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話中的睿智

笑話中的睿智——《啟顔録箋注》前言

一

笑話是人們睿智的産物，大體包括諷刺和幽默兩大類。

笑話往往通過新奇機巧的方式來表達人們對生活的認識和感受，使人們在出乎意料的笑意中得到一種深長悠遠的審美體驗。在某種意義上説，笑話一經出人之口、入人之耳，愈是荒誕離奇則愈能激起人們創作和欣賞的快感，其原因就在於荒謬不經的言論若發自一本正經的口吻，往往能在强烈的反差中獲得顯著的喜劇效果。

以前人們普遍認為：笑話是民間文學，是出現在街巷閭里，是引車賣漿者流的口頭創作。其實未必盡然，笑話同樣出現在廟堂之上，出於政治家、文人之口。包括正統的經典與諸子中都有不少的類似記載。比如：

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左傳·宣公二年》）

在先秦諸子的寓言中，即有不少屬於笑話性質。諸如“揠苗助長”（《孟子·公孫丑上》）、“邯鄲學步”（《莊子·秋水》）、“朝三暮四”（《莊子·齊物論》）、“買櫝還珠”、“刻舟求劍”（《韓非子·外儲説左上》）等皆為笑話之濫觴。

笑話是一種語言藝術，它攫取生活中的典型事件，用極其精煉的筆墨，生動勾勒出無數愚昧、無知、貪吝、虚偽、奸詐、怯懦、懶惰等形形色色的人生臉譜，將對生活中的假、惡、醜和違反生活常規現象的否定和批判融於辛辣的諷刺與無情的嘲笑之中，言者往往不動聲色、不下結論、未作説教，只是將生活中的不合理的事件的本質特徵借助誇張，將其引向極致。然聽者在一陣捧腹之後回過味來，則往往受到極大震撼。

在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專制的封建社會，面對至高無上的君主，是不能“逆龍鱗”的，因此直言不諱不僅達不到好的效果，還可能招來殺身之禍。於是歷代臣子用笑話“諷諫”便應運而生，往往在一陣貌似輕鬆的笑聲裏隱含着豐富、深刻的哲理。如：

蜀簡雍，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為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造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路中行，告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何殊？”先主大笑，而原舍釀者罪。（見本書下篇四二）

既然有釀具者必釀酒，那麼有淫具者必行淫，這是運用了“謬推”的手法，順着對方的邏輯，將對方的謬誤推到極致，促使先主醒悟。

當然，笑話最主要的來源還是市井民間，笑話更多的是大衆生活經驗、思想情感、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和心理素質的反映。

我國古代笑話的歷史悠久綿長。春秋戰國時代便出現了零星、個别的引人發笑的故事。魏晉南北朝時期就産生了笑話的專書，如三國魏邯鄲淳所撰的《笑林》和晉陸雲所撰的《笑林》、北齊陽松玠《解頤》，還有《談藪》、《笑苑》等。隨後，歷代此類搜集整理的笑話專集綿延不斷，見於著録或至今流傳者不下數十種（王利器輯録的《歷代笑話集》選輯自三國至清末的笑話集七十種以上）。雖然其中不免有陳陳相因或改頭换面者，但富有新意的佳構也代有所出，而託名隋代侯白所撰《啟顔録》亦是早期笑話專書的佼佼者。

二

關於《啟顔録》一書，歷代著録甚為歧異。後晉劉昫等《舊唐書·經籍志下》“小説家類”：“《啟顔録》十卷，侯白撰。”北宋歐陽修等《新唐書·藝文志三》“小説家類”：“侯白，《啟顔録》十卷。”鄭樵《通志·藝文略六》“小説類”：“《啟顔録》十卷，侯白撰。”以上為一類。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啟顔録》八卷，不知作者。雜記詼諧調笑事，《唐志》有侯白《啟顔録》十卷，未必是此書，然亦多有侯白語，但訛謬極多。”宋末元初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子部·小説家”：“《啟顔録》八卷，陳氏曰：不知作者。”以上為一類。元脱脱等撰《宋史·藝文志五》“子部小説家類”：“皮光業，《啟顔録》六卷。”此又為一類。隨後便不見著録。

《啟顔録》原書究竟是怎樣的面貌，因原本已亡佚，故無從得知。現在存世的《啟顔録》殘本或收録遺文者有八種，而各本所收笑話數量也大有出入。時代最早者乃敦煌寫本。敦煌寫本《啟顔録》為一長卷，其編號為S.610，現藏英國倫敦博物館，共三百二十七行，每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不等，首尾完整，然未署作者。全卷四十則笑話分隸於“論難”、“辯捷”、“昏忘”和“嘲誚”四個門類（其中“論難”七則、“辯捷”六則、“昏忘”十四則、“嘲誚”十三則），每則無標目。篇尾有雙行小字題記：“開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寫了，劉丘子於二舅□”。其他本子的《啟顔録》，每一則均有標目。分别為宋初李昉等編《太平廣記》保存了六十九則，數量最多。南宋曾慥編《類説》卷一四收十七則。明代陳禹謨《廣滑稽》卷二二收五十二則；許自昌《捧腹編》卷六收二十五則；吴永輯《續百川學海》庚集收十一則。明陶珽重編宛委山堂本《説郛》收十一則。清末民初吴曾祺編《舊小説》乙集收十六則。除這八種之外，清代王仁俊輯《經籍佚文》中也收録了一則“路勵行”。王利器先生匯輯六種本子的部分笑話編入《歷代笑話集》，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由於《啟顔録》為小説家之言，不為古代學者所重，故歷代著録該書作者及卷數異説並起。又由於材料的缺乏，給後來的研究者帶來不少困惑。

需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啟顔録》成書的年代。從《隋書》未載《啟顔録》書名來看，今傳《啟顔録》的集結當在《隋書》之後。據考，《隋書》撰成於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而敦煌抄本《啟顔録》中涉及的最晚人物為温彦博。據《舊唐書·温彦博傳》，温彦博卒於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六月，則此故事最遲發生在貞觀十一年六月。以此考之，敦煌寫本《啟顔録》結集的時間上限應在貞觀十五年之後。據敦煌寫本篇末雙行小字題記“開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寫了”數語，則敦煌寫本《啟顔録》集結的時間下限當在“開元十一年八月五日”。《太平廣記》所引《啟顔録》中唐人笑話，其中有名姓可考、年代最晚者為鄧玄挺，其人為武后臨朝時吏部侍郎，卒于武則天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其生平之事當不晚於永昌元年。故不論《廣記》所引是何版本，其所引《啟顔録》結集的上限當在永昌元年之後。因此，《啟顔録》的成書年代約在《隋書》修成之年即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之後到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之間。

需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是《啟顔録》的作者。新舊《唐書》均言作者為隋代侯白。侯白，隋初人，卒於隋文帝楊堅時。但《隋書·陸爽傳》所附“侯白傳”中僅載“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隋書·經籍志三》著録小説二十五部，亦未提及侯白與《啟顔録》。隋朝國祚不到四十載，《隋書》的編撰者魏徵、顔師古、孔穎達等都生活於隋末唐初，故與侯白屬同時代之人。若侯白果著有十卷《啟顔録》，何以《隋書》本傳及《經籍志》隻字未提，目前見到的敦煌開元抄本亦未署作者名，卻反見於後晉、北宋時人編撰的新舊《唐書》呢？且《啟顔録》中有不少侯白身後之人事，如温彦博、杜如晦、崔行功等唐人故事，均侯白生前無容得知。且書中常見直稱“侯白”，亦與古人自述行文習慣不符。至於《宋史·藝文志五》中所謂“皮光業，《啟顔録》六卷”，則更可能是後人誤讀。故學者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啟顔録》當是託名於隋代侯白的一部笑話集，該書應出自衆人之手，是集體創作的結集，因侯白“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好為俳諧雜説，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1]。於是當時許多笑話、趣聞叢集其身，甚至於將一些詼諧調謔的文學作品附會到他的名下。此類情況在歷史上並非鮮見，《漢書·東方朔傳》云：“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炫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録焉。”侯白與東方朔都以好俳諧雜説聞名，為滑稽詼諧的代表，《啟顔録》託名於侯白，與漢代奇言怪語託名於東方朔的原因如出一轍。正如启功先生所云：笑話書中“隋有侯白，明有徐文長，皆趣話所叢，未必果有其事，有其事亦未必果屬其人。……如以俚言中人物一一核其身世、年代、官職、里貫，以辨人之有無，事之虚實，則非知民間文學者”^[2]。

需要討論的第三個問題是《啟顔録》的版本流傳。《啟顔録》原本久佚，經對現存八種本子的比較考察，發現這些不僅都不是《啟顔録》的完整本子，而且在内容以及編排形式上也不盡相同，其中敦煌寫本及《太平廣記》輯録本無論從保存的笑話數量上還是内容上都應該是最重要的兩個版本系統。

敦煌寫本雖然不一定是全本，但卻是目前可見的《啟顔録》最早的本子，它距離我們推論的成書年代最近，應該是最接近該書原貌的一份寫卷。敦煌本《啟顔録》自從敦煌藏經洞封閉之後，便不再為世人所見，直到1900年發現敦煌遺書以來，我們才得以窺見它的面貌，其中保存的四十則笑話中有二十三則不見於其他各本，不僅從價值上顯得特别珍貴，而且也説明它可能是另一個版本系統。

唐宋以後，編輯文集、叢書、類書的風氣盛行，這非常利於古代文獻的保存和傳播。《太平廣記》是宋初人編集的大型類書，收集了自漢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説。其中“詼諧”、“嘲誚”、“嗤鄙”、“諷諫”等類輯録了很多歷代笑話作品。其中輯録《啟顔録》的笑話也大致分佈在卷一六四的“諷諫”類、卷二四五至二五二的“詼諧”類、卷二五三至二五七的“嘲誚”類、卷二五八和二六〇的“嗤鄙”類。

通過對敦煌本與《太平廣記》本的比較，我們發現兩者在分類、條目分合、收録笑話與語言行文等方面存在着諸多不同，故推測它們屬於兩個不同的版本系統。^[3]

《太平廣記》本系統的《啟顔録》自宋初在社會上流行以來，産生了較為廣泛和長遠的影響，從客觀上説，對於《啟顔録》的廣泛傳播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除《類説》所收有三則笑話不見於兩個系統以外，宋後其他各本《啟顔録》笑話均是從《太平廣記》本系統發展而來。也就是説從宋初一直到敦煌遺書被發現之前的這一漫長歷史時期中，人們看到的一直是《太平廣記》本系統的《啟顔録》，是根據《太平廣記》本系統的六十九則笑話有所去取而成的各種録本。這就是《啟顔録》流傳的基本面貌。

三

我們的《〈啟顔録〉箋注》共輯得《啟顔録》笑話一百零四則，分上、下兩編。上編是對敦煌寫卷中的四十則笑話的校勘、箋注，下編是對從《太平廣記》、《類説》中輯得的六十四則笑話的校勘、箋注。

吕叔湘先生指出：“笑話要能達到引人笑的目的，必須聽的人和説的人有共同的背景知識，如古書、成語、諺語、語音、文字等等，否則會‘明珠暗投’。例如：不知道《老子》裏有‘上德不德’和‘玄之又玄’，就不會懂得給道士信裏用上‘上得不得’和‘懸之又懸’的天然合拍；不知道有‘三十六計，走是上計’的成語，也就領會不了‘三十六髻’的深刻諷刺。”^[4]

笑話、笑話，只有言者、聽者“會心”，才能達到“一笑”的效果。因涉及表達、認知兩方，故有注釋的必要。注釋不僅要注明時代背景、人物關係等，更要注明文字、語音、語法、詞義及各類修辭方式。例如：

動筩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難，云：“孔子弟子達者有七十二人。”動筩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筩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著冠有卅人，未著冠者有卌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知之？”動筩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卅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卌二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悦。博士無以應對。（見本書上篇四）

這則笑話利用了《論語》中的典故，且運用“錯位”修辭的手法。《論語》中之“五六人”、“六七人”本為約數，而石動筩故意作乘法計算，以達到令人發笑的目的。

隋開皇初，高祖新受禪，意欲上合天心，下順人望。每諸州奏有祥瑞，皆大喜悦。有人來獻瑞物，皆即得官。後有一人甚富，訪諸瑞物，若知有處，皆不惜錢。侯白東家有一胡患疳饒睡，家人每日常灸尾翠。侯白即覓富人云：“我知有一瑞物，你與我幾錢？”富人大喜，即與侯白廿貫錢，白即共作券契，不得翻悔。受錢訖，即引富人至胡家，見胡睡卧，家人正灸。富人云：“瑞物何在？”侯白指胡云：“此是九尾胡。”富人大嗔云：“何得是瑞？”侯白云：“若不信瑞，任汝就胡眼看，今見未覺。”富人即欲索錢，侯白出券共争，遂一錢索不得。（見本書上篇三八）

這是利用當時語言中“灸尾胡”、“睡物”與“九尾狐”、“瑞物”諧音構成笑料。

一人患眼側睛及翳，一人患齆鼻，俱以《千字文》作詩相詠。齆鼻人先詠側眼人云：“眼能‘日月盈’，為有‘陳根委’。”側眼人續下句：“不必‘似蘭斯’，都由‘雁門紫’。”（見本書下篇九六）

《千字文》原句為“日月盈昃”、“陳根委翳”、“似蘭斯馨”、“雁門紫塞”，此處運用歇後格，分别隱“昃”、“翳”、“馨”、“塞”四字，甲方嘲弄乙方眼睛側視、有翳；乙方嘲弄甲方鼻子哼哼且塞。

笑話中，除了運用上舉的“謬推”、“錯位”、“諧音”、“歇後”等修辭手段外，“引典”、“誇張”、“比喻”、“雙關”等修辭手段更是觸處可見。我們在注釋中，儘量給予了應有的關注。同時，我們還努力對中古、近代出現的一些俗字及語音、詞彙和語法現象作了必要的介紹（因後文對每則笑話均有較為詳細的注釋，故此處不一一舉例）。

當然，其中有一些僅是我們個人的理解和看法，見仁見智，不敢以為必是，希望得到方家與同好不吝賜教。

最後，謹向無私提供幫助的張鴻勳先生、謹向中華書局“語言文字”編輯室主任秦淑華、責任編輯張可表示深深的謝意！

癸巳夏於金陵秦淮河畔、石頭城下。

（《〈啟顔録〉箋注》，董志翹箋注，中華書局2013年版）

【注释】

[1]《隋書·陸爽傳》附《侯白傳》，中華書局1973年版。

[2]啟功《堅淨居隨筆》，引自《學林漫録》第7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

[3]本來，我們應該對敦煌寫本《啟言録》及傳世本《啟顔録》的關係及特色作進一步的比較論述，但是早在1985年，張鴻勳先生對此就作了精深的研究，撰有《談敦煌本〈啟顔録〉》一文，1996年又撰《敦煌本〈啟顔録〉的發現及其文獻價值》一文，對前文作了進一步的補充。張先生的文章不僅對敦煌寫本《啟顔録》的内容及其文獻價值作了詳細介紹，而且對敦煌寫本《啟顔録》與傳世本《啟顔録》的關係、對《啟顔録》的性質及與舊題撰人侯白的關係都作了深入的考證。本人讀後深受啟發和教益，故不敢亦不必贅言。此次蒙張先生慷慨授權，准許我將《敦煌本〈啟顔録〉的發現及其文獻價值》一文作為附録收入書中，有關問題，大家可以從中得到解答。

[4]吕叔湘《笑話裏的語言學》，引自《吕叔湘文集》第4卷，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