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与言语交际行为

五、隐喻与言语交际行为

（一）标准语用理论

传统的认知观认为人类的思维和语言都是纯粹字面（客观）的，比喻性的语言不同于日常用语，它需要人类特殊的语言技巧。这种观点限制了对思维和人类日常经验概念的认知。对于隐喻的研究，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做重新思考。

比喻性的语言并非文学家、诗人的专利，我们日常语言中也充满了隐喻语言，反映了人们经常运用超出字面的思维方式。当然诗人与文学家的语言更具创造性和比喻性，但它们之间的思维结构却并无二致。

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对隐喻持怀疑态度呢？从表面看来，是担心将隐喻看得如此重要，语言使用中本来应该用平实、常规的表达方式，而用比喻的表达法，形成隐喻的滥用现象。但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隐喻是一种思维，也是语言的一种机制，使用一种机制可以达到某种目的，也可能失败，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机制存在的客观事实。

再者既然我们的思维和语言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那么，是否说我们在进行语言表达时都是在作比喻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将字面的和隐喻的划分出一个清楚的界限（如同修辞格那样），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深层的认知角度去考虑。

然而，如莱考夫所说，接受隐喻观的真正障碍来自于两种哲学认识，一是纯客观主义语言观，它认为世界本体存在不依赖于人的认识的本然特征和关系结构，即这个客体是事先描写好的。二是来自于弗雷吉的客观语言语义观：认为意义是客观的所指和真值，不但独立于我们的认知，而且独立于语言的使用。这样，语义学（符号与真实世界的关系）被定义为符号的解释，而语用学（符号与符号使用者的关系）被定义为语境中的意义研究。这两种观点都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字面的意义最能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是客观事实描写的主要方式。由于这种原因，语义学仍被视为对于字面意义的研究，而隐喻性的意义则被放到语用学这个无所不容的“垃圾桶”内。

将隐喻语言严格地限制在语用学的范围内，实际上是对传统观点的承袭。它默认了隐喻性语言是纯粹偏离的、装饰性的。语用理论认为理解隐喻是一种非常过程，依赖于上下文与世界知识。听话人听到一个隐喻性的话语，首先需要辨认这是否是一个非常规的句子，然后再寻其字面、常规的意义。如讲话人说“John is an eel.”（约翰是个泥鳅）并非按其字面说“John”是个水中动物，而是通过这个字面的表述，指“John”这个人“非常油滑”、“靠不住”。

听话人怎样理解类似“John is an eel.”隐喻性话语呢？是否比理解字面的话语更加困难呢？标准语用学的研究是建立在对此肯定的基础之上的。

语用学作为一个广义概念，指“对实际使用的语言进行研究，从语言的使用去解释语言现象”（Levenson，1985），其主要目的在于结合语境说明间接言语行为，实际上就是隐喻性的话语。其理论影响最大的要数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我们且将他们的理论称之为标准语用理论，以区别其他在语用学研究中的各种修正观点和学说，以利于本书的论证。

格赖斯（1975，1978）注意了人们在言谈中的话语，大半是内涵式的（implied），而不是断言式的（asserted），如：

Student X：Let’s go to the movies tonight？（咱们今天去看电影吧？）

Student Y：I have to study for an exam.（我得准备考试。）

要理解Y的回答所表述的意义，需要对Y的话语进行推理，因为Y的表述在逻辑上不是对X问题的（所说）直接回答。格赖斯将此称为“言外之意”（implication）。这样他就把话语分解为所说的字面义与要表达的言外义或内涵义。

怎么来理解蕴含义呢？格赖斯（1975）认为言外之义是说话人在会话中合作的结果。他认为所有的说话人都必须遵循合作原则，上例中A必须认为回答是合作的，他一定是超出了字面的言内义，而表达的是言外义。合作原则有四条准则：

·数量准则（Quantity maxim）

1）使自己所说的话达到（交谈的现时目的）所要求的详尽程度

2）不能使自己所说的话比所要求的更详尽

·质量准则（Quality maxim）

1）不要说自己认为是不真实的话

2）不要说自己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关联准则（Relation maxim）

1）说话要贴切

·方式准则（Manner maxim）

1）避免晦涩难懂的词语

2）避免歧义

3）说话要简要

4）说话要有条理

格赖斯注意到说话人并不总是遵循会话准则。一旦违反其中任何一个准则，便产生会话含义。而会话含义的理解则需要一系列的推理过程。塞尔是个典型的推理派论者，其推理论主要内容有：

1.间接使用的话语具有独立的字面意义，这种字面意义是交际参与者都能理解的。塞尔认为交际双方必须有言语行为理论知识，这样，他们才能辨认一句话语的字面意义，即在字面上实施了什么行为。

2.用于实施间接言语行为的话语必然具有促使听话人去推理的因素，也就是这句话的字面意义使听话人感到它在特定的语境中是不合适的，因而需要推理进行修补，以获得合适的意义。塞尔认为可以通过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来确定话语的不合适性，从而确定进行推理的必要性。

3.从字面意义和语境推导出有关的间接意义必须有一定的原则和推理规则可循。

如对于上面一段话，X的话语是一个建议，对建议应是接受或拒绝，但从字面上看Y的回答似乎两者都不是，但X根据合作原则和言语行为知识认为，Y的话肯定是接受或拒绝，从字面上的声音到实际的拒绝，格赖斯给Y的话语假设了十个推理步骤（限于篇幅，这里只转述前五项）：

第一步：我（指X，下同）向Y提出了一个建议，他的回答是说了些关于要准备考试这样的话。（第一步是对话语字面意义的理解）

第二步：我推测Y是愿意在会话中和我合作的，因此他所说的一定与话题有关。（根据合作原则）

第三步：与建议有关的回答不外乎接受、拒绝、反建议或进一步讨论等。（以言语行为理论为依据）

第四步：但他所说的话字面上不属于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种反应，因此不是一个切题的反应。（从1、3两个步骤推出）

第五步：因此，他所想要说的话不仅仅是字面的，一定另有言外之意。（根据2、4步骤推出，这是关键一步，X意识到对原话的字面意义进行修补的必要性）

塞尔对于隐喻的研究也是基于合作原则和言语行为理论基础之上。他认为理解隐喻是从字面到隐喻意义推理的过程。

标准理论反映了传统上的隐喻观，即认为隐喻的是偏离的现象，需要特殊的、更困难的理解过程。

（二）心理学的试验

对于隐喻性的间接话语，是否需要特殊的理解？近来国外语言学家及心理学家用心理试验的方法，证明其答案是否定的。有一项试验是让受试者阅读语境中的“Regardless of the danger，the troops marched on.”，其中一个是作字面理解的语境，一个是作隐喻理解的语境：

在字面理解的语境中：

接近敌营，士兵们担心踏上地雷；

他们担心提前暴露；

万一不能按预定的时间赶到，前景将更不妙。

Regardless of the danger，the troops marched on.

在做隐喻理解的语境中：

孩子们不断地烦扰着保姆；

她告诉他们她不能容忍他们的恶作剧；

不能在家具上乱爬；

她警告他们如果继续在房间里乱闹，她将打屁股，孩子知道打屁股是疼的。

Regardless of the danger，the troops marched on.

结果，受试者在理解其字面义与隐喻意义所用的时间是相同的，这说明在一定的语境下，人们不必分析隐喻表述的字面描写，然后再获得其要表述的隐喻含义。这表现在较长的上下文中，字面的和隐喻的在理解的时间上无差别，然而，当受试者遇到较短的上下文语境时，隐喻描写对象的理解要比字面句子的理解花费更长时间。

另一项研究（Glucksberg，et al.1982）给受试者一些隐喻句（如Some jobs are jails.）让他们快速判定其字面常规意义，而且要求完全排除其非字面的解释。如果感到语句（如Some jobs are jails.）非做非常规意义不可，便将划为错句。结果，受试者很容易判定“Some jobs are jails.”为非常规句，而且受试者受其非常规描写对象（Some people are trapped in their occupations.）的影响，难以判定其为字面描写。一旦受试者确定了句子的隐喻性非常规描写，他会花较长时间再判定此句为“错”句。这种隐喻干扰效应说明，人们可以在没有字面的触动下，直接理解隐喻。

（三）字面与隐喻理解的同一性

心理学家的试验说明在理解隐喻性语言时并无特殊困难，这就否定了语用推理理论。隐喻的研究说明，字面和隐喻理解中的思维过程是相同的。理解并不是经历辨识、解释字面义、寻求隐喻义这三个阶段。隐喻语言并非存在一个字面误解过程。

即便是心理学家能够证明隐喻理解无特殊困难，也不能说明字面和隐喻的理解中思维方式是相同的。但是，心理学家的实验至少说明了“只要话语上下文明确，它可以起任何语用作用（或字面的，或隐喻的，或间接的等）。

其中唯一的解释是人们在理解语言时有共同的机制在起作用，并影响理解所用的时间。理解离不开概念知识网络，也离不开其共有基础（包括语言的交际环境、目的等）。

这可以说明整个语言理解中的问题，而不管是字面的还是隐喻的或间接的言语行为等。概念知识指编码为“图示”或记忆结构，不管在字面还是隐喻中，它是不可或缺的。如“当牛做马”、“活字典”等出现在一定的语境中，人们很容易提取认知图示（概念网络）中的有关知识，而直接理解其含义。概念知识是在解释字面意义时提出来的，它同样适于隐喻的话语理解。对一些词语的间接言语行为作用，实质上是一个词所代表的概念网络，用在另外的对象描写。如“go”既可用于典型的客体运动，又可用于客观静止、但认知上认为是运动的描写。如：

1）The staircase goes from top to bottom of the building.（楼梯从楼上到楼下。）

2）The lift goes from top to bottom of the building.（电梯从楼上到楼下。）

3）The janitor goes from top to bottom of the building.（门卫从楼上到楼下。）

有人怀疑“go”在这里是否为同一个词。因为门卫是运动着的，能够“go”，而楼梯却是静止的。但原型理论将它们看成一个词“go”。典型的“go”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然而这个词同样可以用其非典型含义：指一个物体从一个点延伸到另一个点，而不需要运动。

在实际交际中，只有概念知识还不够，还不能解释具体交际过程，同时还须有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如A和B两人谈论张三，A说“张三是牛”，B不会从字面意义去思考，认为A分不清牛与张三的区别。然而从表述本身不能得出“张三是牛”的确切含义。因为“牛”作为媒介概念网络对张三的描写有多种可能性。如张三可能非常倔强，也可能是指张三少言寡语，但工作埋头苦干，还可能指张三身体笨拙，不会跳舞，甚至他的相貌（眼睛大、朝天鼻等）像牛。上述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仍然属于“牛”这个概念知识（世界知识）范围，这个概念网络是人们在与“牛”这个具体客体的互动认知过程中形成的格式塔式的认知图示。而一旦语境明确——我们设想交际总是离不开语境，包括交际双方的身份、谈论话题、目的等是明确的——不确定性就转化为确定性。这时特别需要双方的共有背景知识。

共有背景知识指交际双方比概念知识（世界知识）更具体、更具限定性的、在特定语境中发挥作用或使特定话语呈现具体意义的共有知识。

如A与B都知道张三刚刚一股气喝了一大碗水，B对A的表述就可理解为“张三真能喝”或“张三渴极了”。再如A与B正在讨论组建健美表演队的问题，要选拔身体苗条、灵活的人选，B根据这个共有知识很容易判定其为“张三不是合适的人选”。

再如A对B说“The sky is blue.”（天晴了。）这句话似乎只是表示字面的、常规的意义描写，然而，加之具体共有背景知识却可以使其描写不同的对象域。

如果A与B达成协议，晴天A送孩子上学，雨天B送孩子上学，那么，通过媒介“The sky is blue.”便传达了“该你送孩子上学了”的信息（隐喻意义）。

如果A与B都知道刚才孩子哭闹要东西，后来A给了他，孩子又破涕为笑。那么，A的表述“The sky is blue.”则是“孩子不哭了”。

这些事例说明媒介（“The sky is blue.”，“张三是牛”）必须借助具体的共有背景知识，才能获得其所指，它们是说话人的意义，不是分析者借助字面推导出来的意义。共有背景知识不但在理解隐喻性话语中，在理解字面话语中同样如此。

这同时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隐喻理解过程等同于字面过程，而应该去发现隐喻性语言的机制，并证明它在各类语言现象中起作用，所以它不是特殊的。

（四）理解过程与理解结果

句子具有“字面意义”的观点，溯源于对隐喻语言和字面语言“解释”中发现了不同的意义。讲话人可能用“字面的”语句如“The snow is white.”表示一组真假条件。然而对隐喻句却非如此。如“Marriage is like an icebox.”可能包含许多意义。这种非确定性使得隐喻语言看起来似乎是特殊的，相比之下，字面的似乎是主要的、常规的。

为什么会认为字面的是常规的，隐喻的是非常规的、特殊的？这种感觉并非来自讲话人自身。一些语言学家之所以将隐喻看作是对常规的违反，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混淆了语言的过程和产品两个概念（Gibbs，1990，1993）。尽管人们有时可能会将隐喻的和常规的区分开来，但这种有意识的判断是建立在语言解释后的产品之上（late product of linguistic interpretation），它与先前的隐喻性语言理解中的无意识的心理过程不同，两者不能混淆。坚持认为有字面意义者一般凭借经验现象，感到隐喻性意义是不同的，便推测字面的和隐喻的语言认知机制一定是不相同的。但是，这种对隐喻意义的感觉指的是语言学研究的后期产品，不是指先前的非意识理解过程。

只要看一下语言解释理论便可发现，语言学家总是在语言的时间轴上强调某一个点，从毫秒的理解到长期记忆反映分析，各不相同。吉伯斯（1994）将这种时间上的差异粗略划分为理解（comprehension）、判断（recognition）、解释（interpretation）和欣赏（appreciation）四种。

理解指话语意义的即时性创造过程。这个短时过程一般是无意识的。它包括各种语言信息（如语音、词汇的听辨、句法等），这些信息与语境和真实世界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使听／读者领会说话者／作者的目的。例如当读到“My marriage is like an icebox.”时，读者不需有意识反映便迅速理解作者句子表达“My marriage lacks affection.”（我的婚姻缺乏爱情）。这个理解过程可以通过当时语境起作用，或者更多的是通过在任何时候都起作用的听者／读者的共享语境知识（common ground context）。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理解过程的时间跨度为最少几百毫秒，最多不过几秒（Gibbs，1994）。

辨识（recognition）指有意识地将理解结果／产品划分为各种类型。例如一个读者理解某个具体句子／话语的意义被有意识地辨识为隐喻性的。尽管持字面意义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认为辨识（即有的是隐喻性的，有的是字面的）是理解话语或篇章中必需的，然而人们在理解一个话语的意义或说话人的意图时，是否非需要这种区分不可，完全是个谜。例如，听者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谈话中哪是夸张、哪是讽刺、哪是隐喻、哪是字面的、哪是换喻的，等等。同时他们也不会分辨每个主语属于具体什么言后行为，如断言（assertive）、指令（directive）、请求（request）、抱怨（complain）、礼貌（polite），等等。

解释（interpretation）指对先前的理解结果／产品作为符号来处理。一个人可以有意识地将一个特定话语或语篇类型做创造性的解释，认为它有特定的内容或意义。例如当听到“My marriage is like an icebox.”时，可能导致推论听话者理解了某种内涵集合，这个集合是关于“marriage”和“icebox”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例如，冰柜是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可被隐喻地理解为也是冷的。冰柜是小的、封闭的，婚姻也被隐喻地理解为封闭的。其中有的内涵可能是说话人／作者的，另外一些内涵可能不是说话人的意图，但仍然是有道理的。解释指理解结果或产品，它可能是说话人的意图，也可能不是。这种解释的结果，有些可能是非常细致的，需要特别长时间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决定。解释过程晚于理解过程，而且一般需要对说话人的意图进行回忆。

欣赏（appreciation）指对辨识的类型或符号进行美学评价。评价同样不是理解语言意义可能的必需成分。因为听话人或读者不必有意识地对所理解的意义进行美学评价。例如，读者可能将“My marriage is like an icebox.”评价为合适的。当人们评价隐喻性语言的时候，他们要对隐喻性语言的意义做回忆。心理学家试验证明，理解和评价是完全不同的思维过程。

总之，隐喻性语言的理解像字面语言的理解一样，以理解过程起始，后经辨识、解释和评价。对日常语言甚至文学作品中的隐喻性语言的理解，一般不涉及理解本身以后的各个层面，不需要更大的或特殊的认知能力。换言之，读者可以理解辞格的意义，而无需分辨它们是否为隐喻换喻、夸张、言外之意等。读者也可以不做任何美学评价来正确地解释作品中的辞格等。不管在理解一个具体辞格中思维过程怎样，有一点十分清楚，隐喻性语言的每一个时间段上都需要有与其他时段上不同的理论说明。

隐喻研究者经常将不同时间段上的隐喻描写用于其他时段上，结果造成混乱。语言解释的时段性需要不同的理论。因此没有必要规定隐喻的（metaphorical）、字面的（literal）、言外的（illocutionary）、间接的（indirect）等。隐喻的和字面的在最初理解中无差别性并不意味着要否定隐喻性意义是特殊的结果，如诗的隐喻意义。同样，注重隐喻性理解后期结果的理论并不能用来证明先期理解过程的基础性本质。通过符号的可分析性，有意识地辨别哪是隐喻的哪不是隐喻的属于理解后期问题，需要不同的理论模式予以说明。本节说明的是隐喻性语言不需要特殊的理解。相反，心理语言学家的大量研究表明，人们理解许多隐喻表述是轻而易举的，并没有明显地意识到这种语言现象是特殊的，或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以上我们分别从动态和静态角度考察了隐喻的特点。首先，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所共有的，具有普遍性；其次，作为一种认知机制，一个思维过程，隐喻在这个过程的各个层面运作。从初民的早期思维对语言、文字产生的影响，到语言随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直到现在实际活动中语言的复杂运作程序，其中隐喻机制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隐喻为我们分析认识语言的本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动态的、全方位的视角。隐喻是一种关系机制，或者称为认知关系机制。这些关系包括个人与社会、思维与语言、内容与形式、心理与生理、共时与历时等关系内容。因此，在研究隐喻时，既要有对隐喻机制宏观的把握，又要有对具体分析对象中隐喻机制的不同运作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对隐喻及其功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注释】

[1]吉伯斯用“经典语用学”这一术语主要指语用学发展初期阶段塞尔的语义推导和格赖斯的合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