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的历史与现状

综述　中国传媒的历史与现状

执笔：许　燕

受访学者

●北京大学　　　　　　谢　冕

●北京大学　　　　　　陈平原

●北京师范大学　　　　郭英德

●中山大学　　　　　　黄修己

●中山大学　　　　　　黄天冀

●中山大学　　　　　　艾晓明

2004年夏，采访人应教育部“211”课题的需要，奔走京、粤两地，对京、粤诸位研究文学的著名学者进行了关于新闻报道方面的深入访谈。由于京、粤两地的社会环境和传媒状况的差异，导致两地学者对传媒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因此，本综述以两地观点比较的角度反映学者眼中的中国传媒问题，希望能对中国传媒研究和中国传媒改革提供新的视角和参考。

北京学者眼中的当今传媒问题

对传媒的理解，三位北京学者虽持论有异，但均肯定文字、声音、图像、网络等媒介载体对公众的影响，特别是陈平原认为，传媒报道不仅包括新闻报道，还包括教育传播、经典确立、文化建构等等内容，远非技术层面的活动。基于人文理想和对社会动态的关注，这些学者对当代传媒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深入的品评。三位北京学者对部分传媒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和努力工作给予肯定，但是均对普遍存在的职业道德、工作作风的衰敝以及有偿报道的存在、文体单调等问题表示不满。

1．新闻业者素质有待提高

陈平原分析了不同媒体的区别，认为媒体记者的素质不容乐观，特别是电视从业人员由于某些牵制、公众趣味的影响，以及直接进入公众领域的职业特征，电视从业者更多表现出“傲慢与偏见”。他对某些电视业者不尊重学者劳动、不愿承担文化责任、缺少文化品牌意识，给予严厉的批评。因此，他更加强调社会新闻对“铁肩担道义”的发扬，认为工作能力、责任感以及事业心，特别是为普通百姓仗义执言的精神，是记者应该具备的素质。陈平原也从民国报业人士的理念、理想出发，批评许多媒体业者缺乏职业的精神追求。谢冕则认为新闻业者、特别是记者，应该具有观察家和思想家的素质，但是当前的不少记者专业素质太差，无法与被访问的学者建立起码的沟通。与之相反，郭英德则认为记者并不需要对事实进行理论阐释和体制建构，他强调记者更应该展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亦即责任感、道德感应该为媒体工作者的基本素质。郭英德力主记者对现实的最好报道就是“揭露事实”，他以娱乐新闻的“狗仔队”作为例证，认为记者应该如学术考证一样，对事实的前因后果进行如实展示，而不是避实就虚、哗众取宠或者捕风捉影。

2．工作作风需改进

由于对媒体现状不甚满意，北京的三位学者不大愿意和媒体有过多的往来。郭英德则认为媒体自身的定位决定了它在理论探索、批评研究等活动中，言论难免流于狭隘和理想化，因此，应该在实践层面上进行细腻而深入的揭露，这是媒体业者根本的工作作风。陈平原从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例，揭示了新闻业者普遍存在的访谈潦草、准备马虎的弊端，认为当前媒体业者缺乏对采访对象的起码尊重，因此，在报道中，套语、套话屡见不鲜，断章取义普遍存在，无法真正展示采访对象的思想、精神，甚至报道与访谈背道而驰。这些基于工作作风的疏漏，造成了学者与媒体的隔膜，学者相对谨慎地对待各种采访，也不太信任媒体对学术的报道。

3．有偿新闻影响恶劣

由于这些学者的学生很多步入传媒工作，他们对有偿新闻的存在感到愤慨。谢冕直言这一现象影响太坏，对新闻界的腐败表示震惊，他认为作为监督机构的新闻界，本应该以伸张正义为职责，一旦为钱扭转，就无法做到公正。郭英德叙述了自己的学生第一次见习时，就发现记者和自己想象的职业完全不同，收受红包成为心照不宣的行为，因此，他对许多因为利益而做的报道无法体现新闻特点，颇多感慨。陈平原对赶会场、拿钱、发通稿的记者，心生悲哀，认为这一现象差不多成了当代传媒业的行规了，因此，他对传媒更多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特别是自己主持的国际会议，最多通知做传媒的学生，以超然的态度面对媒体对学术的介入。

4．文体意识薄弱

基于对语言、文学的长期研究，三位学者对新闻文体规范提出了中肯的意见，特别对当前新闻文体意识薄弱对新闻界的影响，给予了良好的建议。谢冕认为新闻语言普遍存在表达枯燥、千篇一律的现象。他分析了新闻语言在解放前后直到当代的运用，认为文章个性在新闻文体中普遍缺失，虽然个别小报记者的文章写得颇有意趣，但一涉及经济、政治内容，便索然无味，难以卒读。因此，他更多强调新闻专业的教育，应该有中国语言文学的根基，新闻记者应该有较好的文笔和表达的个性，新闻文章应该成为读者欣赏阅读的美文。陈平原除了批评新闻文体千篇一律的现象外，着重提示新闻界文体意识薄弱、个性化不足，在写作中缺乏文体感，在思考中缺少独立判断，特别是在报道中“以公众的常识来肢解专家的智慧”，显然，这是综合了职业态度、职业道德、职业能力，来观照新闻文体的建构。因此，陈平原引用民国时期将报章、学堂、演说看作“传播文明三利器”的说法，更多强调新闻的道德判断，强调新闻业者作为“文体家”的意义。与上述学者不同的是，郭英德更多关注“考据”在新闻文体中的作用，他形象地用侦探侦查断案、搜集证据的比喻，来说明以“揭露”为要务的新闻报道应该具备的文体特征，故而新闻从业人员更应该在收集材料、科学阐释、客观行文方面加强训练。

广东学者的传媒主张

在北京学者揭示传媒问题、进行建议的时候，广东学者则更趋向冷静地思考传媒的发展。他们对一些新闻掩盖真相表示不满，认为这既损害了党群关系，也损害了新闻的公信度，违反了新闻的起码道德，同样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要孕育、发展、建设公民社会，让公民充分享有新闻知情权。同时，媒体报道也应该多元化发展，多方面、多角度展示一个事件的多侧面，使新闻报道公正客观，媒体对此要有足够的自觉，要充分地认识社会、反映社会，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此外，媒体要能够包容众多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让公众来选择对事件的判断，让公众发表意见，避免真相被谎言所代替，这是媒体满足公众利益和需求必须要做到的。学者们也提出制定《新闻法》的必要，认为媒体要建立较为完善的法规，确立监督机制，形成监测网络。

同时，广东学者针对媒体报道中存在的歧视与偏见，提出中国新闻中的性别歧视、尤其是针对妇女和弱势群体的报道，存在较大的普遍性。艾晓明女士认为从男性中心的角度对妇女的暴力问题进行报道，表明媒体报道缺乏起码的人道立场，而媒体在对待男性、女性报道方面的预设，则较多使用双重标准，例如针对妇女会有“蛇蝎继母打得男孩遍体鳞伤”的报道，而针对男人把妻子分尸的事件，却从来就没有过“蛇蝎男人”或者“蛇蝎工程师杀妻”之类的用语。由此，她认为媒体报道不能够公正地站在受害者的立场，甚至把受害者进一步弱小化，缺少对其主体性的呈现。艾晓明强调新闻可以有不同的表达，但是不能把偏颇的定义作为身份界定，例如不能把“漂亮”看作身份界定，以免误导读者；她更批评了黄静案件中媒体以性做卖点、把暴力因素淡化的倾向，反对将弱势群体负面化的报道。

广东学者更能直面传媒存在的问题，认为社会报道、尤其是社会问题的报道，偏向性严重，例如报道信息量少导致片面性（黄修己）等等。同时学者们一致认为，对社会问题、社会阴暗面的揭露，虽然有个别媒体较为努力，但整个媒体的报道不尽如人意，而对社会矛盾的报道则过于血腥，不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娱乐新闻的报道也趋向低级趣味，导致青少年盲目追星，特别是媒体对明星绯闻的关注较对外来工这样人数巨大的群体的报道，明显不够平衡，造成了对社会评判机制的误导。艾晓明女士特别指出某些主流媒体的记者自以为中立，对某些有争议的观点忽略不发，实际上屏蔽掉不同声音的展示。而黄天冀先生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众多矛盾的揭示做得还不充分，某些主管部门对媒体揭露阴暗面的报道也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黄修己先生感到一些不全面的新闻报道使得学者获取社会信息很困难，干扰了学者的学术判断。

对于传媒关注社会民生这一宗旨，艾晓明认为，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的报道才能被老百姓接受，她以一个家住贫困地区的学生购买《南方周末》为例，认为说百姓之想说的传媒才可以被百姓真正认可。她同时以中东战争的报道为例，强调关怀人性的报道才真正打动人。

观照传媒业

传媒业能否良性发展，以致达到更大的规模，归根于对“新闻”、“传媒”的基本认知。什么才算新闻？什么内容具有新闻价值？怎样展示高水准的新闻？这些直接决定了媒体展示的内容能否获得大众的认可。接受访谈的学者往往都有国外访学的履历，他们对国外新闻报道有直接印象。郭英德以自己对日本媒体的体验为例，坦言两国对新闻的判定有所区别，新闻价值就在于具体而明确的事实，而国内一些新闻往往将被访问者的言谈、评论视作新闻价值，挖掘不深，流于表面。陈平原指出中国传媒较多存在缺乏远见、利益至上等弊端，对国外媒体“文化承担”、“品牌意识”表示赞赏，对国外媒体制作文化节目的时候依附强大的专家背景给予好评，同时对国外媒体业者作专题采访时，与学者深入沟通、慎重准备的职业道德，尤感敬佩。

当然，港台地区的传媒也备受学者瞩目，特别是像凤凰卫视等媒体的时事新闻、专题节目，往往获得学者较多的青睐，较之内地新闻的重复报道和信息不足，凤凰卫视的新闻具有更高的收视率。谢冕特别提出凤凰卫视的经验和精神值得内地人学习，例如同步报道展示出新闻敏锐、及时、中立的行业特征，同时认为阳光卫视的一些节目具有历史感和人文关怀，有较强的可观性。

基于广州、香港毗邻的特殊地理位置，广东学者对香港的新闻报道接触甚多，强调其在一些方面比内地传媒更出色。黄修己发现两地报道的结构、内容都有比较鲜明的差别，香港的报道更近客观，如凤凰台对北大百年校庆的报道，许多不大容易看到的镜头都能够展示在观众面前。黄天冀则发现香港传媒的无厘头风格，虽似嫌哗众取宠，但拥有非常好的收视率，这种类似休息、不涉教化的特征是内地传统媒体所不太注意的。广东学者普遍对凤凰台印象深刻，认为它切中知识分子的特点，角度比较客观，“冷暖人生”、“鲁豫有约”、“时事开讲”等栏目能切中内地观众的特点，对知识分子的影响颇为成功，而“有报天天读”显示出了港台传媒解读时事的特色。

基于北京、上海、广州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定位，三地传媒业的差异对比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北京的三位学者普遍对广东传媒有较好印象，认为那里的记者很敬业，业务素质较好；传媒总体实力居于全国前列；有较好的文化品位和比较明确的读者定位，上述特征与广州的城市发展和经济格局密切相关。陈平原总结广东传媒的良性发展，认为造成广州传媒优于其他两地的原因主要有：地处华南，自由度相对较大；面临香港地区的压力，读者市场变动较大；市场化程度较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敬业精神较好；广泛吸引全国人才。这些因素使媒体保持较强的青春气息和紧贴时代的活力，同时避免了传媒的地域局限和单调定位。

与上述三位北京学者观点一致，来自广州地区的三位人文学者也对广东传媒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普遍认为真实性的新闻报道、宽容的批评环境的营造以及各界人士的热心参与等，是广东传媒成功的重要因素。黄天冀先生列举奥运报道关于罗雪娟、冼东妹等冠军说真话的几个实例，认为媒体在讲真话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他通过分析岭南地区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认为宽容通变、与时俱进的文化底蕴以及平民化色彩是广东新闻进步的基础，特别是居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媒体敢于真实地报道社会状况，替群众说话。关于广东新闻媒体张扬百姓呼声的这一特点，黄修己先生认为广东媒体关注群众生活，真实的消息能够见诸报端都基于消息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他通过比较京、粤传媒的特点，认为政治化、商业化的不同趋向导致了两地传媒出现比较明显的差异，发行量比较大的广东报纸努力适应市场需要，用开放的态度对待社会发展，受到了读者的好评。艾晓明女士则从自己选择订阅《南方都市报》的例证，说明这种类似于《北京晚报》的市民化色彩较浓的报纸包含着新闻人的生命经验。

在中国的各类媒体中，报纸、杂志、电视是学者最普遍接触的媒介。北京学者往往有很多赠报，报社送什么就看什么，因此，他们阅读报纸多带有偶然性，且以浏览为主。学者们对《南方周末》给予了较多肯定，认为它密切关注社会、经济、法律方面的动向，最有大报的气度，有明确的办报观念，故能发挥很好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谢冕特别爱看头版新闻，认为可以了解大家关心的重要社会新闻。其次，《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参考消息》也是学者较多留意的报纸。当然，北京学者较多选择本地报纸。对于作为大众文化读物的杂志，陈平原赞赏《南风窗》、《万象》、《书城》定位明确、文章精彩、编务到位、有可读性。他认为《南风窗》关注社会，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特别是关于财经的深度报道（尤其是每一期的专题），做得相当专业；而《万象》文人气较浓，小资或雅皮情调流于其间；《书城》则不止谈书，还包括唱片、电影、展览，以及文化时评的深度探讨等。关于历史、文化、社会的电视节目较受学者欢迎，他们对戏说之类的文艺节目较为反对，对关于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社会调查倾注较多热情。

三位北京学者对网络的意见不甚相同。陈平原认为网络报道往往较之报刊更加详细、更加尖锐，特别是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较之纸质媒体反应更快，相关链接更广泛，因此他更愿意选择在网上浏览新闻。不过，因为阅读方式存在不便，网络对于以学术为职业的学者而言，更耗费体力，也更浪费时间，谢冕直言自己没有上网的习惯。

值得深思的是，虽然媒体在学者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特别的影响，例如，陈平原认为国内没有建立起权威的新闻平台，他以报纸为例，将发行量与人口作比较，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份报纸超过民国时期《大公报》的影响，“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报’”，因此，报纸虽多，但对社会的影响力反而下降了，尤其是考虑到许多大报在发行量、趣味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小报化。

传媒与学术

对传媒和学术而言，学术与传媒彼此影响，本属自然，但是，学者更多强调两者不存在直接的联系，特别是媒体对文学学者很难有此影响。谢冕承认文学的进步依靠传媒的帮助，但比起社会的问题、国家的进步，毕竟是次要的，他认为对于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诸多社会大事都应该依靠媒介来获取，并且与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颇多关系。而陈平原则认为真正的文学不需要媒体报道，媒体报道的只是文学事件，而非文学研究对象，他承认自己不太关注关于文学的报道，因为能够被媒体看上的，必须是成为事件的文学，而一些传媒并没有能力来鉴定文学作品的好坏。

另一方面，媒体业者现有的工作作风无疑增加了学者对传媒与学术关系的质疑。他们对媒体普遍缺乏信任，认为一些素质不甚理想的记者往往用常识肢解学者的意见，在短时间的采访中很难了解学者的思想，也很难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给正常的学术交流带来困扰。因此，学者不太信任媒体的介绍，对媒体能够有精彩的学术论点不抱信心，而且由媒体推出的文化名人其言行往往与学者格格不入，消减了学者的权威性。新闻从业人员和学者之间的隔阂，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不但没有消解，似乎还在加深，不信任使彼此的合作越来越难。人文学者在理论上赞成参与媒体，但在实践中参与较少。很多学者并不认可学术在媒体中的传达，例如，在郭英德看来，媒体业者虽然常常涉及各行业专业问题的争论，但是任何理论最终都是理想主义的思维成果，媒体本身是实践的工作，更应该真实地展示事实，而不应奢谈学理。陈平原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不满电视媒体对学者劳动的不尊重，一直把与电视媒体不愉快的合作作为“和传媒打交道，最不高兴的一件事”。不过，由于媒体在现代生活中毕竟成为大众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公共领域享有话语权利，借助媒体对正常学术给予有效的保护，也成为不少学者翘首以待的期望。当代中国学术最令学者痛心的莫过于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郭英德希望媒体能够履行打击学术腐败的社会责任。

与北京学者不太相同的是，以艾晓明女士为代表的广东学者不仅是媒介的接受者，也是媒介的参与者。艾晓明以自己为例，认为媒体干预包括干预媒体和利用媒体介入两方面，前者是直接批评媒体错误，后者是通过主动向媒体通报消息，希望媒体来采访，因此，学者不但是传媒的消费者，也是传媒的监督者，她的网站上即有“南方媒体监察”，以此来监测各大报纸、电视台的性别表达情况，她通过长期对《南方都市报》展示的妇女表达进行监测，认为学者的参与能够增加教学案例，推动教学与研究，同时这种参与能够推动社会变革，以此落实社会公正，进行公众教育。

传媒事件的分析和建议

三位北京学者对近年来影响比较大的新闻事件均给予较深入的关注。他们对媒体能够突破种种障碍，报道真实事态，表示欣赏，但同时对这些报道中未尽如人意的地方表示遗憾，特别是对媒体未能对事件进行更加深入的展示提出自己的疑问。例如，在马加爵事件的报道中，谢冕认为对这一事件的同步报道比较及时，但是“更深的思考不够”，他认为应该深入挖掘一个人为了一件小事去杀人的心理背景和更广泛的社会原因。而对孙志刚的报道，谢冕一直关心的是正义是否得到伸张，这或许是多数人的想法。郭英德提到赵薇日本军服事件、宝马事件、孙志刚事件，认为以自己长期做文献考证的经验，这些事件有许多需要期待的事实并未进行报道，固然存在当事人控制信息的可能，但媒体显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强调当代包括网络在内的传播手段已经极其便利，媒体更应该对事实做出详细而深刻的揭示。

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评论，学者对媒体及其从业者提出更多的建议，尤其提出记者应具有的素质：（1）避免套语、套式的提问；（2）事先准备，深入了解和沟通；（3）尊重采访对象的劳动和言论；（4）提高业务，打好文学基础；（5）记者采访、报道、行文要有个性；（6）报道中力求事实真实、话题深入；（7）改进作风，做诚信的记者，思想要犀利，行动要迅敏、工作要敬业。

经常参与传媒评论的艾晓明女士对传媒事件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她曾著文《提倡关爱，反对污名》，认为将SARS首发病人称为“毒王”，存在着明显的报道歧视，而《南方都市报》能够知错就改，难能可贵，这是新闻报道向人文关怀迈出的一步。黄天冀先生从马加爵案的过程出发，认为关键问题是如何报道，应该注意引导受众关注社会病态问题，而事实上在报道中恰恰是来自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的看法太少了，应该在对过程描述的报道中尽量反思教育体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以此达到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他同时从“县委书记上班穿防弹衣”的报道警告说，必须重视这些现实问题，媒体的报道就是通过把脓疮挤破来达到预防长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