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是能克服的

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既然被国家语委列为“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后来国家社科基金也给予了资助。审定这个项目的社科基金组长许嘉璐，不久调任国家语委主任。他对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非常重视。为了加强对编写工作的领导，保证编写工作顺利进行，国家语委党组决定成立规范词典工作领导小组，由许嘉璐任组长，李行健任副组长。曹先擢因去日本任教，没再任职。

“这样一部词典是社会所需要的。”许嘉璐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需要语言文字的规范。像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大国，语言文字不统一、不规范，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市场经济，人与人之间的语言文字交流，尤其是今后计算机、多媒体的信息交流，更需要语言文字统一和规范。尽管现在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多，但是，社会生活会日益显出这种需求的迫切性。‘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这些语言文字工作者，因为站在语言这个‘水’里，所以先知道冷暖。我们有必要大声呼喊，为信息时代开道，向社会发出‘预警’。现在坊间的字典辞书已经上千种，和前些年的情况很不一样了。但是遗憾的是，就语文类字典辞书说，其中有很多是不规范的。按说，‘典’即法也，范也，既然叫字典、词典，就应该是典范，是规范的。现在竟需要我们再来编一部标以‘规范’二字的词典来给人以规范的知识，这不能不说是件尴尬的事，但是，也是不得不为的事。这样一部规范的词典，对于社会上文明使用语言文字，对于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乃至对于中文信息事业，都有至为密切的关系，所以说这项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语言学家，许嘉璐深知，编写这样一部词典，困难是很大的。他提醒李行健，对此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他认为，编写这样一部词典的社会基础工作，或者说基本学术环境并没有准备好。例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字形就应该是规范的。但是就他所知，至今我国还没有一份由政府公布的规范字形表。要是字形规范，就应该连常见的右上角的一点是居于空间的当中还是偏下，“寸”字的一点是在空当的中间还是偏上，都要有所规定。现在只好印刷厂里有什么样的字形，就印什么字形。再如，词语的选择，目前也只好根据一二十种词频统计和一些词典收词的情况决定这部词典的收词范围。而现在的所有词频统计都不够权威，不是语料库太小，就是专业性太强。按说，应该有一个大型的、专为词典编纂而建的语料库作后盾。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后盾，语委的七千万字的语料库现在也困难重重，只好先建立两千万字的核心库，希望建成后能对这部词典的编纂有所帮助。又如词典的注音，现在固然有所依据，但是《审音表》有的读音和“约定俗成”的原则不甚吻合，要不要改？对于编这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来说，是《审音表》规范，还是大多数老百姓嘴里的音规范？这个问题不解决，也很难做到真正的规范。此外，词典的释义、例句的选择等也都有同样的问题。释义是词典的核心，词的意义是变动不居的，如何体现词义的变化，如何处理词的引申义和义项划分的关系，释义如何做到规范，都需要词义学理论的支撑。但是，我国语言学界在这方面的建树还不理想，我们还难以依靠。例句的选择似乎是很简单的事，其实不然。随便找或编些例句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了可靠的语料库就好了，建库时语料已经经过了选择，有代表性，再经过词典编纂者的选择，做到规范性就较容易了，但是现在还不行。

既然这部词典叫“规范”词典，这就自树了一根标杆，学术界、读者都要用是否“规范”来衡量它，也就是说拿更高、更严格的标准要求它。困难就在于一定要达到这样一个水平，这就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学术界和社会上对词典的批评大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优劣问题。即，你这样编写固然可以，但是还有可以改进之处，如果那样编写就会更好。第二类是见仁见智问题。即，你这样看，我那样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人家说了我改也可，不改也可。第三类是是非问题。对于其他词典来说就是有没有硬伤，而对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来说，稍有不规范就是“非”。这可以说是“自找苦吃”，自树众矢之的。这部词典的特色在于“规范”，优点在于“规范”，而其困难、招来指责也在于“规范”。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不怕批评指责，要从人家的批评中吸取营养，不断修订提高。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即这部词典是社会之所需，而又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所以这项工作是很可敬的，知难而上的参加者是可敬的。说可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这项工作在许多同志所在的单位是不被重视的。例如，在评职称时，参加词典的编写工作是不算数的。的确，现在的词典编纂有点滥，算谁的不算谁的？当然也有只看论文，不顾实际水平的问题。其实，一部好的词典，就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过去很多辞书编纂者，终生埋首于此，终成大家，至今国外也还是如此。现在的确缺乏这样的环境了。

许嘉璐特意说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是国家语委的科研项目，又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因此在职称评定等工作中应该是算数的。

许嘉璐是李行健所敬重的专家学者，又是自己的老朋友和直接领导，他所讲的这些困难，的确存在，并要努力去解决，困难是能克服的。李行健虽是一介书生，平易随和，但在他的内心之中，却有着一种特别坚强的精神。正是这样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使他度过了人生最困难的岁月。

1951年9月，在重庆西南工业专科学校时，李行健就读机械科二班，认识了一班的女同学吕宝琼。由于都搞团刊《西南青年》的宣传工作，他们有着较多的接触机会。吕宝琼给李行健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工作积极认真，待人热情大方。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李行健和吕宝琼又都被分配到重庆大学预备班学习。虽然不在一个班，但因为有共同的兴趣，都热爱文学，并且有着一起做社会工作的经历，在一次李行健生病的时候，吕宝琼专门到男生宿舍去看望。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却也恰恰表明了吕宝琼的热情大方之处。

1953年，当他们再次填报高考志愿时，吕宝琼立志为祖国矿山开采贡献自己的力量，她填报了比较艰苦的专业——北京矿业学院的矿山机械系。李行健则放弃了学工，选择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结果，他们都被各自填报的学校录取了。

虽然都在北京，但因为专业和学校不同，他们北上入学的时候并未同行。而且后来有一段时间，相互也没有联系。但时间滋润着友情的种子，把它深深埋藏在两个人的心灵之中，等待着雨露和春风……

吕宝琼喜欢写诗，1955年她到北大来听一个文学讲座，是臧克家讲诗歌，听完后她到中文系来找李行健。从此，他们又恢复了联系，往来逐渐增多，相互了解也越来越深刻。

1957年初，他们考虑，吕宝琼这一年就要毕业，于是商量决定今后共同生活，相约待1958年李行健毕业后就正式结婚。

但是，当这一对年轻人正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大难临头了。

1957年春天，在高等院校里，上级号召人们提意见，大鸣大放。北京大学一贯开风气之先，有人带头贴出大字报。吕宝琼来北大时，不免看了几眼，回到矿业学院后无意中讲了几句北大有人贴了大字报——她当然想不到，后来这竟成了她的罪行。在反右运动中，她所在的班40多人中划了10多名“右派”，但这个数字却尚未达标，还需要补划，增加“右派”的名额。因为吕宝琼说过北大贴大字报的话，补充、增加的名额，就给了她，虽然她并没有说过一句右派言论，但是就这样也被划成了“右派”。

这对吕宝琼和李行健来说，都是塌天大祸！

吕宝琼，一个即将毕业一贯追求进步的女大学生，原本美好的理想，一夜之间破灭了，她的情绪极端低落，她的心情非常痛苦。但李行健是理解她的，在李行健的心目中，她的形象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仍然是那个可爱的吕宝琼。他安慰吕宝琼，人的一生是会遇到很多灾难的，只要坚强、挺住，是能克服的。现在我们是遇上灾难了，我们一起来克服，还能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吗？

吕宝琼孤寂凄凉的心，顿时感受到了温暖，这是一种人情、人性、人道的关怀，这是人世间的最美好的情感。她感到了极大的安慰，她又逐渐焕发了生活的勇气、信心和力量。她庆幸自己没有看错人啊！能和李行健这样天下最好的人结为伴侣，度过一生，这是最幸福的。

李行健这样做，是自然的，实在的，他并未权衡利弊，进行思想斗争，做出艰难的抉择。他觉得这样做是应该的，因而是轻松的，坚定的，没有犹豫，没有动摇，没有他念。

这时，组织上却派人来找他谈话了，要求李行健同吕宝琼划清界限。这对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来说，无疑会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何况，政治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李行健也想到了等待着他的未来的命运。

但是，李行健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的良知良能，决定他不能落井下石，他只能安慰吕宝琼，给以她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而不能再让她受到伤害和打击。

李行健婉言拒绝了组织的要求。

好心的同学，也劝说李行健同吕宝琼断绝关系。李行健一一表示谢意，却都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并说出了一个理由，即可以更好地帮助吕宝琼改造。

吕宝琼毕业后，戴着“右派”的帽子，去张家口煤矿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

第二年，李行健毕业，按照原来的约定，和吕宝琼办理了结婚手续。李行健分在天津工作，和吕宝琼两地分居，大女儿出生后也不能调到一起。吕宝琼虽然在1960年摘掉了“右派”帽子，但天津却因她是摘帽“右派”不愿接收；而李行健所在的单位，又不放他去张家口工作，他们只能这样分离着。吕宝琼一人带着孩子，从事艰苦的劳动，下班回到宿舍后，还要把孩子背在背上干家务。

直到1963年，吕宝琼才调入天津煤矿专用设备厂，终于结束了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厂里分给吕宝琼一间房子，有10平方米。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李行健的母亲来带孩子，一家5口挤住在这间小屋里。李行健在天津师范大学教书，距离煤矿专用设备厂比较远，他只好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周六才回家。这样，繁重的家务就都落在了吕宝琼一人的肩上。李行健在周日便抓紧时间干些买煤、买粮的活儿。两人的工资很低，加起来还不到120元。生活虽然清苦，但家庭和睦。后来，母亲将两个孩子带到河北省李行健的妹妹家。“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李行健把大孩子接回了天津。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行健是修正主义苗子，吕宝琼是摘帽“右派”，两个人都不好过。煤矿专用设备厂发生武斗，他们只好一起到李行健住的学校集体宿舍避难。唐山地震时，原住房震裂了，他们共同住过很长时间的地震棚。1980年后，学校给李行健分了房子，他们才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但天津师大和煤矿专用设备厂一西一东，吕宝琼上班要穿城而过，花一个多小时，每天早出晚归，回来后还要做家务，一直忙到深夜……

李行健经过了这样的生活历练，在他面前，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而且，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越是困难的事情，才越有干头，才更有意义。对于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会遇到种种的困难，他是有着充分思想准备的；对于做好这件事情，他更是满怀着必胜信心的。

许嘉璐在讲了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会遇到种种困难后，作为一名领导——国家语委主任，他也提出几点希望，或者说是要求。他说：

要甘于坐冷板凳。甘者，甜也，乐也。自愿投入到这项课题中来，乐于为此奉献。但还要强调一下，特别是对年轻人，还是要提醒。辞典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一个时代文化成果的记录，也是一个时代语言学家对自己的理解和研究水平的集中体现。凡是做学问的，本应较少受狭隘功利的干扰，更能知道自己工作的价值，因此，提出“甘于”二字。因为只有能心甘情愿较长时间地坐下来钻研，才能取得卓越的成果。

要精益求精。世上任何事物的生命线都在于质量，其实并不都在于商品。《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学术性的，又是商品。因此，更需要讲究质量。“规范”词典如果并不规范，不但牌子卖倒了，经济上受损失，而且还要贻误大众。每一位参加编写的同志都要有强烈的质量意识。层层把关，文责自负。编委会要严格执行关于质量把关的规定。

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加快编纂进度。时间就是生命，就是效益，就是财富。如果《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早出版一年，社会上用字混乱现象的纠正就早一年得益，出版社的经济回报也就早一年、多一笔。但是在这里强调了“保证质量”这样一个前提。说细一点就是，粗制滥造，像现在已经受到社会上指责的一些工具书那样是不允许的。

要在编纂的过程中注意积累辞典学、语言学的问题和资料，以备日后深入钻研。这件事对于个人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一个集体，也是非常必要的。换句话说，参加编写这部词典的同志，特别是年轻同志，不要“傻”编，即脑子里只有抄卡片、写词条这一根弦，还要留意在材料的背后究竟有哪些深层问题需要研究，而在词典中是无法展开和解决的。这样，不但会促进我国辞典学的进步，而且对于每一位参加编纂的成员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提高的机会。

许嘉璐讲的这些和李行健想的不谋而合。另外，李行健还想，要在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过程中，编写一些相关的词典；并在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期，探索和创造一种“不吃皇粮”，不花纳税人的钱，由版税支撑，高效运作的新型的词典编纂的模式和运作机制。

词典工作会议期间，编写组部分成员和有关专家、工作人员合影。合影者有：郭锡良、唐作藩、柳斌、胡明阳、刘钧杰、张振兴、谢自立、余志鸿、熊正辉、杨庆华、安然、楚永安、李行健、曹先擢、赵丕杰、刘缙、于富增、王晨、孙栋、蔡向阳、李小英、李炎等。

“语言文字规范化学术论坛”召开期间，许嘉璐同词典编写组部分同志合影。一排右起：蔡权、应雨田、余志鸿、李行健、柳斌、许嘉璐、胡明扬、王铁琨、于春迟、季恒铨、顾旭初；二排右起：邢锁明、张万有、陈瑞国、程国甡、刘永根、吴穹、朱振平、钮葆、马智强、于克仁、陈佩贤、王晨、严学军。

词典编写组部分同志到京郊不老屯作农村调查访问。一排右起：秦世新、徐国赞；二排右起：朱振平、张世平、李行健、王伟祖、陈佩贤、季恒铨、应雨田、吴承琳、宋芳彦、王铁琨、黄瑞梓、徐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