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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时间研究的结论

时间:2022-04-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三、小结:真实时间研究的结论(一)真实时间研究。(二)相隔20年的北京话儿化词调查。这次调查的最初动机,是研究者感到“近年来北京话‘儿化’似乎有减少的趋势,年轻人似乎‘儿化’少了”。应该说,调查结果基本符合预先的假设,结论是: 20年过去了,“减少”仍是北京话里的儿化词变异的总体趋势和主要特征。

三、小结:真实时间研究的结论

(一)真实时间研究。从不同时间获取同一变异现象的材料,对其进行分析对比,从而找出其变化的结果、过程特点、演变趋势,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称作真实时间(real time)的研究(陈松岑1999)。在缺乏某一言语社区语言发展史史料的情况下,这是研究某一语言项目历时变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北京话儿化词,在相隔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再次进行调查,尽管方法有所不同,但是总的理论指导相同,且基于相同的目的和假设,使用相同的对比分析手法,在同一言语社团人群中进行,最终的结论是可靠的,令人信服的,为北京话儿化词,或类似的语言项目的历时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可借鉴的经验。

(二)相隔20年的北京话儿化词调查。上个世纪80年代初,胡明扬(1981)在“北京话社会调查”中对不同年龄的北京人“儿化”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这次调查的最初动机,是研究者感到“近年来北京话‘儿化’似乎有减少的趋势,年轻人似乎‘儿化’少了”。调查以五个常用儿化词(3个名词, 2个动词)为材料,让数百被访者读出以上单个词并进行不同角度的统计分析。结论是:“北京话的‘儿化’程度仍然是相当高的”;“30岁以下的人‘儿化’有减少的趋势,但是还不十分突出”;“31岁以上的北京人中间,‘儿化’程度的高低和年龄不完全成正比。”调查也涉及到儿化词新旧变体的使用、词干相同而有无“儿”尾的一对词的选用等情况,结果显示,新北京人在儿化与非儿化之间选择儿化形式的比率,和在新旧形式中选择旧的变体形式的比率,都大大低于老年北京人。

我们认为,此次调查在方法上与近期的调查相比有些不同。一是被当作调查项目的儿化词数量较少,这可能会影响到结论的可信度和研究对比的便利性;二是缺少上下文或其他可作语体信息参数的必要条件,使被访者在缺乏具体语言环境的情况下作出判断,而“语言的本质,即在于哪怕是在一个人的身上,他的语言也是一组互相关联的语体群,它们在构造的形式和社会功能上彼此不同”(陈松岑1999);三是对调查对象的价值缺乏客观评价及审慎选择,特别是其中的“事儿”一词。“事儿”在北京话里的演变过程中是比较特别的,受它的语义内涵影响,它所使用的环境也相对宽松,它可以表示各种涵义的概念,也可以在不同的语体当中使用。不了解它的发展演变历史,尽管调查是客观的,多人次的,且加入了家庭语言环境等因素综合进行考虑,也还是不容易说清楚它的共时现状和原因。

但是无论如何,从结果上看,此次调查是很有价值的,所得结论对于证实调查前的假设——北京话儿化词的减少趋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调查不仅注意到了语言使用背后的社会因素,而且指出了“各种社会因素是同时存在又互相影响”的事实,并以此引出客观看待使用中语言项目调查结果的意见:“任何一种社会调查都只能反映一种概率,一种倾向,是无法和自然科学的实验相比的。”对于后来的类似调查,极富指导意义。

彭宗平(2002)本世纪初对北京地名部分通名的儿化情况进行的调查,是希望从一个切入口——地名中的部分通名入手,了解儿化现象的全貌,证实以下假设:现代北京话口语里的儿化的确呈减少的趋势;按照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理论,这种减少可以看作北京话儿化词在实际应用中的一种共时变异;变异的背后,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这是调查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目的之二是希望透过通名儿化的现象,考察“北京儿化音的社会政治文化底蕴”:在儿化和不儿化的选择背后,究竟有哪些社会、文化、心理的因素在起作用。应该说,调查结果基本符合预先的假设,结论是: 20年过去了,“减少”仍是北京话里的儿化词变异的总体趋势和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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