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琳音義与慧琳一切经音義整理

記得在五六年前，我曾在一篇談漢文佛典語言研究與訓詁的文章中説過：“在漢魏以來俗語詞研究中，以往可以直接利用的故訓材料並不太多，一是因為歷來俗語不登大雅之堂，歷代以經學為正統的文人很少為俗語詞作訓釋；二是有許多俗語詞當時活躍在人們的口頭，當時人理解上没有太大的難度，所以也不必作注釋。像服虔的《通俗文》之類，實為罕見。不過，有關俗語詞的訓釋材料也並非完全没有，比較集中的材料就是佛典的音義，如唐釋玄應、慧琳的《一切經音義》，慧苑的《華嚴經音義》、遼釋希麟的《續一切經音義》等。佛經音義著作在訓詁學上的價值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過去由於研究不够，尚未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有時甚至産生誤解，這在一些著名專家身上也難幸免。……不過自蔣禮鴻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導乎先路，前後引用玄應《音義》、慧琳《音義》達64次之多。80年代以來，佛經音義材料逐漸受到訓詁學界的重視，如王雲路、方一新《中古漢語詞語例釋》收釋漢魏兩晉南北朝隋詞語500餘條，引用慧琳《音義》55次，玄應《音義》8次。江藍生《魏晉南北朝小説詞語匯釋》，黄征、張湧泉《敦煌變文校注》等都大量借鑒、利用了佛典《音義》的訓釋成果。而僅研究慧琳《一切經音義》一書者，就出版了兩部著作。一為徐時儀的《慧琳音義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一為姚永銘的《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姚著還專列‘訓詁篇’，就‘慧琳《音義》與漢語外來詞研究’、‘慧琳《音義》與俗語詞研究’、‘慧琳《音義》與語源學研究’、‘慧琳《音義》與古籍的解讀’、‘慧琳《音義》與語詞文化内涵的研究’諸方面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1]

無論是對佛經音義整理，還是對佛經音義進行綜合研究，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徐時儀教授都稱得上名副其實的主將。前者有《〈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刋》^[2]，該書是作者二十多年從事佛經音義版本研究、校勘考證實踐的結晶。此整理考斠本，稱得上古籍整理和研究中精品，是佛經音義研究目前最為可靠的整理本。後者有《慧琳音義研究》^[3]、《玄應衆經音義研究》^[4]、《佛經音義研究通論》^[5]等。現在，徐時儀教授又出版了《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6]，該專著是作者在早期《慧琳音義研究》和《玄應衆經音義研究》的基礎上的深入和拓展，滲透了比較的因素。作者採用文獻學與語言學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在對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音義語詞充分比勘考察的基礎上，分析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的傳承關係和異同，並運用現代語言學的觀點從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與古籍整理研究的聯繫着手進行佛經詞語的考釋和漢語史研究，辨析俗字和訛字，考證俗詞方音，考探中古一些方俗口語詞和外來詞形音義的演變過程，尤其是一些常用詞詞義的演變線索，是迄今第一部比勘研究玄應《一切經音義》和慧琳《一切經音義》這兩部佛經音義的專著，在考證玄應和慧琳所載俗字、反切、方俗詞語和所引《通俗文》、《字統》、《韻詮》和《方言》、《玉篇》等小學類古籍方面皆有所獲，填補了漢語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7]

《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除“前言”、“結語”外，共有十章，大致包括三個大的方面：1.文本研究，包括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編纂時代背景分析，作者生平、成書時代及版本源流考論，探討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的性質和編纂宗旨，介紹編纂體例和特色；2.比較研究，分析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傳承關係，考訂二者具體音切的異同，肯定慧琳《音義》的後出轉精的價值。3.專題研究，主要涉及《一切經音義》與佛經、語言學、古籍整理、辭書學、文化史諸方面的研究，揭示其在語言研究、古籍整理研究、辭書學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等方面的學術價值。

徐時儀教授的《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體大宏富，優點很多。舉其要者，有以下幾點：

（一）該書的研究是建立在夯實的文本研究基礎之上。作者以高麗藏本為底本，以磧砂藏、金藏、麗藏、敦煌和吐魯番寫卷及日本藏聖語藏本、石山寺本、金剛寺本、七寺本、西方寺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所藏寫卷及大治本等為參校本，對《一切經音義》進行系統的校勘整理，寫出幾十篇高品質的學術論文，為撰成《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從事文獻語言研究，是對文本語料最直接的研究。語料的真實、可靠、準確是語言研究的前提，特别是專書研究，没有對版本考原和作者生平考論，就從事所謂的專題研究是存在研究風險的。該書作者的研究是在較為全面整理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音義的前提下進行的，其對《一切經音義》版本源流和作者生平的精到考訂，保證了縱深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形成結論的可靠性。如書中對玄應《一切經音義》的具體成書年代的考證，作者依據譯成於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大毗婆沙論》卷一後所記“大慈恩寺沙門玄應正字”、《東域傳燈目録》卷上所載“玄應撰有《大慧度音義》三卷（慧度是梵語般若波羅蜜多的漢譯，《大慧度音義》即《大般若經音義》，此經共六百卷，始譯於顯慶五年，至龍朔三年譯完）”，以及五代後晉沙門可洪撰《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録》（以下簡稱《隨函録》）卷一釋《大般若經》第五十五卷“翱翔”條“應和尚音義曰飛而不動曰翔也”，從而對《玄應音義》的成書年代有較為明確的考訂。^[8]

（二）研究視野廣闊，角度多維而層次結構合理，内容全面而深入。作者選取佛學、語言學、文獻學、辭書學以及文化史等作為研究觀照視野，來探討《一切經音義》的文獻材料價值。如在第七章《〈一切經音義〉與語言學研究》中，作者分析了《一切經音義》在文字學、音韻學和詞彙學研究上的價值。其中“《一切經音義》與文字學研究”一節，探討《一切經音義》與漢字字形演變。在談到玄應和慧琳從佛經中收録的異體字的文字學價值時舉“涎唾”例云：

如上述“涎唾”中的“涎”字，《説文》收録“”、“”、“”三個，《玉篇》收録“”、“涎”、“”、“”四個，《集韻》收録“”、“”、“涎”、“”、“”、“”六個，《龍龕手鑑》收録“”、“湺”、“”、“涎”、“”五個，玄應《音義》收録“涎”、“”、“唌”、“”、“”五個，慧琳《音義》收録“”、“涎”、“唌”、“”、“”、“”、“”、“”、“膒（）”九個。檢《漢語大字典》收録了“涎”、“”、“”、“”、“”、“”、“”、“”、“”、“唌”、“”、“”，未收録“”、“”，且釋“”僅釋其“具”山名義，未釋其唾液口水義；釋“”只引《龍龕手鑑》和《字彙補》的注音而未作釋義；似未明“”、“”也是“涎”的異體字而當作不同的詞。^[9]

作者將主要字書關於“涎”的異體俗字收羅殆盡，並標明各種文獻的具體收字情況，簡直是“涎”異體俗字譜。並引用劉復《編纂〈中國大字典〉計畫概要》一文論述：“自六朝以迄唐宋，‘别體’滋多。其見於碑版者尚不甚離奇，見於敦煌寫本者幾至漫不可識。匯而列之，即使無裨於世俗，要自有益於學人。”^[10]“有益於學人”當指其學術價值而言，《一切經音義》收録諸多異體字形的價值也在於此。

此外，關於《一切經音義》所釋異體字的認知理據分析，作者認為：人的認知規律不僅決定了異體字的産生方式，同時也限定了異體字的變易程度和範圍。從異構與異寫的角度看，異體字主要由换位、换旁、增旁、類化、省筆、增筆、連筆草化和形體相近的誤筆等方式形成。並就每種形成方式舉出《一切經音義》所釋大量的異體字來分析，探討其産生理據，指出異體字是研究作為認知工具的漢字古今演變内在規律的豐富寶藏，《一切經音義》所釋的異體字無疑是其重要寶藏之一。我們從認知視野來研究探討《一切經音義》所釋的異體字，並結合相關文獻和工具書，揭示異體字産生及流變原因，將有益於學界對漢語載體符號的認識、漢字發展演變規律的總結和漢字發展趨勢走向的把握預測。這些都反映了作者在研究中的深入思考，是力求取得更高的理論認識的嘗試。

（三）比較是本書的最大特色，《一切經音義》與語言研究是本書最大價值，《一切經音義》與文化史研究是該研究的拓展。鑒於慧琳《音義》和玄應《音義》的傳承關係，慧琳《音義》録用了玄應《音義》的部分，但又不是全盤照搬照抄，而是有所選録和刪補，此部分定有比較的必要，不但要指出彼此的異同，體現出彼此校勘的價值，還要分析其原因，給出合理的解釋説明。即使慧琳撰述的部分，在訓釋體例，反切注音方面也有比較的必要。作者對二者的比較是深入而全面的，其關於慧琳對玄應所釋音切的改訂，主要分析探討了聲母異切，包括輕唇與重唇、舌頭和舌上、精組與莊組、娘日二母、匣雲二母、曉匣二母、船禪二母、影以二母等異切分析；韻母分析包括止攝各韻的合流、流攝尤韻與遇攝虞韻異切、仙韻重紐三等與元韻、真韻重紐三等及文韻、止攝支脂與蟹攝齊韻的合流，探討“濁上歸去”的語音現象，並在肯定《玄應音義》的價值同時從“標明六書”、“發明互見”、“注明語源”三個方面説明慧琳《音義》後出轉精的特點。

佛經音義編纂主要目的是為疏通佛門信徒讀經時可能遇到疑難字詞，以便於他們準確地瞭解其音義。佛經音義一般都廣引文字、聲韻、訓詁之書，注釋訓解常能援引外書群籍，文獻材料豐富，保存了大量的文字、音韻、訓詁資料。又鑒於佛經音義對象的佛典文獻在漢語史研究中，特别是在中古漢語研究中的文獻語料價值，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為我們的漢語研究乃至梵語、巴厘語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因此，基於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的語言研究必然成為該書的最大價值。如在詞彙研究方面，作者根據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中有關“覺”的訓釋記載對“睡覺”的語義演變以及凝固成複合詞的過程進行了探討；^[11]利用“邪忤”的訓釋對俗語詞“野狐”、“野雩”、“夜狐”、“夜壺”、“夜胡”、“麻胡”、“媽虎”、“馬虎”等進行了詞義來源的考訂及詞族繫聯；又結合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關於Namas和Vandana，巴厘語Namo的不同音譯文字的説解，探討了外來詞“南無”、“萳忙”、“南謨”、“那莫”、“和南”、“婆南”、“煩淡”、“槃淡”的詞義和音節特點。^[12]

佛經語言的研究總是滲透着佛教思想和相關文化研究，《一切經音義》中的語詞訓釋廣泛涉及了當時的農業生産、社會生活和制度、中外交往、禮儀習俗、醫藥等諸多方面的詞彙。如作者探討“胡跪”作為禮儀詞文化的内涵；^[13]又如從中外交流史的視角探討“嘍囉”和“魯流盧樓”、“囉囉哩哩”等詞的語源和詞義演變理據文化。^[14]從《一切經音義》有關“甘蔗”的訓釋來探討隨着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土製糖技術的發展和改進等。^[15]

當然《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一書也有白璧微瑕之處：

（一）在文獻整理收集上未能利用五代可洪《隨函録》中玄應《一切經音義》音義内容來校勘，實為遺憾。《隨函録》第二十五册“聖賢集音義第七之五”，此册共有四帙，千字文編號為“納陛弁轉”，其中包括玄應《音義》二十五卷音義4 200多條，慧苑《音義》兩卷音義440條。其影印本見《中華大藏經》第六十册^[16]。考察可洪選擇語詞和音義訓釋的内容將對我們認識和研究玄應《音義》的版本特點和卷次情況有很大的幫助。如《隨函録》有玄應《音義》卷一音義85條（另有《玄應音義·序》音義17條），這85條中有76條見於傳世藏經玄應《音義》，有的在文字形式上存在異體訛變，具有較高的校勘價值，而有9條不見傳世藏經玄應《音義》，説明可洪所據的本子與今天見到的本子不同，可能今見的本子是經過整理刪節的本子。另外，可洪在“第六卷”下云“《川音》以此為第八卷”、“第十七卷”下云“《川音》以此為第十四卷”、“第廿二卷”下云“《川音》以此為第廿三卷”、“第廿三卷”下云“《川音》以此為第十八卷”，據此可推定《川音》的撰者所據的玄應《音義》的卷次與可洪所據版本卷次不同。可洪所據版本與今見藏經玄應《音義》當為一個系統，《川音》的撰者所據的玄應《音義》版本為另一系統，此本可能早已亡佚。

（二）一些論述還有值得商榷之處。如作者在論述“鄔波斯迦、近善女、……阿姨”條中，指出佛教中女性僧侶又稱“比丘尼”，也可稱為“阿姨”，甚是。然在所舉敦煌變文《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二）》：“更有諸都統，毗尼、法師、三藏、法律、僧政、寺主、禪師、頭陀、尼衆、阿姨師等，不及一一稱名，並乃戒珠朗耀，法水澄清，作人天師，為國中寶。”此例為敦煌寫卷S.6551號，同卷前文也有相近表述：“諸寺毗尼、法律、僧政、法師、律師、諸僧衆、尼衆、阿姨師，總願龍花三會，同登解脱之床；賢劫數中，早證無為之果。”所舉之例欠妥^[17]。其中“阿姨師”並非比丘尼的異稱。如果“阿姨師”也是比丘尼的異稱，前舉《講經文》中已有“尼衆”，兩者就明顯重複了。再者兩例列舉出家人的幾種稱號皆由尊而卑，“阿姨師”在“尼衆”後，則其地位當低於比丘尼。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只有沙彌、沙彌尼之屬了。關於“阿姨師”具體所指，郜同麟認為佛經中有“阿夷恬”一詞，大概與此有關。《翻譯名義集·釋氏衆名篇第十三》：“阿夷恬，此云新學，亦云新發意。”（54/1075）晉竺法護《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卷上：“其阿夷恬新學菩薩，聞是教訓，將無恐怖乎？”（11/896）可知“阿夷恬”為新出家者。指出S.6551卷中的“阿姨師”當即此“阿夷恬”的異稱，指新發意學佛的沙彌、沙彌尼之類。^[18]

又如，作者探討《一切經音義》所釋佛經用字所舉第41例“剛（、）”，引述李維琦先生的説法，認為佛經中“”、“”為“剛”字俗書^[19]也頗值得懷疑。其實“”、“”是“”的俗寫^[20]，文獻中每見作為成字構件“亢”訛變作“”或“冗”。“”即是“亢”字，因與“鞕”連用而類化作“”，《廣雅·釋詁二》：“亢，强也。”《玉篇·弓部》：“彊，堅也。强，同上。”“鞕”乃同義連文。

此外，還存在文字排印錯誤。如：“似誤改‘抵’為‘抵’”^[21]，第一個“抵”當為“牴”字；“正作‘’”^[22]之“”當為“”字；“《無常經講經文》”^[23]當為“《解座文匯抄》”，《敦煌變文集》定名不確，當據《敦煌變文校注》和《敦煌變文新書》改定。

孜孜以求廿多載，雙玉合璧擬金剛。可以這樣説，徐時儀教授二十多年來傾注其幾乎全部的心血，投入佛經音義研究。其對佛經音義研究之全面、深入，以及取得卓越成就，學界為之矚目。如果將其早期的《慧琳音義研究》和《玄應衆經音義研究》喻為雙玉，那這部《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則為雙玉合璧之作，是一部“擬金剛”的作品。該研究將會對宗教、哲學、語言、文學、藝術、中外交往史等社會文化研究産生重要影響。

（本文刊於《佛經音義研究——第二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鳳凰出版社2011年9月版）

【注释】

[1]董志翹撰《漢文佛教文獻語言研究與訓詁學》，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集刊》第八輯，巴蜀書社2005年版。

[2]徐時儀著《〈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徐時儀著《慧琳音義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

[4]徐時儀著《玄應衆經音義研究》，中華書局2005年版。

[5]徐時儀、梁曉虹、陳五雲著《佛經音義研究通論》，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

[6]徐時儀著《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參見《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一書扉頁内容提要。

[8]徐時儀著《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第33—35頁。

[9]徐時儀著《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第269頁。

[10]劉復撰《編纂〈中國大字典〉計畫概要》，《辭書研究》1979年第1期。

[11]《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第389—391頁。

[12]《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第433—435頁。

[13]同上，第619—620頁。

[14]同上，第633—646頁。

[15]同上，第626—629頁。

[16]任繼愈主編《中華大藏經》第60册，中華書局1993年版。

[17]《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頁。

[18]郜同麟撰《敦煌文獻釋詞與詞彙溯源》，《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

[19]《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第291頁。

[20]成化丁亥重刊本《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革部》：“，胡浪、苦庚二切。”又“，二胡浪、苦庚切。”《龍龕手鑑·革部》：“、、，三俗。胡浪、苦庚反。”

[21]《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第100頁。

[22]同上，第281頁。

[23]同上，第3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