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语言研究

自公元前146年起，希腊本土全归罗马统治。罗马的文明程度远不如希腊，但在最初阶段，希腊哲学和其他文化学术向罗马的传播，受到罗马学者的顽强抵抗。很大程度上，只是通过亚历山大里亚的媒介（作为希腊大帝国一部分的埃及托雷密王朝，直至公元前30年才被罗马征服），罗马才逐步认识到希腊文化的优越性。在语言研究方面也是如此，由于亚历山大里亚语文学派的影响，罗马学者才把希腊的语言理论和一些争论引到拉丁语的研究中来。

马可 泰伦梯乌斯 瓦罗（M.T.Varro，公元前116—前27）是古罗马著名学者之一，他同马可 图利乌斯 西塞罗一起制定了新罗马哲学和逻辑学术语。他提倡九艺，主张教九个学科：语法、伦理学、修辞学、几何、算术、天文学、音乐、医药和建筑学（据说最后两种学科后来被卡西奥多拉〔Cassiodorus〕砍去，因此中世纪时只有七艺）。他是第一个真正的拉丁语语法学家。

瓦罗著有《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一部，全书共25卷，留传下来的只有第5至第10卷，以及其余部分的一些片断。但从现存的部分，我们仍可看到罗马前期语言研究的一般情况。从书名可知，瓦罗的这一著作是研究拉丁语语法的专著，但其中也涉及一些语言理论方面的问题。例如，他强调，“为了了解原始词的来源，我们有必要了解历史，因为只有借助于历史的事实，我们才可能弄清这种来源”。又说应该“寻找把equitātus（骑兵）、equites、eques和equus（马）联系在一起的正确的派生关系”，认为“这对科学是十分有用的”。他的这些想法无疑是正确的。他曾经把foedus（联盟）跟fides（忠实）、fido（我信任，古拉丁语为feido）相比较，还说“via（道路）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人们在它上面搬运东西（vehehant）”，这些都是有根据的。可惜他并未能彻底摆脱希腊“词源学”的不良影响，在他的著作中，也有不少对词语的来源的随意猜测。例如他根据他的老师斯底洛（A.stilo）的意见，说ornatus（被装饰的）是由ab ore natus（由脸产生的）而来，因为据说用某种东西装饰妇女，总是指装饰脸而言。

当然，瓦罗的《论拉丁语》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还是关于语法的研究。他认为，语法是“绝大多数诗人、历史学家和演讲家的习惯的系统的知识”。该书分三大部分：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他仔细地考察了拉丁语的性、数、格的变化体系和结构功能，把有屈折变化的词分为四类，即：有格的变化的，有时的变化的，既有格又有时的变化的，既没有格也没有时的变化的。为了解释和捍卫类比原则，他对一些动词的变化作过认真的分析。他说：“在某些动词的时态变化中，类比规则似乎看不到了，例如legi（我念过），legō（我念）和legam（我将要念），其中第一个是完成体，后面两个是未完成体。其实，只要把这个动词的几个时态的类型重新整理一下，就可以得出一个完全符合类比规则的划分。例如，未完成体的时态是discēbam，discō，discam，完成体的时态是didiceram，didici$，didicero。我们可以看到，动词并没有破坏类比规则。如果看来有某种变则现象的话，那是因为有些人故意混淆了三种时态。”

他随后又指出：“人们还经常把完成体和未完成体混淆起来，例如把fui，sum，ero置于同一横列。其实，完成体fui就其自身的变格体系以及它跟fueram和fuero的亲缘关系来说，是符合类比规则的。未完成体也是有规律的，例如，sum（以前是esum），es，est；eram、eras、erat；ero，eris，erit。把时态这样归类之后，我们就会处处看到类比规则。”^[15]

由此可见，瓦罗不仅把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语法体系完全搬到了拉丁语的研究中来，而且对“类比”和“变则”的争论也很有兴趣。他发现，只要先把动词的完成体和未完成体分开，然后再来看各个时态的变化，类比规则就显得十分清楚。他以具体语言材料的分析为根据而提出的对“类比”说的论证是颇有说服力的。据说，瓦罗的同时代人，罗马著名统帅恺撒（G.J.Caesar），在出征高卢途中还写过一本《论类比法》（De Analogia）的书，参加关于“类比”与“变则”的论战，可见这场争论当时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的。正是在这本著作中，恺撒指出拉丁语中存在一种新的格，他称之为“离格”，瓦罗把它称为第六格。

瓦罗之后，罗马的著名语法学家有巴拉斯蒙（R.Palasmon，公元前1世纪），昆底连（Quintilien，公元1世纪），多纳图斯（Dunatus，公元4世纪），普里西安（Priscian，公元6世纪）等人。巴拉斯蒙发现了叹词。这类词没有明确的含义，只表示感情。后期最重要的是普里西安，他写过一部巨著，名为《语法规则》，共18卷，有1 000多页。这是一部汇集古希腊罗马语法研究成果，系统而通俗的教科书，对拉丁语法的教学和广泛传播起过很大作用。

总的说来，古罗马在语言研究方面很少有新的创造，除了去掉了冠词，增加了叹词和第六格外，在语法体系上，拉丁语法几乎完全跟希腊语法一样。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之间，罗马学者也很少进行比较，反而错误地把拉丁语当作被损坏了的希腊语变体。例如瓦罗就几次说到拉丁语是希腊语爱利亚（Eolia）方言的变体。因此他们认为，要建立拉丁语语法体系，只需把希腊语法已有的规则系统搬过来就行了。总之，罗马语法学家的贡献不在于创造新的理论和术语，而在于把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语法体系拉丁化，编写出系统而实用的语法教材，并通过教学，使它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

【注释】

[1]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42—143页。

[2]见Platon，œuvres complètes（1），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GALLIJMARD，1977年再印本，383A。

[3]转引自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9页。

[4]转引自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11页。

[5]参阅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5页。

[6]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钱晋华译，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4页。

[7]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页。

[8]参阅Π C 波波夫、H N 斯佳日金《逻辑思想发展史》，宋文坚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38—139页。

[9]见阿 谢 阿赫曼诺夫《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66页。

[10]均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20章，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11]参阅R H 罗宾斯《语言学简史》，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6—37页。译文略有改动。

[12]参见罗宾斯《语言学简史》，第40页。

[13]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3页。

[14]参阅J.Lyons，Linguistique générale，Librairie Larousse.1970P.11。

[15]上述三段中的引文均见瓦罗《论拉丁语》第8章，转引自G.Mounin，Histoire de la linguistique des origines，au xxe siècle，P.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