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1 符号学应用的现状
丹尼尔·钱德勒在《符号学入门》（Semiotics for Beginners）中写道：
除了符号学是对符号的研究这一点以外，符号学家们在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和方法问题上很少有一致看法。虽然索绪尔曾经期望符号学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符号学仍然是一种比较松散的评论实践，而不是一种统一的、充分发展的分析方法或理论。最坏的说法是，能称得上“符号学分析”的只不过是在文学范围之外和仅仅基于主观解释和大言不惭的、武断的、自命不凡的文学批评形式。这种对符号学的滥用已经在某些范围内蒙受学术欺骗的最后庇护所的不光彩名誉。
符号学经常被人批评为“帝国主义”，因为有些符号学家似乎认为符号学跨越几乎每一个学科，与任何事情和每件事都有关系、都用得上。John Sturrock是这样评论的：符号学涉及领域之宽广是戏剧性的，它涵盖整个文化领域，因此被怀疑它的人看作知识界的恐怖主义，它使意义充塞了我们的生活。（Sturrock，1986：89）
符号学家不是始终承认他们的技术的局限性，他们把符号学不加区别地说成一种万能工具。的确，在某些情况下，符号学分析似乎等同于通过滥用行话炫耀自己、把多数人排除在外。很少符号学家能把他们使用的分析手段说清楚，以便于别人能应用他们举的例子或其他例子。有的符号学分析被别人批评为仅仅是充满各种分类的“无结果的形式主义”（arid formalism）。
笔者认为，以上评论基本上能概括符号学的现状。目前在国内，我们看到的符号学文章绝大多数谈理论，很少联系实际，好像符号学本来就是一门玄学，不需要联系实际。当然，联系实际的也有，但非常少。好的也有，例如在第一届全国语言符号学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用符号学分析中国的《易经》的文章，后来在互联网上也看到类似的文章，它们给人以深刻印象。不少应用型文章用符号学分析广告、装潢设计，甚至课堂教学。但这些分析显然不是为了加深读者对广告的理解，也不是为了提高装潢设计或课堂教学的能力，而是以这些分析来证明他们掌握的符号学原理，结果用了许多符号学术语，不但没有说明问题，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笔者最近查了互联网，盼望能看到一些高明的分析，结果大失所望，比平常在国内看到的情况好不了许多。互联网上的“符号学应用”（application of semiotics）一栏中有22 300个查询项目。仔细阅读了约100项，大多数是讲理论的，少数是分析性文章，个别的有道理，如Radu Surdulescu写的“The Semiotic Analysis of the Literary Text”（“文学文本的符号学分析”）。其他几篇是分析广告和新闻媒体的。分析的方法也并不高明，与国内看到的差不多，正像丹尼尔·钱德勒批评的那样。在这里举几个例子：Helen Gambles写的“A Semiotic Analysis of a Newspaper Story”，Rikke Bjerg Jensen写的“Illustrate and critically discuss the workings of intertextuality i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an extended series of magazine and poster ads for Smmirnoff Vodka”，Ruth McKeown写的“Le Parfum de
”及丹尼尔·钱德勒在《符号学入门》中引用的一篇香烟广告分析。第一篇与一般语言分析无异，太简单。以下三篇太复杂，用了许多符号学术语，讲了许多“道理”，只是说明广告人为了逃避检查，使用了许多象征手段，暗示广告中的男人和女人的生殖器。不幸的是，这种事竟出在批评者丹尼尔·钱德勒自己的文章中。
看来这是普遍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丹尼尔·钱德勒指出的“符号学家们在符号学研究的范围、方法问题上很少有一致看法，符号学仍然是一种比较松散的评论实践，而不是一种统一的、充分发展的分析方法或理论”、“符号学经常被人批评为‘帝国主义’和‘知识界的恐怖主义’”。一句话，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问题还没有解决，符号学的应用问题也没有解决。
1.3.1.2 符号学应有的研究方式
丹尼尔·钱德勒在同一本书中指出：
罗伯特·霍奇和冈瑟·克雷斯认为，符号学与其他学科不一样，我们能指望它对各种交际现象提供系统、全面和连贯的研究，而不是研究这些现象的一些事例。（Hodge ＆Kress，1988：1）
符号学给我们提供一种潜在的、统一概念框架和用于意指实践全范围的一套方法和术语，这个范围包括手势、姿态、服装、书写、话语、摄影、电影、电视和广播等。符号学本身可能称不上一门学科，但它至少是一种探索焦点，它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产生意义的各种实践，而常规学科只把这些实践当作边沿问题来处理。正如David Sless所说的那样，我们研究语言学时，请教语言学家；研究绘画时，请教艺术历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研究生活在不同社会中的人如何通过手势、服装或装饰来传递信息时，请教人类学家。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所有这些不同的事物有哪些共同点，我们就需要请教有符号学观点的某些人，因为他们站在一个有利的地位观察我们的世界。（David Sless，1986：1）
对隐藏在“明显”事物后面事物的探索会产生富有成果的洞察力。符号学很适合探索转义（connotation）。社会符号学提醒我们，同一文本会对不同读者产生不同意义。符号学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对我们来讲似乎是“明显”、“自然”、普遍、特定、永恒和无可争议的任何断言都是我们的话语社团中操作的符号系统产生的。……这样，符号学就能显示意识形态的活动，并且说明“现实”是可以挑战的。
皮埃尔·吉罗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毫无疑问，符号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看起来无系统的各种意指方式中建立系统。”（Guiraud，1975）
以上论述对我们认识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提供一些启示。符号学“对各种交际现象提供系统、全面和连贯的研究，而不是研究这些现象的一些事例”；学习和研究符号学会使我们“产生富有成果的洞察力”；“符号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看起来无系统的各种意指方式中建立系统”。总之，符号学提供一种观点、一种洞察力，它的研究方式是宏观的、系统的、本质的，用普通人的话讲就是“高屋建瓴”。根据以上观点，我们无法用符号学来研究广告、新闻和装潢设计中的一些具体细节。
1.3.1.3 符号学应用方面的杰出实例
其实我们有许多卓越的应用符号学的例子，包含在各名家的理论中。这些应用能把很复杂、抽象的理论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说得清楚、透彻、形象、易懂。
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定义就是一个例子。符号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构成。能指是一个声音形象，所指是一个概念，能指与所指相结合产生意义。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包含了非常广泛深刻的道理。从整体上讲，能指是一个意指系统，它代表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意义，所指就是这个世界代表的意义，是一个概念系统。从单个语言符号来讲，能指是一个声音形象，所指是它代表的一个概念。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是社会规约决定的。这就清楚地说明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所强调的符号的系统性和社会性。
皮尔斯符号学的符号由符号代表物（representamen）、所指对象（object）和解释者（interpretant）构成。符号的构成本身就是符号活动或符号化过程：由第一性的符号代表物到第二性的所指对象，再到第三性的解释者，说明人类通过符号来认识世界，但符号并不完全代表世界的意义，还要通过人对世界的解释，也就是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互动。这就清楚地说明了皮尔斯符号学强调的符号的认知性、动态性和互动性。
莫里斯对符号学的应用的说法也很精彩。莫里斯说，符号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研究符号与符号（能指与能指）间的关系，这就是语法（句法）学；第二部分研究符号与它代表的意义（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这就是语义学；第三部分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语用学。这种解释多么简单明了！
符号学把翻译过程解释为：把源语言（source language）的表层结构转换为深层结构，然后把这个深层结构再转换为目的语（target language）的表层结构。这个解释也很精辟。
韩礼德把“隐喻”解释为“一个能指有几个所指”，也就是说，用一个能指（一个隐喻）能说明几个在意义上有联系的事物。他把“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解释为“一个所指同时有几个能指”，也就是说，一件事物可以用几种不同结构的语言来表达（即用一致性结构以外的几个隐喻性结构来表达，或用几个不含情态动词的句子来表达情态动词所表达的意义）。
Dolezel ＆Kraus把文体定义为：“研究同一内容（或接近同一内容）可以相互替换的表达方式。”（1972：37）也就是说，文体学研究表达同一意义的几个文体变体（style variants）。巴尔特把文体定义为对（编码）常规的（信息）偏离，也就是说，文学语言的文体表达的意义是偏离常规的语言表达的意义（deviation from norm）的。
一般人看不出日常生活中事物的系统性和它们的交际功能。巴尔特把语言学中的纵向选择关系和横向结合关系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如食品和服装）的分析中，说明这些事物构成不同的系统并具有不同的交际功能（详情见本章下一节“食品和服装的语言符号属性与交际功能”）。
1.3.1.4 符号学要首先关注语言学科
此外，笔者认为，符号学要首先关注各语言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当前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争论。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最好方法。
例如，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还是相似性的，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语言学和符号学界争论的问题，在我国持续了五六年之久，到目前为止，尚未解决。这个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因为它是有关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是否成立的问题，是有关如何解释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或为主流的）现代语言学历史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的原因就是没有搞清楚符号学两大流派（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皮尔斯符号学属于科学主义思潮。在人类的认知、思维和表达、交流中，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着重研究表达、交流，它的特点是社会性和结构（系统）性：皮尔斯符号学着重研究认知、思维，它的特点是科学性和认知性。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符号是一个单词，而皮尔斯符号学的符号是一个命题（相当于一个语篇）。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符号任意性指单个符号（一个词）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的非理据性和社会约定性，皮尔斯符号学的相似性符号指一个符号（一个语篇）中的符号代表物与所指对象间的相似关系。企图否定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的人把皮尔斯符号学的相似性符号（一个语篇）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符号（一个词）相比，混淆两个理论系统、两种符号概念和符号（任意性符号和相似性符号）的不同所指，然后否定索绪尔的任意性符号，甚至否定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详情见第5章“现代西方符号学的两大流派”）。
认知语言学走红以来，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否定索绪尔的浪潮。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没有搞清楚两大符号学派的基本理论，因为认知语言学在理论上属于皮尔斯符号学系统，某些持认知观点的人用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否定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理论。实际上，上述两大派符号学是从不同角度（一个从个人认知的角度，另一个从社会交流的角度）研究语言和符号，它们不但不矛盾，反而互相补充。
笔者在参加上述语言符号学问题的辩论中，深深地体会到，符号学是哲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桥梁，是语言学科的元语言，它既有哲学的深刻哲理，又有语言学科的可操作性。研究语言学的人不研究哲学和符号学就不可能深入，甚至会迷失方向。如果我们了解每一门语言学科所属的符号学派和哲学的思潮及这些符号学派和哲学思潮的内容和特点，我们就能准确地掌握每一门语言学科的性质、范围和方法，掌握它与其他语言学科之间的关系及它的发展方向。
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符号学各分支中最典型的一支，任意性最突出的一支，研究得最深入的一支，最具体的和最容易理解的一支。非语言符号的研究要借鉴语言学，语言学是非语言学科的元语言。总之，符号学首先要观照语言学科，彻底搞清语言符号学理论以后，才能深入地研究非语言符号。当今语言学和符号学的重要课题是搞清符号学的基本理论，以符号学研究带动语言学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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