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现在最缺的是全面

媒体现在最缺的是全面
——经济学家茅于轼访谈录

受访者简介：

茅于轼，1929年1月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先生于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1997年提出人与人的等价关系，从对等关系出发，对人权、自由主义、道德、民主等观念作出更深入的解释。茅于轼先生为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其代表作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我们致富》等。

采访时间：2005年5月

采访地点：北京

采访人：张志安

看东西每天占掉1／4时间

记：作为知名的经济学家，看电视、读报纸或者接受采访，您得经常跟媒体打交道吧？

茅：接受采访非常多，每天都有打电话来的，而且不止一个。至于看报纸和杂志，要占掉我一天1／4的时间。我不看电视，包括新闻节目也不看，因为实在没工夫。

记：您平常看哪些报纸和杂志？

茅：主要看《参考消息》、《香港商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还有《南方周末》、《北京晚报》、《新京报》。其中，《新京报》内容比较丰富，新闻多，评论也比较好，我看得比较仔细。

杂志方面，我看一些比较专业的。比如《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每期都看，其他的学术杂志像《America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法与经济》）、《Economic Perspective》（《经济学观点》）等都要翻翻。这些杂志，我都从提要看起，有特别感兴趣的文章就从头至尾看一遍。

国内的杂志也看一些。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的《经济学季刊》，我是编委当然要看。还有好多学术杂志，如《国际金融研究》、《世界经济评论》等，也都先看题目，有兴趣再看文章。财经方面的，像《财经》、《南风窗》杂志我也看。休闲方面的，看《读者》。杂志里头，最喜欢《经济学人》，报纸里头是《新京报》。

记：您平常上网看新闻吗？

茅：我会上网，但不看新闻，主要收发电子邮件，每天上百封。刚才说看东西要花掉1／4时间，其中，上网恐怕还得占1／5吧。可以这么说，我每天花在接触媒体信息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半，包括接受记者采访。其他一半时间用来看书、写文章、准备会议和资料。

我与媒体的关系

记：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喜欢给经济学家戴帽子或做排行，您就有“草根经济学家”的称号。最近，有个媒体给经济学家排名，把您排在第一位，张五常教授排第二位。您怎么看待这些称谓和排名？

茅：我很少关心这些事，不用讲同意或不同意，媒体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这样的评价或排行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它代表了一部分对经济学有兴趣的群众的看法。

记：有批评者认为，不少经济学家花在搞学问上的时间比较少，却把更多时间花在参加各种公众活动或不断在媒体上发表看法。在您看来，经济学家跟媒体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和距离？

茅：经济学家也有区分，有的接近社会活动家，有的接近科学家，这两种人社会都需要。每个人干什么就看他自己的比较优势，善于搞哪方面就搞哪方面，这很正常的。

至于经济学家不断地在媒体上亮相，我觉得也很正常，包括我本人就这样。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亮相，甚至很讨厌，但不得不接受这些采访。能拒绝就拒绝掉，实在拒绝不掉的不得不接待。现在，媒体找我占去的时间比例很大，各种活动啊、评奖啊，有的素不相识，烦不胜烦。

记：您觉得媒体很烦吗？

茅：很烦。但站在媒体的角度考虑，它们有它们的需要，也必须适当配合。我的原则是别对我损害太大，花上半小时、一小时谈谈可以，搞得太过分我就不能接受。

记：这么说，一般情况下，您还是尽量支持记者工作，但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茅：有些采访跟我业务无关，却非要我讲话，以为我什么都懂。这可能是媒体的误解吧，以为经济学家知道一切。其实，跟业务无关的，我讲出来和普通老百姓讲出来是一样的。如果讲经济学问题，我肯定比人家讲得好，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很广泛，比如股票市场我从来不研究，采访这方面问题的还特别多。

记：有人认为，很多经济学家正在变成无所不知的公共学者，任何问题都能发表自己的看法。

茅：这个经济学叫经济学帝国主义，它能分析很多问题，倒也是不错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但这并不等于什么事情经济学家都能发言，凡是和交换有关的，经济学家有发言权，除此以外，比如爱情这事，经济学家就很难说。

每年大概接受采访1 000多次

记：粗略统计一下，您一年大概要接受多少次记者采访？

茅：总共可能超过1 000次，每天大概要3次。安排最密的，一天五六次都有。大部分是打电话的，也有来家里的。有本地的，也有境外的，美国之音、BBC（英国广播公司）等。

记：在您接受过的采访中，有没有媒体或记者给您的印象比较深？

茅：比较有印象的是BBC的记者，问题准备得很充分，大概平均每个月有一两次，直接从英国打电话过来，提的都是热点问题，而且抓得比较准。他们提问准备得比较充分，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观点都知道，所以能有针对性地提问。

记：您觉得国内的记者怎么样？

茅：要看情况，有的很不错，但有的记者问题提得莫名其妙，或者把很多东西搞错了，有的人甚至把我名字写错，像这种连名字都搞错的记者，我一般要拒绝的。

不过，国内的记者和过去比有很大进步，每天都在进步，而且越来越专业化。很多人在积极地获取新闻、积累知识，对自己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只是个别报道不够严谨，像今天的《中国青年报》就有一篇。

记：是一篇什么样的报道？

茅：他们认为，开保姆学校要用市场化的办法，太迷信市场，我们经济学家还不迷信市场呢！他不明白保姆学校不是市场的问题。这是公平问题，不是效率问题，效率问题靠市场，公平问题不能靠市场。这个事情的连续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写报道的人自以为比我还明白。他在文章里提了很多观点，恰好这个观点搞错了。我们这个保姆学校是非政府、非盈利的。就算赔钱也是应该的，赔点钱有助于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何况也没有赔钱，花了100万可能校舍值100万，而且还有无形资产，这个很难讲的。NGO（非政府组织）不靠市场的，就是花钱办好事的，像资中筠写的所谓《散财之道》，并非怎么赚钱，而是怎么把钱散掉。

记：针对这件事，您打算怎么处理？

茅：我现在写了篇东西给他们，他们应该会发的，这样的问题应该更正。

记：您觉得，记者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能比较真实、准确地传达您的想法？

茅：这个比较难的，除非自己写东西，比较可靠，讲的话被报道出来不一定可靠。何况，讲话的时候不能考虑得面面俱到。我接受过的采访，报道出来后意思基本上跟我表达的比较吻合，有些个别错误是可以容忍的。

新闻记者和经济学家都不要哗众取宠

记：您觉得记者做报道的时候，包括选择经济学家办学校照样赔钱的角度，有没有点哗众取宠之嫌？

茅：有点，这样能够招人眼球。不管新闻记者还是经济学家，都要防止这点，不要哗众取宠，要老老实实，这是最重要的。你的成绩不在于哗众取宠，而在于你的功夫，你对事物观察的透彻程度。新闻记者不但要懂经济，还要懂其他知识，要能够恰如其分地做报道，争取做到理性、真实、准确、全面。

你看《经济学人》的标题做得非常好，它不哗众取宠，50%的标题都带幽默感，连封面报道都是。我觉得它一点不俗，用了很多英文的双关语。这种幽默的标题比哗众取宠的标题要好得多，哪怕有点片面，问题也不大，能让人回味。不仅无伤大雅，而且很雅。

记：媒体报道您办的天则研究所或者保姆学校，有时候能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有时候也会有不利的影响。您怎么看这种利弊？

茅：总的说来，我们做的事都得到了记者的支持，正面的报道占绝大多数。即便正面报道，我们也有点担心，怕太抛头露面，容易导致社会的期望值太高。有点小毛病，人家都觉得很敏感。其实，我主张踏踏实实做事，不喜欢太多报道。

记：我注意到您发表了关于孙大午的文章。媒体对他的报道，您怎么看？

茅：这个事情，包括孙志刚案件，媒体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应该发挥。孙志刚案件本来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但媒体报道后变成大家关心的事件。这种作用可以说是其他行业不可能有的。

媒体在报道中要掌握平衡

记：您曾经说过，媒体要呈现不同的声音，不管好的或坏的。为什么？

茅：这是言论自由最基本的道理，即好坏由谁来做判断，任何人不能垄断判决对错的权利。我对言论自由就是这样理解的。但是，每个人都不可以说错话，必须自认为自己是对的，比如你不能骂人，网上很多人在骂，但这不是言论自由，知道自己不对还说，那是在滥用言论自由。对错是自己判断的，每个人要讲他认为对的话，这就是言论自由准确的意思。

记：比方说，对您办的保姆学校，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报纸都报道了，您觉得怎么样？

茅：当然可以，大家都可以说嘛。不过，媒体在报道中要掌握平衡，别有意识地让支持的多出现、让反对的少出现，或者让反对的多出现、让支持的少出现。

记：我们的社会处于加速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很多，您觉得，媒体能起什么样的社会功能？

茅：媒体可以起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在介绍西方先进文明和成果方面，促进中外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方面，媒体的作用都很重要。这种信息传播的效率比个体交往的效率高很多，比如互联网。我主要是没时间，但我觉得网络这东西很好，但在网络上讲话也要负责任。

记：近两年，政府开始搞信息公开，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您认为效果怎么样？

茅：信息公开很好，不管什么机构，除了必要的法律允许保密的内容，其他都得公开。当然受众要能够对信息进行判别，如果容易被挑动，信息公开也会造成一些问题。这个度的把握很难很难。

记：您认为，当前中国的哪些问题是记者最应该关注和报道的？

茅：要多报道西方先进的做法，比如人家怎么办奥运会的；要多监督政府，企业的欺诈行为也需要监督，凡是欺诈的、不诚实的东西都需要报道。此外，像弱势群体的命运、非政府组织等，也需要关注。

记：最后，如果请您对记者说一句话，您要说什么？

茅：记者做报道要全面、准确、真实、及时。现在，媒体最缺的是全面。媒体不要只看一家之言，应该表达各方面的观点，展示不同的意见，不管是正的还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