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据就是隐喻”

二、维柯：“理据就是隐喻”

语言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东西，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的社会活动密切相关。语言的社会属性会更多地引起哲学家们的思考，隐喻也不例外。我们在讨论语言的意义时不能离开使用语言的主体——人，以及人的社会活动、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过程。西方不少哲学家很早就对隐喻在语言生成和认知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意大利杰出的法学家和哲学家维柯（1668—1744）在他的《新科学》（1725）这本巨著中，对语言和文化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将语言描写为三个阶段：一、象形语言；二、象征的或诗意的语言；三、抽象的或科学的语言。而第一种和原初的语言即是隐喻。维柯将其称为“诗”：“诗乃人类之母语。”他认为，第一个民族并不是借助概念思维，而是借助诗的意象；他们以寓言交谈，以象形文字写作。与这种语言和思维形式相对应，他们所具有的并非是科学的而是隐喻的地理学，隐喻的宇宙结构学，以及隐喻的天文学——甚至隐喻的道德学。

人类各种语言文字的起源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即各民族出于一种本性，都是用诗性的语言来说话的，诗性的语言本质上表现为某种想象的类型。原始人类在对周围环境的反映中，把一切物种和特殊事例都转化成某种象征或隐喻，从而形成其各自的神话世界。因此，人类原始的传说和神话并非谎言，它们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社会环境中人对世界的诗性的、隐喻性思维的符号系统的解读。

原始人类由于知识的缺乏，不能正确解释其所观察到的各种事物，出于一种本能，人类便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些事物之上，这样，“人在无知之中把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原始人类的诗性智慧和诗的语言正是一种人化了的世界。这是一种人类还未能有意识地将自身从客观世界分化出来时所拥有的智慧和世界。就在人类以其自身为尺度来衡量所处的世界时，语言和符号象征成为了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完整模式，于是，人把自己变成了整个世界。

维柯认为，尽管各个民族的语言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别，但这些语言产生、发展的机制是一样的，应当存在一种作为不同语言“深层结构”、为人类各民族所共有的“心头语言”，并且语言的意义是有理据可寻的，这种理据就是隐喻。在世界的童年时期，人类的本性便是天生的诗人，他们所使用的诗性语言之意义理据就是隐喻和象征，他们的神话就是寓言化的民族文明史。从现代观点来看，隐喻如同化石一样凝聚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之中，它们曾经是一些生动观念的具体体现，只是我们现代人凭“麻木的理性观念”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换言之，人们在“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两者之间所做的区分只有在具备了抽象思维能力的社会才成为可能，才能有意义。

从维柯的理论中可以看出，隐喻是一种经历事实的方式，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真理在想象中的投影，因而它总是处于“人的创造”中心。