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陶文

陶文，就是被刻画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的口、肩、腹、底上的文字符号。陶文，大致可分为符号式、自然物式、工具式、几何图形式、徽号式、符号组合式、简单标音式、图画式。我国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陶文要数河南舞阳贾湖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文字，虽然仅发现3例，但十分珍贵，距今9000～7000年；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的陶文距今7850～7400年，时间也不短；河南渑池县仰韶文化的陶文距今7000～5000年；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文有119个；西安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陶文有129个；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出土陶文有57个；山东城子崖出土陶文有88个。我国北方或黄河流域出土的陶文大致造型都差不多，徽号式是一种符号式文字，或称为标识与指事系统符号文字。在浙江良渚文化中也发现了8个符号文字。进入三代之后，陶文仍然不绝于世，延续着中华文化。

陶文，是新石器时代的宠儿，有人说它是文字，有人不承认它是文字。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字？依我看，文字就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是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符号，只要是能代替说话的工具、符号、图画、语言，只要有表意的功能，就具有文字的功能。简单也好，复杂也好，都可以称为文字。不要把文字说得太神秘了，没那么玄乎。因为文字作为交际交流的媒介，本身就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有简单与复杂之分、有少数和众多之分，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尤其是文字创造和发展的初期，不仅仅是五花八门，而且是千奇百怪，这都是正常的。到如今，人们用一把尺子来衡量，用一种思维来考虑，显然既不符合实际，更不适合古人的思维，因而出现了种种论调。

任何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再到实际应用，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有长有短，但总是在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不断推陈出新，最终在社会实践中经过无数次的选择，取得共识并约定俗成下来，最终才成为狭义的文字。我们从陶文的产生到文字形成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真切，这一过程起码经过了几千年的锤炼，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

陶文符号是伟大的创造，陶文符号直接地说就是陶文语言，是认识、理解和释读用意和表达的钥匙，只可惜直到如今，许多陶文我们仍然一无所知，有的甚至连猜都猜不出来。原因很简单，这些陶文是远古时代的，而我们远离了那个时代，既没有时代感又没有语言感，所以就难以理解，当然也不是全部无法认识和理解，毕竟人性是相通的。正如卡西勒所言：“哪里存在符号的形式，哪里就有表象世界。”通过抽象化了的附着于物质的视觉标志传递实在意义，这种标志即实物符号，它是人们交际过程中有意义的媒介物。符号是人类能动地认识世界的方法。陶文符号由于产生的时代较早，加之承载陶文的器物小，实用性强，实用功能大于表意功能，所以表意性受到限制，仅能表达点滴思想，难免不够完整、不够齐全，这也情有可原。至于那些陶文图画文字，用图画形式表现思想、记载事实，或状物叙事，或历史记录，或概括描述，或象征，或会意，大致已与甲骨文相去不远了，这是进化了的陶文。

世界文字的一般发展轨迹是：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如《辞源》所说：“表形文字，也叫象形文字，描成物体形象的文字，代表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读音。是文字发展的最初阶段。”表意文字，用一定体系的象征性符号表示词或词素的文字，不直接或不单纯表示语音。通常把古埃及字、楔形文和汉字看作是表意文字。是文字在发展中间的一个阶段。表音文字是用字母表示语音的文字。

关于文字的产生，唐兰先生有过精辟的阐述，他认为，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象形文字是由图画演化来的，每一个图画文字的单位，原本是一个整体，并不是由一点一线凑起来的。所以，图画文字，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中国文字的发生，总远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文字已经很发达了。^[1]

20世纪30年代发现河南渑池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达到了整个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时代距今7000～5000年，其中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遗址在陕西西安市东郊，这里自然环境优越，田畴纵横，阡陌相连，从1954年起，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先后进行了5次考古发掘，在残破的陶器口沿外部共发现各种不同的符号多达113个，这些符号一般笔画简单，同图画相比更具有抽象性。尽管如此，仍可以辨认出“五”“下”“足”“木”等字。

另外，在青海乐都县柳湾的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类似于半坡文化的符号文字。总之，这些原始符号文字与甲骨文中的一些文字十分相似，这足以说明这些早于甲骨文的原始符号与甲骨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可喜的是，早于仰韶文化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甲骨刻画符号。贾湖遗址位于河南舞阳县城北22公里的沙河故道旁，面积5万多平方米。1983—1987年，河南考古所先后进行6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2300平方米，发现了一批房屋基址、陶窑址、窑穴等重要遗址，清理300座墓葬，出土陶、石、骨、甲等各种质地的遗物数千件，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8000年。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契刻符号，这批契刻符号镌刻在随葬墓中的龟甲、骨器、石器上，从镌刻符号的形态、笔画、二度空间、布局层次分析，与仰韶文化中的西安半坡、青海柳湾以及山东莒县大坟口等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画文字几乎是一脉相承的。^[2]

汉字是汉民族语言的书写符号。汉字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从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现状来看，汉字是由图形组合而成的图画文字，这种图画一般由1个或数个组成，图画本身是客观存在的物体，是有形之物，可视、可描绘、可认知，这些图画符号本身就表达并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目的和含义，是有目的而为，有一定指向性的图画符号。比如大汶口文化中出土的陶罐上的组合图形，由3个图形组成，上边为日，中间似火焰或云气，下边为“山”形符号，这是比较典型的复合形汉字，有人解释为“昊”字（火光），有人解释为“旦”字（早晨），也有人解释为“昊山”的合文。

大汶口文化出于黄河下游的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时代距今4500年。^[3]山东大汶口出土陶片上的原始汉字，保留了图画形式的象形特征。原始汉字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表现出图画记事的“以象表意”的原生形态，大致从图画表意到文字表意，开始“象”是主流，是表达的主题，后来由“象”转到“意”时，“象”减弱了，“意”突出了。但不管怎么变化，汉字的象形性特点仍然没有变，象形性是汉字的最基本的核心部分，是汉字的根本。“象”与“意”是紧密结合的，是相通的，有“象”才有“意”。

将我国陶文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相比较，发现其中个别契刻符号的形体同甲骨文中的某些字相似，所以有些专家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这里率先进入有文字的历史时期。安阳殷墟卜辞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在它之前，我国文字的起源必然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历程，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的发现无疑为探索我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4]

【注释】

[1]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3～65页。

[2]唐建：《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甲骨契刻符号的重大考古理论意义》，《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

[3]江林昌：《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中心在海岱地区》，《新华文摘》2007年第11期。

[4]张居中：《八千年前的七孔骨笛和甲骨契刻符号在河南舞阳出土》，《中国文物报》198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