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播研究的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研究所对于传播研究的贡献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拉扎斯菲尔德1956年从传播研究领域退出，说他将不再接受任何传播研究的博士生(卡茨是最后一位)而准备研究数学社会学(mathematical sociology)，他带走了这个领域里一种最具有刺激性和创新性的力量。不过，研究所直到1976年保罗去世之后才关闭，保罗也永远不会从任何深深打动他的事业中退出去。那么，他为什么离开传播研究领域?维持研究所运行的挑战不再像当初那样吸引他了。1936年，他的研究中心进行的一切研究都是全新的。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学术机构，它缩短了穿越未知领域的路径。作为独一无二的学术机构，它对于美国大众媒介和传播研究的学术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到了1956年，应用社会研究所周围崛起了大量其他研究机构，其中很多机构都不缺乏财力支持。研究所对于大众媒介来说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它所面对的问题也不再多么新奇。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人的学术生涯里，尤其是一个像拉扎斯菲尔德这样成功的人身上。他感到厌倦，感到不再能对新鲜事物兴奋起来，他发现自己是在一遍一遍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当一个人创建了一个机构，在它早期的困境中悉心经营它，并使它成为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时，这种感觉就变得特别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者能够从行政领导职位上退下来，继续自己的研究，并作为机构的学术带头人。然而，保罗在人生的后20年再没有做过任何传播研究，尽管他还保持着与中年时代同样的学术激情。他还管理着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系，但这既非他的乐趣所在，也不是他的擅长之处。作为年长的政治家(管理者——译注)，他仍然会继续提出明智的建议，继续鼓励有趣的项目和有潜力的人，时不时发出一些有效指令。他拥有一些委员会的重要席位，为那些欣赏他的人或机构所敬仰。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之后，他又到匹兹堡大学讲授社会学，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像其他很多学者一样，他不是一位退休后安于平静的人。［27］

我们该如何总结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对于传播研究的巨大贡献?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始处所承认的，他不是伟大的理论力量(theoretical force)，然而，保罗却是一种指向理论的力量(a force toward theory)。他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他的纪念碑就是研究所和他最优秀的学生在研究所及其他地方所做的工作。研究所里与保罗一起工作的人，包括默顿、贝雷尔森、科尔曼(James S.Coleman)、卡茨、克拉珀、希尔斯(David Sills)、格劳克(Charles Glock)、洛文塔尔、阿恩海姆、赫佐格，是一个卓越的团队。保罗以各种方式影响这些人——对有些人来说，比如卡茨，他是老师和研究监督者;对于另一些人，如默顿，他帮助提供研究资金和实地调查的团队，从而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氛围;对于其他人，例如科尔曼、克拉珀和赫佐格，则是提供了一个实现自己的创造力并能够与像自己一样具有创造力的人交往的工作场地。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保罗给他们带来了挑战，树立了一个榜样。

“他以人文方式使用数字，”保罗1976年死于癌症之后，默顿这样说。“他不是一个技术主义者。他使用数字是为了表达思想”(Merton，1979，pp．19－20)。科尔曼总结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生涯时则说:“与其说他是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不如说他决定了美国社会学的基本样式……使保罗与众不同的，不是他对理念的参与，或是人员的协调，而是其促进这两者良好结合的能力。”对于我们前文提到的学者，以及其他许多人来说，他的职责是创造——再次引用科尔曼的话——“在一起探究保罗所提出的构想或问题时的激情”。［28］

［注释］

［1］这里关于拉扎斯菲尔德早年生活的描述主要见于拉扎斯菲尔德(1969)，保罗·纽拉特(Paul Neurath，1983)也有详细描述。

［2］欧洲的预科大致相当于美国教育体制中的高中。

［3］研究结果是提交到布勒研讨会的一篇论文(Paul F．Lazarsfeld，1969，p．284)。按照纽拉特(1983)的说法，研讨会的这些论文最终发表于Lazarsfeld，Bühler，Biegeleisen，Hetzer，and Reininger(1931)。

［4］经济心理研究所(Wirtschaftspsychologische Forschungsstelle)。按照拉扎斯菲尔德(1969)的说法，研究所的这个名称“表示广泛运用心理学知识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

［5］编者注:德语中“Institut”大体对等于美国大学中的“系”(department)，所以，布勒夫妇是维也纳大学心理学系(Psychology Institute，也即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的教授。

［6］这部分引文大部分见于Hans Zeisel(1979)。不过，施拉姆很可能引自哥伦比亚大学在纪念拉扎斯菲尔德的活动中发表的一篇更长的论文，采塞尔的文章以此为基础写成。

［7］玛丽·雅霍达的话引自Greffrath(1979)。1978年雅霍达接受了西德电台(West German Radio)的采访。

［8］编者注:见于纽特拉(1983)的如下评论:“研究所只能基于大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处于失业状态而存在。它是一个朋友圈，而不是商业机构”(p．18)。

［9］据拉扎斯菲尔德的回忆录称，他在处理从失业青年那里收集来的数据时，开始注意“无产阶级”。“在我的《青年与职业》(Jugend und Beruf)中，我整合了从不同信源获取的大量数据，形成了具有相对连贯性的概念体系。她(Mrs．Bühler)非常高兴，并接受了我提出的需要区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青少年的观点”(Lazarsfeld，1969，p．285)。

［10］国际心理学大会召开于1932年。与会者有戈登·奥尔伯特(Gordon Allport)、奥托·克林伯格(Otto Klineberg)、古德温·威特森(Goodwin Watson)等(Lazarsfeld，1969，p．293)。拉扎斯菲尔德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一年后以英文发表，即Lazarsfeld(1933)。

［11］拉扎斯菲尔德的回忆录(1969)说，“早年这段时间，我在一些教授经验社会研究的地方待过。我在罗切斯特大学结识了路德·弗莱，而他写了第一本关于社会研究技术的书”(p．294)。

［12］心理学协会是一个由“一群包括桑代克(E．L．Thorndike)、卡特尔(J．M．Cattell)在内的美国杰出心理学家”创建的非营利机构(Lazarsfeld，1969，pp．295－296)。

［13］据拉扎斯菲尔德的回忆录称，当时担任匹兹堡大学零售业研究中心(Retail Research Institute)主任的克雷格(David Craig)“在这个研究所里给我安排了一个临时职位”(Lazarsfeld，1969，p．299)。

记得我到维也纳申请移民签证是以匹兹堡大学零售业研究中心提供职位的承诺为基础的。拿到签证之后，我收到克雷格发来的电报。电报称，因为要到零售业基金会任职研究主任，他已经离开了匹兹堡。我的职位因此不得不延搁下来，直到获得继任者的确认(Lazarsfeld，1969，p．303)。

［14］“penniless”(身无分文)见于拉扎斯菲尔德的回忆录(1969):“这样，我像典型的移民一样抵达纽约，身无分文”(p．304)。

［15］编者注:这段描述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回忆录(1969)稍有不同。回忆录称，是新泽西紧急救济局为了全国青年管理处的一个项目，收集了这些问卷，然后又请纽瓦克大学的校长弗兰克·金顿帮忙，以分析这些数据。

［16］研究结果是1937年的一份未公开出版的研究报告，《艾塞克斯县时代的到来:一万份16－24岁青年人的访谈分析》(Coming of the Age in Essex County:An Analysis of10000 Interview with Persons 16－24 Years Old)，署名为艾塞克斯县主管办公室与纽瓦克大学研究中心。

［17］拉扎斯菲尔德接受这个职位时，金顿“刚刚就任纽瓦克大学的校长。金顿期待他能把一家小研究所发展为纽瓦克艾塞克斯县的贫困学生获得更好训练的场所”(Lazarsfeld，1969，p．288)。然而，纽瓦克大学不久就关闭了。

［18］纽瓦克大学研究中心。1937年，拉扎斯菲尔德负责普林斯顿广播研究室的时候，他依然是纽瓦克中心的主任。这种“普林斯顿和纽瓦克大学之间的共生关系”(Lazarsfeld，1969，p．308)直到广播研究室增加了“功能性自立”、同时纽瓦克大学又遭关闭才结束。1938年秋季，研究中心被要求迁离普林斯顿，于是就在纽约的联合广场找了一个新处所。

［19］纽瓦克中心时期，以及纽约头几年，古德森是拉扎斯菲尔德的秘书。

［20］拉扎斯菲尔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正式职位是助理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

［21］普林斯顿大学广播研究室建立于1937年，1938年移至哥伦比亚大学。据拉扎斯菲尔德的回忆录，这一迁移部分原因是他和坎特里尔的“内部麻烦”。洛克菲勒基金会征求斯坦顿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林德则劝说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解除了广播研究项目(Lazarsfeld，1969，p．329)。

［22］当时，拉扎斯菲尔德被聘为讲师。1941年，他获得了社会学系的终身教职。“这最终有效地使我在学科类别上从心理学家转为社会学家”(Lazarsfeld，1969，p．329)。

［23］佩恩基金会的研究成果包括Blumer(1933);Blumer and Hauser (1933);Charters(1933);Dale(1935a，1935b，1937);Dysinger and Ruchmick (1935);Holaday and Stoddard(1933);Peterson and Thurstone(1933);Renshaw，Miller，and Marquis(1933);Shuttleworth and May(1933)。

［24］该书出版于1944年，其各章分别是:Herta Herzog，“What Do We Really Know about Daytime Serial Listeners?”Rudolf Arnheim，“The World of the Day-Time Serial．”Helen J．Kaufman，“The Appeal of Specific Day-Time Serials．”Charles A.Siepman，“American Radio in Wartime:An Interim Survey of the OWI’s Radio Bureau．”Robert J．Silvey，“Radio Audience Research in Great Britain．”Ernst Kris and Howard White，“The German Radio Home News in Wartime．”Hans Speier and Margaret Otis，“German Radio Propaganda to France During the Battle of France．”Hans Herma，“Some Principles of German Propaganda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Radio．”Tore Hollonquist and Edward A．Suchman，“Listening to the Listener:Experienceswith the Lazarsfeld-Stanton Program Analyzer．”John G．Peatman，“Radio and Popular Music．”Disney Fishman and Sydney Roslow，“The Study of Adjacent Listening．”Boyd R．McCandless，“A Study of Non-Listeners．”Charles H．Smith，“The CBSForecast Panels．”Alfred Udow and Rena Ross，“The Interviewer Bias．”Ernest Dichter，“On the Psychology of Radio Commercials．”Adolf Sturmthal and Alberta Curtis，“Program Analyzer Tests of Two Educational Films．”Leo Lowenthal，“Biographies in Popular Magazines．”

［25］该书包括以下各章:Katherine M．Wolf and Marjorie Fiske，“The Children Talk About Comics”;Kenneth Baker，“An Analysis of Radio’s Programming”;Paul F．Lazarsfeld and Helen Dinerman，“Research for Action”;Bernard Berelson，“What‘Missing the Newspaper’Means”;Babette Kass，“Overlapping Magazine Reading”;Patricia L．Kendall and Katherine M．Wolf，“The Analysis of Deviant Cases in Communication Resarch”;Robert K．Merton，“Patterns of Influence:A Study of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of Communication Behavior in a Local Community”;and Alex Inkeles，“Domestic Broadcasting in the U．S．S．R．”

［26］1945年夏天进行了两轮访谈。“研究中整个实地调查的组织是由赖特·米尔斯负责的”(Katz＆Lazarsfeld，1955)。

［27］纽特拉(1983)回忆称，“有一次我对一位同事谈起他这种勤奋的退休生活，我得到的回答表明了一切:‘保罗需要学生’”(Neurath，1983，p．24)。

［28］编者注:我们没能找到这一引用的文献出处。科尔曼(1980)在东部社会学会1978年会议上就拉扎斯菲尔德生平发表了同样观点。

【注释】

[1]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人格心理学的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他提出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第一个反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体系，主张由生物学定向的本我转向社会文化定向的自我心理学，对后来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著作有《理解人类本性》(1915)、《生活对你应有的意义》(1932)等。

[2]原文如此，似不通，应为“去美国”。拉扎斯菲尔德在第二个洛克菲勒访学活动即将结束的1935年夏天回到奥地利办理移民事宜，但办妥相关文件之后才得知，匹兹堡大学的职位因故落空，这样，拉扎斯菲尔德的移民签证就不再合法。最终，拉扎斯菲尔德就是拿着这个可疑的签证回到美国，所以，施拉姆才会说，“他决定无论如何先去美国”。参见注［14］。

[3]原文为“potentialmarks”。“mark”，原德国货币。

[4]显然，施拉姆在这里只提到了两篇文章，另一篇未被提到的文章是海伦·考夫曼(Helen J．Kaufman)的《特定日间连续剧的吸引力》(The Appeal of Specific Day-Time Serials)。

[5]实际上，凯特·史密斯的广播马拉松促销的战争公债总额达到了惊人的3900万美元。

[6]比戈特先生(Mr．Biggott)，一部反种族主义漫画连环画的主角，一个荒唐可笑、观点极端、脾气暴躁的中年男子。“Biggott”与“bigot”(顽固)谐音，意在取笑连环画主角顽固的种族主义观念。

[7]罗维尔研究的主要内容，见默顿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第12章，唐少杰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89—632页。

[8]原文如此。疑为笔误，应该是1940年的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