它就会寻找新奇的内容,搞些五花八门的东西;第四,小媒体的自律要差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